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源远流长的文体。文体是文学发展过程中创造性记忆的代表，是文学经久不衰的表征。任何一种文体都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成熟、不完善到完善、简单到复杂的演变……

　　诗歌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源远流长的文体。文体是文学发展过程中创造性记忆的代表，是文学经久不衰的表征。任何一种文体都经历了不成熟到成熟、不完善到完善、简单到复杂的演变，但是它们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仍然保留作为一种文体标志的某些稳定特征，并在后世文学的不断创新拓展中顽强地绵延着这些特征。诗体是诗歌存在形式的主要因素，是诗歌作品呈现在世界面前的具体形态，是读者认识和把握诗歌作品的依据。诗歌在使用语言符号传达主体审美意识的过程中，诗人处理主客体关系和语言运用等的不同，都将影响到诗歌作品不同的表现方式，构成众多的诗歌形态。诗歌的基础是形式，因此其体式比其他文学样式更加重要。

　　在梳理中国古代诗体递转变革的历史线索之前，我们探究总结一下诗体衍变的社会文化动因：

　　其一，社会意识形态的选择。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演变，文学的性质、内容与形式也必然会发生变化。社会意识形态的选择涉及到政治、精神文化(哲学、宗教、道德)对文体的影响判断。在“历史与形式”这个问题上，黑格尔与马克思都认为，艺术形式不仅仅是个别艺术家的癖好。卢卡契强调指出，文学中真正的社会因素是形式，并明确说艺术中意识形态的真正承担者是作品本身的形式，而不是可以抽象出来的内容。

　　特里·伊格尔顿由此得出结论，文学作品中的社会、历史印记明确的是文学的，这里所谓“文学的”也是“形式的”。从根本上说，诗歌文体是时代的产物，同时，时代也提供了一种内在的需要，即集体心理要求的压力。以赋体之文为例，从骚体到散体，从歌颂到抒情，从润色弘业到刺世嫉邪，其发展演变都与世态相关。宗教的内容和形式对诗歌的体裁、表现方法、语言等方面都有较深的渗透和影响，对中国诗歌影响最大的是佛教。王维仕途受阻，就去佛教中寻找慰藉：“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他的诗作不仅提供了闲、空、寂的悠然自得的田园境界，而且走向了象征主义。流行于魏晋到隋唐时期的变文，原是寺院僧侣向听众作通俗佛教宣传的韵散夹杂的文体，后来文人用以讲唱民间故事和传说，为文学开创了韵散结合的新文体，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词话、诸宫调、弹词、评剧、戏曲等新形式的创造上面。当然，“文学形式有自己高度的自主性，它部分地按照自己的内在要求发展，并不完全屈从于意识形态的每一次风向。”

　　其二，创造主体的自觉追求和接受主体的期待视野的积极促进。导致诗歌文体演进的诸多因素中，创造主体的自觉追求和接受主体的期待视野的积极促进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这两者从根本上说是人性发展的结果。诗歌的进步是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就诗歌作品的内容而言是如此，对诗歌形式而言也是如此。形式的演进包含许多方面，像体式的增益，由四言诗发展而成五言诗，又形成七言诗，由古体诗发展而形成近体诗等等，还有运用语言的能力的提高及方式的繁衍，结构的趋于宏大及严密，等等。大致说来，诗体的演进有些是直接地与人性的发展相联系，有些则是间接地。

　　就人性的发展与诗歌文体演进的直接联系来看，宋词等本是适应城市平民的享乐要求而产生的，而这种享乐要求的形成，固然有赖于物质生活(经济基础)的日益丰富，同时也有赖于人性的发展，人们因此从长期清苦生活形成的抑制享乐愿望的束缚里解放出来。

　　以间接联系来看，则审美意识与文学观念是主要的中介。一般说来，文学应给人以美感，从而文学的形式也必须服从美感的需要。但人的审美意识是经常变化的，诗歌体式的演进也必须顺应审美意识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又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人性的发展。试以四言诗向五言诗的转变为例。四言是《诗经》的主体，但从东汉时期起，四言诗在诗歌中的主体地位就逐渐被五言诗所取代。五言较之四言有许多优势，四言诗句式较单调、板滞，其能适应的多为庄重、舒缓的感情，苍凉、惆怅也还可以，却不适应浓烈、明快、尖锐一类，但五言诗的句子组合方式更多，得以与感情的起伏转折相应，因而能适应多种感情的表达需要，五言诗的出现，对于两汉文人遂成诱惑。

　　在广义的诗歌中，首先是元代散曲大量使用了活泼的口语，这一传统又被众多明代散曲家所继承。而散曲语言风格的造成，是由于情感解放的需要。明中后期许多诗人对民歌俗曲的大力推崇，成为文学史上的突出现象，这里也反映着对古诗语言与体式的不满，唐寅和公安派的一部分诗作，还对此作出了破坏性的尝试。黄遵宪等清末诗人更强调了扩大诗歌语言自由程度的需要。古诗语言和体式对情感表现的束缚是很早就被意识到的，打破这种束缚的尝试也早就出现。但相比于悠久的古诗传统，这种尝试容易显得粗浅，所以也容易回复到古诗传统上去，就像公安派后期的情况那样。“只有在情感的解放和语言与体式的解放达到必要的程度时，才有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新诗。”五四新诗开始也是相当粗浅的，但由于坚持了彻底的变革的方向，才终于获得较大的成功。五言冲破四言，七言冲破五言，词冲破五、七言，散曲冲破长短句，都是为了冲破文体束缚，获得更大的表现日益繁富的外在世界和心灵世界的诗歌空间。至散曲，表现空间已经大为扩展。蒲菁为《人间词话》作的《补笺》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莫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他也因此认为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

　　其三，文化交流的大力推动。因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交通与信息提供的便利、文艺的趋新与认同规律、文化圈的开放等背景，以及民族需要条件和不对等条件(优胜劣汰)，各民族文学相互联系和影响有其历史必然性，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它是各民族经济、政治、科学、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各民族文学的这种相互关系，既表现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也表现在同一国家各民族文学之间。不过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本身带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局限性，还不大能形成世界范围内的相互影响。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在文化艺术方面和邻近的印度、日本、朝鲜等国交流多一些。中国古典格律诗很早就传入日本。宋代以后，我国与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文化交往日渐频繁，欧洲许多文学名著开始陆续传入我国，而我国的诗歌、小说和戏曲也逐渐被介绍到英、法、德等国，由此开始了世界规模的中外文学大交流时代。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学的思想内容、艺术表现、创作手法、文学思潮等各方面。就艺术形式而言，各民族文学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有利于艺术形式的相互学习、借鉴和融合。中国近体诗的成形与从印度引进佛经、研究梵文声律有关，乐府以后，诗歌日渐脱离音乐，诗的音乐美就得从自身去发掘，古人由梵文声韵而对汉语声韵的特点有所发现，从而完善了汉语声律理论，创造出近体诗。散曲也起源于西域音乐“胡乐”。对其他民族的文学形式要批判性地吸收和创造性地超越，坚持文学的民族性品格。

　　诗歌作为一种富于思想与艺术意味的文体，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滋养下孕育发展，并通过一代代诗家的纷纭杰构，形成若干深具文化底蕴的创作典范。在我们的理解中，“诗”是广义的诗，即包括辞赋、词曲等文体在内的所有韵文。中国古代诗史上出现的若干重要的诗歌体式，不仅关系到诗体本身流变中带有初始或转折性形态的评价，而且对于理解中国新诗文体形态与文化性格也具有不容忽略的意义。我们将立足于诗歌这一文体的体式特征，以诗体发展演变为经，以时代思潮和作家创作为纬，把诗体盛衰兴亡的历史进程、时代变迁和作家创作的心路历程交相呼应观照，力图对中国古代诗体的孕育产生、发展演变及体式特征做清晰全面的历史描述，论其源流，详其蜕变，在不间断的描述中展示真正属于文学史的丰满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