在一座红军纪念馆，我看到过一种票。约10公分长，8公分宽，面额100斤，为棉麻纸质，木刻版印刷，纸色发黄。

　　这种票叫“红军借谷票”，借谷票正面四周有麦穗和花纹边饰，上方繁体隶书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干谷一百斤”字样。中间有半圆形红军战士持枪举旗冲锋陷阵的图案，两旁印有“瑞京县”(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并把瑞金定为首都，瑞金随之更名为“瑞京”)3个字。下方有两行小字“此票专为一九三四年向群众借谷充足红军给养之用”，落款为“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并盖有其本人印章。

　　无疑，这枚“红军借谷票”，是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难得一见。同时，这张借谷票，既充分反映了当年红军的风雨历程，也体现了红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的精神风貌和军民唇齿相依的鱼水之情，是不可多得的革命传统教育的实物教材和党史纪实资料。

　　在桑植，红军严守纪律，不打人、不骂人、不拉夫、不扰民，说话和气。百姓在白色恐怖中，冒死支持红军的故事，依然生长在当地百姓的记忆中。

　　在晚田峪村喻家湾组，我见到了百岁老人熊廷茂。老人虽然一百零一岁了，但身体还不错，行走自如，爱抽烟，还喝点小酒。老人抽着烟，把我带到了那个艰辛的岁月。

　　熊廷茂老人说，我有一个同学，是小学同学。他叫喻吉成，离我家也就里把来路的样子，兄弟三个，他排行第二，所以我们都叫他老二。我家兄弟四个，我排行第四，他们都叫我老四。在学校，我与老二玩得来，课间或是放了学，我们就经常一起玩。上山砍过柴，下河捉过鱼，有什么好吃的，都互相留着，有什么心里话，也互相说着。

　　一天放学后，老二把我拉到树林里。老二问我，去不去当革命军?我说，什么革命军?老二说，工农革命军，是洪家关的贺胡子领导的。我有点犹豫，说，这个我做不了主，要问我老儿和我娘。老二说，去吧，我大表哥说了，工农革命军是专门打土豪劣绅的，是站在穷苦老百姓一边的。我说，我们才十二岁，这么点年纪，人家革命军要吗?老二说，我大表哥说了，革命军里有童子军，都是小孩。我大表哥还说，大家在一起挺好玩的，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念书，一起站岗放哨。有吃有住，我们还能天天在一起，多好啊!我觉得很奇怪，问道，你老儿同意?老二说，同意，他还说，工农革命军是专门打坏人的好人。回到家，我就对我老儿说，爹，我不想念书了，想跟着喻家老二一起去干革命军。我老儿瞪了我一眼，说，你现在年纪还小，好好念你的书，不要想那么多。我说，那人家喻家老二怎么能去呢?我老儿说，人家是人家，你是你。我说，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吗?老二说，革命军是专门打土豪的。我老儿说，四娃啊，不是你老儿不让你去。他说革命军是打土豪的，别人还说革命军是土豪呢。这个革命军真要是土豪，专门干坏事，可就把我们熊家的声誉给毁了。我们熊家可是正经人家，从不干偷鸡摸狗的事。听老儿这么一说，我就把这个想法收了回来。

　　很快，老二就当童子军去了。背着个小包袱，驻着根棒子走的。走的时候，我和老二在学堂后面的树林里聊了很久。最后，我们抱着大哭起来。

　　熊廷茂老人说，大概过了三个月，老二回了一次家。老二跟我说，去吧，当革命军去吧，这真的是一支好队伍，不是土豪，也不是土匪。在那里，不仅管吃管住管穿，还教我们学习和打枪。革命军的领导都有文化有见识，还有的上过黄埔军校，都是好人。去吧，背着你老儿偷偷去，他拿着也没办法。老二还教我唱他在童子军里学的《工农革命军歌》，现在我还记得很清：

　　我们工农革命军，都是受苦人/拿起斧镰和刀枪，团结成一心

　　枪尖对准反动派，没收大资本/推翻黑暗旧社会，权力归人民

　　大家快快团结起，暴动有保证/举起起义大红旗，杀敌不留情

　　一切权力归劳动，建设新政权/土地财富属我们，天下均平等

　　工人农民要专政，不再受欺凌/当家做主气势雄，自己握前程

　　我们工农革命军，志冲半天云/共产主义我们造，大家向前进

　　以后，老二再也没有回过家。他走过长征后，到了延安。他在延安时给我写过信，但我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拿到这些信。什么原因呢?当时国共还没合作，我老儿就偷偷地把信给藏起来了，怕受牵连，怕国民党查。拿到这些信，我一打开，看着看着就掉泪了。到了延安，老二也一直牵挂着我，鼓励我参加革命。我记得他在一封信中就鼓励我参加八路军，信的大概意思说：老四，近来忙吧，家里的包谷熟了没有。我已经到了延安，这里已经成了革命的中心。全国各地的许多有志青年，都来到了延安参加革命，又有许多青年从这里出发，走向抗日前线，打鬼子，保家卫国。老四，我知道你是一个有志气的人，现在国难当头，日本鬼子打到我们家里来了，作为中国人，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我们不能当亡国奴啊!老四，赶紧走出桑植吧，参加八路军吧!

　　可惜老二还是死了，保卫延安时，被国民党的炮弹炸死的，他已经当上了团长了啊。但老二的老儿一直不相信自己的儿子死了，他也一直没到县上去找，更没有到烈士纪念塔去找，他一直在家等待，直到死。死的时候他说，见不到二娃回来，我闭不上眼啊。但我去了，去过县民政局，也去过烈士纪念塔，都没有看到老二的名字。

　　熊廷茂老人说，没去逮(干)红军，我后悔死了。逮了红军可能死在外面了，但也值啊。后来，我们喻家湾也住了红军。与红军打交道后，我更感觉到红军了不起。红军是真好啊，不像国民党军，看到老百姓什么东西好要什么，不给就抢。红军特别讲信誉，比如借老百姓的食物，打借条，发借谷票，都是超出原来的标准归还。红军纪律像铁一样的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随便进民房，下雪天，他们宁肯和衣躺在土地上。他们不吃老百姓的饭，即使需要什么东西或吃老百姓的饭都要付钱。红军从桑植出发长征时，我们去看了，队伍很有秩序，三天三夜全部走完。你说红军出发时我们送了什么东西给他们，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当时家里都穷，想送，但哪有东西送啊。反倒是红军送东西给我们，那些扛不动的、拿不走的，都分给附近的老百姓了，分文没要。

　　不过，老百姓是大力支持红军的。熊廷茂说，当时红军住到我们喻家湾，我们这里树密，容易受到敌人的袭击。我们主动把周围的树砍掉，有些树很珍贵，还有些树年纪很大了，但我们都没有犹豫。砍了周围的树，敌人就不容易偷袭了。一天晚上，有个当地人过来摸(偷)枪，脖子上戴个狗铃铛。狗铃铛一响，人家以为是狗来了。那个摸枪的人刚到墙边，还没进屋，就被红军发现抓住了，并交给了他的族人，要族里进行批评教育。但摸枪的人的族人觉得，红军为老百姓好，你还去摸红军的枪，这是给家族丢脸的一件事，更是家族的耻辱，于是决定把他处决，最后把他绑去“沉塘”了。

　　虽然桑植是穷山恶水之地，但这里的人民有情有义，像喻家湾这样“门口嘛挂盏灯，照在大路上”支持红军的故事，几乎无处不在。

　　在田儿哑村岩子峪，我见到了熊朝恩。78岁的熊朝恩非常热情，一见面就问我逮(吃)饭了没有。我说，逮过了，逮过了!他说，逮过了，也再逮点，我家有腊肉，湘西腊肉好吃得很哩!

　　熊朝恩把我拉到他家前面的山坡边，告诉我说，这个坡下面有条路，以前还是一条要道。一天，红军队伍经过这里，我爷爷熊石敏非常高兴，把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拿出来送给红军，但红军不要，笑着一队队从我家前面经过。我爷爷对红军领导说，你们来得好，你们来得好，替我们穷苦人出气了。我爷爷正看着红军经过，突然红军一头驮着食物的驴子滚到山下。我爷爷立即跑过去，要帮着推驴子。红军又说，老乡，不用麻烦您了。我爷爷不干，他说，那不行，你们鸡蛋不要，忙总要帮吧。别看我爷爷个头不高，但因为从小就爬山砍柴干农活，有一股蛮力气。于是，他与红军一起，把驴子推了上来。虽然这只是件小事，但我爷爷放在了心上。红军走了后，他经常跟我们提起，红军曾经路过我们家门口，我还帮红军推过驴子。我还有一个三婆婆(奶奶)，她是做发粑粑卖的，看到红军了，她把家里所有的发粑粑拿来，送给红军。红军不要，我三婆婆非要送给他们。红军说，要可以，但要收钱。我三婆婆说，钱不能要，这是送给你们吃的。红军说，不收钱，我们就不要发粑粑。我三婆婆说，我到了你们家，你们还不泡杯茶喝，煮个鸡蛋吃啊，将心比心啊!无论我三婆婆怎么说，红军就是不要，最后还是收了他们的钱。

　　熊朝恩说，1949年中秋的时候，桑植解放了。那时，我已经十二岁了，懂事了。那天，我们看到一队队的部队经过我家门口。看到部队，我爷爷特别兴奋，他大声地喊着，红军回来了，红军回来了。我爷爷跟上去跟解放军说话，解放军的首长热情地跟我爷爷握着手。我爷爷说，红军好啊，替我们穷人出气。解放军的首长说，老乡，我们现在不叫红军了，叫解放军，这次我们不仅解放了湘西，还要剿匪，你们老乡可要积极配合呀，发现土匪及时报告，打掉土匪，让你们老乡自己当家，以后就再也没人欺负你们了。听解放军说要打掉土匪，我爷爷都激动得掉泪了。他对解放军的首长说，我恨死土匪了，我老儿就是被土匪用刀砍死的，想报仇都不敢报。我爷爷带着解放军各家各户看看，屋前屋后的树林里看看，看看有没有躲起来的土匪。看完后，我爷爷留解放军在家吃饭，他们不吃，我爷爷搬凳子给他们坐，他们不坐。当时还下着雨，我爷爷都急了，这么大的雨，赶紧进屋吧。解放军死活不进。解放军走后，我爷爷逢人就说，我们桑植有希望了，我们国家有希望了，你看看人家解放军，那真是替老百姓着想呀!你们说说，这样的军队哪朝哪代有过。

　　刘家坪村刘家坪组87岁的刘金凤老人告诉我说，当时红军的担架队就驻扎在我们家的院子里。我家有个吊脚楼，里面关了一头牛，是头很壮实的水牛。红军担架队有匹马，也拴在了我家的那个吊脚楼。那天，红军没有拴马，也还没来得及喂草。马饿了，就去吃我家牛的草。我家牛急了，一脚踢了过去，把红军的马给踢死了。当时养马的那个红军战士找到我老儿，说我家的牛踢死了他们的马，要我们家赔。我老儿是个老实人，吓得不得了。这时红军的担架队长来了，他把情况问清后，冲着那个红军战士凶道，难道这是老乡的责任吗?难道你不懂红军的群众纪律吗?当天晚上，红军担架队就集合开了个会，在会上批评了那个战士，那个战士还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红军生活非常艰辛，也经常向老百姓借粮食。有一次，红军借了我家一担多谷。还有一次，红军把借我家的装粮食的麻袋弄丢了，红军用一担箩筐抵了。红军快走的时候，从大庸(今张家界)用驴子驮来粮食，把借我家的，以及附近老百姓家的粮食都还了。为了防止遗漏，他们还挨家挨户地去问。因为住在我家的是担架队，所以家里经常会有伤员，死人也是常有的事。只要有伤员死了，我老儿就会帮着红军抬，都葬在了荡儿口。红军长征前，死了二十七个，我老儿和红军一起忙了一天，才把这27个红军葬完。红军走的时候，我们都舍不得，很留恋。我们知道，红军在这里，我们就平安，红军一走，我们就有危险。

　　刘金凤说，红军对干部战士要求特别严格，他们还设了个军事法庭，如果谁违法乱纪，乱拿群众东西，就直接枪毙。古人说，严父出孝子，慈母多败儿。这样的队伍能不有作为吗?

　　珠玑塔村九房组的刘开吉老人，是个篾匠，已经88岁高龄的他，依然在编织背篓卖。他说，红军刚驻扎到龙堰峪一带时，到处征粮食，他们只要富农和土豪劣绅的，贫农的只借。我娘想给红军捐几担粮食，但红军来到我家看过后，说，你们家什么都没有，是贫农吧!我娘说，是的。红军说，是贫农那就借，于是借了三担稻谷，还写了个借条。后来又借了一些包谷、粟米。红军走的时候，用背篓还了几袋给我家，没有还完的就折合成钱还给了我家。

　　珠玑塔村村主任刘纪海也告诉我说，红二军团在长征出发的前一天，我爷爷杀了一头猪，准备送给红军，红军接受了，但非得要过称付款，最后红军给了我爷爷四块大洋。我爷爷和伯伯是渡船的，红军出发时，他们都去了，在酉水河上干田坝那里渡船，送红军出发。我爷爷和伯伯整整渡了一天一夜。就因为给红军做了这些事，红军走后，我家没少吃苦头。

　　……

　　我还了解到，当桑植党组织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支援红军时，人民群众积极响应，踊跃参军。在苏区，动员民众参军被称之为“扩红”。在桑植等地流传着一首叫《扩红》的歌谣：“扩红一百，只要一歇；扩红一千，只要一天；扩红一万，只要一转。”刘家坪刘开绪兄弟四人几乎同时参加红军，小溪13岁的熊竞臣自己参加红军时还带11个小朋友一起加入。据不完全统计，仅1935年，桑植参加红军的就有3000多人。

　　同时，桑植人民大力支援红军，表现出了高度的奉献精神。如瑞塔铺铁匠陈才生，一次分配他为红军打300副防滑用的脚码子。为了防止走漏风声，他便约几个伙伴，把风箱炉深夜抬到红沙溪干沟里，连续三昼夜赶完任务，分文不取。

　　不久后，即便是红军长征了，桑植人同样用生命掩护着红军伤员的生命。

　　桑植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桑植历史》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当年红二、六军团在进行远征准备时，对部队中的老、弱、病、残、伤进行了精简，其中有23名瘸脚残手的伤残红军，部队领导实在不忍心将其精简。部队领导想，如果把他们精简下来，既不能劳动，也没有生活来源，更没有人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那么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如果让他们跟随主力部队行动，肯定也是凶多吉少。大敌当前，战事频繁，不仅缺少人力和物力照顾他们，而且还有可能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影响整个转移大局。

　　但红军领导又想到了，在长达8年的苏区斗争中，党和红军为确保红军战士的生命安全，在强调办好红军医院和部队野战医院的同时，紧紧依靠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分别在官地坪、上河溪、仓关峪、陈家河等地开办过各种形势的寄养医院和救护所，使不少战士伤愈归队。有鉴于此，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决定利用这一良好的群众基础，将这23名红军伤员送到洪家关横塘弯养伤。

　　当时，在横塘弯有一个叫谷采芹的人，德高望重，还与贺龙一起参加过哥老会，一起进行过“讨袁护国”斗争，彼此情深谊厚。1928年，这里就建立了基层红色政权，有不少人参加了红军。8年后，这里的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感情依旧没变。这里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横塘弯上下两寨50多户人家，全姓谷，并且很团结。谷家人都喜好舞剑弄棍，个个都身手不凡，一般地痞流氓不敢与之作对。谷家上下两寨有100余间木房，前后相连，户户相通，不管从哪家进屋，不出门就可串完全村。这个村也是四面环山，山上古木参天，山下户户相连，个个是宗族，户户是睦邻，隐蔽十分方便。伤病员在这里落户养病疗伤，既有良好的地理环境，又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这个任务无疑是危险的。伤病员天天要吃喝，日日要护理，还缺医少药，吃用艰难，同时还要严防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搜捕。但搜捕吓不到横塘弯人，困难更拦不倒横塘弯人。心知肚明的横塘弯人接受任务后，连夜用担架将23名红军伤员接进了“家中”。

　　红军伤病员被秘密转移到横塘弯后，洪家关小学教员、地下党员刘德成，就与村里的骨干分子商量决定，采取集中治疗法，建立一所临时秘密医院，以便统一治疗，统一管理，要是遇到突发险情，以便于统一指挥，实施应急隐蔽。于是，各家各户所凑的被子、床板以及日常所需用具便送到了“彬公祠”，一所临时的秘密医院就建了起来。

　　“彬公祠”即横塘弯谷姓祠堂，按白族习俗，凡是稍大一点的村子都设有祠堂。祠堂一般居于村庄中心，严肃神圣，一般人不可入内。伤病员住在这里，即舒适又安全。

　　临时秘密医院有了住所，也有了“护士”，就是缺医生。为了找到素质高、医术高、觉悟高的医生，刘德成一面教书，一面打探医生，察访了方圆数十里的地方，就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一天，刘德成在洪家关墟场上徘徊，看到一位草药郎中给一个农民治疗，农民给他钱，他硬是不收。一打听，才知这位草药郎中便是谷采芹的亲家，洪家关海龙坪村人，名叫瞿德阶。随后，谷采芹出面请他为红军伤员治疗。亲家出面，他二话没说，慷慨应允。这很出乎谷采芹意料，因为他亲家原来一直胆小怕事，这次却为了红军伤员的治疗，表示掉了脑壳也情愿。

　　给红军伤员治疗，医术固然重要，但保密观念和敌情观念更为重要。每次出入临时秘密医院，瞿德阶都是以赶场或走亲家为名。他的行踪，除横塘弯的人知道外，谁也不知道他是红军临时医院的医生。一天，他背着药准备去医院，可后面跟着个跛脚的“叫花子”。为了保密，他灵机一动，不去医院，径直前往洪家关，指望此举可以甩掉可疑的“叫花子”。谁曾想，他从洪家关返回，准备再次去医院时，那个“叫花子”又在那里等着他。“叫花子”脚上缠着棉团，说是长的瘤瘫。于是，瞿德阶便将计就计，以专治瘤瘫的医生为由，特地要帮他治治。“叫花子”唯恐露了马脚不好收场，只得当着围观群众的面溜之大吉。

　　“叫花子”走后的第二天，国民党的团防队就进村挨家挨户地搜查了。由于村民警惕性高，发现早，及时隐蔽了伤员，没使敌人发现任何可疑行踪。但敌人不死心，白天没搜到，他们晚上又来搞突然袭击。一天深夜，敌人朱际凯带着“铲共”义勇队赶往洪家关，专程搜捕红军伤员。情况十分紧迫!刘德成听到这个消息后，便悄悄地飞奔横塘弯，及时告知敌情。一时间，“彬公祠”里汇集了全村的男男女女，人人忙个不停，且动作迅速，秩序井然，很快就把全部伤员隐藏到了深山里。敌人再次扑空。

　　其实，红军伤员进住不久，部队留下的粮食就所剩无几了，钱也快花光了。大家都很着急，急忙求助于贺家人，虽然得到了慷慨解囊，但贺家也只有5担谷子了，也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没办法，刘德成、谷采芹、王二妹、刘金润等人一合谋，别无他法，只得把伤员分开，每户养1至2名，有干吃干，有稀吃稀，渡过难关。

　　为加快伤员的治疗速度，刘金润干脆把郎中瞿德阶接到家中，主动承担郎中的全部生活费，解决治疗药费。为此，她还把自己家30多担谷的田和一片园林卖掉，年底又把一头肥猪卖了。为给伤愈后的红军归队筹措差旅费，谷采芹也是省吃俭用，把自家的肥猪卖掉了。

　　经过半年的治疗，23名伤员大都恢复了健康，并踏上了追赶红军队伍的征途，先后归队。而一手组织给红军伤员治疗的地下党员刘德成则被敌人抓走，关进了县城的监狱，受到严刑拷打和折磨，始终坚贞不屈地与敌人作斗争，最后被敌人残酷地毒死。

　　一盏灯的光很微弱，但家家门口挂盏灯，桑植便成了灯的海洋，一片光明；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家庭的赤诚与真情有限，但所有桑植儿女的赤诚与真情凝聚起来，便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坚不可摧。

　　这就是桑植力量!

 

　　作者简介：纪红建，湖南望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毛泽东文学院办公室主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届高研班学员。一级作家。已出版《中国御林军》《明朝抗倭二百年》《不孕不育者调查》《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等长篇报告文学十余部，在《中国作家》《当代》等发表《哑巴红军传奇》《人民的记忆》《走向崇高》《不朽残碑》等长中短篇报告文学百余万字。曾获解放军文艺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希望杯”中国文学创作新人奖、湖南省青年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