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以战止战的战场之鹰

 

　　他是一个标准的儒生，师范出身，闲静少言，温文尔雅。“匪窜”经年，破军杀将，声名遐迩，令对手闻风丧胆却无半点“匪气”。

　　他又是一个卓异的军人，年少从戎，自我参悟，却智谋百出，臻于化境，每计必中，算无遗策，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里的“常胜将军”和“胜利的旗帜”。

　　他无“匪气”却有“霸气”。一道道“粟令”破空而来，足以令地动山摇，风云变色：

　　粟令：1纵、6纵积极向东北攻击。

　　粟令：8纵向横山芦山，向北打，一纵由大山场以东及北打。

　　粟令：1纵所有机动部队及陶、王纵歼击25师，复浮山可放。

　　粟令：9纵、4纵打扫战场，肃清残敌，1、6纵仍打25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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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孟良崮上下刀丛闪烁，枪炮轰响，喊杀震天，山鸣谷应。麾下将领们急如星火，争先鼓勇：智将叶飞、韦国清在行动，猛将许世友、王建安在行动，骁将王必成、陶勇也在行动……

　　于是，蒋介石天旋地转、天昏地暗，引以为豪的五大主力之首、雅号“御林军”的整编74师灰飞烟灭，只有望空哀叹“空前的大损失”；一手创建、为之耗尽半世心血的老军长王耀武则捶胸顿足，悲鸣“有如丧父之痛”。

　　不仅如此，处于国共内战主战场的华东、中原，他一直战胜攻取、攻城拔寨，不断创造战役经典，又不断刷新自己的经典，遥遥领先同侪，迅速推动战局发展和结束，让和平的曙光更早地漫过地平线。

　　战苏中，击宿北，攻鲁南，取莱芜，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国共重新大打最为艰苦的第一年，他率领华中和华东野战军便登堂入室，战果非凡，吸引蒋介石的嫡系精锐最多、消灭的嫡系精锐也最多。

　　随后，他一而再，再而三“死谏”直陈，改变中枢和毛泽东的既定决策，在坦然接受的军令状规定期限8个月内，以豫东、济南和淮海三战砥定中原；之后跨长江、占南京，夺上海，最终与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的残兵败将隔台湾海峡对峙。

　　枪炮声由此戛然而止，广袤大陆的和平也随之到来。

　　他是当之无愧独领风骚的方面军统帅和主将。

　　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统率数十万大军奉毛泽东之令大踏步进退，时南时北，忽东忽西，以少胜多、以弱击强，将蒋介石号称800万之众的军队生生打掉了245万。这一战绩，昂然独步于四大野战军之首，乃至超过了另一久负盛名的战将林彪。

　　他赢得了对手深远的敬畏。

　　蒋介石也算一代枭雄，曾慷慨挥师，北定中原，纵横捭阖，收拾军阀无数，却无可奈何说他指挥的军队“训练最精，诡计最多，肃清最困难”。

　　有“悍将”之称的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受蒋介石恩宠多年，平生睥睨同僚目无余子，却难免畏忌于他，说他用兵“狡猾异常，常常在你想不到的地方、想不到的时候狠狠地咬你一口”。

　　或许冥冥中的预感，张灵甫还以“本师装备不适合山地作战”为由，向蒋介石请求调离华东，前往林彪的东北或彭德怀的西北战场。

　　何处无山地?何处无劲敌?蒋介石犹豫未允之下，张灵甫倏忽丧于他运筹帷幄之手，未成功先“成仁”，归西作古，抱恨终天。

　　远比区区一师之长张灵甫更牛气的方面军级主将杜聿明，因东北战场曾让中共宿将林彪两败四平，一撤千里，因病离开东北之际两人算是棋逢对手打个平手，便明夸他人实为自夸地警告华北杂牌系首脑傅作义说：“东北共军即将入关,关外共军的战略战术和战力是关内共军无法比拟的。”

　　不曾想，杜聿明一到关内淮海战场与他和华东野战军交锋过招，便智拙技穷，进退失据，攻守两难，仓皇间无奈束手就擒。

　　杜聿明终于在关内长了一回见识，心悦诚服地说他“指挥灵活，有远见”，“战略战术我非常敬佩，不管在什么时候，总是他领先一步，抢先在我们前面”，因而“不得不佩服”他的“军事指挥才能”。

　　淮海战场与杜聿明同病相怜、仅以身免的悍将胡琏，多年后仍然耿耿于怀，郁郁悲叹“土木不及一粟”。

　　他也赢得了领袖和同侪的信服。

　　毛泽东说他是“最会带兵打仗的人”。听到周恩来的卫士介绍叫韩福裕，毛泽东笑着脱口而出：“这个名字好呀，包含了中国两个大军事家”。这两个“大军事家”，一个是“率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的汉初三杰之一韩信，一个便是他。

　　和他长期搭档，屡屡写诗为他的战役作“形象代言”的陈毅说，“我很多情况只发挥一个政委的作用”，而“军事指挥”则是他；说他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记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他早年同一司令部的同庚袍泽、另一个野战军的战役指挥员林彪天马行空，很少夸赞于人，却不吝其辞，说他“尽打神仙仗”、“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决心”。

　　他的友邻战区、又一个野战军的军事统帅刘伯承则说他“智深勇沉，非常优秀，百战百胜，有古名将之风，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是中国的战略家”。

　　他去世后字数不多的讣告，全军最高统帅机关中共中央军委字斟句琢，多番删改，数易其稿，却始终保留了一句：“尤其善于组织指挥大兵团作战”。这在耳熟能详的十大元帅和十名大将中，属绝无仅有与破天荒的唯一。

　　“金杯银杯，不如口碑”。作为军人，他的军衔不是掺杂了太多其他复杂因素的元帅，仅为1603名将军之首的第一大将，却收获了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的诸多口碑，堪为至高无上的荣誉和桂冠。

　　从来英雄多寂寞，他也不例外。

　　他的寂寞，一是源于硝烟散去，战场对手的消失，犹如武林至尊登于绝顶，空阔无边，四顾茫然；一是源于生性敦厚，不屑政治权术。他的同好林彪便曾当面直言他“缺少党内斗争经验”，他言语讷讷，答说不仅缺少，而且没有党内斗争经验。

　　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也深悉自己的辉煌之根来自何处。

　　行将大去之年，回首往事，他不无感伤地说：“在和我共同参加战役、战斗的同志中，牺牲了的烈士有十数万，而我还活着，见到了革命的胜利。”因而他渴求“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

　　于是，他的骨灰被深情撒遍了江西、江苏、福建、山东等八个省市的蓝天白云之下茂林修竹之间。来于尘土，归于尘土，留下的只是厚重不朽的生前身后名。

　　他叫粟裕，一只水击三千里的战场之鹰，一个以战止战追逐和平，为战争而生的人。

 

　　1、残阳如血，八百哀兵里的一个

 

　　一群年轻的中共党人做梦也没想到，对他们和同样年轻的党而言，1927年竟是一个风雨如晦流血漂橹的年份。

　　他们曾经同一个战壕的两个战友和同盟者——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突然翻脸反戈相向，相继发起“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向他们挥起了寒光闪闪的屠刀。

　　他们多是握笔杆子的文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却手无缚鸡之力。他们中的一员毛泽东便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动笔杆子，不能动枪。”

　　蒋介石和汪精卫磨刀霍霍“清党”“分共”，自然不是让昔日的盟军今日的仇雠政敌听听声响而是急需刺刀见红，中共党人“不能动枪”，便形同束手就擒引颈就戮。于是枪声响处，大批曾经慷慨激昂的人头落地，尸骨累累，黑云压城，哀鸿遍野。

　　生死存亡之际，幸存的中共党人最终勉为其难，硬着头皮披挂上阵，开始生涩地拿起了反抗的枪杆子。

　　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的?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

　　他们被逼打响的第一枪，是在唐人王勃生花妙笔下称为“豫章故郡,洪都新府”的南昌。

　　这一年8月1日凌晨的南昌江西大旅社，灯火通明，人影憧憧，而不远处的滔滔赣江水却似乎格外平静。从四面聚合而来的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叶挺与刘伯承等久已成名的中共党人，正紧张地调兵强将，筹划武装暴动。身边曾有太多的热血同志凄然倒下，因而义愤与悲壮写满每一个人的脸上。

　　他们的麾下有贺龙的20军、叶挺的11军等部2万余人，而担负暴动总指挥部警卫任务的是叶挺所部24师教导队的一个中队。

　　教导队规模不小，相当于中共自办的军校，周恩来、恽代英和叶挺等人都曾亲自授课。学员亦文亦武，人人精明强干，生龙活虎，被调来执行警卫之责可谓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班长粟裕便是其中格外尽职的一个。

　　粟裕时年20岁，湘西会同人，个子不高，眉宇间却有逼人的英气。两个月前，他还是一个未谙世事的白面书生，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二师范。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常德军警随即如法炮制发起“敬日事变”，屠杀中共党人和青年学生。

　　粟裕是学校学潮的骨干人物之一，因而受到严格通缉搜捕。他被迫投笔从戎，匆忙从学校下水道逃出，辗转到武昌参加了叶挺的24师教导队，短暂受训后很快又奉命开赴南昌，站在了第一批武装反抗者的行列。

　　从中共武装斗争的资历上说，粟裕早于后来于1955年授衔的元帅彭德怀、陈毅、罗荣桓、徐向前等人，更不用说后来他麾下指挥的十几个纵队司令员诸如许世友、韦国清、王建安、陈士榘、叶飞等人。

　　因而，彭德怀在1958年6月批判刘伯承、粟裕与肖克(均为南昌起义参加者)等人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的，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军龄，我都不如人家。”

　　将粟裕这又一个与笔墨打交道的毛泽东似的白面书生逼上梁山，自然也是拜国民党两位首脑人物蒋介石和汪精卫所赐。

　　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没有想到，多年后，名不见经传的粟裕会一鸣惊人一飞冲天，长期出没、经营大江南北，直接威胁他们君临天下的首善之区南京。而最终拿下南京惊破其金陵春梦的中共将领，也是已统领数十万大军的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

　　不过，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粟裕从兵头将尾的班长到野战军代司令员的辉煌并非一蹴而就，还有一段22年漫长辽远的筚路蓝缕艰苦卓绝之路要走。

　　奉命担负暴动总指挥部警卫之责后，生性谨慎、又是平生第一次参加战役战斗的粟裕深知责任重大，丝毫不敢疏忽。他早已将江西大旅社周围地形查看得一清二楚，默记在心。

　　8月1日凌晨，高级将领们进进出出更趋频繁，硝烟味弥漫整个夜空，战斗即将打响。粟裕也格外提高了警惕，不仅在旅社门口放了荷枪实弹的双岗，架起两挺俄式重机枪，还亲自带班到楼下往来巡逻。

　　凌晨两点，周恩来、贺龙等人从总指挥部发出命令，暴动的枪声正式打响。按照作战计划和目标，全军各部迅速出动，南昌城内一时火光四起，枪声大作，喊杀声震天。

　　粟裕所在的警卫队也被安排了新的任务——前往接应朱德为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任务并不太难，警卫队奉命跑步到达驻地后，朱德很快顺利组织了教导团起义。这也是粟裕第一次见到朱德。

　　国民党在南昌城内守备空虚，仅有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所属3000余人的守军，远远弱于有备而来蓄势待发的两万起义部队，因而全部战斗不久便告结束，缴获枪支弹药无数。

　　第二天，林彪所属的11军25师也赶到了南昌集中，虽然号角已歇，枪声已停，却也算是躬逢其盛。林彪时为连长，高粟裕两级，不过也还属于基层军官，与粟裕一样不在创建中共军队的元戎之列。

　　最艰苦的行军和战斗在城外。

　　获悉原属于自己麾下的贺龙等部骤然“哗变”举事后，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惊怒交加，急令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与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火速出动，“进剿”南昌。

　　重兵压境，寡不敌众，早有预案的周恩来、贺龙与叶挺等人便按原定计划从8月3日开始撤离南昌，率军南下广东。他们打算以广东为基地，争取外援，然后向北横扫，进行第二次北伐，最终问鼎中原。

　　粟裕所在的警卫队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8月6日才撤出城外，除继续担负总指挥部的警卫外，还奉命押运南昌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

　　这一任务不亚于先头部队的冲锋陷阵。

　　多年后粟裕对此记忆犹新。他回忆说，除随身携带的驳壳枪和子弹，还背有两支步枪、200余发子弹，加上背包、军毯等单兵军用品，重达30多公斤。此外，每班必须负责抬一顶大帐篷，每人负责照管一个挑枪支的民夫。

　　8月正当南方酷暑，“赤日炎炎似火烧”，一些人因长途行军中暑而倒地不起，被草草埋于路旁，甚或直接弃之山野。

　　粟裕出身尚武的湘西，从小仰慕剑侠而习武不辍，又经教导队两个月的强化军事训练，体质不错，因而虽是第一次徒步长征，途径江西、福建和广东三省，马不停蹄整整走了一个月，却始终咬紧牙关坚持下来。

　　到达江西会昌时，粟裕还被增加了一项新任务。总指挥部令其带一个班将6000多支沿途战斗新缴获的枪支，用船押送到广东东江。起义军攻占潮州后，他所在的排又奉命留在城内，负责警卫后勤部门与物资仓库，等待前方打通进军东江的通道。

　　但前方出师不利，起义军主力在汤坑与国民党军陈济棠与薛岳部激战，最终不敌，损失惨重。随后，国民党第八路军副总指挥黄绍竑又率领3个师，沿韩江西岸乘虚向潮州扑来。

　　潮州留守的部队已不多，坚持战斗到黄昏，也最终不支，只得匆匆撤出城外。粟裕等人保卫后勤部门负责人与其他军官，乘船东渡韩江，打算经饶平去三河坝，与朱德、周士第指挥的25师等部会合。

　　祸不单行。此时，进驻汕头的起义军总指挥部也受到猛烈攻击而撤出，与汤坑后撤的起义军余部会合后，又遭到重兵再度围攻，几乎损失殆尽。

　　10月3日，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贺龙、叶挺与刘伯承等人在普宁县流沙镇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主要负责人与文职人员经海路撤离，剩余不多的武装人员则北上与当地农民运动结合，坚持长期斗争。

　　也就是说，起义军总指挥部已决定就地解散，南昌暴动归于失败。

　　粟裕等人打算前往会合的25师，是国共合作北伐途中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发展而来的一支劲旅，师长为黄埔一期生周士第。

　　25师原本作为屈指可数的精锐之师，担负全军南下的开路先锋，但攻占三河坝后，便奉命与朱德的教导团一道统由朱德指挥留守此处，从先锋转为殿后，未随主力部队继续南下。这一决策，不经意间保存了南昌暴动的一点“血脉”和火种。

　　粟裕一行两百余人翻山越岭刚赶到饶平，便与已先期到达此地的25师不期而遇。

　　原来三河坝也受到国民党钱大钧部的猛烈进攻，朱德率25师与之苦战三天三夜后，被迫撤至饶平。与粟裕一行遭遇后，朱德才知道主力已经失败，周恩来领导的总指挥部和革命委员会已解散。

　　朱德是第9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与属于11军的25师互不统属，也不尽熟悉该部的各级军官，仅临时受命指挥。但起义总指挥部解散，高级负责人奉命纷纷撤离后，他成为战场和军队中仅剩的最高领导人。

　　此时，25师及其他部队零散人员依然有2500余人，师团建制也完整，堪为一支生力军。朱德决心将这支劫后余生的部队带好，慨然说：“‘八一’起义这面旗帜绝对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他决定避敌锋芒，率部向北转移，到山高林密的闽粤赣三省交界一带去坚持。

　　人生何处不相逢。仅不久前与朱德有一面之缘和接应之谊的粟裕，也从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人负责的总指挥部警卫队班长，成为这支生力军的一员和朱德的直接部下。

　　向北转移又是一次惨烈的小长征。

　　尽管天气已不如8月的酷暑难耐，但起义军主力覆没，后有重兵步步“追剿”，沿途又是国民党地方武装不断拦截，只能且战且走，伤亡逐渐增多，因而部队士气低落，不少人意志动摇。

　　部队从广东饶平经平和、大埔、永定、武平、信丰，到赣粤边的南康、大庾地区，一路不断有人或公开或秘密离队，远走他乡另谋出路，其中有普通士兵，也有师、团高级军官。

　　25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便仓促间离开了队伍，分别只身前往香港和上海汇报。

　　不久，李硕勋在海南岛被国民党军警捕杀；周士第则在香港脱离中共组织，参加了既不赞成中共，也不反对国民党的第三党。直到近7年后，他才辗转到达江西苏区，重新归队，走了一条长长的弯路。

　　高级军官如此，73团所属1营7连连长林彪也不例外。他曾和几个黄埔四期出身的基层军官找到刚到部队不久的团指导员陈毅，表示要离开，动员陈毅和他们“一起穿便衣走”，“到上海另外去搞(张明金：《陈毅元帅：井冈山时期的林彪》，《党史博览》2003年第10期)”。所幸离开部队的当晚，遭遇波折的林彪又原路返回。

　　粟裕在25师属初来乍到的“外来户”，人地两疏，却始终不曾有任何离队的念头，即便负伤后遭战友遗弃也依然如此。

　　10月16日，部队抵达福建江西交界处的武平，钱大钧部如影随形，很快追踪而至。朱德指挥部队奋力击退其进攻后，命令粟裕所在排抢占武平西门外的山坡，掩护主力转移。

　　激战中，粟裕右耳上侧头部颞骨中弹负伤，一时疼痛难忍，昏倒在地，但心里还明白。他隐约听到以为他已战死的排长说：“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随后，排长卸下他的枪，丢下他径直离去。

　　不久，粟裕缓过神来睁开眼，四下已阒寂无人。他第一个念头便是赶上部队，因而不断挣扎着艰难往前爬，不想力不从心，滑倒在路边的水田里。

　　幸而吉人天相，几个掉队的起义军士兵刚好经过，连忙将他扶出水田，包扎好伤口后，搀着他一路紧追慢赶，终于追上了部队。

　　10月下旬，部队经艰苦转战，到达江西南部安远的天心圩。朱德命令清点人数，仅剩下800余人，中途战死、溃散超过三分之二。

　　部队中骨干也不乐观。军、师以上负责人仅有朱德，是为唯一；团级军官也只有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74团参谋长王尔琢；连级干部则有林彪、赵尔陆、杨至诚、聂鹤亭等少数人；粟裕则仅仅是从24师教导队来归不久的班长。

　　为坚定信心，鼓舞士气，稳定部队，保存这最后一点“血脉”，朱德决定进行整编，获得了陈毅、王尔琢一文一武两位骨干的支持。

　　不久，他将这800余人整编为一个纵队，下辖7个步兵连和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关枪连。为隐藏目标，甩掉追兵，部队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的番号，朱德为司令，陈毅为指导员，王尔琢为参谋长。

　　这800余人，后来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余部一起，成为中共数百万大军的最早源头，如同蒋介石的黄埔党军组建而成的“第一军”一样，可谓“万军之源”。

　　粟裕与林彪大浪淘沙，百战余生，都静静地站在这悲壮的800余哀兵之列。林彪依旧担任连长，粟裕则“官升”两级，被任命为连指导员。

　　他们也是这800人中数十年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陈毅1952年6月接受采访时说：“这八百多同志，其后大多在战争中牺牲了。现在还在的，林彪、粟裕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了。”

　　林彪与粟裕后来分别指挥中共两支最大的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与蒋介石麾下的将领角逐于东北战场与华东、中原战场。

　　蒋介石苦心经营的800万军队，也主要被他们两人所歼灭。

　　国民党五大主力整编74师、第5军、整编11师(18军)、新一军、新六军，粟裕打掉了其中两个半，即整编74师和第5军，又派出10万人马与刘伯承的中原野战军合力收拾了整编11师(18军)；林彪也不甘示弱，吃掉了其中两个，即新一军和新六军。

　　但此时，蒋介石还远远未将包括林彪、粟裕在内的这800余残兵败将放在眼里，他正一面忙于国民党内以退为进的最高权力争夺游戏，一面与新结识的美人宋美龄沉浸于卿卿我我的温柔乡里。

　　整编之后，朱德将部队带入湘粤赣交界的大山深处，驱逐山间土匪，收缴地主武器，补充军中给养，宣传中共主张。粟裕也随之收获了不少政治工作的初步经验。

　　12月上旬，部队又转战粤北仁化，朱德收到了中共中央一道指令，要求他率部赶到广州参加起义。但部队奉命日夜兼程刚到韶关郊外，便得知广州起义已经失败，朱德只得下令停驻下来。

　　不久，他利用国民党军16军军长范石生是自己云南讲武堂老同学的关系，化名王楷，以16军47师140团的名义，将部队隐身于韶关一带，获得了短暂却难得的休整机会。粟裕也由此学到了适时转变斗争策略和斗争形式的本领。

　　1928年1月，因隐身之计被范石生的上司张发奎发觉，部队处境再度危急，朱德果断回师湘南，随即发动了一次上规模的暴动，获得了饱受官府欺压的老百姓箪食壶浆的欢迎。粟裕几次带一个班外出执行任务，返回时后面便跟着一长列要求参军的青壮年。

　　朱德再次对部队进行整编，改番号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正式打出了中共军队自己的旗号。朱德、陈毅、王尔琢分任师长、党代表、参谋长，粟裕则依旧担任连指导员。

　　不久，朱德与秋收起义后率部走上井冈山的毛泽东取得了联系，湘南又面临国民党军7个师的重兵“进剿”，因而决定转兵江西，开赴蒋介石一时鞭长莫及的井冈山。

　　4月24日前后，他率部迤逦而行，到达峭拔险峻的井冈山，与毛泽东指挥的秋收起义余部顺利会师。

　　“天上众星皆拱北，世上无水不之东”。

　　年仅21岁的粟裕在朱德的带领下，艰苦跋涉辗转数省后激流归于大海，从南昌起义的枪声里，最终走上草创时期井冈山的漫天硝烟中，成为虽是“五百年而圣人出”，“红太阳”却远未升起、正期待四方英杰前来相助的毛泽东的麾下。

　　英雄创造时势，时势也造就英雄，一个战场上叱咤风云的粟裕即将开始其崛起的沉稳而坚实的脚步。

 

　　2、将帅起于卒伍，朱毛麾下实战中成长

 

　　井冈山上，一脸笑容迎候朱德的毛泽东先上山5个月。

　　他领导的秋收暴动爆发于1927年9月9日，是中共党人被逼上梁山，打响反抗蒋介石、汪精卫“清党”屠戮的第二枪。

　　秋收暴动的声势不如南昌起义，参加部队为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与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及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约5000人。

　　除也有叶挺独立团成分的警卫团外，其余都属于训练不多、未经战阵的杂牌武装，战斗力远不如3万余属于正规军的南昌起义参加部队。

　　秋收暴动不久失败后，部队也损失大半，毛泽东带上井冈山的残余人马不足1000人，与朱德统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大致相当，但朱德的部队是叶挺独立团主力发展而来的25师余部，当年北伐途中曾充任开路先锋，一路斩关夺隘，所向披靡，战斗力自不待言。

　　因而，朱德和他的队伍到来，为势单力薄的井冈山增添了一支精锐的生力军，令毛泽东振奋不已。

　　两军随即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军党代表兼军委书记。南昌起义余部编为28团，秋收起义余部则编为31团，是井冈山上两大顶梁支柱。

　　粟裕依旧担任28团五连党代表，接连三次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议。他不仅因此与毛泽东相识，而且因眼下从事政工工作，与军党代表毛泽东属于同一“专业”，对会上毛泽东阐述的“支部建在连上”等建军原则便领会得更为深刻，连队的支部建设也就极为出色。

　　但与一直不曾更换“专业”的28团营长林彪、31团营党代表罗荣桓不同，粟裕时而党代表，时而连长，多次变动岗位。

　　他后来回忆说：“连队里新战士和解放过来的战士多了，需要加强政治工作，就调我去任连党代表；某个连长军阀习气太重了，要调动他的工作，又让我去任连长。”

　　这种基层砥历，给粟裕的人生带来了两大好处。

　　一是岗位多番轮换，为他多年后胜任新四军一师师长兼政委、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军政双优游刃有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与其他一些骤然“空降”部队，直接担任方面大员，缺乏基层磨砺的将领不同，他的作战指挥更为缜密与切合实际，因而每战必胜，“常胜将军”的雅号也就随之而来。

　　唯一“不利”之处是，因为基层蹀躞、耽搁太久，又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逐步升迁，他的“仕途”便颇为乖蹇：红军师级干了7年，掌管一支方面大军——华东野战军却仅是代理司令员兼代政委，担其责而不享其名，军中实职也最终止于总参谋长。

　　井冈山上的粟裕在连级指挥员岗位做得有声有色。

　　政治思想工作干部一度被称为“卖狗皮膏药”，担任过团指导员的陈毅曾回忆说：“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党代表粟裕自然也不例外。

　　毛泽东在红军中倡导官兵平等，规定长官不得随意惩罚士兵，粟裕尽管赞同，但也有所保留，认为教育犯事的士兵不能“卖狗皮膏药”，还是惩罚管用。

　　连队一个通信员嗜赌成性，积习难改，成为党代表粟裕的重点关注对象。每当抓到他赌博时，粟裕便予以惩罚，让他两腿半弯曲下蹲，双手举起。但惩罚过后，通信员依然固我，赌博如故。粟裕沉思良久，最后还是采取“攻心为上”，与通信员谈心教育，使他不仅彻底改掉了恶习，还主动协助禁赌。粟裕体会到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颇有感触地说：“对待自己的同志，舌头比拳头还灵啊!”

　　政工的另一威力体现在身先士卒，吃苦在前。

　　井冈山上缺吃少穿，粟裕不仅带头学会了缝制衣服，自作硝盐，与士兵们一道吃红米、南瓜，还跟随朱德一趟又一趟下山挑粮食。朱德闻名遐迩写有“朱德记”的扁担，多年后粟裕回忆说：“我就亲眼见过这根扁担。”

　　汉代飞将军李广曾“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因而士兵“咸乐为之死”。毛泽东将李广“饮食与士共之”的作风化用到红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中，粟裕则心领神会，身体力行，因而连队逐渐成为打不垮、拖不烂的典型红军队伍。

　　担任连长，粟裕依然是军中翘楚。

　　他对部队的训练抓得很紧。每天清晨起床，第一件事是集合队伍爬山。他身先士卒，带领队伍一阵旋风冲上山顶，稍作休息，又疾如迅雷冲下山来，随后才从容吃早饭。

　　红军弹药奇缺，作战时才能分配两三发子弹，弹无虚发便成为粟裕对队伍的严格训练要求。

　　他虽书生出身，却能单手举枪瞄准，稳稳坚持20分钟，百步穿杨，每发必中，是军中享有盛名的神枪手。他便以自己为标杆，每天组织队伍苦练单手无依托举枪瞄准，虽罕有实弹射击，却也带出了一批特等射手。

　　红军弥补枪弹缺乏的又一措施是刺杀、投手榴弹为主的近战、夜战，粟裕则尤为重视。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他常常带领连队出没荒山野坟摸爬滚打，既消除了士兵怕鬼的心理，又强化了夜战本领，使连队成为令敌胆寒的“夜老虎”。

　　部队的成长更多在于实战。

　　朱德和毛泽东会师不久，国民党军便大张旗鼓地第二次“进剿”井冈山。粟裕率连队随朱德向江西遂川一带运动时，突然遭遇奉命调动中的江西国民党军第31军一部。

　　国民党军未战先怯，刚接触便后撤，朱德当即下令追击。

　　粟裕带领全连马不停蹄，一口气猛追35公里，大获全胜。他们以日常训练锻炼出来的超强耐力，直追得国民党官兵口吐白沫，溃不成军，最终活捉对方营长以下官兵300余人，缴枪250多支。

　　一个月后的1928年6月，蒋介石又调集湖南、江西两省军队共10个团第四次“进剿”井冈山。

　　毛泽东、朱德决定以主力迎击江西国民党军杨池生、杨如轩部，主动撤出刚拿下不久的永新，退到井冈山中心地区宁冈，待机歼敌。

　　老七溪岭地处要冲，地势险要，是杨池生、杨如轩进攻的必经之地，关乎战役成败，朱德命令改任连长的粟裕率部前往控制。

　　但粟裕带领连队跑步赶到时，老七溪岭制高点已被“两杨”的先头部队抢先占领。他心急如焚，多次组织强攻，从早上打到中午，均因地形不利而失败。

　　午后，激战双方都已疲惫不堪，山上守敌更是枪声一停，便迫不及待东倒西歪地躺下休息。粟裕抓住战机，带领连队隐蔽接敌，突然发起攻击，一举突破防守阵地。

　　随后，粟裕又一马当先，最先冲上制高点，但回头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他身后只跟上来9个人，而前头是黑压压慌乱中奔跑的敌人。

　　此时，若退回去，等于前功尽弃，甚至完不成朱德当面交与的重任；若继续进攻，则敌众我寡，危机四伏。粟裕闪念之间，当机立断将9个人分成两组，6人控制制高点，接应后续部队，自己则带其余3人，猛追溃逃之敌。

　　翻过一座杂草丛生的山坳，他发现百余名国民党官兵人头攒动猬集一处，立即只身冲过去，喝令缴枪不杀。留在制高点的司号员十分灵泛，见此情形迅速吹起了嘹亮的冲锋号，旗手也不停挥舞红旗，声援粟裕。

　　不知虚实的国民党官兵一时震呆了，面对四杆黑洞洞指向自己的枪，丝毫不敢乱动，最后只得垂头丧气缴枪。粟裕命令俘虏卸下枪机，背着枪支下山，全胜而归。

　　随后，朱德指挥红四军乘胜出击，一举歼灭杨池生、杨如轩部1个团、击溃2个团，重占永新，“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池生、杨如轩)”，取得了井冈山第四次反“进剿”胜利。粟裕的睿智神勇也在红军队里迅速传开，被称为“青年战术家”。

　　胜败乃兵家常事，有成功的喜悦，也便有失败的苦楚。

　　第四次反“进剿”不久，主张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湘南发展的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趁一直反对的毛泽东不在，极力将28团和29团拉回湘南，朱德只得被迫同意。

　　回到湘南的第一仗是打郴州。

　　战况起初进展顺利，红军不仅打进了城里，还缴获了两房子珍贵的枪支弹药。但奉命执行警戒的28团二营营长袁崇全疏忽，黄昏时遭到国民党军突然反扑，朱德只得匆匆下令撤出城外，所有缴获全部得而复失。

　　城外的耒水大桥上，一脸烟尘与焦急的朱德亲自带机枪班掩护部队过桥。粟裕率部经过时，见此情形，连忙跑步上前说：“你先过河，我们留下掩护!”

　　军情紧急，朱德没有说话，只仅仅握了握粟裕的手，全部的信任都包含在其中。之后，他转身撤离。粟裕一路担任后卫，掩护部队撤郴州，过资兴，进桂东。

　　29团是湘南暴动的农民组建而成，见部队失利，又到了自己的老家，便一哄而散，消失在田间陌野的各个村庄，全团只剩副营长肖克带的一个连200余人。

　　祸不单行。28团二营营长袁崇全又拉上6个连叛变，准备投靠赣军刘士毅部。他的黄埔同学、红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急忙前往追赶，被他暗中开枪射杀。这就是红军史上惨痛的“八月失败”。

　　井冈山上的毛泽东闻讯，急忙带了一个营前来桂东接28团，粟裕随即重回井冈山，再度归于毛泽东麾下。

　　1929年1月，鉴于井冈山已不适合作大部队发展的基地，蒋介石又集结3万余人准备联合“会剿”，毛泽东决定由刚上山的彭德怀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则下山出击赣南、闽西，另辟合适的根据地。

　　粟裕随即跟随毛泽东、朱德下山，开始了人地两疏的征战之旅。

　　初入外线，蒋介石前堵后截，穷追不舍。红四军连战失利，很是被动。先是28团党代表何挺颖在大庾负伤殉职；随后主力又遭赣军刘士毅突袭。

　　此时，林彪已被毛泽东格外委以重任，接任王尔琢的28团团长一职，成为粟裕的上级，奉命率28团担任后卫。刘士毅一突袭，林彪匆忙中将毛泽东、朱德和军直机关抛在了后面。

　　毛泽东、朱德身边仅有一个后卫营掩护，一时陷入困境。经警卫部队拼死苦战，他们才先后脱险，但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被敌人抓住杀害。

　　粟裕率部随林彪在安全之处休息，内心一直惴惴不安，直到听说他们安然归来才放下心来。

　　正值隆冬时节，山岭漫天皆白。红四军官兵衣服单薄，为摆脱追兵，不断行走在崇山峻岭间，甚至吃饭也是中途稍事休息时，将米放在搪瓷缸里用火煨熟，简单对付了事。

　　粟裕对毛泽东、朱德以走调动敌人的策略心知肚明，但一般战士则因不解而颇有怨言。

　　行经瑞金北部，向大柏地前进时，随28团行动的朱德经过粟裕连队，几个心中有气的战士装没看见，故意说：“当军长，不打仗!怕死就让我们来指挥好了!”

　　不想朱德一听，将大衣一摔，说：“你们想打仗吗?打就打!”说着，率领众人一个反冲锋，将一路“依依不舍”的追敌打得落荒而逃，缴获七八十条枪。

　　粟裕见识了朱德的神勇，也亲手提枪，奋勇争先参与了这一神勇的战斗过程。

　　农历除夕之夜，毛泽东、朱德更大的反击开始了。他们将红四军主力埋伏在大柏地附近的丛莽间，等待刘士毅继续追来。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天空小雨不断，毫无防备的刘士毅部钻进了伏击圈，憋屈已久的红军一跃而起，收缴丰厚的新年“礼物”。粟裕则奉命带领连队扼守要隘，将刘士毅麾下官兵们死死堵在包围圈内。

　　战役很快干净利索结束。红四军歼灭刘士毅部两个团大部，活捉团长以下官兵800多人，长出了一口恶气，一举扭转了下山以来的被动局面。

　　四年后，经过旧战场的毛泽东犹自兴奋不已，填词一首《菩萨蛮·大柏地》，说“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红四军随后乘胜攻入宁都县城。粟裕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之时，生平第二次负伤，幸而伤在肉厚的臀部，并无大碍。

　　1929年3月，粟裕跟随毛泽东、朱德远征福建西部，和兄弟部队一道拿下了汀州，全歼国民党郭凤鸣旅2000余人。不久，他又继续千里转战，在毛泽东马背上“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的吟哦声中，闽西大部被“赤化”。

　　这年6月，红四军发生围绕建军原则的“朱毛”之争后召开的“七大”上，毛泽东黯然落选前委书记一职，前往福建永定的天子洞养病。

　　或许当年担任南昌起义警卫班长，警卫过周恩来等重要人物的渊源，粟裕也接到了朱德交与的一个特殊任务，奉命带三连随侍左右，保卫毛泽东的安全。这是他与毛泽东的第一次长时间的“亲密接触”，十分尽职尽责，和南昌起义时一样不敢有丝毫疏忽懈怠。他把全连百来号人马分为两拨，自己亲自带一部分跟在毛泽东身边；另一部分则安排在驻地附近活动，随时注意四周的动向。

　　毛泽东尽管心情不大好，但对粟裕这位“卫士长”开始有所近距离地了解，也很欣赏他的细心周到，觉得安全有了保障后(蒋介石的陈维远部就在附近)，便放心地埋头写自己的东西。

　　不过，粟裕终究是老实人，除了每天例行地探望、问候之外，再没有过多的“亲近”之举，也就未能更多地引起毛泽东的好感。

　　毛泽东依然还在养病中，保卫的任务尚未结束，粟裕便接到了朱德新的命令，升任为红四军一纵队二支队党代表，不久改称政委，与支队长肖克搭档。

　　红四军共有三个纵队。一纵队由原28团改称，相当于师，司令员为林彪，下辖两个支队，支队相当于团。

　　粟裕随即告别毛泽东，前往履任新职，随朱德辗转征战广东、赣南和闽西。半年后，毛泽东也重回红四军就任前委书记。

　　1930年1月，毛泽东、朱德再度鞭指赣南，粟裕与肖克率部跟随行动。他们按照朱毛部署，奉命率部参与围歼国民党军唐云山旅，激战正酣时，粟裕头部突被炮弹击中，昏倒在地。

　　这次负伤，不仅使他被迫离开战场3个月，还几乎影响了他的一生。弹片留在头颅内，直到去世后火化才被发现。每到战事紧张，战役指挥思考过多时，他便头痛欲裂。淮海战役如此，抗美援朝被毛泽东“钦点”为挂帅第一人选时，也因此失之交臂，未能成行。

　　伤愈归队后，红四军、红六军、红12军整编为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分任总指挥和政委，林彪接任红四军军长，粟裕则“原地踏步”，被调换为红12军五支队支队长。

　　1930年8月，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提出“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口号，命令红一军团攻取长沙。粟裕随即率部跟随毛泽东、朱德进入湖南，参加了两个战役，

　　一是泅水渡河围歼国民党军戴斗垣旅。战役虽大获全胜，却因急行军一身大汗跳入冰凉的河水里，粟裕当晚高烧不退。不过，蒙头睡了一晚，仗着年轻体壮，竟不治而痊愈了。

　　二是攻打长沙，粟裕支队的任务是从南面大托铺攻城。

　　城中守军达31个团10万人，工事坚固，且有外壕、铁丝网、电网等障碍物。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林彪的红四军攻城相继失利，粟裕也不例外。

　　他利用黑夜掩护，组织部队上前破坏守军守备，挖掘前沿工事。但天亮便遭守军反击，他被迫撤下来，挖好的工事也被破坏。如此再三，进展甚微。围城16天，毛泽东、朱德两次下令总攻都遭失败。

　　权衡之下，毛泽东果断决定撤围，正合怀疑攻打大城市是否适宜的粟裕心意。转移到醴陵休整时，粟裕一觉睡了两天一晚才缓过劲来。

　　接着，毛泽东不顾李立三的指令，趋利避害，回师江西，一举拿下中等城市吉安，缴获无数。他随即又指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而成的红一方面军东渡赣江，准备迎击蒋介石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反“围剿”之前，粟裕升任红22军65师师长，不久改任红12军64师师长，成为一名可与毛泽东、朱德直接对话的高级将领。

　　粟裕新的“官帽”尚未戴热，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的10万大军开始进攻红军的中央苏区。阵前主将是江西省政府主席兼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下辖张辉瓒的18师和谭道源的50师两大主力。

　　毛泽东提出“撒开两手，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策略，与朱德一道指挥红军先行退却，准备后发制人，集中4万兵力，寻机分别歼灭张辉瓒与谭道源。

　　他们原来准备先打谭道源，但两次设伏都落空了。此时，粟裕获悉了一个张辉瓒部即将进入龙岗地区的情报，决定亲自化装侦察予以核实。

　　对于化装成什么人，粟裕有过仔细考虑。他想到张辉瓒是湖南老乡，部队里湖南士兵也多，自己对敌人的行情还熟悉，回答一般问题不会有差错，因此最后决定打扮成国民党下级军官。

　　粟裕又从师部侦察排选了两个战士，一齐换上缴获的国民党军制服，向张辉瓒部可能过来的方向出发了。

　　走了半天，道路旁的树丛里忽然闪出个国民党军岗哨，喝问：“口令!”

　　“清——剿!”

　　粟裕早叫侦察排打听了，并且知道国民党军的口令一般一星期到半个月才换一次，因此十分镇定地回答。

　　站岗的士兵放下枪，但仍一脸狐疑和警惕：“你们是哪来的?哪部分的?”

　　粟裕笑笑，故意奚落说：“我们是50师的，你们是18师的吧?你们怎么走得这么慢?落在我们后面大半天路程了。”

　　接着，粟裕解释：“我们是去后头送信的，还以为你们早过了龙岗呢!”

　　哨兵被粟裕的从容震住了，早没了怀疑，有点胆怯地问：“听说龙岗那边有共匪，是真的吗?”

　　“哪有什么共匪?早跑得没影儿了!”粟裕笑道，“我们早上才打那边过来。你们18师是不是被共军吓怕了?张师长还是日本留过洋的呢。”

　　哨兵一边放行，一边小声说：“听说朱毛共匪厉害呢!”

　　进了村子，到处都是国民党官兵走来走去。粟裕见不远处的石头上坐着个军官，独自闷头抽烟，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便主动靠过去招呼。

　　“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粟裕笑着说，“我是谭师长派来和你们18师联络的。”

　　军官丝毫不加怀疑，发牢骚说：“大家都替鲁总指挥卖命，今天见了，明天还不知能不能睁开眼睛呢!”

　　“哪里至于这样?”粟裕恭维说，“早听说你们张师长用兵如神，指挥有方，这次进剿，必定大获全胜!”

　　闲聊中，粟裕得知张辉瓒已打算加快速度推进，只是尚未最后确定是否走龙岗，而且张辉瓒部队的士气普遍不高。

　　侦察回来后，粟裕当即求见毛泽东和朱德，汇报了自己掌握的情况，并建议针对张辉瓒求胜心切的心理，派一支小部队引诱张辉瓒到龙岗，主力红军则在龙岗设伏，一举歼灭18师。

　　毛泽东听完，与朱德相视一笑，频频点头。随后，他们命红12军军长罗炳辉派萧锋的独立营，前往富田到值夏一线，协助红12军35师作诱饵。

　　萧锋率部与张辉瓒部稍作接触后，立即向龙岗撤退。大约走了90里山路，终于将张辉瓒诱到龙岗，进入毛泽东、朱德预设的口袋阵，成为手到擒来的瓮中之鳖。

　　粟裕率部与林彪的红四军、黄公略的红三军、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等主力一道，从埋伏的丛莽间一跃而起，将18师的9000人马全部歼灭，包括张辉瓒本人在内无一漏网。

　　战后，毛泽东、朱德向身边的人夸赞有侦察与献策之功的粟裕，说他有办法。兴奋之余，毛泽东又诗兴大发，填词一首《渔家傲》：“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乘战胜之威，毛泽东、朱德又开始部署攻打谭道源，并交给粟裕的64师正面主攻的重任。

　　粟裕受命展开攻击后，谭道源以政府军装备的优势组织反击64师，竟冲开一道缺口，直扑仅有一个警卫排的粟裕师部。危急之中，粟裕掏出手枪，指挥警卫排奋力搏杀，却又碰上混入队伍的奸细背后打冷枪。

　　化险为夷后，粟裕指挥全师反击。不久，和兄弟部队一道歼灭将谭道源一个旅，第一次反“围剿”结束。

　　四个月后，蒋介石又走马换将，让麾下大将何应钦出任总指挥，率20万人马再度“围剿”中央苏区。何应钦将部队从赣江岸边一直摆到福建建宁，长达五百公里，是典型的“一字长蛇阵”。

　　为了迎敌，苏区中央局多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作战方案。毛泽东主张继续以根据地为依托作战，遭到一些将领的异议，与会的粟裕等人则极力支持他的主张。

　　1931年5月，毛泽东、朱德下达了“消灭王金钰、公秉藩两师”的命令，第二次反“围剿”之战开始。粟裕随即率部与黄公略的红三军一起，在板坑一举打败了公秉藩部。

　　战后，他与政委高自立给毛泽东、朱德写了一封急就的短信，汇报战况及请示下一步如何行动。

　　信中说：“职部……于午前十一时许在板坑右翼高山与敌公秉藩接触，直至午后五时敌始溃散”，“职部自昨日出发后与(红)三军全无联络，未知各方情况如何?行动如何?望示知。”

　　两天后的富田战斗结束时，粟裕又与高自立联名向毛泽东、朱德报告行动：“本师昨晨本已准备赶到富田，后因兴敌进援之故，周明原(原)同志(190团团长)要我们前往堵截，因此我们即于午前八时到达白石。”信中，他们还请示下一步行动：“如钧座要我们另有其他任务时乞即赐示知。”

　　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粟裕和兄弟部队一道，连续作战15天，横扫700余里，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何应钦的“一字长蛇阵”全线崩溃，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结束。

　　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不容红军喘息，一个多月后又调集30万人马，亲任“围剿”军总司令，以分路围攻、长驱直入战略进行第三次“围剿”。

　　毛泽东、朱德集中3万主力坚壁清野，避强击弱，六战五捷，又歼敌三万余人。蒋介石被迫撤退，第三次反“围剿”告捷。

　　粟裕率部参加了战役的全过程，特别是蒋介石下令撤退时，他指挥64师和林彪的红四军、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一道，与战斗力很强的蒋鼎文、蔡廷锴粤系部队打了一场恶仗。

　　红军集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拼杀，对方则集中军官、军士冲锋，双方都损失巨大。战后，粟裕做了深刻反思，认为不该与撤退之敌打这一场得不偿失的硬拼之战。

　　连续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被迫较长时间采取守势，中央苏区获得了较为安定的休整环境。粟裕则被调离64师，在红四军参谋长、红军学校教员、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师长岗位上走马灯似的变换。

　　1933年1月，他又被调任新组建的红11军参谋长时，正逢蒋介石再度亲任“剿匪”军总司令，开始第四次“围剿”。

　　粟裕当即率部投入反“围剿”的战场，奔赴东线福建方面作战。

　　此时，毛泽东受到王明“左”倾中央的排挤，长期坐起了冷板凳，战役最高指挥员是周恩来、朱德。他们交给红11军任务是，伪装成红一方面军主力，牵制、迷惑进攻之敌。

　　粟裕协助军长周建屏、政委萧劲光，率红11军大张旗鼓、声势浩大地开进。他们攻新丰，渡抚河，还扬言攻打黎川，果然迷惑、吸引了蒋介石。

　　红一方面军主力在粟裕等人掩护下，秘密转移，从容隐伏于东韶、洛口一带待机，随即在宜黄的黄陂山以逸待劳，一举歼灭国民党军52师、59师，仅一个团侥幸仓惶逃脱。

　　3月中旬，红11军又接到周恩来、朱德的作战命令，钳制和吸引蒋介石长驱直入的先头纵队。

　　粟裕精细筹划之下，红11军与地方部队密切配合，将蒋介石的先头部队往南面吸引，逐渐拉开了与它后续部队之间的距离。埋伏在东陂地区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乘机出击，打掉了蒋介石强悍的精锐嫡系11师大部和第9师一部。

　　两场突如其来的漂亮歼灭战，蒋介石损兵折将近3个师，仰天长叹说：“此次挫折，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他的第四次“围剿”也只得匆匆“鸣金”收兵。

　　蒋介石回南京舔舐伤口，粟裕却未能稍事休憩。

　　王明“左”倾路线代理人、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博古下令红军“不停顿的进攻”，红11军随即奉命攻打硝石。

　　硝石守军是湖南军阀许克祥的一个师。多年前，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与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遥相呼应，在长沙屠戮了不少中共人士。闹学潮的粟裕从常德逃往武汉途经长沙，只能偷偷摸进车站，躲在火车座位底下，直到出了湖南地界才长吁一口气。

　　这回仇人战场刀兵相见，可谓分外眼红。

　　战斗一打响便十分激烈。粟裕与军政委萧劲光命令红11军28师攻打一个山头，被许克祥强大的火力压制，前赴后继却屡攻不上。

　　粟裕和萧劲光闻报，亲自赶到前沿，组织部队再次冲击，终于攻克山头。但许克祥的第二梯队突然出现在红11军的身后，攻势迅猛凌厉。

　　粟裕手里已没有任何预备队。危急之下，他当机立断，带领身边的警卫人员冲了上去，以压制许克祥疯狂的攻势。不想一颗子弹飞来，击中粟裕的左臂，血流如注，喷出一米多远。

　　萧劲光急令将粟裕送往山下救护所，不久又送到军医院。经过简单而粗笨的治疗，原本需截肢的粟裕总算保住了左臂，但留下了终身残疾。

　　住院期间，粟裕还遭到敌特袭击，再度与死神擦肩而过。

　　这天清晨，国民党军的便衣队伪装赶集，混进了没有武装护卫的军医院，大开杀戒，医患人员惊慌之下只得四散隐蔽。粟裕一跑出门便遇到4个剽悍的特务。他身负重伤，腿脚却依然利索，脚下生风，一口气跑了10多公里，紧追不舍的特务最终无可奈何，放弃了到口的“肥肉”。

　　伤愈出院后，蒋介石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已开始，粟裕被调任新组建的红七军团参谋长兼20师师长，他的红11军搭档萧劲光则已先调任为军团政委兼21师师长。

　　就任新职后，粟裕第一个重任是协助萧劲光攻打瑞金东北部的要地黎川。

　　此前，“左”倾中央最高负责人博古和他的洋顾问李德，不顾已经下野的毛泽东提出的放弃黎川的建议，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萧劲光死守黎川。萧劲光因当时手中无兵可守，被迫放弃。

　　1933年11月，博古、李德准备“收复赤色黎川”，命令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与萧劲光的红七军团长途奔袭黎川，先期拿下外围据点浒湾。

　　令彭德怀、萧劲光和粟裕这几位将领都没想到的是，百万“围剿”大军的最高首脑蒋介石的前进指挥所，竟然设在临川第八中学，也就是离他们的攻击点不过30公里。

　　多年后，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绘声绘色却不无后怕地回忆说：“一支十万人以上的匪军，竟在不知不觉中，出人意料之外，到达了江西中部的临川附近。……包围攻击临川委员长前进指挥所”，“幸赖蒋委员长指挥若定，沉着应战。”

　　红三军团与红七军团合计不到两万人，被夸张为“十万人”；目标为黎川而非蒋介石大本营的浒湾战斗，被渲染为“包围攻击临川委员长前进指挥所”，邓文仪回忆的准确性自然可疑。

　　但有一点确凿无误：蒋介石当时的确就在临川，而且身边人马不多，大搞硬拼仗的李德竟然差点“毕其功于一役”，端掉蒋介石的老巢。

　　红军作为非政府军的落后通讯，不仅使彭德怀和粟裕等人错失或擒或毙蒋介石的一次良机，还造成两个军团无法配合，仅仅各自为战。

　　浒湾毗邻国民党军的战略要点江西金溪县，由黄埔一期生冷欣带1个师据守。博古、李德命令红七军团正面进攻，红三军团则迂回侧后。

　　正面攻击开始后，红七军团很快与守军形成对峙。

　　粟裕直接指挥的20师刚由地方部队改编，仅有2000余人，而攻击正面宽达10公里，还要派出2个营去掩护兄弟部队，主阵地兵力便捉襟见肘。红七军团下辖的另一个师19师由原红11军缩编而来，但也只擅长游击战，阵地攻坚非其所长。

　　不久，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从侧后发起攻击，守将冷欣为减轻压力，立即倾力猛攻较为弱小的正面。粟裕指挥20师和19师一道奋力反击，第一天顶住了冷欣的攻势，缴了几百条枪。

　　粟裕从侧后的枪声判断，红三军团和守军打得很激烈，但彭德怀一次也没有和红七军团联络过。粟裕后来回忆说：“三军团迂回到敌后，向敌人猛攻时，我们不知道；而当敌人向我们这边猛攻时，三军团又不知道，所以未能配合上，打成了消耗战。”

　　第二天一早，冷欣又如法炮制，继续猛攻正面，甚至前所未有地出动了飞机、装甲车。

　　19师官兵从未见过装甲车，一时不知所措，阵地很快被装甲车冲垮。飞机临空投弹时，红军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遇见，听见尖锐的呼啸声和爆炸声，有人竟惊慌大喊：“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粟裕直接指挥的20师阵地战况也空前激烈，守军以密集队形反复冲杀。打到最后，师部阵地的重机枪仅剩下70多发子弹。

　　机枪排长还在犹豫不决，舍不得把珍贵的子弹全打光，粟裕上前夺过机枪，一阵猛扫，打完了最后的子弹。随后，粟裕和官兵们用枪托和石头砸，一直坚持到天黑才沿抚河撤退。浒湾战斗最终失利。

　　战后，萧劲光被博古撤销红七军团政委兼21师师长一职，随即挨整判刑，政委一职由“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乐少华接任。

　　粟裕不是军团主官，免于撤职，但很快被乐少华扣上了“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帽子，受到限制和监督使用。

　　浒湾战斗后，因军团长未上任，粟裕奉命率红七军团在清流、归化、将乐、沙田一带活动。博古、李德交给他的任务是，千方百计拖住福建的国民党军，使他们不能增援江西。

　　红七军团兵力有限，又遭浒湾战斗不小的损失，无法进行稍大规模的运动战。粟裕便筹划打游击性的运动战，机动灵活完成任务。

　　他将部队部署在交通要道附近的山头，居高临下，监视福建方面。一旦发现他们向江西方面行动，便马上下令打出去，袭击其尾巴，将大部队吸引回来。福建的敌军患得患失间，被牢牢地牵制住了。

　　腾出手后，粟裕又谋划了奇袭永安县城。

　　永安是国民党将领鲁涤平部的后方基地，城墙高大，易守难攻。粟裕总结当年攻打长沙蛮干硬拼的教训，决定采取爆破的方式攻城。

　　他指挥部下将坑道挖到永安城墙脚下，攻城的突击队员埋伏其中。随后，他又挑选一批精悍的战士抬着一口棺材，伪装成出殡队伍，棺材里满满装的是黑色炸药。

　　战士们悲悲切切，吹吹打打，将棺材抬到城门口后突然引爆，城墙顿时炸开一个大缺口。埋伏坑道中的突击队员一跃而起，毫不费力地拿下了永安城。

　　鲁涤平在永安建有一个兵工厂，武器、弹药、机器应有尽有，全部成为红七军团的囊中之物。中央苏区后勤部门闻报大喜，一面通令表彰红七军团的战绩，一面组织专人将兵工厂连根拔起搬走，解决了红军枪支弹药紧缺的一时之急。

　　1933年12月，彭德怀的部下、红三军团5师师长寻淮洲被正式调任红七军团军团长，开始与粟裕共事。

　　此时，残酷剧烈的第五次反“围剿”之战远未中止，曾经生龙活虎、所向披靡的红军处处被动，形势相当严峻。

　　粟裕很快面临一个新的挑战，人生轨迹也发生改变，他在毛泽东、朱德直接指挥下的战场生涯随之结束，开始了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独立支撑一块红色区域的漫长岁月。

 

　　3、千里“弃子”，出没浙南“匪化波及全浙”

 

　　1934年6月，第五次反“围剿”已苦苦作战近一年。博古为首的“左”倾中央见取胜无望，被迫忍痛决定放弃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突围前往湘西与贺龙、任弼时、肖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师。

　　为掩护主力转移，他们决定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反方向的福建、浙江、江西和安徽等省出动，最后目的地为皖南，“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

　　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等人还在瑞金接见了军团长寻维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与政治部主任刘英等四位军团负责人，当面交代任务，要求他们率军在1个半月内赶到皖南。

　　但当时粟裕对博古要放弃苏区的真实意图毫不知情，多年后，朱德回忆说“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他才恍然大悟。

　　经过一番准备，长短枪不到1300支，战斗人员也仅有4000余人的红七军团作为博古、李德棋盘上的“弃子”，于1934年7月初开始行动。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对绝大多数将士而言，这是一次极为悲壮的征程。

　　为了迷惑蒋介石，中共中央搞了一次“声东击西”，对红七军团的行动作了突出宣扬。“下野”多时的毛泽东也罕见地出面“捧场”，多次高调接受《红色中华》采访，畅谈时局和抗日先遣队。

　　7月30日，红七军团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后，博古、李德突然改变原定北上的计划，命令红七军团转兵东进，相机袭取福州，还说市内地下党组织将予以策应配合。

　　因寻淮洲坠马负伤，不能视事，全军的军事指挥之责由粟裕承担，他随即调整进军路线和制定作战方案。

　　红七军团突然之间大张旗鼓的动作和剑指军政要地福州，令蒋介石震惊不已，急忙电令各路兵马驰援。正在“围剿”中央苏区的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也被他要求立即放下手中事物，赶到福州视察。

　　福州是福建省省会，城墙高大，工事坚固。红七军团仅区区数千人马，装备粗劣，又长途跋涉远道而来，对守军情况一无所知。

　　粟裕虽不赞同这种两眼一抹黑的盲目作战，但军令如山，不得不服从。红七军团急行军赶到城下，稍作部署后，他于8月7日深夜下令攻城。

　　战事起初很顺利，主攻福州北关外围的几个连队迅猛顽强，但不久即遭到凭险扼守、以逸待劳的守军猛烈还击。

　　红七军团擅长野战，不熟悉攻坚的近迫作业，又无攻城器材，城内地下党早已被破坏殆尽，策应之事子虚乌有，因而几度强攻都未奏效。

　　第二天下午，粟裕下令再次攻打福州外围，仍然没有任何进展，蒋介石又出动飞机轮番轰炸、扫射，红七军团损失巨大。

　　为保存有生力量，必须放弃无异于自戕的攻城之举，迅速趁黑夜撤出战斗，但粟裕虽心急如焚，却只有军事指挥权，军团最高决策权掌握在中央代表曾洪易、政委乐少华手中。

　　沉吟之下，粟裕想到一个说服的办法。他以军委命令“相机袭取福州”中的“相机”为由，对曾洪易、乐少华说已没有“袭取”的机会，应当以撤退为上。曾洪易、乐少华果然认为有理，终于同意撤兵。

　　福州之战，不仅攻城失利，损失了一批精干人马，而且暴露了部队的实力。此后，蒋介石对红七军团已不屑一顾，未曾调出中央苏区“围剿”大军里的一兵一卒，他还另派兵马，一直追堵、围歼这支孱弱的偏师。

　　红七军团撤围后，夜宿于福州东北20公里的桃源一带。官兵们连续行军、作战，早已疲惫不堪，很快沉沉入睡。

　　但宿营地距离福州不远，粟裕不敢大意，毫无睡意。他派出一支部队前出侦察，以防国民党军尾追袭击后，才稍稍放下心来。

　　不想暗夜漆黑一团，人地生疏的侦察部队走错了路，与果然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一个团对面错过，使其悄然摸上了红七军团驻地。幸而警戒部队机警，发现敌情后当即交火，但处境十分危急。

　　粟裕果断处置，迅速下令其余部队投入战斗，将突入之敌一举击退。随后，他又紧急部署部队抢占阵地，迎击敌人更大的反扑。

　　天放亮后，双方短兵相接，激战一整天，一时形成僵持状态。但国民党军的援兵从福州源源开来，准备从两翼包抄，吃掉红七军团。

　　粟裕敏锐洞察到对手这一意图，主张迅速撤出战斗，获得了乐少华的赞同。8月10日夜晚，粟裕下令部队悄无声息地离开战场，向不远处的闽东游击区转移，他还亲率一个连殿后掩护。

　　国民党军没有放弃这块“肥肉”的意图，87师与49师先后紧紧尾随其后，一路“恋恋不舍”，伺机围而歼之，以获不世之功。

　　粟裕忙里偷闲，行进到罗源时，还与寻淮洲等人答应当地红军游击队的请求，准备拿下他们难以啃下的罗源县城。不过，仅有民团防守的罗源力量虽不强，福州攻城失利的阴影却仍然影响红七军团，听说攻坚便都有畏难情绪，因而粟裕决定智取。

　　他与游击队负责人商定后，派出一队侦察兵化装混进城内，摸清了守军的兵力部署、工事设施和地形交通。随后，侦察兵又按他的部署分为两部，一部出城汇报情况，一部隐藏在城区作内应。

　　8月13日下午，粟裕召开战前会议，确定佯攻东门、西门，真打南门的作战方案。当晚，趁着夜色迷蒙，他果断发出了攻城命令。

　　当守军慌乱中将主力放在东门、西门时，南门内应的侦察员放火为号，策应攻城的主力部队，一举拿下了罗源。1000余名守军包括县长等要员都垂头丧气束手就擒，做了阶下之囚。

　　罗源之战后，红七军团进入闽东根据地的腹心地区宁德。粟裕与后来的老部下、闽东独立师师长叶飞第一次会面，互赠礼物，相谈甚欢。但尚未稍作休整，博古、李德便急令红七军团继续向闽北前进。

　　这时候，寻淮洲伤势好转，接过了主要军事指挥工作，粟裕更多的是履行参谋长之责。

　　红七军团一路向北急行，9月初进入闽北苏区。粟裕和寻淮洲都主张利用苏区的便利休整一下，补充人马，振奋士气，以利再战。

　　博古、李德却一再电催，要求红七军团迅速“跳跃式”向浙西和皖南发展，真正调动“围剿”大军离开中央苏区。粟裕只能惆怅不已。

　　当红七军团疲惫地离开闽北，准备开赴皖南时，博古、李德却又突然来电，命令“在闽浙赣边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也就是缓去皖南。

　　不仅如此，他们一会儿批评行军速度太慢，而当速度加快时，他们却忽然又批评“不须以急行军增加病员与疲劳，每日行二三十里”

　　如此朝令夕改，视同儿戏的命令，最犯难的是参谋长粟裕。

　　他往往刚将一个计划做好，新的电令一到便作废。部队还如同木偶，只能机械地依照电令规定的时间、地点、路线、里程缓缓前行，几乎每天都要打掩护仗、遭遇仗，伤病员逐渐增多，却无处安置。

　　而最令粟裕揪心的是，部队蹀躞迟疑，逡巡不进，国民党军乘机加紧了围追堵截，49师和新调来的王耀武补充第一旅、两个保安纵队等部正实施多路合击，红七军团处境日渐危急。

　　粟裕焦急地向军团政委乐少华陈述敌情，乐少华得知可能全军覆没后，决定不顾博古、李德的严厉批评，率部转战皖赣边。红七军团因而暂时转危为安，但粟裕在转战途中右臂中弹，再次负伤。

　　9月30日，红七军团一路苦战，到达皖赣边的段莘地区，距离原定最后目的地皖南已经不远。粟裕了解当地情况后，建议在皖赣边开展游击战，但遭到博古、李德的否决。

　　10月1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红七军团调动蒋介石“围剿”部队的战略未曾达到。5天后，博古、李德指令红七军团转移到方志敏的闽浙赣苏区休整。

　　粟裕依然坚持在皖赣边发展，也得到了其他军团负责人的支持，但博古、李德首鼠两端，犹豫不决，先是同意，继而再度否决。红七军团只能奉命闯过两道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

　　不过，对多数红七军团将士而言，这也算是一件喜事。

　　红七军团的主要前身是闽浙赣苏区发展起来的红10军，红10军奉命调入中央苏区后，方志敏又组建了新的红10军，因而红七军团算是回了老家，受到方志敏和苏区老百姓的热忱欢迎。

　　红七军团随即与新红10军奉命合编为红10军团，下辖3个师，兵力达两万余人。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寻维洲则被降为19师师长。

　　支持寻淮洲的粟裕起初被调任为闽浙赣军区参谋长，离开了主力部队。不久，经方志敏提议，粟裕才回到红10军团担任参谋长。

　　两军顺利会师合编，闽浙赣苏区似乎重有星火燎原之势，成为主力长征后南方红军最大的一支劲旅，令蒋介石寝食难安。

　　1934年冬，他一面“追剿”长征途中的红主力，一面紧紧盯住了闽浙赣地区，先后调集20余万人马“围剿”接过“北上抗日先遣队”名号的红10军团。

　　负责所有留守红军的中央军区司令员项英闻报后，致电方志敏、刘畴西等人，要求他们率20、21师转到外线，同正在外线活动的19师会合，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创造浙皖赣边新苏区。

　　方志敏、刘畴西当即遵令而行，很快与在安徽黄山东南汤口外线作战的19师会师。蒋介石也随之变更部署，重新集结兵力，多路围堵，必欲除之而后快。

　　12月13日，重兵压境的红10军团被迫向北转移，经乌泥关抵达黄山东麓的谭家桥。粟裕与方志敏、刘畴西、寻淮洲等人随即在这名不见经传的僻远之处，写下了人生悲壮的一页。

　　蒋介石不断催促的合围主力除一直如影随从，专事对付原红七军团的49师外，黄埔三期出身的王耀武统领补充1旅后来居上，一马当先，成为蒋介石“围剿”诸将里的急先锋。

　　刘畴西很快获悉，急于邀功的王耀武轻骑而来，孤立突出，尾随红10军团已进抵汤口；其余各路追兵却相距尚远，补充1旅与49师至少有8个小时路程。

　　机会稍纵即逝，刘畴西决心打一仗，吃掉补充1旅，改变被动局面。他有足够的理由打赢王耀武：

　　一、红10军团兵力与补充1旅相差无几，仅武器装备较为落后；

　　二、补充1旅第2团曾被19师的前身红七军团击溃过，红军攻打手下败将，心理上占有优势；

　　三、预定战场地形十分有利。从乌泥关到谭家桥，两侧都是连绵起伏的山地，丛林密集，古木参天，便于部队埋伏隐蔽；

　　四、歼灭了补充1旅，不但可以补充急需的物资装备，还能打击国民党追兵的嚣张气焰，便于红10军团在皖南立足生根。

　　根据刘畴西的决心，参谋长粟裕立即拟定了初步作战方案。但在如何使用主攻部队上，他和刘畴西产生了分歧。

　　19师由原红七军团缩编而来，粟裕认为其千里转战，作风顽强，野战经验十分丰富，应该负责主攻；20师则是闽浙赣军区升级不久的地方部队，担任主攻不大合适。

　　刘畴西毕业于黄埔一期，是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看法与粟裕刚好相反。他相当自信，认为自己的老部队20师素来英勇，担任主攻毫无问题。

　　因为刘畴西不容置疑的坚持，粟裕只好按照他的决心更改部署，让20师担任主攻，19师则换为打穿插，预备断敌后路。随后，粟裕还精心指派了一些侦察员装成当地老百姓，像往常一样砍柴、种地，甚至装作外出的行人，在路上自由来往。

　　红10军团各部遵令埋伏就绪后，王耀武于12月14日率部追到乌泥关。因红军纪律严明，隐蔽较好，他命令部下仔细搜索两边山林，一步一个脚印谨慎前进，也未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然而意外发生了。

　　大概没有经过这种大兵团对阵的正规战场面，20师一个士兵因紧张不安，手中的步枪忽然走火，而且一连3枪，暴露了全军的意图和目标。

　　王耀武是粟裕后来极少数称道的蒋介石干将之一，颇为能干，情知大事不好，立即下令火速散开，抢占路边高地，占据有利地形。一场精心筹划、似乎完美的伏击战，瞬间成为最不划算的攻坚战。

　　时为红10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英后来回忆说：“此时我高级指挥员已饬各部待敌行进时才开始动作，不料部队走火三枪，引起敌人注意，于是敌人立即集结部队并加派部队占领沿马路的阵地。”(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刘英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253页。)

　　隐伏的红20师指战员只好一跃而起，杀向敌阵，以血肉之躯展开硬拼。开始攻击还算猛烈，让王耀武有些被动，但他们不擅野战的缺陷，很快便带来了不良后果。

　　王耀武的部队不愧是蒋介石的嫡系和后来赫赫有名的74军前身之一，训练有素，战术动作纯熟，迅速遏制了红军的攻击势头，扭转了战场的主动权。20师虽作战英勇，期间几度白刃格斗，但最终无法抗衡，四散溃败。

　　红20师打响后，埋伏在另一处的寻淮洲，立即率19师出动，准备穿插断敌后路。但还没通过前方高地，却听说20师已经溃不成军。

　　刘畴西支撑不住的时候，只好下令19师火速回援自保。

　　寻淮洲曾和粟裕一起提议19师担任主攻，对最终安排20师有保留意见，现在战局弄得不可收拾，正应了自己当初的担心。“旧怨新愁”一时上来，才22岁的他，到底有些年轻气盛，未理睬刘畴西的这一命令。甚至“方志敏写信去调，又没调来。”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单打独斗的19师，也很快陷入危急境地，被王耀武的猛烈火力压制在山崖下，匍匐于地，寸步难行。

　　寻淮洲急怒之下，亲自带队冲锋，最终也无济于事，他本人还负了重伤，随即因流血过多而含恨瞑目密林间，被草草埋葬在战场。

　　刘畴西只有“走为上”一条计策了，被迫下令撤退，向北转移。关系到红10军团兴衰存亡的谭家桥战斗，在一轮血红的残照下，凄惨地见出了分晓。

　　蒋介石一面通令嘉奖王耀武，一面饬令49师等部一齐乘胜追击红10军团。

　　1935年1月，边打边走，处处被动的红10军团在浙江遂安召开军团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

　　会上，粟裕提出分兵的主张，认为部队要摆脱困境，必须立即分兵，改变大兵团集结，“树大招风”的部署，迅速将正规军转为游击队，正规战转为游击战。

　　他分兵的具体设想的是，他和刘英率19师到浙西南活动，方志敏率21师回赣东北坚持，乐少华、刘畴西率20师留皖南作战。

　　刘畴西等人则激烈反对，坚持全军返回赣东北，先休整后分兵，否决了粟裕的主张。“官大一级压死人”，粟裕只能无可奈何地服从。

　　为摆脱蒋介石30个团的追兵，安全返回赣东北，粟裕又一次运用了声东击西之计。

　　他先指挥部队经安徽的茂林、泾县等地向宣城、广德开进，各路追兵误以为红军将进军芜湖、南京，急忙赶往前头堵截。红10军团约3000人乘机掉头南下赣东北。粟裕率800余人的先头部队走在前面，主力部队则由军团长刘畴西率领跟进。

　　粟裕深知形势险恶，必须赶在蒋介石的包围圈合拢之前，不惜一切代价急行军，突破封锁线，靠拢苏区越近越安全。

　　他将部队编成3个战斗连队，走到开化县西北的大龙山时遭遇国民党军拦击。他当机立断，命令部队趁夜幕掩护转移，在荒山野岭荆棘中开路前进。

　　行进中，有人以部队疲劳饥寒为由，要求休息一下，被粟裕坚定否决。直到冲出尚未合拢的浙赣边境封锁线后，他才下令休息，等候主力上来。

　　率领主力部队的刘畴西却犹豫疏忽，几次中途住宿休息，耽搁了时间，甚至在与粟裕先头部队相距仅5里时认为部队太疲劳，决定再次安营住宿。

　　粟裕闻讯十分吃惊。他对随先头部队行动的方志敏说，情况这样紧急，决不能再迟疑延误了，部队今天晚上必须通过封锁线。

　　方志敏同意粟裕的看法，让粟裕赶紧以他的名义，给刘畴西写一封短信，限令他今夜迅速跟进，通过封锁线。

　　信很快被送走，但粟裕心里还是不踏实，向方志敏建议说，还是由他回去协助军团长掌握部队，迅速跟进，连夜通过封锁线。

　　方志敏思忖一会，觉得以粟裕的资历和职务，很难改变刘畴西的决心，便决定让他带先头部队先走，自己亲往主力部队，以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和政委的最后决定权，将部队带出险境。

　　刘英后来回忆：“方(志敏)同志接到刘畴西同志来信后，即召集了几个主要干部会商”，“认为刘畴西同志那种‘屎出不找茅厕’的作风，非派一得力干部前往，协助主力通过乐、常封锁线，必然会发生诸多困难”。

　　他说：“志敏同志坚持自己随主力行动，要粟裕同志率领先头部队进入基本地区”，“于是粟(裕)、刘(英)、乐(少华)三同志随前卫部队行动，志敏同志回去随主力行动(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刘英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257页。)”。

　　当晚，粟裕率先头部队通过封锁线，等候方志敏和主力部队。

　　但方志敏也未能说服刘畴西，再次耽误了脱险时间，主力部队很快被包围在漫天风雪的怀玉山区，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方志敏和刘畴西也先后被捕，惨遭杀害。

　　粟裕只有望空浩叹，悲愤不已。

　　因粟裕机敏果断而带出来的800余人，也成为红七军团和红10军团最后的“血脉”。如同当年朱德大庾整编一样，粟裕又一次悲壮地站在了800余残存的火种行列中。

　　不久，遵义会议中的中共中央从千里之外电令，以这800余人为基础组建挺进师，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委，任务是进入浙江境内打游击，创建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行动。

　　浙江是蒋介石、陈立夫、陈诚、胡宗南和戴笠等国民党要人的老家，重点设防，兵精粮足，保甲严密，以区区数百人前往，生存的机会都十分渺茫，遑论发展了。

　　但粟裕没有推辞，慨然说：“请转告苏区中央分局和党中央，坚决完成任务。”他和刘英商量后，决定到山高林密、重峦叠嶂的浙西南创建根据地。

　　这又是一次充满危险和艰辛的远征。

　　粟裕率领挺进师闯重围，攀峭壁，跨信江，躲叛徒，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行军和大小数十战，于1935年4月下旬进入浙江庆元县的斋郎地区，唯一一部电台也在作战中被损坏，从此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成为自生自灭的“弃子”。

　　斋郎位于三县交界处，林深草密，山峦起伏，主峰海拔高达1248米。粟裕一到这里，便登上山顶勘察地形，一个打垮一路狂追的福建、浙江两省保安团的设想很快就出来了。

　　仅区区数百疲惫之师，蒋介石眼里早已没有了粟裕，“围剿”的军队也从惯于征战的正规军换为了地方保安团，甚至还有自诩“刀枪不入”的“大刀会”。

　　这些武装分三路合围而来，战斗力不强，但即便全是豆腐渣，也照样能撑死老母猪，粟裕不能不慎之又慎。

　　4月28日早晨，被保安团用来打头阵，消耗弹药红军的“大刀会”出现了，袒露胸膛，念念有词，一齐冲向挺进师的阵地。

　　见过大场面的粟裕可谓“牛刀小试”，三下五除二便将“大刀会”打得哭爹喊娘，逃得无影无踪。

　　随后，他派出小股部队，将“守土有责”的劲敌浙江保安第一团诱入伏击阵地，一天激战后，大获全胜，歼灭其500余人，与挺进师全师人马相等。特别是缴获了长短枪150多支，轻重机枪5挺，子弹万余发，让红军指战员痛痛快快开了一次“洋荤”。

　　浙江保安第一团兵败如山倒，原本预备参战的福建保安第二团闻风丧胆，慌忙撤出了浙西南。眼前暂时没有了敌手，粟裕便开始放手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了。

　　他将挺进师编为4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按照当年井冈山毛泽东的方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将各个纵队分散开来，要求所有官兵学会打游击和做群众工作两套本领。

　　粟裕的具体做法是：第4纵队留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活动，牵制敌人；第1、第2纵队担负开辟基本区，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其余则随师部北进，辗转游击于浙赣路以南一线。

　　他和刘英还成立了浙西南特委，专事开展地方党的工作。

　　但从集中到分散，粟裕遇到了一个难题。挺进师的最早前身是红七军团，擅长正规的野战，分散乃至单个游击非其所长，官兵们有为难情绪，发动群众也绝非易事。

　　粟裕便先让团级干部带小部队单独活动，约定会合的时间和地点。一次成功后，便又将单独活动时间延长。官兵们单独活动次数一多，渐渐有了生存的办法，群众工作也逐渐得心应手。

　　不久，浙西南一支成员广泛、人数近5000的青帮队伍欣然接受了红军的领导，首领陈凤生等人还加入了中共，挺进师的分散游击和群众工作便有了更为可靠的基础。

　　不到5个月，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便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五县之间建立起来，纵横百余公里。各地先后建立了临时苏维埃政府、群众武装和群众组织等，一如当年星火闪烁的井冈山。

　　挺进师也发展到近千人，扩编为5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还有地方武装近千人。粟裕初步实现了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在浙江站住了脚跟。

　　这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粟裕和刘英还搞了一次声势颇为浩大的大示威，命令部队全面出击，“缴枪扩军”，斩获不菲。

　　粟裕与红军的名声一时震悚了浙江大地，国民党的《东南日报》惊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可虑”。

　　蒋介石自然不容许粟裕在自己宁静的后院“撒野”。他曾经让黄埔一期生宣铁吾组织“浙南剿匪指挥部”，指挥数个保安团“清剿”，但无奈保安团不争气，他只得动用正规军。

　　1935年9月，蒋介石命令卫立煌和罗卓英担任正副总指挥的“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移驻浙西南附近，与保安团紧密配合，绞杀粟裕和挺进师。

　　卫立煌是蒋介石麾下“五虎上将”之一，曾在“进剿”张国焘、徐向前的鄂豫皖苏区与红四方面军之战中立下汗马功劳，罗卓英则是蒋介石的嫡系王牌18军的军长。让这两员大将专事对付粟裕，足见蒋介石被粟裕“闹腾”后的“切肤之痛”。

　　罗卓英随即制定了详细的清剿计划，决心“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限10月15日前全部肃清之”。

　　他动用了32个团近7万人的正规军，加上地方武装近40个团，将浙西南团团包围起来。鉴于“围剿”中央苏区时成功运用过碉堡战术，他如法炮制，步步为营，严密封锁挺进师。

　　罗卓英解释如临大敌的原因说：“当时刘英、粟裕等仅有数百人，现在统计数达3000人以上”，“其进展程度，比江西还要厉害”，他命令所部按照蒋介石的“剿匪要旨”，迅速行动，“勿处被动地位，致失机宜”。

　　“树挪死，人挪活”。因挺进师一次最多只能消灭对手一个营，罗卓英过于强大，粟裕决定采取“敌进我进”的战略，留下一部就地坚持，其余主力跳出重重包围圈，到罗卓英的后方去，一方面调动其回援，一方面寻机到新区开辟根据地。

　　随后，他和刘英率领挺进师主力突围而出，辗转游击浙南一带，很快又成燎原之势，开辟出了一块根据地。

　　1936年6月，国民党内爆发了内讧的“两广事变”，广东和广西尾大不掉的军阀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再度对蒋介石反戈相向。他们以北上抗日为名出兵湖南，与蒋介石争夺地盘。

　　这又是“后院”起火，蒋介石权衡轻重，急忙将罗卓英的主力南调参战。浙江一省空虚，挺进师因而获得了难得的休整和发展机会。

　　粟裕乘机“大打”出手，不仅扩大了浙南根据地，还回师沦陷已久的浙西南，恢复了这一老区。挺进师的活动范围一时增加到了30多个县境，到1936年底，再次发展到1500多人。

　　不久，“西安事变”爆发，国共和谈开始。但粟裕不曾迎来曙光，日子反而更为艰难起来。

　　蒋介石被形势所迫，不得不在北方对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主力红军妥协，但对南方“清剿”多年的游击队不肯服输。他决定“北和南剿”，在新的国共合作之前，倾全力将南方游击队肃清，以免留下后患。

　　为此，他从湖南调来了刘建绪担任“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主任，负责“清剿”浙南、赣东北、闽浙赣、闽东和皖南的游击队，其中又以粟裕的浙南游击区为主要目标。

　　刘建绪曾任第4路军总指挥，在湘西对付贺龙的红军，熟悉红军作战的特点，是一员老谋深算、“功勋”卓著的将领，他一到任便集结6个主力师等部约10万人专门“清剿”粟裕，准备“6个月内，将全区之匪，一律肃清”。

　　因为浙南游击区远大于过去的浙西南，罗卓英四面包围封锁的策略已无法运用，刘建绪便另谋计策，采取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由外围到中心逐次展开的拉网战略，意图将挺进师压向东南，然后予以围歼。

　　52师师长张明成为刘建绪帐下的急先锋。

　　1937年2月，粟裕率部来到泰顺地区的景宁三枝树。张明发现后，一路穷追猛赶，很快也赶到了这里。

　　这里原本驻有另一支国民党军主力：邵良的新5师。粟裕获悉邵良与张明两人素来互不买账，积怨颇深，因而决定导演一场“鬼打鬼”的活剧，让对方自相残杀。

　　离三枝树约五六里的地方，有座“敕木山”。山顶有个天然的大湖，名叫“仰天湖”。湖水清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风景绝好；是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当然也是打仗的好地方。

　　粟裕带队伍手脚并用，攀沿附藤，上了敕木山。侦察了一番地形后，看看天色将晚，他布置几个战士对空鸣枪，有意暴露目标。

　　张明和邵良如蚊见血，立即出动，先抢占东西两处山脚，随后枪炮齐鸣，争相扑向敕木山，发起了从未有过的猛攻。

　　这时候，天色暗了下来，粟裕从容将队伍分成两股，分别向东西两面山脚下猛打一阵。等两面的国民党军都向山头兴奋地发起冲锋后，他随即下令收兵，从山的一侧悄悄转移。

　　新5师抢先一步冲上了山顶后，还来不及喘气，听到另一侧密集的枪声，赶紧一阵排枪向山下压下去，瞬间毙伤了迎头赶上的52师不少官兵。

　　张明闻报，以为粟裕和红军还在山上，急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攻上山头。山上的新5师大感意外，没想到被赶得四处亡命的红军游击队火力还很猛，便利用有利地形，调整火力加倍还击。

　　战斗逐步升级，双方最终激战了一个晚上，战场狼藉，尸横遍野。等天色蒙蒙亮时，他们才终于得知，原来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的左手在打右手。

　　这时的粟裕和挺进师，早已见缝插针，溜出重围中的夹击圈，在另一座山头安营扎寨，埋锅做饭，喜笑颜开地休整多时了。

　　张明、邵良两人本来就有宿怨，这一来更是有如仇敌，都说对方借“剿匪”之名，有意打击自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两人便“耗”上了，不是将矛头对准“匪首”粟裕，而是处心积虑相互磨擦，拆台，最后发展到相互抓人，见到对方的人就开枪。

　　刘建绪知道后，将张明、邵良叫来痛骂一顿，又将双方远远调开，才算结束了这场好戏。

　　尽管吃了哑巴亏，刘建绪凭借雄厚的实力，攻势未曾稍减。军事上步步紧逼外，他还采取移民并村等强制措施，将红军和老百姓隔离开来，以便困而歼之。

　　粟裕的对策是，一面隐蔽精干，保存力量，一面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穿行于封锁圈和碉堡之间，他的游击战术获得空前的提高，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刘建绪的“网”拉过来，粟裕便率部机敏灵活地钻过去；刘建绪占领了游击队的山头，粟裕便挺进到他的后方。

　　而刘建绪集中兵力大规模“围剿”，粟裕便化整为零，将作战单位分小，从几十人到十几人，乃至几个人活动，人自为战。看准可以出手的机会，粟裕又迅速将分散的人马集合起来，狠狠地“咬”刘建绪一口。

　　粟裕运用的游击战术几条原则是：

　　一、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二、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三、支配敌人，掌握主动；四、积极进攻，绝少防御；五、飘忽不定，出没无常；六、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

　　游击队行动时，粟裕要求做到5点：

　　一、反敌人之道而行，竭尽欺诈之能事，敌进我退，敌集我散，敌大我避，敌小我欺，避实就虚，声东击西；

　　二、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

　　三、站在敌人翼侧、后方和圈子外围，不为敌人所合击；

　　四、一切作战行动必须迅速、勇猛、坚决，迟疑犹豫等于等死；

　　五、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袭击，只要枪一响，刺刀就要杀到敌人肚皮上去。

　　对于如何隐蔽红军游击队的行动和意图，粟裕规定了多种活动形式，诸如兜圈子、大小圈、“8”字形、“S”形、电光形、杀回马枪以及东去西返、早出晚归等，让“清剿”的对手疲于奔命，无法捉摸，无从下手。

　　每次行军，他都要求派专人将沿途的痕迹清除干净，抹掉足迹，扶起踩倒的野草，有时还有意布下迷阵，在某个方向造出痕迹，让追赶之敌兴奋之后白忙一阵。

　　夜晚宿营时，他要求避开集镇，尽量选择小村，最好是有前后门的独立房屋，随时准备紧急撤退。

　　粟裕还规定游击队实行“五班制”，他亲带一个班，成员有参谋、警卫员等，既是指挥机关的干部，又要站岗、放哨、侦察、打仗，如同普通一兵。

　　每到宿营地，这个班住在中间，其他四个班分别放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任何方向发现敌情，便由那个方向的班阻击掩护，其他班迅速转移，摆脱敌人后到预定地点集合。他还要求，游击队至少要有两个集合点，第一集合点有敌情，便去第二个点集合。

　　部队每到一处，粟裕规定都必须认真勘察地形、道路，而且规定得很细。诸如从驻地出发，往前走多远有岔路，往右走通往何处，地形如何；从某地到某地，大路如何走，小路有几条，都掌握得一清二楚。如此一来，一旦路上与敌人遭遇，便能迅速摆脱。

　　为了做到“知己知彼”，粟裕还想方设法收集国统区报纸，从字里行间、正面反面细细分析，判断情况。

　　他也经常派人从电话线偷听来往通话，偶尔又出其不意突然袭击某个乡公所或镇公所，让乡长或镇长向县长紧急求援，从而获得权威的情报。

　　粟裕绝不仅仅是逃命式的躲避“追剿”之敌，而是常常主动出击。他将敌人后方列为袭击的主要目标，对象有三种：

　　一是蒋介石基层政权的党政军人员。出其不意将他们抓获后，根据罪行大小与民愤情况，或杀或罚，使国民党地方统治者日夜恐慌不安；二是袭击“清剿”部队的哨兵和侦探，动摇其军心；三是捕杀落伍、掉队的“清剿”官兵，零敲碎打，积少成多。

　　粟裕有了这些以多年血汗摸索出来的原则和战术，让拥有43个团，又有丰富老到“围剿”经验的刘建绪屡屡失手，徒唤奈何。尽管浙南的中心地区被摧毁，但粟裕和挺进师始终坚持下来。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国共包括南方游击队在内的谈判成功，早先雄心勃勃的刘建绪不得不遗憾地停止了“清剿”行动，与罗卓英一样，“活捉粟裕”成为他一生的未竟之功。

　　按照国共合作协议，承继红七军团和红10军团血脉的挺进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任司令员。随后，粟裕统领这支人数不多，却在三年间千锤百炼的部队开赴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安徽歙县，加入了新四军的行列。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横行中国，如入无人之境的日本侵略军，很快将见识一个神出鬼没的游击圣手。1934年7月红7军团改换“北上抗日先遣队”名号的使命，历经多年的艰难曲折和生死考验，也在粟裕的带领下最终得以完成。

 

　　(选自《战场上的粟裕》，黄河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作者简介：张雄文，湖南冷水江人，70年代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员、株洲市作协副主席，凤凰网和新浪网专栏作家、湖南大学客座教授，目前就读于毛泽东文学院14期中青年作家班。在《名人传记》、《羊城晚报》等数十家报刊发表过纪实作品，出版有《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人民出版社)、《名将粟裕珍闻录》(北岳文艺出版社)、《毛泽东粟裕与淮海决战》(人民出版社)、《蒋介石的枪杆子：从黄埔军校到黄埔系》(人民出版社)、《战场上的粟裕》(黄河出版社)等长篇纪实著作，以及诗词集《踏雪泥集——张雄文诗词选》(上海书店出版社)。曾获全国侗族文学“风雨桥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株洲市“炎帝文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