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吧!就是刻上文字纪念事业、功勋或作为标记的石头。碑体大小不同，有的高大伟岸，有的矮小平凡；形状各异，长方体、锥体、球体、棱体等等，不一而足；年龄更是千差万别，有的已是千岁老者，有的刚呱呱坠地。立碑者可谓是费尽心机、尽展才华，他们不仅让碑立卧多姿，更是让碑文内涵丰富，笔迹琳琅满目。

　　哦，生命!我想，碑应该也是有生命的!它应该不仅仅只是一块石头，或许是某个人生的总结，或许是一段历史的凝固，或许凝聚着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浓厚的民族精神。

　　哪怕是一块残碑!

 

　　一、残碑与共

 

　　A

　　1984年6月的一天，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南方大地，炙烤着地处湘西边陲的芷江，炙烤着江柏永那黝黑的皮肤。他正带着几个民工，在七里桥磨溪口的一座山坡上一线展开寻找着什么。

　　千万不要以为这座山地处大山深处，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就是个土山包，它可是见过大世面的。在它不远处，有一个机场，叫芷江机场，那可是二战时期远东盟军的第二大军用机场，后来成为了抗战时期的指挥中心和军事要地。它曾检阅过包括美国飞虎队在内的数以千计的中美战斗机，以及数十万计的抗日军人。在它的东边山麓，就是当年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在这里，它见证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坊的诞生。39年前的那个8月，日军降使——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遣其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前往芷江，代表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无条件投降，中国政府就是在里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中国战区总受降典礼，办理了侵华日军投降具体条款，从而宣告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亡我中华的美梦彻底破灭，写下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反抗外来侵略最光辉的一页。不久后，当时的中国政府组织在这里修建了“受降纪念坊”。

　　然而，人类却是个极其耐人寻味的情感动物。创造历史的是他们，摧毁历史的也还是他们，聪明和愚蠢有时会在他们身上演绎“二律背反”定律。1966年10月的一个下午，“受降纪念坊”流泪了。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几个人心迷失的知识分子，带着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手持钢钎和锄头，把这个凝聚着无数鲜血和民族情感的碑坊摧毁，包括当年的受降会场。因为纪念坊的正、背两面均镌刻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题额和题联。当时，现场“血淋淋”一片，历史成为瓦砾，大地悲恸。据说那天芷江大雨淋漓，或许这就是历史的眼泪。可悲的是，这次所谓的“革命行动”居然得到了当时革委会的肯定，他们甚至表扬，革命小将取得了圆满胜利。但更多人的心在流泪，江永柏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相信，碑坊虽然被毁，但其精髓与灵魂仍在。他深信，年纪轻轻的造反派们的钢钎和锄头没有那么坚硬，他们还不足以摧毁坚硬的历史，历史总会在这片不凡的土地上留下可以寻找的足迹。这点，他从未怀疑过。这也是他后来四处疯狂寻找碑坊和受降会场相关什物的重要原因。

　　江柏永穿着蓝色大裤头和白色背心，汲着拖鞋，左手夹根烟，显得非常急躁。他急躁起来，气氛特别紧张，就像是暴风雨即将来临。谁叫他是个大高个，还虎背熊腰呢。若是理个光头，人家肯定会把他当成黑社会。1934年出生的江柏永，办事果断，但也存在家长作风，甚至蛮横霸道。这一性格的养成，除了遗传基因，应该还与他的出生与经历有关。他的家乡芷江，地处偏僻、交通闭塞，历来有野蛮剽悍的风气。他当过兵，刚入伍，就跟随大部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充满硝烟的战场上奋勇杀敌。见过的江柏永的人都说，三大五粗的，就是打死我也不相信，他是个文化人，还是芷江县文化馆的文物专干。

　　“石板!”江柏永大声吼道，“一块青石板!”

　　听到江柏永的吼叫，大家都迅即围了过来。青石板在山上的一条小小水渠边，这是当地农民用来修山间水渠的。清澈的山泉水正在窄窄的水渠唱着欢快的歌儿，快乐地浇灌着这山上的每一棵果树。

　　江柏永还只看到了露在泥土外的青石板的某个局部，就激动起来了。这几年来，为了修复芷江受降纪念坊和受降会场，他和同事舒绍平等人，千方百计找政策，走村串巷寻找当年芷江受降的目击者、知情人，奔波在重庆、南京、长沙等城市的图书馆、档案馆，四处收集有关芷江受降的资料、图片和受降纪念坊实物。江柏永更是成了个不知疲倦的永动机，东奔西跑，停不下脚步了，甚至有点神经质了。只要听说哪里发现了石碑、历史图片或其他实物，他就立即条件反射，头脑一热，问都不问，骑上自行车就猛踩起来。芷江是山区，平地少，公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江柏永总是踩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不是他不怕累，而是他累不怕，他不想失去任何关于受降的物件，即使他知道这样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根据一张受降纪念坊照片和当时见证者的口碑资料，他研究过几十次了。他认为，受降纪念坊坊记碑是整个受降纪念坊的主体与核心。可惜的是，这张照片是一张正面照片，而坊记碑却在坊的背面中门上。找到这个坊记碑，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物价值，能更加准确地修建纪念坊。受降纪念坊是为四柱三拱门牌坊式建筑，虽然坊基、柱子、拱门都是水泥的，可能难以保存，但坊记碑等部位应该石头的，是石头就有可能被保存下来的可能。要找到这个坊记碑不是没有可能的。他知道，石碑不仅结实，在农村还有用武之地的，被用来筑路、修水渠，搭水塘边的跳台，甚至用来搭建猪栏屋和牛栏屋，是相当普遍的情况。如果坊记碑还在人世，它也不会远走高飞，应该就在受降纪念坊原址附近的七里桥、竹坪铺等村。而现在，正在修复的受降纪念坊已初见雏形，而在附近村子地毯式的搜寻中，依然没找到任何一件关于纪念坊的原物。江柏永心急如焚。不能让重修的受降纪念坊有遗憾啊!他在心里暗下决心，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挖出块牌坊上掉下的石块来，哪怕是块水泥砣也行啊。这几天，他调整了思路。既然附近农户家的猪栏屋和牛栏屋里没有，水塘边没有，公路上也没有，这个神秘之物是不是上了山呢。他决定从离受降纪念坊最近的山开始搜寻。急躁，不，简直是狂躁的他，干脆让正在复修受降纪念坊的师傅们暂时停工，一起寻“宝”。

　　一个民工正准备用锄头铲除泥土，取出青石板。

　　“莫动!”江柏永大手一挡，大声吼道。

　　看着急躁的江柏永，民工连连后退。他有点纳闷，不就一块石头吗，有那么严重吗?即便是文物，都日晒雨淋这么多年来，还在乎这一锄头吗。但他哪能理解江柏永的一番苦心哟!在江柏永看来，坊记碑已经流浪多年，不能再流浪了，这是情感和精神的游离，这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与耻辱。不是他着急，而是历史的脚步太慢!所以，在没有确定是文物还是石头前，一定也要把它当文物看。

　　那一幕，当年参加复修“受降纪念坊”的民工们依然记忆犹新!

　　江柏永躬下腰，远远超过九十度。霸道与倔强的江柏永，身材高大的江柏永，虔诚地向历史低下高贵的头。他用那双握过枪打过敌人的粗糙大手，轻轻拂去青石块上的泥土。轻轻地，轻轻地，他像抚摸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脸庞，生怕伤着他那嫩嫩的皮肤。

　　“江专干，你倒是快点啊!”江柏永缓慢的动作，让一旁的民工着急起来。

　　“我都不急，你们急个卵!”江柏永凶巴巴的。

　　很快，民工们发现了江柏永情绪的变化，先是紧张，接着便是惊讶，最后便是兴奋。

　　“应该是受降纪念坊坊记碑!应该是受降纪念坊坊记碑!”江柏永站了起来，手舞足蹈起来，激动得像个小孩，“同志们，我们可能找到坊记碑了!”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青石板，更不仅仅只是一件文物!

　　他又用水渠里的水轻轻洗去青石板上的泥土。那是历史的尘埃!青石板上，一行行模糊的字迹渐渐显露出来：“芷江受降纪念坊记：我国崛起东亚，巍然五千年矣!立国精神，原在大同。睦邻柔远，扶弱继绝，斯为帜志。清季甲午以还，东邻日本，肆蚕食野心，强抢我台湾、琉球，而东北数省亦假雯坐见告。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肇衅，我最高统帅国府主席……”

　　文行此处，戛然而止。

　　一碑两断，另一块在哪儿?现场一阵沉默，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江柏永。

　　“可惜断了!”有人叹息道。

　　“断了不要紧，断了还是碑。不管怎么样，我们找到原物了。我相信，既然能找到坊记碑的这一半，就一定能在这附近找到坊记碑的另一半。大家在这个附近分头找，如果发现石头，不准用锄头，只能用手。要是发现有石碑，马上告诉我。”江柏永信心满满的。

　　说完，江柏永一骨碌脱下白色背心，半裹着断碑，像抱孩子一样抱在胸前，小心翼翼地朝工地的临时办公室走去。

　　“江专干，江专干，另一块找到啦!在这里!在这里!”他与断碑还未到办公室，山上传来呼叫声。

　　江柏永轻轻放下断碑，随手从办公室拿了件白衬衫，狂喜地奔向山坡。看到另一截断碑，他就像看到失散多年的亲人，用白衬衫紧紧裹住它那流浪多日的身子。快20年了，不能让它再日晒雨淋了。

　　“找到就好!回家就好!”江柏永一边小心地往前走，一边喃喃自语，像抚慰受伤孩子那委屈的心灵。

　　两截失散18年，原本情同手足的“兄弟”，就在这个临时办公室团聚了。“兄弟”俩相拥而泣，默默无语。沧桑的岁月，有让他们无法挽回的缺失，但不论如何，它们团聚了，它们回家了。这是大幸。

　　同事胡瑜做出拓片后，芷江受降纪念坊记上的字清晰地展现了出来：“我国崛起东亚，巍然五千年矣!立国精神，原在大同。睦邻柔远，扶弱继绝，斯为帜志。清季甲午以还，东邻日本，肆蚕食野心，强抢我台湾、琉球，而东北数省亦假雯坐见告。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肇衅，我最高统帅国府主席□公曾宣示：和平未到□望，绝不放弃和平；□□未到最后关头，绝□□言牺牲。忍让为国，于□可觌。然敌未悔祸，乔逞其兵，以三月即可亡我。我为所迫，遂起全面抗战，顾敌侈志，欲争霸寰球，微仅在我一国已出。既美英苏各友邦与我同盟，德意瓦解，敌又以湘西之战失利，本土为美弹所震，乃袒服请降。时中华民国三十四年。”(注：文中“□”所示，为碑上缺失文字)

　　坊记碑受到损坏，有所缺失。虽然江柏永暂不能肯定缺失的字是哪几个字，但坊记的意思他完全理解了。经考证，碑长175厘米，宽81厘米，高7厘米的坊记碑，共206字铭文。这是国内唯一反映日本向中国投降的重要历史见证的坊记碑。坊记碑的回归，更加坚定了江柏永他们这些执着建设者们的信心。江柏永再次加大了对纪念坊和受降会场原物的搜寻力度。

　　1984年11月，他们在七里桥一农户家找到了同样是青石板制作的创修碑，那是1947年2月当局立的，题有“彪炳千秋”四个字。它被压在这一农户家的水缸底下已经整整18年了。这年底，他们又向省文化局呈报了恢复受降会场的请示，并很快得以批复，还下拨了一笔专项经费。第二年9月3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大会暨受降坊修复落成典礼在芷江隆重举行。一同落成的还有受降会场。这天，中华大地秋高气爽，喜气洋洋。站在受降纪念坊前，天命之年的江柏永喜极而泣，酸甜苦辣咸一并洋溢在幸福的泪水中。

　　受降纪念坊的命运真是多桀啊!那些日子，它几乎哭干了泪，流尽了血。1970年代末期开始，同样是它的春天的到来。真的令人欣慰!真的值得祝贺!它不仅熬到了这个时代，并有幸期遇了许多有责任的知识分子，以及那些具有大局意识、敢于还原历史真实和破旧立新的领导干部。

　　江柏永无疑是它最好的知己之一。说起往事，如今已经八十高龄的江柏永告诉笔者，他至今也没怎么弄明白，自己当年就稀里糊涂地从事起文物工作来。或许是缘份吧!

　　1978年，是时代的春天，也是江柏永的春天。

　　那年冬季的一天，他接到县组织部的通知，他的政策落实了，可以回城参加工作了。参加过抗美援朝，已经步入中年的江柏永兴奋不已。这是他期盼已久的时刻啊!这是个令他终生难忘的暖冬!

　　“老江，到哪个单位工作，你有打算吗?”组织部的干部问他。

　　“到哪个单位都行，只要有事干，不闲着就行!”江柏永那黝黑的脸笑开了花。

　　组织部的干部想了想，然后说：“那就到文化馆去吧!事业单位，全额拨款，很不错的。”

　　“好嘞!”江柏永欢快地离开了组织部，到偏僻的乡村去接他的老婆孩子回城。

　　可江柏永是个当过兵、扛过枪、下过乡的大老粗，不会写作，不会书画，也不会唱歌跳舞，来到艺术家扎堆的文化馆，他又能做点啥呢?

　　“老江，你干点什么好呢?”馆长抬头问他。

　　江柏永摸了摸头，苦笑着说：“馆长安排干什么就干什么，打扫院子也行啊!”

　　几天后，馆长把他叫到办公室，对他说：“老江，现在全局上下没有一个搞文物工作的，你就别打扫院子了，还是负责文物方面的工作吧!”

　　“好嘞!”江柏永还是那么爽快地答应着。

　　答应虽然爽快，但文物工作具体如何做，江柏永仍是一头雾水。那有什么办法呢，自己种下的苦果自己咽吧。他只得赶着鸭子上架了。

　　虽然江柏华没什么文物基础，也不是最佳的学习年龄了，但他也慢慢地悟出了些门道：搞文物工作，理论知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心——爱心、恒心、细心、责任心。

　　到底当兵出身，江柏华首先想到的是战争遗址。而在芷江，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受降纪念坊。对于这里的故事，他打小就耳濡目染，有着深厚的情感。在文化馆工作，相对来说，较为清闲。于是，他也就三天两头的往七里桥跑。

　　最开始，他只知道傻傻地站在受降纪念坊遗址处遥想着这片土地曾经的辉煌。芷江地处云贵高原东部、雪峰山西麓，这里控荆湘，扼滇贵，拊蜀而复粤，湘黔铁路、湘黔公路、川湘公路在此交汇。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可是拱卫着祖国的大西南，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是大后方联系前线的纽带。特别是抗战后期发生的两件大事——芷江作战(史称‘湘西会战’)和芷江受降，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芷江受降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近百年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胜利记录。为纪念“芷江受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947年中国政府在受降地建“受降纪念坊”一座，该坊为华夏大地上唯一一处纪念抗日胜利的标志性建筑物，是全国各民族团结统一，最后取得完全胜利的历史丰碑，以“中国的凯旋门”著称于世。痛心啊，“中国的凯旋门”现在成了一片荒地!

　　他在为芷江这片神奇土地的荣光骄傲与伤心的同时，也为芷江这片土的委屈鸣不平。在翻阅许多资料时，他发现，在1945年8月23日之前，都称芷江受降，之后便把芷江受降改为芷江洽降，写的是南京受降。原因是当时日本投降首席代表今井武夫对芷江投降企图逃避，节外生枝，在受降过程中，从头到尾，他一直没有说过“投降”这个字眼。原本定在芷江的受降签字仪式改到了南京。“狗日的今井武夫，你不开口说话，难道就能支支吾吾蒙混过关吗?难道就不叫投降了吗?我们的历史也要客观记载，秉笔直书嘛!”一看到这些资料，江柏永就急躁得直拍桌子。在他看来，芷江受降都办了些具体实在的事，而南京受降只是搞了个仪式而已。芷江受降历时3天52小时，何应钦在芷江部署作战、召见降使、处理全国受降事宜20天，办理了128万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具体条款，特别是交出了日军在中国战区的兵力分布图。确定芷江总受降后，全国按16个受降区、101个受降地点分别接受日军投降。而9月9日“南京签字”前后加起来还不到20分钟。“芷江受降”不能叫“芷江洽降”，它与“南京签字”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是中国政府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整个历史过程。

　　一天，江柏永与一个在某局任副局长的朋友一起吃饭聊天。当他激情四溢地讲起芷江受降时的故事，对方却毫无反映。他讲完后，对方表情木讷地问他，你听说的是正史还是野史啊!脾气暴躁的江柏永猛地一下站了起来，指着朋友的鼻子骂道：“你这个局长怎么当上的，连芷江受降都不知道。我告诉你，连老祖宗的历史都搞不清，你当不好官，也不会是个好官。”随后，他把碗筷一摔，拂袖而去。

　　但很快，江柏永就为自己的鲁莽自责起来。他在走访中了解到，除了七里桥附近的群众知道有芷江受降这么回事，其他地方的群众基本上不知道。他还了解到，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像当副局长的这个朋友一样对此事一问三不知的还大有人在。

　　有主观原因。因为意识和认识的差异，而导致真实的历史被蒙弊。更有客观原因。当时的西南公路是从受降纪念坊的后山通过，坊前无入城通道。坊建于此，是因为这里的中美空军联队军营曾为受降会场极少有人跋涉到这角落里瞻仰，也无人敢越守卫森严的机场取近道到达，加上受降后媒体宣传甚少，所以除了七里桥村附近群众知道有这么回事，一般鲜有人知。

　　“受降纪念坊，既不是国民党独有的，也不是共产党特有的，而是凝聚着中华儿女鲜血的抗战物证。我并不是希望它整天被包围在喧哗与鲜花中，相反，我还希望来这里瞻仰的群众不跟风、不扎堆，安安静静的来，安安静静的看，安安静静的想，安安静静的离开，把国家的故事，民族的记忆，时刻放在心里就行了。”回忆起当年的往事，江柏永表情凝重地向笔者表达着自己的观点，“但如果就让这么一座标志着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取得完全胜利的标志性建筑就淹埋在这个角落里，这不仅历史不容忍，说实话，我看不下去，我相信，有良知的中国人也都会看不下去。”

　　不久后，江柏永有了种从未有过的紧迫感，他暗下决心，要当好芷江受降的宣扬机。这个毫无权力的小小文物专干，甚至还冒出了个大胆的想法：期望并争取复修芷江受降纪念坊。

　　随后，他做起了有心人：有时间就抓紧走访当事人，收集些与芷江受降有关的资料和实物。一次，他偶然听说芷江县城老照相馆——爱尔特照相馆的老摄影师张晓峰，曾在受降纪念坊被毁前照过一些照片。摄影师不在了，他就四处找他的后人。当江柏永从摄影师儿子张祖权手中接过那张捐献出来的纪念坊正面老照片时，他欣喜若狂。这就是修复纪念坊最好的依据啊!能不欣喜吗?

　　这样的工作，虽然枯燥、清贫，不被人理解，甚至被人嘲笑，但他觉得特别有意义。并且，他很快就告别了单打独斗的日子。

　　1980年，他与教育界德高望重的杨老师结缘。江柏永对杨老师早就熟知与仰慕。杨老师叫杨谋堃，是当时芷江师范的老师。从30年代开始，他就投身教育事业，最开始在晃州厅高等小学堂任教，建国后调到芷江师范的，一直是教育界的骨干力量，领头雁。由于贡献大，影响深远，他不仅选为芷江县人大代表，还当选为湖南省政协委员。

　　头衔多，荣誉大，没有让杨老师觉得有任何优越感，或者说是成就感。相反，他整天变得茶不思饭不想了，心里整天沉甸甸的。他觉得，当了代表不仅要走在前面，还在做在前面，也还要扎扎实实替老百姓办几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否则就对不住代表和委员这个称谓，更没脸面对群众对自己的信任。1980年秋天，这个从事了半个世纪教育工作，历经了风雨沧桑的知识分子，与其他几个代表一起，满怀深情地写起了提案，要求复修1966年被造反派损毁的“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坊”。杨老师历来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对自己创作的“作品”更是近乎苛刻。他改了又改，读了又读，边读边改，边改边读。老伴念叨起来了：“老杨同志呀，都一把年纪了，还出什么风头咯，那么多年的苦还没受累吗?提案就别提了吧，免得再捅什么娄子，过几年安安稳稳的日子吧!”杨老师冷冷地“哼”了声，说：“妇人之见!”老伴也不示弱，回了句：“斗死也活该!”

　　但杨老师的激情澎湃和他那份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写出的提案，却在芷江县人代会上遭到冷遇。“芷江受降纪念坊虽然是抗战物证，但它毕竟是国民党留下的东西，能提吗?”许多人都为杨老师的“大胆”与“冒失”捏了一把汗。最终，会议仅对这一提案纳入档案，未作答复。

　　未作答复，并不意味着杨老师的提案就没有起到效果、达到目标。听说杨老师上交了提案后，江柏永更加坚定了信心。而事实上，杨老师的提案也代表了众多心潮蠢蠢欲动的人心。确实，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要做出同意修建全部由国民党军政要员题词题联的受降纪念坊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这次人代会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江柏永敲开了杨老师的家门。他买了点水果，以学生的身份，前来拜访杨老师。江柏永与杨老师一见如故，情投意合，相谈甚欢。一会儿拍手叫好，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又捶胸顿足。据杨老师老伴后来说，江柏永是下午三点多到的她家，她看已经聊到了近六点了，就礼节性地对他说，江专干，你在这吃晚饭吧!江柏永没有半点客气，扭头对她直说，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她只得马上做几个像样的菜。饭桌上，他们俩人仍旧聊得不可开交，还喝点小酒，边喝边聊，边聊边喝。一直聊到晚上十点半，江柏永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他们整整聊了七个小时，话题始终没有离开“芷江受降”。

　　有了杨老师鼓励，江柏永胆子更大了。1981年8月10日，怀化地区文化局召开各县市文物工作会议，江奉命参加会议。这次会议上，地区文化局指示要求各县将具有历史意义、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实体遗存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已损毁但可望修复的建筑物等情况逐一介绍。听到这个消息，江柏永为之一喜，信心满满地抢先发言。发言中，他把自己掌握的有关芷江受降纪念坊的历史进行了详细介绍，并把早就准备好的修复提案一并介绍。江柏永的发言获得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但雷声大、雨点小，会议总结时，主持会议的领导对江柏永充满激情的发言，既没肯定，也没否定。这就是领导艺术，以委婉的方式否定了他的复修提案。这样的态度，让江柏永甚是着急。他最烦那种说话吞吞吐吐的人。但这也反映了当时领导干部普遍存在的矛盾而纠结的心态。

　　地区态度不明朗，这让江柏永非常失望。好在县里的部分领导开明，当江柏永跑到他们办公室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讲述复修“芷江受降纪念坊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时，有几个领导明确表态尽力支持复修芷江受降纪念坊”。领导们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复修芷江受降纪念坊的话题提上了县委县政府的会议。毫无疑问，无论是县委的会议，还是县政府的会议，都是一次激烈的思想碰撞。有据理力争的，有激烈反对的，有嗤之以鼻的，有一言不发的，有摇头叹息的。总之，表情各异。但最终，江柏永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的理想与行动得到了芷江县当时的主要领导力挺。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思想观念和意识还处于保守状态中，领导的选择与决定，是何等的珍贵啊!对于江柏永来说，也无疑是最大的帮助。

　　江柏永决定跑趟省城长沙。领导机关应该站得高，看得远。他这样想。为此，他作了充分准备，首先写了一个扎扎实实汇报材料。这个材料中，他从过去、现在、未来三大板块，对芷江抗战文化资源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分析。过去——芷江是抗战时期的军事要塞、指挥中心和受降之地，它在二战历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影响和地位；现在——芷江留下了众多的抗战遗址和大量文物，复修受降纪念坊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更是相当紧迫的一件大事；未来——不仅是芷江和湖南的需要，更是全国、全世界人民的需要，是子子孙孙的需要，它是历史留给人类的巨大财富，要让这里真正成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胜地。这个汇报材料，观点鲜明，材料详实；有理有据，有情有感。另外，他还把自己采访的口碑资料以及自己收集到的与芷江受降有关的实物和资料清单都带进了省城。

　　9月29日，江柏永背着一大包资料坐火车到达长沙。

　　那时，省文物局还没成立，负责全省文物的是省文化厅的文物处。接待他的是时任文物化副处长、后任省文物局局长的谢辟庸。谢副处长是湘潭人士，一直从事革命文物工作，历任毛主席革命纪念办宣传科副科长、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陈列馆馆长、湖南省文化厅文物处副处长等职。正值壮年的他，不仅对全省文物了如指掌，更是对文物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

　　“老江，来，来，来，请坐!”见到搞文物的，谢辟庸就像见到了亲人，一边泡茶，一边热情地打着招呼，“芷江到长沙的绿皮，哐当哐当要上十个小时，蛮辛苦的!”

　　江柏永屁股还没坐热，就急不可待地打开大包，拿出汇报材料和各种各样的资料。作为省里面的文物专家，谢辟庸对芷江受降的历史几乎是烂熟于心啊!他迅速大概浏览完所有资料后，坚定地说：“老江，芷江复修受降纪念坊，作为我个人来说，举双手赞成。我认为，从文物的角度来讲，要尊重历史，修旧如旧，保持历史风格。这是我们文物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原则。”

　　江柏永很感动，立即站了起来，紧紧地握着谢辟庸的手说：“感谢处长!有处长的支持，受降纪念坊复修就有希望了!”

　　“老江，你放心，我马上就给厅领导打报告!但你必须有个心里准备，可能这件事不会那么顺利。”谢辟庸说，“你看，明天就是国庆节了，要不，你先回去，先过了国庆节再说，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

　　“我先不回去，就在旁边找个小旅馆住着，等领导的批复。没关系的，处长，如果你有啥需要我做的事，随时召唤我，我是农民出身，当过兵，一身蛮力气。”江柏永说。

　　正如谢辟庸所料，芷江修复受降坊的申请，犹如给省文化厅的领导们出了个令人头疼的难题，让他们举棋不定。其实，他们都知道这道题该怎么做，但就是不敢下笔。

　　厅领导这一来二去的讨论，就是一周过去了，直到10月10日才有了个基本定论。

　　“它是国民党的，也是共产党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财富。应该尊重历史，不分彼此，按原貌修复纪念坊!这是时代发展的趋势，也是历史的必然。”

　　“尊重历史!谁不知道!但我们总不能大张旗鼓地给国民党唱赞歌吧!”

　　……

　　“同志们都就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与看法，各有道理，也都没错。我看这样吧!还是先给大家一点时间吧，再好好思考思考，消化消化。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再难的题，都能破解!”主要领导打了个圆场。

　　呈上去的报告，只有请示，没有批复。江柏永在这里老老实实等了十来天了，谢辟庸不知如何跟他交待。直说吧，又怕打消他的积极性。不说吧，他又在这死心踏地地等着。

　　“老江，我们这报告一呈上去后，不是这个领导不在家，就是那个领导不在家，到现在还走在程序的路上。你看这么着行不行。你先回芷江，一有消息，我就第一时间通知你。”谢辟庸难为情地说。

　　“不，我还是在这儿等吧!”江柏永依然坚持说，“这个事不能再拖了!”

　　看着倔强、霸蛮的江柏永，谢辟庸既心烦又敬佩。

　　“老江，我还是实话跟你说吧。今天上午，厅领导又开会讨论了，说现在修复纪念坊，时机还不是很成熟，要你们再等一等。”谢辟庸说，“修复纪念坊这个事，要不了多久，就能够实现，你要相信我的判断。”

　　听谢辟庸这么一说，江柏永黯然失色。他有怨言，甚至还有愤怒，但都理智地咽进了肚子里。他知道，作为领导机关，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们有自己的考虑和难处，必须理解，必须包容。

　　“说实话，那天，我情绪非常失落。怎么买的火车票，怎么上的火车，怎么回的家，我大脑一片模糊。”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江柏永感慨地说。

　　江柏永的这次出师不利，只不过是修复纪念坊过程中的一个小小插曲。毕竟历史的春天已经来了!

　　1982年初，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抬头，公然篡改教科书将“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中国”，全盘否定历史。消息传出，全世界人民都愤怒了。江柏永，这个蛮横的湘西汉子愤怒得紧握拳头，咬牙切齿。他站在山头，挥起硬硬的拳头，大声吼道：狗日的，侵略了我们的祖国，杀害了我们那么多同胞，居然不认账。

　　他觉得，他不能再沉默了，他不能再等待了，他不能再犹豫了，他不能再畏难了。他背起那袋沉重的资料，再次奔赴省城长沙，奔向省文化厅，请求同意复修芷江受降纪念坊。

　　而这次，这种呼声更强了，力量更大了。不再是江柏永一个人，而是一支队伍。常德人请求修复常德会战公墓，溆浦人请求修复龙潭抗战纪念陵园……岂止湖南哟!北京卢沟桥申修建抗日战争纪念馆……

　　这应该就是历史的洪流吧!

　　愤怒的厅领导虽然还有所担忧，但正义的力量、民族的情感，远远战胜了他们的谨小慎微。他们连夜开会，集体修改报告。第二天一早，报告就呈送到了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

　　不久后，湖南省人民政府明确同意修复受降纪念坊，并拨款15000元为复修专款，但要求不体现国民党军政要人的题联题额。据说，省领导们在讨论时，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受降纪念坊必须修。但在表现手法上，形成了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只修复纪念坊的架子，不恢复国民党军政要的题联题额。第二种意见：可以恢复国民党军政要题联题额，但不能展示出来，要想办法蒙上，待时机成熟时，再揭开它神秘的面纱。第三种意见：尊重历史，恢复原貌，修旧如旧。毫无疑问，省领导们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与辩论。

　　接到批复，芷江一片欢呼!虽然拨款不算太多，还有附加条件，但毕竟迈出了伟大的一步。后来，芷江县委常委会议审定受降纪念坊复修方案时，如此定调：既然省里只要求不体现国民党军政要人的题联题额，并没有明确表示不刻题联题额，干脆打个擦边球，让“受降纪念坊”恢复原状，保持原题联题额，并且质量上要比原来坚固，争取修好一点，如果硬要追究下来，就进行技术处理，想办法把它蒙上。

　　江柏永感到自己无比的幸福，但幸福的他更加忙碌了。当时就他一人负责这项工作，人手少，任务重，步行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求了，得小跑了。要四处走访，收集口碑资料和受降现场的原物，还要负责征地，组织建设局的人设计图纸等等，事无巨细。前文不是写了吗：江柏永成了个不知疲倦的永动机，东奔西跑，停不下脚步了，甚至有点神经质了。

　　为了了解真实情况，获得第一手口碑资料，光笔记本就他就记了密密麻麻八本。坊上铭文的文采、对仗、用典，有着耐人寻味的赏析价值。为了将纪念坊的的铭文校准，他拿着放大镜细看照片，但他再认真，也只能核准正面的铭文。而纪念坊背面的铭文，只能依据口碑资料了。

　　一次，他与芷江罗旧镇卫生院医生杨鸿勋为了题联上的一个字争得面红耳赤。杨医生的家就在受降纪念坊的旁边，高中文化，是七里桥一带少有的“秀才”。江柏永走访他时，他一口气背出了坊上所有的题联题词题名，与照片正面相比，几乎没有出入，于是采信了。但他们在何应钦将军的题联“名城首受降实可知扶桑试剑富士扬鞭还需一着，胜地倍生色应推倒铜柱记功燕然勒石独有千秋”中的“倒”字上，发生了分岐。江柏永认为，此题联中的“倒”应为“到”。但杨医生却坚持说，不是“到”，就是“倒”，我记得清清楚楚。江柏永辩说道，根据对联意思，是“到”的可能性更大些……

　　最终，江柏永还是服从了杨医生，认定为“倒”。原因很简单：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便以口碑资料为准。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不仅如此，在走访回来后，他还叫出纳特意汇了5元钱(约合七八斤猪肉价)以示谢意。

　　空口无凭，实物为证。江柏永他们把更大的精力放在了文物征集上，这是修复芷江受降纪念坊和受降会场的重中之重的工作。让江柏永感动与记忆深刻的是，广大群众对修复受降纪念坊的大力支持。

　　怀化安江纱厂就是典型代表。当年，芷江受降，大批将领云集，桌椅不够用，受降典礼筹备处从原安江纱厂借了一批桌椅。受降以后，为了对这段历史作一个纪念，筹备处官员将部分桌椅用火印、铭文的形式刻了字，退还给安江纱厂。安江纱厂的员工知道这批桌椅的珍贵，珍爱有加。文革期间，为了怕被破坏，便将刻了字的桌椅涂上油漆。当他们听说芷江要修复受降纪念坊和受降会场，并打算花钱购买这些桌椅，安江纱厂职代会商议，一致同意无偿捐献。

　　……

　　1985年初春，芷江方面接到省文化厅通知：受降坊的修复，尊重历史，恢复原貌。并特别强调：所有国民党要员的题联题额，一字不少，全部刻上，待“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暨受降纪念坊复修落成典礼”举行时，全部面世。

　　此时的神州大地，花儿开了，小草绿了，一切都是那么的生机盎然!

 

　　B

 

　　40年前，芷江大地热血沸腾!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我正在雪峰山前线采访。8月上旬，由龙潭司回到安江。8月15日，当时在安江出版的《中央日报》发出‘号外’，说日本已‘无条件投降’，安江全镇哄动，镇民及安江纺纱厂工人的欢乐，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当时《中国晨报》记者严怪愚，在《芷江受降侧记》中说。

　　“芷江是中国反攻的陆空主要基地，在今日一举而成为历史上万代不可磨灭的一个光辉的城市。这里正有成千人员昼夜忙碌，从事筹备接受日本投降的盛典。空军基地边缘有一灰色小屋，这所小屋，建筑在舞水上流左岸不到300公尺的山野，两座满缀青松分嵌着‘正义’、‘公理’的牌楼，高耸在门外，屋了里面，红地白墙。屋顶上有‘和平水奠’4个大字，前面4根旗杆飘扬着中、美、英、苏的国旗……”时任《中央日报》贵阳版记者的方国希，在《日本降使在芷江》的报道中如此写道。

　　“芷江，是敌军3个月以前对中国发动最后攻势的目标，想不到3个月以后的今天，这雪峰山西麓的边城，‘终于发现了敌人’，而这8名‘皇军’却不是来‘占领中国空军重要基地’，乃是代表全部在华的日军向中国接洽无条件投降的……湘西的军民，像是因为在三个月前打了一个关键全局的胜仗而骄傲荣耀，同时也因为在三个月后的今日看到日本代表到此地投降而兴奋喜悦。濒依舞水的芷江，热闹繁荣，据说为空前未有。县城门口有一红色对联，写着‘庆五千年未有之胜利’，‘开亿万世永久之和平’，字大如斗。商店酒家结彩，户户升旗，劈劈拍拍的鞭炮，还没有放得尽兴。我们在街上巡视一周，除了看到拥塞的各型汽车以外，便是红红绿绿的联语，其中很多采用‘日本投降了，天下太平矣’两句简单明了的现代白话……”时任重庆《大公报》记者的顾建平，在他的报道中如此描述。

　　“这振奋人心的消息，显示着战争乌云的消逝，绽开和平欢颜。人们如梦初醒，亢奋激情蓦地从内心深处腾起!飞机在头顶上撒传单；机场按照灯四射，此来彼往，似银河控空，白虹飞舞；士兵们朝天发射枪炮，弹道鲜明，弧光如箭，当地居民兴高采烈地丢帽子，抛手帕，放鞭炮，照手电，欢乐嬉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天上彩光交织成绵，地面噪声融合轰鸣，夜如白昼，地动山摇，难民们的高兴劲头更非一般!他们马上能回老家同久别的亲人团聚了，奔走相告，忘形相抱，倾吐出流漓失所的悲惨苦痛，商议着一回去就重建家园的事情……”时任国民党第四方面军少尉司书的向晶如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如此写道。

　　“……欢庆胜利的场面异常热烈而轻松，大家都沉浸在一片欢快的气氛中，脸上从始至终都挂满了笑容。那年我满18岁，是职衔最低的准尉军官，却和王耀武等众多高级将领互相敬酒。那天，我生平第一次喝醉了。那是为胜利而醉!为和平而醉!”时为芷江受降典礼筹备处工作人员的魏鸿祥后来撰文回忆。

　　……

　　芷江百姓，扶老携幼，奔走相告。霎时，万人空巷，齐集街头巷尾，共同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

　　芷江受降更是震惊全世界，当时有100余名中外记者云集芷江，国内外许多大小报刊均作为头条新闻予以报道。

　　“芷江受降，宣告了日本鬼子的最后失败，狂妄的日本鬼子在此首次向我们中国人低头请降，大快人心!这个地方值得纪念!”

　　“芷江受降，震古烁今，写下了中华民族100多年来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的最光辉的一页，雪洗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这一事件，应该载入中华民族史册，应该让中华儿女永远铭记!”

　　“应该修建永久性的纪念设施，让芷江受降地址流芳百世!”

　　“应该保护好这里，以告诫后人，以史为鉴，警钟长鸣!”

　　“不仅要在这里建永久性的纪念设施，更要以芷江为中心，划出相邻的贵州、湖南境内31个县区，设立‘和平省’，省会就设在芷江。”

　　“一个在八年苦战中争得最后的胜利的受降城市，如果只让它炫耀一时，而不加以规划建设，永留纪念，那就未免太辜负它的存在了。”

　　……

　　各阶层的仁人志士纷纷建言。

　　1946年11月2日，芷江县参议会向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提出建议：请求划湘黔边境的龙山、永顺、沅陵、凤凰、麻阳、怀化、溆浦、黔阳、泸溪、辰溪、会同、乾城、永绥、保靖、古丈、绥宁、通道、城步、芷江、晃县、镇远、松桃、铜仁、江口、岑巩、玉屏、清溪、天柱、锦屏、黎平、秀山等三十一县为和平省行政区，定省会于芷江。

　　就在同一天，会同县也积极呼应。该县参议长陈方略、副议长粟沛及584名县民联名提议国民大会：请求划湘西边境的芷江、黔阳、麻阳、晃县、凤凰、怀化、会同、靖县、绥宁、通道，贵州的天柱、锦屏、黎平、镇远、玉屏、三穗、岑巩、铜仁、松桃、江口、从江，四川边区的秀山、酉阳、彭水、黔江等25县新建芷江省，以示永久纪念日本投降事。

　　民众的呼声，得到了国民党高层的高度重视。1946年冬天，时任湖南省主席的王东原前来芷江视察。视察时，王东原再三强调：原接洽受降地房屋，签字用的桌椅用具，均应保留原状，留示后人。回到省城后，王又在省府会议上主张将芷江修建为受降城，得到了赞同。

　　担当这一重任的是时任芷江县县长的杨化育。1891年出生的杨化育，四川秀山人，在来芷江当县长前，已经在贵州的德江、江口、沿河三县担任过县长，并且有十多年的任职经历。杨化育文才高，吟诗作赋，并频频有诗作问世，还出过诗集。如在沿河县县长任上，他巡察北部乡镇时，拜诣隘门寺后，就曾写下《题赠隘门寺有道禅师学诚》：蔓草荒烟久未温，红花鸡口有啼痕；苍天似解生灵苦，一朵祥云降隘门。他觉得，芷江地重千秋，建受降城，意义重大，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947年芷江县政府将《芷江受降城规划原则》送达省政府，由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城乡建设委员会召开市政技术小组会议，邀请知名专家座谈讨论。同年6月《湖南省政府公报》第五十二期正式公布《芷江受降城的规划原则》强调：受降城的修建必须突出有受降意义，将芷江县城定名为芷江受降城并建受降公园；受降公园建于原日本乞降地点，所有纪念建筑物予以保留，一切受降用具应予集中，散失者予以收集并按原样陈列；芷江为战时我军与盟军作战基地，殉难英雄要查实国籍、姓名、职务等造册登记，在芷江车站对面修建有代表意义的殉难空军铜像以供凭吊；在芷江同盟路修建林荫大道，以歼敌英雄雕塑点缀其间。根据《芷江受降城设计草案》预计，芷江受降城的修建共需要经费286亿元法币。没有钱，一切都是空想。湖南省政府不得不向南京国民政府打报告请求批准并下拨经费。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正忙于内战，军费浩大，不仅设“和平省”已成泡影，修建芷江受降城也无暇顾及。申请经费报告也就没有了下文。这可急坏了准备大干一场的杨化育。但他有信心，也很在耐心，一而再再而三地往省里跑，往南京跑，他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染南京国民政府。最终，杨化育的苦口婆心还是起到了效果，南京国民政府拨付了285万元法币。但与原计划拨付的286亿元法币，相差了整整一万倍。

　　“285万元能干什么啊!”省政府特派设计委员陈誉膺有点不满地说，“根本就做不了什么呀!”

　　杨化育默默地沉思了一会后，说：“与原计划相比，这点钱只不过是九牛一毛。我们不要再指望蒋委员会长了，就米下锅吧!总不能违背人民的意愿，辜负人民的期望呀!”

　　“建个什么呢?”

　　“就建座受降纪念坊吧!既相对简单，又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也只能如此了!”

　　“干吧!不能再等，也不能再拖了。”

　　随后，他们投入到紧张的设计之中来。他们左思右想地前前后后设计了五个方案，最终四柱三拱门“血”字型，且具有民族风格的“受降纪念坊”脱颖而出。

　　“纪念牌坊就修在签字受降的房子旁边，朝东而建，这意味着日本鬼子是从东向我国投降的。牌坊为四柱三拱门式建筑，既保持了特有的民族建设风格，又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但这个牌坊又呈‘血’字造型。主要有两导含义。一是我们中华民族取得全面胜利，是用3500万同胞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目的就是要告诫人们，要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二是用‘血’字造型石坊作为一座警世碑，时时警示我们和我们的后人不要忘记历史……”杨化育向每一位来访者认真地介绍着这一别出心裁的“作品”。

　　这一设计方案赢得了几乎所有来访者的赞许与掌声。然而，当陈誉膺根据草案进行经费预算时，发现设计费、材料费、人工费等加起了，还是远远超出了285万元法币。

　　“怎么办?杨县长!”陈誉膺问。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能省的就省，能就地取材的就就地取材。”杨化育说。

　　于是，他们发动民工四处寻找青砖。地处湘西的芷江，木房居多，要找到青砖还真非易事。好不容易找了不少，但却厚薄不一，长短不同。

　　杨化育觉得“受降纪念坊”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必须高质量、高标准，用材和质量决不能凑合和将就。

　　这可怎么办呢?

　　“拆掉一段城墙吧，城墙上的青砖，既规则，质量又好。”说这话时，杨化育眼里泛起了泪花。作为文化人，他知道，破坏文物，亵渎历史，是要被后人所唾弃的。但他相信，芷江百姓和历史最终会原谅他的。即便得不到原谅，自己也问心无愧。他想。

　　随后，他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挥起了沉重的锤子，拆下了一段城墙的青砖。

　　1947年8月30日，“芷江受降纪念坊”落成。细心的人们发现，在坊的正面，最上面是蒋介石题写的“震古烁今”，而在下面便是杨化育题写的“受降纪念坊”。一个小小的国民党县官的题额，竟与国民党最高统帅的题额并驾齐驱!

　　这是当时芷江人民的心声!他们认为，芷江的子孙后代应该记住杨县长的不朽功勋。

　　憧憬着美好未来而又善良的人们并不知道，他们高高在上的蒋委员长，早就违背民心，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了。

　　“国共合作抗日以后，共产党取得了合法地位，在抗战中成为一支中坚力量。请问何总司令员，为什么在受降主官分配表中没有共产党的军队呢?”1945年8月的一天，有国民党军报记者问受降代表何应钦。

　　1944年，何应钦就任中国陆军总司令时，冈村宁次也升迁侵华日军总司令。何应钦早年留学日本，在陆军士官学校就读时，与冈村宁次同班。他们俩人脾气相近，志趣相投，成为莫逆之交。后来，他们各自为本国效劳，以军人的身份在战场上对决。蒋介石在决定受降人选时，也许正是看中了何应钦的这一特点，让他出任受降代表，以便与这位身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日本老同学打交道。其目的，就是不让中共插手，争取更多利益，为在未来国共之争中取得优势。1945年8月10日，蒋介石向何应钦发出了这样的训令：“警告辖区敌军，除按政府指定的军事长官的命令外，不得向任何人缴械。”

　　“共产党的八路军总部目前自己改称‘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部’，已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或‘第十八集团军’这个名义，并且擅自划定只有他们自己部队参加的受降区域，与政府分庭抗礼，破坏扰乱整个受降部署，难道还要再给他们分配受降区域吗?”为了掩饰国民党排斥共产党受降的真相，何应钦强词夺理，倒打一耙地说。

　　何应钦在随后发给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备忘录、第二号备忘录、第九号备忘录、第十六号备忘录，以及在军字第17号命令中，明确表示：坚决阻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接受日军投降。更有甚者，为了反对共产党受降，何应钦还向侵华日军明确表示：如果共产党军队强行受降，你方可进行武装自卫。

　　对于国民党垄断受降的做法，共产党理直气壮地进行了反对和抵制。

　　这年8月的一天，毛泽东就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题为《桃子该由谁摘》的演讲报告：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

 

　　二、浩然正气

 

　　A

　　1992年春节前夕，芷江来了个挂职干部。单单瘦瘦的，40岁出头，戴着眼镜，看上去很儒雅，更像个学者。说他是学者，名符其实。他不仅口才好，文采好，笔头还狠，诗词歌赋无所不能。但他却当兵出身，战士、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等职都干过，也上过对越自卫还击战场，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经受住了艰难困苦和生与死的考验。他有军人不畏艰难的豪爽性格，但却非常低调务实。

　　这个中年男子叫孔介夫，常德安乡人。他去年从湖南省人事厅办公室副主任升任计划处处长，当处长还不到一年，就主动申请到老少边穷地区挂职。于是，他来到了芷江，挂职当县委副书记。

　　实话说，他刚来芷江那会儿，芷江上到县长书记，下到普通老百姓，谁也不会太注意他。挂职干部不就是来“渡渡金、作作样、交交友、散散心”，等着回去提拔吗?他们是不可能真能担当基层建设与发展重任的。谁都这样认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应该还是。

　　这回他们想错了!这个省里来的孔书记不像其他挂职领导那样，来报个到，就人影子都找不着了。他却不嫌累，大包小包的带了一大堆，特别是还带了一大箱子书，死沉死沉的。没错，他打算在芷江这个山里安营扎寨，踏踏实实干几年，干几件实实在在的事情。

　　到到芷江的第二天，孔介夫就悄悄一人来到七里桥的受降纪念坊。至今，还有工作人员依稀记得当时场景：那天，一个单瘦的男子拿着个笔记本，边看边记，边记边看，看得认真，走得缓慢。他不仅把受降纪念坊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受降堂里里外外看了个遍，记了个遍，还在受降纪念坊附近转悠了大半个下午，最后才恋恋不舍的离开。只是他们当时不知道，这个有心人就是孔书记。

　　那段时间，孔介夫除了完成组织上分管的工作外，还抓紧对芷江的人文历史作全面的调研。晚上，难得闲暇，他才有机会捧起心爱的书本。读得最多的还是关于芷江的书，关于芷江受降的书。甚至可以说，他已将手头上所有关于芷江的书看得烂熟于心了。兴致来了，就提笔写几道诗词，写出发自内心的感悟。

　　这是他从部队开始就养成的良好习惯。侗乡小山城芷江，夜深人静，蛙声如潮。微弱的电灯光洒满潮湿的宿舍，叽吱作响的破木桌，支撑着如饥似渴涉猎者的身影。真是草露浸书，蛙声伴读啊!伴随着伏案者进入浩瀚的知识海洋……

　　读书以修身，读书以明志!

　　看着看着，他总会掩卷思索。作为一名当过兵的人，一名上过战场的军人，战争的残酷场面时常像放电影一样在他的脑海中闪现。他不可能忘记，他也不能忘记。他更知道，芷江受降，虽然终结了中国八年抗战，标志着中国洗刷了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耻辱，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但这却是四万万同胞的苦难以及数千万同胞的鲜血换来的。这更是一部血泪史!读到这些，想到这些，他就会为自己的“无知”而愧疚，也会油然地掉下热泪。“现在不补读抗战胜利中国战区芷江总受降这段已经发黄的历史，再待何时哟!”孔介夫鞭策自己说。

　　他觉得，应该向一切尊重历史的人们致敬!

　　芷江受降后，为纪念这一历史盛事，当时人们都呼吁，以芷江为省会，包括其周边地区，设立“芷江省”或“和平省”，以作为永久纪念。后来虽然种种原因，建设芷江城的计划化成泡影，仅建成一座“血”字型的受降坊。但不论如何，应该感谢杨化育他们这些爱国志士的辛勤与努力……

　　从杨化育，到江柏永，有欣慰，但也有遗憾。抗战时期，芷江作为重要的军事要塞、指挥中心和受降之地，留下了众多的抗战遗址和大量文物。芷江机场遗址还保存有机窝、跑道、防空碉堡群以及修建芷江机场的石碾子等；美国飞虎队在芷江遗址还保存有美军航校旧址、美国十四航空队兵营旧址、“美国街”兵营旧址、中美空军指挥塔旧址、中美空军联队俱乐部以及配电房、发电房等设施；芷江受降旧址还保存有受降堂、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旧址、何应钦办公旧址以及后来修复的受降纪念坊；受降典礼使用的刻有铭文“参加芷江受降典礼纪念”的九屉桌、木靠椅、单人沙发、双人沙发等都还保留在芷江……芷江现有的抗战遗址和胜利受降文物都是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它们见证了二战的胜利。这些，不都是建设受降城的基础吗?不能让遗憾继续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遗憾!想到这，孔介夫情绪激昂，彻夜难眠。

　　第二天一上班，他就敲响了江柏永办公室的门。

　　此时的江柏永，不再是江专干了，1986年芷江成立文物管理所时，他就已经担任所长了，“受降纪念坊”是所下的一个点。

　　“同志，请问您是江老师吗?”孔介夫轻声地问道。

　　“我就是。有事吗?”好几年过去了，江柏永还是那副湘西蛮子形象。他依然在为保护抗战遗址，收集受降文物，宣传芷江受降历史，而忙碌奔波。

　　“我叫孔介夫，调到县委不久，是名新兵。”孔介夫笑着说。

　　“孔介夫!”江柏永略微思索了一下说，“是不是新来的孔书记。”

　　孔介夫点了点头说：“是的，江老师。我今天特意来拜访您的。”

　　“我是个土老冒，我有什么值得拜访的嘛!”江柏永说。

　　“您是文物口上的老兵，又是芷江的‘活地图’，我不拜访您，拜访谁呢!”孔介夫笑着走了办公室。

　　对于孔介夫的到来，江柏永开始还有点不屑。这样的场面见得多了，但凡新官上任，总要到各个部门各个乡镇看看。大都是形式主义。江柏永从不吃这一套，他烦透了官僚主义作风。

　　但三言两语后，江柏永便与这个新来的孔书记一见如故，意气极其相投。因为对芷江受降相同的认识，相同的见解。一杯清茶，一个话题，三个小时。一个上午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他们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谈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再从烽火八年起卢沟，谈到受降一日落芷江。他们谈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抗日中，广大爱国官兵英勇作战，不怕牺牲，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涌现出了郝梦龄、赵登禹、张自忠、戴安谰等一大批爱国将领，有数百名将军血洒疆场，这在战争史上绝无仅有。他们认为，国民党的抗战业绩和重大作用是不能抹杀的，也是得到了世界公认的。他们也谈到“七·七”抗战爆发后，红军主动请缨，并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战场后，其115师在平型关给日军王牌板垣师团以沉重的打击，歼灭3000多人，这是中国军队抗击日军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在济南、太原相继失守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退出华北。此时，八路军遵照中共指示，开展了敌后游击战，相继建立了晋察冀、晋察豫、山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在整个抗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抗日武装力量，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

　　“虽然只是国民党参加了受降，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协同作战的结晶，是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全民御敌、同仇敌忾的结果。所以，芷江受降纪念坊，不是属于某个党派，更不是属于某个人的，它只有一个标签：中华民族!”说这话时，江柏永地声音有些颤抖了。

　　孔介夫抬起头，思索良久后，说：“芷江是块‘藏金’之地啊!这里藏的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要把这里建成具有国际意义的大型纪念场所，建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受降城。时代不同了，观念也应该更新了。我们向全世界知道大张旗鼓地宣扬和弘扬这种爱国精神了，不要再遮遮掩掩，不要再瞻前顾后了，要堂堂正正，昂首挺胸。这样才能对得起牺牲的数以千万计的前辈。这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使命与责任啊!”

　　“孔书记，如果修建受降城，我举双手赞成。这是时代的呼唤，这是人民的呼唤，这是历史的呼唤啊!”听孔介夫这么一说，江柏永兴奋得举起了双手，“1983年修复受降纪念坊和受降堂时，只有我一个专职人员，从征地、准备资料、设计图纸及文物工作多项目的应付，实在忙不过来，免不了停停打打。虽然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将受降坊和受降堂复修成功，但囿于条件和科技手段，加上当时只是凭借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和口碑资料为复修依据，我们那次复修的比较简陋、粗糙，存在漏洞，也留下了遗憾，这是事实。”

　　“老江，你是老文物了，又是老同志，一定要发挥你的专业特长和在业内的影响，把这个事做好，公正客观地再现历史。”孔介夫说。

　　“孔书记，修建受降城，就不要说我这个老文物了，就是一个普通的芷江人都是责无旁贷的。”江柏永说，“可是，我才一个副科级干部，再说文物管理所无权无钱，我的力量太小太小了，无法真正推进这项工作。我认为，只有县委、政府牵头做这个事，才会引起哄动，才有可能实现这个想法。”

　　孔介夫重重地点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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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着孔介夫离去的背影，一种感动，在江柏永的心中潮涌!

　　纵观三湘之历史文化，于神州有名者，除岳阳楼、南岳山、领袖故里，还有几何?能与芷江受降坊媲美者，可谓举世无双，这里存放着伟大的中华民族浩然正气……吾以为，芷江父老，应当继续先祖遗志，尽其所能，全力以赴，修建受降城。以尊重历史、呈现历史、凭吊历史，告慰先烈、激励后昆。

　　7月9日，芷江县委所有的常委都收到了一封信。准确地说，这应该是一封呼吁修建芷江受降城的文章。作者孔介夫。这是他在他那12平方的宿舍里一气呵成的。有激情，更有深思。这是真情的呼吁!

　　一时间，芷江“震动”了!因为孔介夫的文学功底与一腔爱国之情，给这篇文章注入的文采与真情外，更因为此文拨动了埋藏在芷江人内心深处几十年的那根心弦。

　　“很有必要马上召开一个常委会。”时任芷江县委书记的杨序岩与县长张应权商量道。

　　“太有必要了!”张应权说。

　　当天晚上，芷江县委紧急召开了一个常委会议。与10年前不同了，听说是芷江受降的事，常委们不再愁眉苦脸了，而是满脸悦色地走进办公室。

　　当孔介夫走进会议室时，现场更是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是对他文采与真情的肯定，更是对这个全新时代到来的鼓掌。

　　“同志们，孔书记饱含深情的信，想必大家都看过了吧!”杨书记微笑着问道。

　　“看过了!”

　　“看过了!”

　　大家点着头，竖着拇指，还有赞许的目光。

　　“孔书记的信，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写得有深度、有厚度、有感情，不愧是省里来的，站得高、看得远啊!今天的常委会主题只有一个，就是讨论一下如何加大我们芷江抗战遗址的保护与宣传，把我们芷江建设成名符其实的受降城。希望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杨书记说。

　　“我谈点自己的认识吧!”县长张应权说，“我觉得介夫同志的信，写得很有内涵，很有感情，写到了我们大家的心坎里。这种感情，不是个人的小感情，而是国家情感。我完全赞同介夫同志所提，加大力度保护芷江抗战遗址。虽然我们芷江是个山区县，是个贫困县，没钱，但我们有的是决心，有的是信心，我们要一定举全县之力修建受降城。”

　　“我完全赞同!孔书记说出的是我们大家的心声，是我们芷江几十万人民共同的心声。大后年就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了，这是很好的一个契机。我们不仅应该扩建受降园，还要建受降城，而且还在抱着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态度，把受降城建好，建出我们的豪气。”副书记熊健说。

　　“我完全赞同!”

　　“我也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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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纷纷表态。现场一片热烈。

　　“毕竟是为国民党歌功颂德，地委和省里会不会批，老百姓会不会买账?”

　　也有人提出担忧。但这种声音已经很小了，完全被掌声所淹没。这个常委会最终毫无阻力地形成统一意见：举全县之力扩建受降园，分期建设受降城，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献礼；大家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力的出钱，为共同完成这一民族的丰碑而努力。

　　不久后，芷江县委、政府就抽调了30多名干部，成立了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修建受降城筹备处，负责受降城的筹建工作。筹备处由县委副书记孔介夫、段国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赵婉玉，以及县领导张自元、梁建昆担纲，下设建设组、资料组、筹资组、绿化组和办公室，县财政千方百计挤出5万元钱作为启动资金。

　　在宣传筹备处成立之时，也召开了一个全县的动员大会，县直机关和各乡镇干部如数参加。动员大会上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发动全县的干部职工现场捐款。不管是哪个单位的，也不管职务高低，大家纷纷表达自己的心意。有上千元的，有数百元的，也有几十元的。不到一个小时，全县的干部职工就捐了十多万元。随后，各县各单位各乡镇相继深入开展捐款活动，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场轰轰烈烈、浩然正气的大规模建设在芷江大地拉开了帷幕!

　　于是，芷江那个偏僻、宁静的山城忙碌起来!

　　不光芷江忙碌了，怀化地委、行署，湖南省委、省政府，以及国务院和中宣部都高度重视，非常支持。

　　1993年3月5日，怀化地委、行署发出了《关于在芷江七里桥扩建纪念馆和受降园有关问题的通知》，3月15日怀化地区计委予以立项。同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在京召开，来自湖南的全国人大代表陈邦柱、戚和平等52人，政协委员刘正、龙禹贤等9人分别向大会提出修建芷江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的建议和提案。7月19日湖南省委、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修建芷江受降园的批复》。8月21日，在芷江受降园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抗战胜利48周年暨芷江受降园奠基仪式”。

　　1994年2月，湖南省人民政府、省委宣传部以《关于在我省芷江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有关问题的请示》分别呈报国务院和中宣部，得到大力支持。4月22日，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下达了《关于举行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活动的批复》。

　　芷江人的举动，得到了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

　　“‘受降纪念坊’记载的是一个民族的正义战争的胜利，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一座丰碑，凯旋之门永远为真正创造历史并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群众而立。”《人民日报》说。

　　“历史上所称‘芷江受降’，就是指这一次的受降会谈。其后，我政府并有会场前修建‘受降纪念坊’；此外，我政府原本还计划在原地再扩大修建一座‘受降城’，用以留传后世，可惜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民国八十四年就是抗日胜利五十周年，中共正计划修建一座大规模的‘受降城’，使炎黄子孙的抗日精神能够得到发扬。”《台湾新闻报》说。

　　“芷江受降宣告了侵华日军的最后失败，狂妄的日本军人在此首次中国军民低头请降，写下了中华民族反侵略取得全面胜利的光辉一页。为再现历史，昭示后人，一九九三年七月，湖南省正式决定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扩建和改造，修建规模宏大、肃穆的‘芷江受降’……”菲律宾《世界日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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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更是激发了炎黄子孙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踊跃捐款捐物。从北国哈尔滨，到南方开放城市深圳，热情的人们，那真挚的情感汇成了一条激情澎湃的河流，川流不息。

　　看吧!颗颗爱心像花儿一样绽开在芷江大地!像河流一样汇聚成爱的海洋!

　　广州军区部队捐赠苏式比斯飞机一架；

　　长沙炮校捐赠五四——1式122mm榴炮一门；

　　芷江县广播电视局捐赠放像机一台、电视机一台；

　　芷江退休教师捐赠花173钵、花苗5911株；

　　中国战区芷江总受降主官萧毅肃遗孀毕文卿(台湾)捐赠芷江珍贵照片6张；

　　陈纳德将军遗孀陈香梅(美籍华人)捐赠珍贵照片105幅，14航空队祝酒辞一份、书籍10余本，以及人民币50000元……

　　美国、香港、台湾等海外爱心人士捐款1370美金，31000元台币，52200元人民币；

　　北京、黑龙江、湖北、安徽、辽宁、浙江、广东、深圳等兄弟省市单位和爱心人士捐款54115元人民币；

　　长沙、零陵、益阳、张家界、衡阳等省内兄弟市区单位和爱心人士捐款61360元；

　　怀化地委直属单位，单位捐款120500元，个人捐款26535元，奠基捐款36815元，怀化地区曾在芷江工作的老干部及其他人员捐款1470元；

　　沅陵、辰溪、溆浦、怀化、新晃、黔阳、洪江、会同、靖州、通道、麻阳等隶属怀化地区的各兄弟县，个人捐款15735.3元，奠基捐款1480元，国土局捐款22000元，个人单寄捐款5556.45元

　　芷江县，个人捐款799011.09元，各乡镇捐款519717.5元，相关单位捐款69481.05元……

　　参加捐款的有老人，有小孩，有将军，有士兵，有公务员，有工人，有农民，不论何种身份，他们都是中华儿女，都不忘历史，热爱和平；捐款的数目也不尽相同，有的数万元，有的一元钱，但情感一样，心向相同。相同的频率，豪迈的步伐，组成了民族的强音。这声音，排山倒海，浩然正气!

　　有捐钱捐物的，还有捐赠情感、心血与年华的。老文物江柏永当然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不仅捐献了款、情感、心血，还捐了自己的年华。1934年出生的他，到1994年本就该到岗退休了，组织部的退休文件都下了。但面对芷江这片炽热的土地，面对这片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他无法平静，无法释怀。看着那纸退休命令，他眼里饱含热泪。组织部悄然收回成命，用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式，默默批准了江柏永对三年年华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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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8月23 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芷江受降50周年暨受降城首期工程竣工典礼在芷江七里桥隆重举行。

　　当天，万人云集受降城。人们微笑着，欢呼着，与50年前的芷江如出一辙。是啊，受降城首期工程是在原有基础上征用土地50亩，建成了主轴线“纪念馆——受降旧址”和副轴线“凯旋门——受降纪念坊——受降亭”，两线辉映，使爱国主义得以升华，民族精神得以释放，抗战胜利芷江受降这段辉煌历史得以客观呈现。

　　这晚，又是个不眠之夜啊!回想起建设受降城的几年历程，孔介夫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豪情。他情绪激动，感慨万端，心潮澎湃，创作的冲动油然而生。

　　于是，他笔端行云逐流水：

　　中国人民抗战之胜利，乃惊天动地之事业，亘古战争之奇观，旷世绝代之壮举，彪炳千秋，共存日月。丁丑狼烟，日寇侵华，致我泱泱大国，山河破碎，血雨腥风，哀鸿遍野，乌鸢啄人肠，枯枝伴白骨；激我华夏大地，人神共愤，热血志士，慷慨捐躯，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卢沟桥、吕梁山、台儿庄，遍地抗日烽火，吞倭于烈焰之神州；地道战、地雷战、游击战，一场人民战争，陷敌于灭顶之汪洋。

　　八年血泪，换得地展眉头，天露笑脸。太阳旗下之武士道者，终俯首于七里桥下，接受投降备忘录，交出兵力部署图。雪民族之大耻，扬炎黄之天威。“庆五千年未有之胜利，开亿万世永久之和平”。芷江受降，实可谓震古烁今、威加万里、地重千秋。玩火自焚，不义自毙，观古今中外，盖无异者。中国之抗日战争，世界之反法西斯战争，其结局实可明鉴；无论侵略者如何逞凶于一时，然无以其失败而告终。

　　战争之灾难深重，屈死之冤灵永生。炎黄子孙于前仇似可捐弃，于历史却不能忘怀。毕竟为抗战之胜利，我中华曾付出惨重之代价；三千五百万军民之伤亡，六千亿美元财产之损失，况且“冈村宁次并未死”。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芷江父老，历尽辛劳；各界同仁，尽其所能，终使此馆建成，得以凭吊历史、告慰英灵、激励后昆。吾以为，人与人应以善为本，国与国当以和为贵。邦无论大小、国无论强弱，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睦相处，共图繁荣，乃人间之正道。

　　呜呼!吾惟愿：战争永息，和平永奠。

 

　　B

 

　　50年前的8月21日下午，一场举世瞩目的正义与邪恶的博弈在芷江七里桥上演。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临时受降会场设在陆军总部院内。这是一间不太宽大，面积约七十平方的长方形会议室。

　　下午3时35分，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派到芷江接受投降命令的侵华日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以及中佐桥岛芳雄、少佐前川冈雄、翻译木村辰男，在中方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进会场。

　　今井武夫他们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安排的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将军对面空着的桌子旁站定后，向萧将军深深地鞠了一躬。

　　“请坐下。”萧毅肃没有答礼，只是冷冷地说了句。

　　今井武夫坐下后，桥岛芳雄、前川冈雄、木村辰男随后分别在他的两旁坐下。

　　“本人是接受接受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阁下命令，代表何应钦上将的参谋长萧毅肃。”没有寒暄，更没有客套，会谈便在萧毅肃高声的自我介绍中开场，“我左边的这位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将军，我右边的这位是中国战区美国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将军。”

　　“请出示代表身份证明。”简要地介绍完毕后，萧毅肃单刀直入。

　　“鄙人是代表冈村宁次作联络工作，这次是来联系订立停战协议准备工作，不是来签订协议的。没有权利决定，也没有权利在任何挡上签字。”在谈判桌上与国民党谈判代表打过多次交道的今井武夫开始并没有把萧毅肃放在眼里，他避开萧毅肃的要求，不慌不忙地用有些低沉但还算清晰的声音首先声明。今井武夫的这种傲慢在他下飞机的那一刻起就显露无遗。当时有一名记者用日语问他：请问你此次来芷江请降有何感想?他看着这名用日语问话的记者，突然开口傲慢地说：日本现有陆军三百多万，在华一百多万，如果不是苏联空军的影响，日军仍可继续作战。日本政府既已接受波茨坦公告，就当服从天皇命令。

　　接着，今井武夫又狡诈地绕起了弯子：“日本政府和军事代表目前正在马尼拉与盟军最高指挥官进行停战协议，在协议签订前不能任意行动。”

　　今井武夫话音刚落，会场一片哗然。有的惊愕，有的不解，他们面面相觑。有的替萧将军担心怎么面对这突然出现的局面，而更多的则是对今井武夫的狡诈忿忿然。

　　此时，今井武夫脸上稍稍露出了点得意之色。他对出现这种局面，自以为掌握了一点主动而有些暗暗得意。他在刚才的发言中，狡猾地用“停战”代替“投降”，根本不提“投降”二字。并故意地没有明确说“在协议签订前不能任意行动”，话中有话地暗示：在日军没有和盟军签订协议前，不仅日军不能任意行动，而且你们中国也不能任意行动。他有意把“投降”方和“受降”方摆在一同个位置。1892年出生的今井武夫算是个“中国通”了，自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就开始任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的陆军助理武官，之后一直被日本参谋本部派驻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的高级军事特务。从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到战败投降，一直是日军“和平工作”的重要参与者，经常出没于南京、上海、香港、东京等地，参与筹划收买汪伪和对蒋介石的拉拢、诱降活动。说他是一个演员更为恰当，他扮演了一个手持橄榄枝、玩弄“和平”的高级特务角色。

　　但他低估了他的对手萧毅肃。出生于四川蓬安的萧将军虽然比今井武夫小六岁，但他的爱国情怀，他的聪明才智，决不逊色于今井武夫。萧毅肃少有大志，每以大丈夫不可无所作为而终老乡里为念，见国事日非，乃投身军旅，从军报国。1917年，他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毕业后驰骋战场。1934年，他赴南京参加国府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入学考试。因对战术试题所作答案，与命题教官提供的作为评分依据的标准答案大相径庭，依例不能录取。但阅卷组人员认为，此考生主张进攻有理，且提出的方案优于原案，便提请考试委员会裁决。经开会讨论后，委员会们一致认为，不可埋没人才，决定破格录取。后来，因为他头脑灵活，反映敏捷，有谋有略，能言善辩，成为了何应钦的得力助手。

　　对于这突然出现的局面，萧毅肃非常沉着。他知道，这是今井武夫骨子里不服输，在兜圈子，耍花招。必须挫败他们把投降变停战的企图，必须刹刹今井武夫的锐气，不让他再绕圈子。萧毅肃在心里暗下决心。

　　“刚才我是要你出示身份证明，没有要你谈其他问题，我再说一遍，请交出身份证明书。”萧毅肃用锐利的眼光紧紧逼视着今井武夫，提高声音，用不耐烦的口气威严地说。

　　在萧毅肃锐利眼光的逼视下和严厉的命令下，今井武夫心里有些发急，日方翻译人员刚把萧毅肃的话译完，他就急着站起来准备发言。

　　“NO!NO!”美军参谋长柏德诺十分不满地对其摆摆手说。

　　萧毅肃瞥了今井武夫一眼，不客气地说：“请你停止发言，等英文译完后再说。”

　　这天受降仪式，所有中国方面的发言，先译成日文，再译成英文；所有日方的发言，都先译成中文，再译成英文。

　　今井武夫着实被呛了一口气，只好狼狈地坐下。他连碰两个钉子，感到很难受，也觉得很委屈。在他多次与国民党代表进行秘密谈判中，何曾受过如此的窝囊气，一种丧家之犬的感觉爬上心头。他不敢再造次，傲慢态度有所收敛，而直接老老实实地回答萧毅肃的询问。

　　“我没有携带身份证明书。不过，奉命与贵军取得联系的日本军作战命令副本带来了。”待英语译完后，今井武夫才又站起来，正面回答萧毅肃的问话。随即，他要参谋桥岛芳雄取出作战命令副本，双手呈递给萧毅肃过目。

　　萧毅肃接过作战命令副本看了看后，随机应变的说：“这作战命令副本也可作为身份证明书。”

　　说完，他又把作战命令副本退还给今井武夫，开始切入正题：“根据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八月十六日六时至冈村宁次之电令，要你将中国、台湾和北纬十六度以北的越南地区内所有日军陆、海、空之战斗序列兵力位置及指挥区分系统表册带来，想必你已带来，请即交出。”

　　“本项电报已经收到，制成的兵力位置图已经带来了。因中国派遣军仅负责指挥中国战区日军，关于台湾、越南因不属于本军指挥，故不十分明了。”今井武夫答道，“但东三省、越南和台湾的大概情形是可以知道的。”

　　但木村辰男在翻译今井武夫的回话时，自认为今井武夫的前一段话已把话说清楚了，理由也很充分，不必再画蛇添足，非得满足对方的要求，自找麻烦?于是，在翻译时，在中国人面前傲慢惯了的木村辰男自作聪明地把后一句话给省去了。

　　“今井少将的话还有两句没有译出来，东三省、越南和台湾的大概情形是可以知道的。”中方译员王武立即站起来，严肃地指出。

　　如果允许鼓掌，现场一定会掌声雷动。今井武夫心里一阵不舒服，他斜瞟了木村辰男一眼，心里暗暗叫苦：木村啊木村，我知道你一片苦心，虽然你是为天皇着想，想帮我的忙，可帮了个倒忙，弄得我们大家难堪。

　　大势已去，何苦再挣扎!今井武夫只好装出一副对木村辰南不满的样子，无可奈何地让桥岛芳雄奉上兵力部署图。

　　今井武夫奉上的不仅仅中介一张侵华日军的兵力部署图，更是宣告了侵华日军在中国土地上的历史将不复存在。这不仅是一个历史的宣告，更是历史的焦点。

　　这可忙坏了摄影记者。几十个镜头，大的、小的，从天空落照下下，从地板上仰照上去，旁敲侧击，都集中到了桌子上的地图上，和正在按图解说和翻译的桥岛芳雄和木村辰男的脸上。

　　会场一片混乱，萧毅肃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他没有刻意去阻止，他觉得，应该通过记者们的努力，让那些无缘到这里的人们去分享这种难忘的历史时刻。

　　10多分钟过去了。

　　这时，萧毅肃向身边的冷欣耳语一番后，说：“记者朋友们，请大家稍安勿躁!下面宣读中国战区陆军总部第一号备忘录。”

　　会场渐渐安静了!

　　“一、本人以陆军总司令之地位，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之命令，接受在中华民国(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除外)、台湾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之地区内日本高级指挥官及全部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之投降。二、日本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投降，应自接受备忘录之时起，立即执行本总司令之一切规定，在台湾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我内之日军，亦同此规定，并由冈村宁次将军负责指挥该项日之投降……”萧毅肃字正腔圆地高声宣读起这份洋洋千言的备忘录。

　　会场变得肃穆了!就连摄影记者也听得忘了摄影。今井武夫和他的随从们却一脸紧张。

　　萧毅肃的声音越来越高亢、昂扬了：“冈村宁次将军于接受此备忘录后，关于下列事项，应立即对日本陆海空下达必要之命令：一是要对本总司令所辖地区所有之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二是对本总司令所辖地区内之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立即各就现在驻地及指定地点静待命令，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

　　而在这肃穆的气氛中，今井武夫和他的随从却不是地从裤兜里取出手帕擦额头上的汗珠。

　　当翻译用英语念完备忘录后，萧毅肃拿出两张事先准备好的中、日文“受领证”让今井武夫签字。同时把备忘录和附在其上的中国战区各区受降主官分配表递给他。

　　这时，今井武夫向木村辰男嘀咕了两句。

　　“今井武夫将军要求再询问几点。”木村辰男用中文说。

　　“我看，这不必吧!”萧毅肃迅速而果断地答道。

　　今井武夫有些丧气，但也无奈，他只好用手到裤兜里去摸钢笔。而就在此时，工作人员递上了早已准备好的毛笔和墨汁。

　　于是，几十个镜头又全部集中在握着笔管，签名盖章的今井武夫身上。这一刻，永远永远地留在了镜头里，也定格成了历史的永恒。

　　“关于日本军队投降应执行事项，除备忘录所列各项外，一切有关技术上的细则，另行谈话。我们为贵官安全起见，以后谈话即在贵官住所举行，前来洽谈的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所指定的中美军事技术人员。除此以外，不得和他洽谈。凡有询问，希望贵官据实答复，现在请退出。”最后，萧毅肃如此吩咐。

　　随后，桥岛芳雄将摆在今井武夫面前的备忘录，以及一份收据和二页电讯联络说明书，谨慎地收进皮包。然后，今井武夫才率领他的随从立正，鞠躬离座。萧毅肃也不失将军风度，在今井武夫鞠躬时单独的站了起来。这是中华民族的仁恕和礼貌。

　　散会后，今井武夫已改刚来芷江时的傲慢态度，面带戚容，垂头丧气地带领随员们走出了受降会场。

　　走出会场的人们发现，大家进来的时候明明是满天的太阳，不知何原因现在已经是阴云密布了。忙得满头大汗的记者们迎头凉风，松快地吐了一口气。

　　西方天空还有晴朗的一角，把阳光邀下西方的山头。奇怪的是没有雨，可是在东方的云幕上却现出了一道七彩虹。

　　“虹，中国的虹，中国的吉兆!”一个外国记者伸出大拇指大声喊道。

　　大家闻声看去，又是一片欢呼!

　　是啊，八年多的苦难结束了，但是痛苦的回忆和对于人的戒慎，还象阴云一样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心头。人们的希望象彩虹，向他们确定地保证晴朗的明天。

 

　　三、民族记忆

 

　　A

　　历史的车轮来到了2003年。春节前夕的一个夜晚。

　　“尊敬的萧慧麟先生：您好!年终了，一定挺忙的吧!记得是九三年春节给您寄的第一张贺卡，以后每年一张。贺卡不同，祝福相同。我衷心的祝愿你们全家春节吉祥!下面，我还是向您介绍一下我们芷江受降纪念馆近几年的发展情况吧!新的世纪，我们纪念馆也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征集的文物达到了近千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二级文物和三级文物有百余件。今年，我们还准备利用征集到的飞虎队的文物和资料，对原中美空军指挥塔及中美空军联队俱乐部进行保护维修，建成反映飞虎队援华抗日的专题性纪念馆——飞虎队纪念馆……总之，我觉得，作为一个有民族耻辱感的华夏之子，我们应该牢记，1937年7月7日这个日子，牢记卢沟桥这座古桥，牢记十九路军这个名字。这一天，全面抗战爆发，中华民族奋起了。作为一个有民族自豪感的炎黄子孙，我们更应该记住，1945年9月2日这个日子，记住密苏里号这艘军舰，记住徐永昌这个名字。这一天，中国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在商震将军陪同下，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中华民族胜利了。作为一个需要牢记中华民族屈辱史和胜利史的中国人，我们还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日子，不应该忘记这样一座县城。1945年8月21日，在湖南怀化的芷江县城，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代表中国战区接受日本侵华军代表的投降……我很幸运地出生、成长、生活在这座英雄的城市。您父亲萧毅肃将军当年的抗战史迹、英勇壮举和浩然正气，令我们景仰与钦佩。他老人家当年留存下的受降物品，是他自己的，是你们的，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胜利物证，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海内外收集当年的受降文物，这既是丰富我们馆藏的需要，也是打捞当年中华民族抗战记忆的急切呼唤。我们真诚期待受降文物的回归，回归到它应有的历史座标，共同为民族为历史保留珍贵的记忆。这是民族的记忆，更是民族的财富。上述感悟，与先生共勉!”

　　写完信后，吴建宏又认真地检查了两遍，在确定无错误字和不妥之处后，他又小心翼翼地把信折叠起来，轻轻塞进信封。信封上写着：台湾台北市大安区罗斯福路四段2号萧慧麟先生收。十年来，在给萧慧麟邮寄贺卡时，他总会附信一封，写上自己的感悟、感想。先是以芷江县文物管理所一名文物工作者的名义，后来便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的身份。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内容。每年，他不知道要给多少人写信，要么问候，要么征集文物，已经无法统计清楚了。

　　第二天，带着这位湘西赤子情感与体温的信与贺卡开始飘向祖国宝岛。

　　10年前。一天，芷江受降纪念馆来了一拨台湾游客，当时还是芷江县文物管理所普通讲解员的吴建宏负责接待和讲解。

　　“吴先生，萧毅肃将军的儿子我知道呀，好像就住在台北市罗斯福路。”当吴建宏满怀感情地讲到受降主官萧毅肃将军的故事时，一个台湾游客打断了他的话，“他兄弟姐妹手头应该有不少他们父亲的遗物。”

　　“真的呀!那太好了!”吴建宏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麻烦您把详细地址和联系电话告诉我。”

　　“台北市罗斯福路，应该没错，但具体的地段和门牌号我不太清楚。这样吧，我回去问清楚后告诉你详细地址和联系电话吧!”台湾游客热情地说。

　　“麻烦您留下电话号码!”吴建宏生怕断了这根线。

　　以各种手段和途径收集有关受降信息，已经成为了吴建宏的习惯。从1992年开始讲解至今的23年里，他已经记了整整16本，记录着相关人员的信息以及联系方式。而萧毅肃是芷江受降主官，跟芷江紧密相联，他留下的文物不仅可能多，而且意义重大。其实吴建宏一直牵挂着海峡的那边，只是苦于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那个台湾观众刚到家不久，就接到了吴建宏的电话。这边刚挂下电话，吴建宏就把电话拨到了台北市大安区罗斯福路四段2号。

　　“喂!哪位?”海峡那边传来了声音。

　　听到那边有人应答，吴建宏一阵激动：“喂，您好!请问是萧慧麟先生家吗?”

　　“是啊!我就是萧慧麟呀!您是哪位?有何贵干?”海峡那边说。

　　“萧先生，您好啊!萧先生，您好啊!我是湖南怀化芷江县啊!”吴建宏激动地说。

　　“哦!芷江!”海峡那边说。

　　“是的，是的，正是芷江。我是芷江县文物管理所的吴建宏，负责受降坊的文物征集工作。”吴建宏迫不及待地解释说，“您父亲是当年的受降主官，可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啊!”

　　“你们想要我做什么吧?”海峡那边似乎有点不高兴。

　　“我们想征集您父亲的相关文物，文献、证书、勋章、历史照片、手迹都可以。”吴建宏说。

　　“这可能不太好吧!我父亲的东西很珍贵的，台湾许多博物馆都来征集过，我们都没有捐出去，更不要说大陆了。”海峡那边说。

　　吴建宏连忙解释说：“萧先生，您放心，我们这里有专人看管，防潮、防干、防尘、防火，以及安保设施都做得非常好。”

　　“对不起，吴先生，以后再说吧!”海峡那边不乐意起来。

　　听到海峡那边传来“嘟嘟”的声音，年轻的吴建宏伤心得泪水都快落下了。

　　怎么办?

　　是在海峡的这边痛骂对方一顿后，然后再老死不相往来!还是不断打电话，努力地说服人家!

　　不!他心有不甘。萧将军的儿女不应该铁石心肠，我们同祖同根，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不存在文化上的差异，也不存在情感上的排斥。应该还是了解不够，缺乏沟通，存在误解。话又说回来，你就打了个电话，人家凭什么就相信你，就把那些珍贵的历史文物捐赠给你。再说，你芷江受降纪念坊到底是什么样，人家一点也不知晓啊!

　　碰壁后冥思苦想的吴建宏，似乎茅塞顿开。

　　他决定不再打电话了，那样不仅让人家为难，也会让人家反感。他决定每年给海峡那边寄贺卡写信，传递情感与心声。于是，从此后的十年里，他年年春节前寄贺卡写信，从未间断。贺卡是对春节的祝福，而信却是对受降纪念馆(1995年后改为抗日战争受降纪念馆)最新变化的介绍，还有期盼与邀请。在信中，他每年还发出邀请，邀请他们兄弟姐妹到大陆来，到芷江来，到他们父亲曾经主持受降的受降纪念馆来。

　　“祝萧慧麟全家春节吉祥!”

　　“春节来临之院，向你们全家致以新年的祝福，海峡两岸永远是一家，期盼着不久后我们相聚。”

　　“祝新年快乐，并愿您全家幸福吉祥，前程似锦。 ”

　　……

　　贺卡飞过海峡，带着一句简单的问候、一声普通的祝福，承载着吴宏建的真挚情感和美好祝愿。

　　一晃就是10年!

　　但这次，海峡那边没有再让吴宏建等待。春节前寄的贺卡和信，春节后他就接到了萧慧麟从美国打来的电话。

　　“喂，您好!请问是吴宏建先生吗?”

　　“我是吴宏建。您是?”

　　“我是萧慧麟，萧毅肃的儿子啊!”

　　“啊!萧先生!真的是您吗?”

　　“真的是我!这么多年来，虽然我一直没有回你的信，但你寄的贺卡和信我都收到了。即使这几年我移居美国，但我的兄弟也把你的祝福传递给了我。说实话，你们这么多年以来持之以恒，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深深的打动了我们。感谢你们为历史正名!”

　　“没有，我们还做得不够，我们只是想让您更加了解我们，了解我们的受降纪念馆。感谢您对祖国的关注与关心!”

　　“我已经很了解了。我们已经决定，今年去一趟大陆，把家父的相关文物、文献、证书、勋章、历史照片、手迹等全部捐给你们受降纪念馆。”

　　“太好了!太感谢了!我们在芷江期盼着你们的到来!”

　　……

　　三个月后，吴建宏与萧慧麟在芷江紧紧相拥。这不是两个人的相会，而是两岸的相会，更是历史的重逢。

　　萧家兄妹不仅捐赠了受降文物400余件，甚至还将陈纳德将军亲手绘制并赠给萧毅肃将军的《飞虎队鹰击长空，痛击日寇》水彩画，特意从美国圣地亚哥博物馆取出，送到芷江。

　　“这些东西不再属于萧家，它属于中华民族。”萧慧麟动情地说。

　　面对这一幕，性格坚毅的吴建宏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任由泪水滑落。

　　1987年，芷江受降纪念坊增添了一名年轻人的身影。他在芷江县文物管理所所属的受降纪念坊这个文物点当勤杂工。瘦瘦矮矮的个头，就像路边的小草，难以引人注目。这个年轻人就是吴建宏。

　　虽然他才二十岁，但干的事情真不少，绿化工、清洁工、保安兼炊事员，什么都干。天蒙蒙亮，他就拿起扫巴，把纪念坊四周上万个平方的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并查看一番纪念坊是否安然无恙。白天，游客前来参观时，他的精力就放到院子里的树草身上了，要么栽树，要么给树草施肥、浇水、杀虫，修剪枝叶。施肥倒好说，纪念坊里有个简易厕所，游客来此参观时，总会留点“肥料”。要命的是植树和挑水，当时纪念坊内没有打井，而院内又没有小溪，他只得跑到几百米外的河里挑。自己洗澡和生活用水倒好说。要洗澡了，跳到河里可以洗个够；要喝水了，挑两桶回来可以喝上几天。但树草队伍庞大，特别是刚到这里安家的树草，胃口大啊，他就是一天到晚不休息，也挑不过来啊。“不能怪我懒，我实在是挑不过来，但我会尽力多挑点。”他喃喃地向树草道歉。于是，他每天挑得满头大汗。最开始，他还得自带干粮。后来，所里索性在这里搭了一间木房子，屋顶盖的茅草，屋内建了个灶台。于是，吴建宏又自力更生起来，屋外开出了两块菜地，屋内生起了炊烟。白天累得个半死，晚上他又当起了保安。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在为他点灯，山里动物的叫声在为他的步伐伴奏。

　　即便如此，他并未感到孤独与寂寞。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热爱。他是前不久从县水泥厂解体分流来到文管所的。别看他年轻，但他在水泥厂干得相当不赖。干了不到一年，他就从一名普通工人升调为车间副主任，同时还兼着厂里的团支部副书记。水泥厂解体分流的时候，领导出于爱才惜才考虑，把他推荐到了几家单位。看到小伙子挺优秀，好几家单位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这其中就有烟草公司和文管所。后来，听说他选择了文管所，他的不少亲戚朋友都骂他是猪脑壳，西瓜不捡，去捡芝麻。他回答说，我个人比较喜欢人文科学和历史。听他这么一说，有人指着他的脑袋说，你啊，真是个木鱼脑袋呢，这年头现实得很，谁还真正会为了自己的信仰与追求，而放弃金钱呀!吴建宏傻傻地笑了。年轻的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想做什么，该做什么。

　　“那个瘦瘦的小伙子是纪念坊的勤杂工，专门打扫卫生，给树木施肥浇水的。”

　　“傻子，干这个有啥出息，干点别的多好!”

　　……

　　总有人在他后面指指点点。

　　“小吴，就算你把受降坊的事做了，累死了，好处也轮不到你。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是从企业过来的，还是工人身份，机关和事业单位是很讲官本位的。在这里，你只有干活受气的份，没有加薪提拔的机会。人家干部身份的，就算天天在办公室看报纸喝茶闲聊，他也能论资排辈地当个股长科长的。”

　　“你在这里尽干些这样的事，无异于慢性自杀，浪费生命!”

　　……

　　也有关心他的领导和亲戚朋友如此对他直言不讳。

　　吴建宏毕竟年轻啊，年轻就会定力不够，容易思想波动。

　　那天，他有点失落地把自己的苦衷向母亲倾诉。十四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不久后，母亲的单位也垮了，下岗了。为了供他们兄弟三个上学，母亲白天给人家当保姆带孩子挣钱，晚上加班糊火柴盒、做兰花豆挣钱。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吴建宏很小就勤工俭学，暑假卖冰棍，寒假做藕煤，平常晚上在家帮母亲做兰花豆，从未闲过。

　　“当工人怎么啦，就低人一等啦!人家说什么，那是人家的事，你不要管那些，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干好你的本质工作。妈也不指望你大富大贵，干一行专一行，稳稳妥妥过日子就行了。都挤破头皮去当干部，谁来当工人农民?就在受降坊安心干，好好干吧，钱不多，但有意义。再说啦，你不是喜欢历史吗，在这里工作可以读到很多历史书，了解很多历史知识。”母亲安慰儿子说。

　　母子连心，最了解儿子的莫过于母亲了。儿子打小就喜欢看书，成绩也一直很优异，最喜欢看历史类书籍。1983年的一天，还在上高一的儿子从东街到北街去打酱油，偶然看到了修复受降纪念坊的石匠们正在刻牌坊上的对联。“克敌受威加万里，名城揽胜地重千秋”，“得道胜强权百万敌军齐解甲，受降行大典千秋战史记名城”……他越看越入迷。这些对联不仅对仗工整，更是恰如其分，气势如虹。当时他就想，芷江应该好好弘扬这段历史，假如以后能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该多好啊!让他觉得有点遗憾的是，两年后受降纪念坊落成典礼时，他因为在卖冰棍，没有挤进人山人海。

　　儿子点着头。

　　“我们家本来是江西的，因为当年日本鬼子轰炸江西，你婆婆(奶奶)带着你父亲和你叔叔逃难到湖南，最后落脚在芷江。没想到来到芷江后，日本鬼子又轰炸芷江，很残暴。你婆婆和你父亲多次躲避，才死里逃生的。日本鬼子的罪，要好好记住。”母亲已经不知道是多少次跟儿子讲国恨家仇了。

　　儿子心里又泛起了一阵涟漪。

　　于是，吴建宏又安安心心地回到了纪念坊。他干得更带劲了。白天，挥汗如雨地工作。晚上，如饥似渴地通读各类历史书籍，特别是抗战史方面的书籍，不光看，他还做读书笔记。他成了政协文史委和图书馆的常客，能借的就借，不能借的就买。《中国抗战画史》《今井武夫回忆录》《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历史》《阴谋农家今井飞回南京》《芷江受降记》……一些抗日书籍几乎都是那时候看完的。

　　书本的力量无穷无尽，它足以改变一个人的选择。

　　一次，他与一个女孩恋爱了。女孩喜欢他，他也喜欢女孩。然而，他们的交往却遭到了女孩父母的坚决反对。女孩是县物资局，父母也是物资局的，父亲是一个部门的经理，母亲是一个部门的党支部书记。“要长相没长相，要个头没个头，要家境没家境。上个班吧，还是在破破烂烂的文管所下在的纪念坊，要待遇没待遇，要权力没权力，还是在乡下。”在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局可是大红大紫的单位啊，说起话来自然财大气粗。看着女儿放不下这段恋情，女孩的父亲对吴建宏说：“小吴，如果你能调到盐业公司或是物资局的其他单位，我们就反对你们交往。”吴建宏说：“叔叔，您的这个要求我很难做到。一是我喜欢在纪念坊上班，我喜爱历史。二是要调进物资局非常难。”女孩的父亲火了：“历史能当饭吃吗?告诉你，像纪念坊这样的单位，可有可无，没准到哪天就撤销了。物资局多好的单位啊，工资高，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要用的有用的，人家都挤破头往里钻呢。”吴建宏却心平气和地说：“叔叔，纪念坊虽然是个贫穷单位，但却很有历史意义，我不想离开这里。”女孩父亲说：“不离开，就不要再跟我女儿来往了。”最终，吴建宏伤心地选择离开。他知道，爱是相互的，她有她的选择权力，我也有我的选择权力。抹去泪水，吴建宏又认真地看起历史书籍来。而后来，物资局因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被取消了，但纪念坊却越来越红火。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再后来，吴建宏转干了。怀化市的一个领导看中了他，说小伙子又能干又机警，调到市政府办公厅当秘书去吧。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无异于天上掉馅饼，只要调到市政府的办公厅，就走上了仕途，将来弄个副县长、县长当当，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这个吴建宏却不一般，面对如果巨大的诱惑，他却犹豫了。他怕!不是怕当官，也不是怕当不好，而是怕上了那条船，就再也回不了这条船了。最终，他遵循了自己的内心，继续留在受降纪念坊。“这个书呆子，真是傻到家了，古往今来，哪有不愿当官的啊!”那些期盼当官、不热爱历史的人，当然无法理解吴建宏的内心世界，他们整天工于权谋，哪里会感到历史中有无穷的魅力呢。

　　书籍是思想的种子。书看多了，吴建宏想得多了，对许多问题，甚至历史事件和问题，都有些见解了。有了想法和见解，老是憋在心里难受啊!“要是哪天能当上讲解员，那又该多好啊!”吴建宏美美的想着。那时，当上讲解员，是他人生最大的梦想。因为那样就可以把自己的理解和想法，向游客倾诉，通过游客向社会传递。

　　可那时受降纪念园面积还不大，也只有受降堂和纪念坊两栋建筑，加之来参观的人三三两两，并且这里也还只是文物管理所的一个点，根本就没有专业的讲解人员。若是领导或重要客人来了，所长江柏永就充当起临时讲解员。只要有领导或重要客人来，吴建宏就会跑到靠近纪念坊最近的树草处浇水施肥。江所长讲解时，他就装作干活的样子，使劲地竖起耳朵听。江所长朝他看时，他就使劲地挥起手中的铁锹，干得很卖力；江所长的目光移开时，他的耳朵又竖了起来。他们到受降堂参观时，他的活也干到了受降堂附近。渐渐地，他发现，老所长并不是个老大粗，讲解起来也是很有一套。他针对不同的对象，讲解的形式和内容都所不同。一到晚上，他就把白天“偷”学的内容消化和整理在笔记本上。久而久之，他笔记本就记得满满当当的了。受降坊是怎么讲的，对联是怎么讲的。给领导是怎么讲的，给军人是怎么讲的，给学生又是怎么讲的。给日本客人是怎么讲的，给美国客人又是怎么讲的……不光消化和整理，他还注意研究，进行挖掘、升华和提高。这时，他才会发现尊敬的老所长讲解得也并不是那么尽善尽美，有些地方讲得并不细致、透彻、完整。受降历史太多太多的细节，都应该公之于众呀!

　　要当一名合格的讲解员，普通话这关至关重要。湖南方言本来就很难懂，更何况吴建宏从未离开过湘西的大山，从小到大都是讲的芷江话。首先克服了自己的思想障碍。敢讲了，脸皮厚了，敢得不好，也不怕人家笑话了。其次刻苦学。他努力弄清字词的正确拼音，也就是读音，如有些字必须分清前鼻音和后鼻音，还有“l、n”这样的鼻音。只有这样，普通话的发音才标准。为此，他还下狠心买了一台录音机，只要有时间就听教材里的录音，听那些标准的发音。再次就是多读。白天干活的时候，他一边干活，一边自言自语把自己当作讲解员，模拟向游客讲解。晚上抽时间读报纸，读书籍。

　　“所长，我也参加讲解吧!”一次，纪念坊来了一个日本代表团，吴建宏自告奋勇地说。他们都是轰炸过芷江的日本老兵，是到芷江来忏悔的。吴建宏一是想看看老所长是如何给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人讲解的，二是他觉得自己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说，要是有机会向他们讲解该多好啊。

　　“先把你的本质工作干好吧!栽好树，种好花，浇好水，施好肥。有时间了，就练练字，看看书。你看你那字写得呀，简直没法看，根本就不像个高中生写的。”江柏永板着脸训斥道。

　　本来江柏永样子就有点吓人，发起脾气来，更是让人有点瘆得慌。吴建宏没有再多说，只得灰溜溜地干活去了。客观说，所长的话既刺激了他，也激励了他。当天晚上，他就气愤而懊恼地握起钢笔，练习写字。“科学家人造卫星都能造出来，我就不信写不好字。”吴建宏决定从正楷练起，描字帖，每天晚上从学习历史的时间里挤出一个小时练字。

　　对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上，他更加深入了，不再局限于对老所长讲解的消化和整理了，开始发现和总结新观点了。特别可贵的是，他还把自己的视野放得更宽了，不仅学习历史，还有意识地买了些关于人文、风情、建筑、美学等方面的书籍看。遇上不懂的专业术语，他就查《辞海》《辞源》《辞典》等工具书。比如美国兵营的房子，大家都叫双层鱼鳞板木房，吴建宏就从建筑学的书籍中找到了准确的表达，叫井杆式房子。再比如，受降纪念坊，大家都叫牌坊，但他从建筑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这个牌坊在朝向、造型，以及纪念性、传统性等方面，都极具考究。“烽火八年起卢沟,受降一日落芷江；八年血泪流江海，一纸降书落芷江。”吴建宏还用一首诗概括出芷江在世界、中国那段沉甸甸历史中的地位。

　　渐渐地，到受降纪念坊来参观的人多了，而江柏永只有重要客人来时才到这里讲解一番。于是，吴建宏偷偷地给游客当起了讲解员。一次，来了几个四川游客，他放下水桶，又主动当起了讲解员。他没有就事论事地只讲芷江受降，而是打开思维，放开视野。他说，芷江与重庆渊源深远。抗战时期，日军企图一举捣毁芷江空军基地，解除空中威胁，并伺机进逼四川，威胁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以此挽救失败的命运……吴建宏并不知道，在他讲得津津有味，四川客人听得入神之时，在附近的一个角的老所长江柏永正在发自内心的微笑呢。

　　“小吴，7月16日，总参谋长要来纪念坊参观指导，准备让你一起参加讲解。我负责讲解受降纪念坊的情况，你负责讲解受降堂的情况。”1992年7月初的一天，江柏永对吴建宏说。

　　吴建宏受宠若惊，吱吱唔唔地说：“我——能——行——吗?”

　　“怎么不行?你讲得挺好的啊，比我讲的好。”江柏永拍了拍吴建宏的瘦小肩膀说，“好好准备，只能成功，不准失败。”

　　“好嘞，所长!”晃过神来的吴建宏欣喜地答应着。他也为长时间对所长心存怨恨而深深自责。

　　总参谋长参观受降堂时，他讲解流利，颇有见解，首长的微笑与握手，便是最好的褒奖。

　　不久后，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中国作战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的指挥官，有“飞虎将军”之称的克莱尔·李·陈纳德中将的夫人陈香梅来芷江参观。吴建宏讲得感情丰富，有血有肉。他说，抗战期间，驻芷空军对日作战上千次，从芷江机场出发，在中国各地上空狠狠打击日空军，摧毁日军机场，击落摧毁日机上千架，破坏日军交通线，炸毁敌船和车辆无数，毁坏日军仓库军用物资不计其数，常使日军地面部队损失惨重。特别是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空军飞虎队进驻芷江后，中美空军更是大显神威，给日空军和日军地面部队及设施，进行了毁灭性打击。

　　“陈纳德将军用枪战击落了太阳旗，用枪战保卫了芷江城，陈纳德将军永远活在芷江人民心中。”吴建宏说。

　　听到这里，陈香梅眼里满噙泪水，哽咽得说不出话，不停地点着头。

　　后来，陈香梅再次故地重游，并写下两首情深意切的诗：

　　春暖三湘杜鹃红，铁鸟飞来展雄风，芷江本是英烈地，中美情谊五十冬。

　　又见山城散柳棉，岁华勿勿百感牵。旧雨新知怀故事，抗日血泪莫忘情。

　　从此，吴建宏圆梦了，走上了讲解员之路。至今，虽然他先后担任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受降纪念馆副馆长、馆长，但不论身份和地位如何变化，他的讲解员身份一直没变。现在，只要有重要嘉宾前来参观，他依然会冲在最前面，津津有味地向人们讲解芷江受降这段非凡的历史。

　　这个草根出身的文物工作者，不只想着当讲解员，也开始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关于抗日战争，国内有很多文字、照片等文献资料，目前他们已经拥有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收集了文物藏品3000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30余件，二级文物30余件，三级文物130余件。但在相当长时间内，视频资料却是空白。这让他很着急。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受降纪念坊扩建成受降城时，吴建宏是资料组的。在征集文献资料时，他们偶然发现了两份纪录片海报。当他们细看后，几乎同时兴奋起来。这是抗战胜利后，重庆民众影剧院和国泰影剧院加映新闻纪录片《芷江受降——降使今井》的海报。“既然当年有这个新闻片，这段历史应该有视频记载。”吴建宏坚定一个信念，反映当年日本在芷江向中国投降的视频资料一定保存于世，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它。“如果这个东西能够找到，终生无尽憾啊!”它可是鲜活生动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呀!

　　吴建宏和同事没有犹豫，他们发现这个海报的第二天就动身去了重庆，把重庆博物馆和图书馆翻了个遍，就是找不到这段视频的影子。吴建宏他们没有气馁。“不在市馆，是不是在省馆呢?”他们想着，便登上了开往成都的列车。一番苦找之后，省馆也没有。怎么办?吴建宏和同事坐在马路边抽起闷烟来。

　　“走，我们再回重庆，我就不信找不到这个纪录片。”吴建宏把烟一丢，对同事说。那时的吴建宏还年轻，固然思想不成熟等方面的问题，但他那股执着劲却非常值得敬佩。

　　返回重庆后，他们又重新调整思路，地毯式地把重庆博物馆和图书馆查了一遍。还是没有!怎么办?公家没有馆藏，是否会有私人收藏呢。于是，他们又满大街的打听搞收藏的人。好不容易找到收藏的人吧，有些人却心存芥蒂。有人以为他们是骗子，根本就不搭腔，有的搭腔了，却态度冷漠。但这些对吴建宏来说，都不叫问题。他想得很明白，人家跟你一不沾亲, 二不带故的，凭什么?但更多的人，给予他们的是热情和对那段历史的情感。“应该有的，我年轻的时候看过这个纪录片，当时可兴奋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微笑着说。“我听我父亲说过，当时全国人民欢心鼓舞，重庆市都挣破头皮地看这个纪录片呢?”一位中年知识分子说……又是一番艰辛的寻找。还是没有!“小伙子，你们怎么不到北京去找找呢?四川没有，没准北京的馆里有啊!”吴建宏他们没钱坐飞机，只得坐上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那时火车都慢，而吴建宏他们却心急如焚，他们恨不得把火车变成火箭，一下子飞到北京。漫长的煎熬后，他们首次来到了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到首都北京天安门看看，这是他们儿时就有的梦想。国家博物馆就在天安门。“还是先找纪录片吧!要是找不到，对不住领导，更对不住历史啊!”他们决定先去找纪录片，再细看天安门。他们诚惶诚恐地走进了国家博物馆。但国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高贵”，而是非常“平易近人”的帮助着他们。还是没有!他们只得粗略地看了一下天安门，照了张快相，就赶紧奔赴国家图书馆了。热情的北京市民告诉他们，到国家图书馆，要先从前门坐地铁，再倒一趟公交车才能到。他们在前门上了地铁，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坐地铁，不要说坐地铁，就是公交车也没坐过几次。当他们到达那站时，忘记下车了。这可怎么办?地铁不像公交车，喊一声司机能听见。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这是环线地铁，转一圈之后，还可以到那个站。再后来，有热情的北京乘客告诉他们，可以在任何一个站台下，然后坐反向的地铁，回到刚才你们要下的站。那个乘客还告诉他们，只要不走出站台，就不会另收费了。吴建宏他们决定不坐反向地铁了，就转一圈，好好享受享受这舒适的地铁……

　　虽然最终吴建宏他们带着遗憾离开北京，但他坚定了一个信念：芷江受降这段历史还活在了许多中华儿女的心中，这段纪录片也一定还存在，一定能够找到。

　　1999年，吴建宏当上受降纪念馆馆长后，他的这种紧迫感更加强烈了，他甚至都感觉有种罪恶感了。这时，他寻找纪录片的视线，转移到了海外。

　　他很自然地最先想到台湾。开始，他通过朋友帮忙打听和寻找，但海峡那边一直没有传来佳音。他不死心。不是怕朋友办事不细致与贴心，他知道，任何一个人的思维总会有误区和死角，或许纪录片就躺在那个死角里。

　　2005年，机会来了。11月，国台办组织了一批文物工作者到台湾访问，吴建宏有幸参加。一到台湾，他就“脱离”组织，满怀希望地直奔台湾国史馆和党史馆，一头扎进浩瀚的历史之中。然而，当他从历史的海洋中浮了水面时，却是一脸沮丧。他又拜访了几个受降亲历者及其后代，仍旧没有音讯。这次台湾之行也并非一无所获，他还找到了不少芷江受降的照片，也结识几个当年芷江飞虎队员的后人，还收集了相关资料。但他心中的那块石头仍然没有落地。这个纪录片，难不成长了翅膀，飞到太空去了。

　　美国!或许美国有。他又把目光和精力投向了太平洋彼岸。这些年来，美国一些研究所、档案馆等相继解密二战相关文件资料，蒋介石日记也原封保存在胡佛研究所，美国可能有。

　　带着寻找原始视频的使命，2006年10月，吴建宏来到美国。在美国17天，他一头扎进华盛顿、纽约等地的资料馆、档案馆里，但还是无功而返。

　　回国后，他总有种不踏实的感觉。语言方面的障碍，对英语的陌生，让自己的搜索能力大打折扣。是与美国各种馆里的工作人员交流存在问题，还是搜索的方式存在问题，他天天在心里琢磨着。

　　2013年的一天，他把自己的苦闷跟一个教英语的老师说了。

　　英语老师问他，吴馆长，你是按什么搜索的。吴建宏说，我是按芷江的拼音缩写“ZJ”搜索的。英语老师想了想说，你这样搜索，按我们的理解，是没错，但美国对芷江的英文表达还有一种，缩写是“CH”。吴建宏脸色都变了，是吗?这是我工作上的漏洞啊，我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呢?早跟你说这个事就好了。吴建宏深深自责起来。

　　“喂，我是吴建宏啊!”吴建宏当即拨起了越洋电话，打给一个在美国工作的朋友。

　　“哪位?”对方睡梦中接到电话，自然不太高兴。

　　“我，吴建宏呀!”吴建宏几乎在电话里大声吼叫，生怕人家听不见。

　　“兄弟，你别在深更半夜打电话来好不好!”朋友说。

　　吴建宏还理直气壮地说：“现在不才下午二点多吗!”

　　“兄弟，我这里是华盛顿，与北京时间有十三个小时的时差呢。”朋友说。

　　吴建宏一摸头，猛然醒悟起来，哈哈大笑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忙昏头了，忙昏头了。既然已经把你吵醒了，就干脆把想说的都说了吧!”

　　“说吧!”

　　“你明天赶紧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帮我查个资料……”

　　第二天，期盼了20年的佳音传到芷江。朋友告诉吴建宏，这段视频记录了日本代表从下飞机到签署投降备忘录的全过程，由当时作为盟国代表的美方人员用8毫米摄像机拍摄下来。由于这段视频没有字幕，没有声音，就连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这就是芷江受降的原始视频。

　　吴建宏欣喜若狂。他立即办理前往美国的有关手续，准备客客气气堂堂正正地把这个纪录片接回祖国，接回它的故乡。请这个纪录片回国的过程，虽然有些小插曲，但谢天谢地，总体还算顺利。这年10月，这个鲜活地记录着中华民族视频的纪录片回来了，悄悄地回到了芷江。

　　回到家，吴建宏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小心翼翼地打开这段存封了近70年的历史。整段视频资料长20多分钟，分为5个章节，比较清晰地记录了日本在芷江向中国投降的扬眉吐气的历史场面，也记录下了日本投降代表紧张擦汗等珍贵片段。虽然这段视频是黑白画面，且无声，也无字幕，但吴建宏他们看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2014年7月6日，新华社发出“芷江将首次公布日本向中国投降原始视频”的新闻稿；7月7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3分钟的原始视频资料；7月8日新闻联播播出了3分12秒的视频资。

　　这段视频，是日本向中国投降的重要证据，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见证，更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重要财富。刚一播出，人们纷纷点赞，这一新闻成为当天最为轰动的新闻，网上点击量每小时突破10万。

　　吴建宏的心很大，他不仅只是想把芷江受降的真实历史告诉每一个中国人，他还要让历史告诉未来，要芷江与世界“连线”。为了成功申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等头衔，他20多次进省城，10余次上北京，奔波行程八万里，历时数十天，数次碰壁，破费上万元，不知浸透了吴建宏他们多少的辛酸与汗水。特别是申报国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更是遇到了瓶颈。面对吴建宏他们的申请，省委宣传部和中宣部都曾矛盾、纠结过，但在痛苦的挣扎后，他们最终走出了思想的樊篱。有关文件规定，将1840年以来170多年之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时期，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奋勇抗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充分显示伟大民族精神的重大事件、重大活动和重要人物事迹的历史文化遗存，有选择地纳入红色旅游范围。

　　为了让世界了解芷江受降的历史，吴建宏积极呼吁，绞尽脑汁的想点子，参与组织承办了四届举行过国际和平文化节；他还要把日本投降的原始视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他想做的事太多太多了，他最担心的也不是困难与艰辛，那算不了什么，而是时间，时间过得太快，时间太不够用了，如果不快马加鞭，恐怕这一生就很难到达灵魂的彼岸。

　　哦!责任、使命与担当，原来就是在艰难困苦中对高尚灵魂的追求，就是毫无保留的奉献与燃烧!

 

　　B

 

　　1945年8月17日上午，南京。国民党高层的一个紧急会议。

　　“诸位好!我也谈点自己的看法吧!我认为受降地点不宜放在江西玉山，刚才有同仁说放在上饶，也不太合适。我倒是建议把陆军总部从昆明推进到湖南的芷江，在芷江进行受降。”驻华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表情凝重地说，“理由有两点。其一，芷江是中国西南后方的军事前沿重镇，仅团以上驻军就有近百个，全部美械装备的新六军也驻在芷江。这里不仅是重要的军事基地、部队训练中心基地和军用物资集散地，而且有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机场，有着雄厚的空中实力，还有便利的陆地运输线。这样既便于警卫，更便于今后受降部队的机动。其二，今年春末夏初，日军以八万兵力发动了以夺取芷江机场为目标的‘芷江作战’。这次作战，日军丧师折兵，伤亡三万多人，惨遭失败。可以说，这是贵军对日作战以来在中国内地打的规模较大的一次硬仗，也是一次胜利的会战。芷江就是胜利的象征啊!我认为，把受降地点改在芷江，既可刹刹日军的傲慢，又可在心理上对日降使产生一定的压力，有所戒惧。”

　　身材高大，平静而性情温和的魏德迈，是盟军中国战区第二任参谋长。他是个有勇有谋之人，就连马歇尔都欣赏他的策略、才智、精力和正确的战略判断。

　　“魏德迈将军的这个建议可取，也可行!”

　　“我赞成魏德迈将军的提议。”

　　“我也赞成!”

　　魏德迈的发言，征服了会场大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

　　“可我们要求冈村宁次派人到江西玉山的电报已发出，冈村宁次也复了电，答应派员到杭州等候命令再飞玉山，这泼出去的水怎么收回来呢?”有将领问。

　　“怎么办?”萧毅肃将军说，“就说玉山机场目前不能使用，难道日本人现在还敢问是什么原因不能用?”

　　当天下午，蒋介石如此致电冈村宁次：“八月十七日电悉，玉山机场目前不能使用，改为湖南芷江机场，何时起飞，另行通知。”

　　两个多月前，湘西大地还是硝烟滚滚，战火连天。

　　4月9日，日军第六方面军第二十军团司令坂西一郎，率135架飞机，8万军队，由益阳、邵阳、东安三路向芷江进攻。这年2月25日，由于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炸掉了防卫严密的日本皇宫，日本大本营大为恼火，立誓要拔掉这颗“钉子”，于是策划并下达了攻占芷江，破坏其航空基地的作战命令。

　　中国军队参战的有九个军十八个师，飞机400多架，总兵力二十万人，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为总指挥。中国军队采取梯次阻击，诱敌深入的战术，凭借雪峰山天险顽强抗击，在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中，先后进行了梅口阻击战、茶山歼灭战、武阳大捷、青山界战斗、龙司潭战役等，阻止了日军的猖狂进犯。进入第二阶段的反攻作战，又经历江口阻击战、山门收复战、马颈骨歼灭战、芙蓉山战斗，到6月7日，中国军队完全收复失地，恢复了战前态势。

　　而在这个过程中，中美空军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93年出生美国得克萨斯州的陈德纳将军，他和中国人民有不解之缘，自始至终倾注心血于中国抗战。抗战初期，陈纳德就应国民党政府邀请，担任中国空军顾问，并在昆明市郊组建航校，以美军标准训练中国空军。1941年，陈纳德又受国民党政府的委托，在美日未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回到美国招募飞行员和机械师，以平民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中国抗战。同年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任命陈纳德为指挥官。12月20日，日本侵略者的战机轰炸昆明，而国民党的空军难以为继，陈纳德率队升空迎敌，初战大捷，入侵日机10架被击落3架，重伤4架，其余狼狈逃窜，陈纳德所属战机无一伤亡。陈纳德航空队一战成名，从此被称为“飞虎队”。 陈纳德也成为美国人民家喻户晓的英雄，获得“飞虎将军”之美誉。芷江作战开始后，他又从昆明飞来芷江坐镇指挥。

　　悲壮的血战史有这么一个特写。

　　5月3日，在天空放亮之前的几分钟里，群峰都笼罩在一片雨雾之中，征战了十几天的日本士兵，头戴钢盔，全部趴在战壕里打瞌睡。

　　这时，一个不断打着哈欠的日军哨兵，正盼着有人来接班，却隐隐听到一种奇怪的嗡嗡声。他不由得睁大了眼睛，伸长脖子往前看。

　　“妈呀!那不是战斗机吗!”突然，这个日军哨兵明白过来，这可怕的声音是中美空军大编队战斗机发出来的。

　　“砰!砰!”日军哨兵连忙向天鸣枪报警，然后就地卧倒。

　　是陈纳德的“飞虎队”出动了!

　　惊惶失措的日军官兵看见许许多多小黑点从山顶处冒出来，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排成三角队形，全速向自己阵地飞来……一时间，雪峰山成了火焰山，火势从山顶蔓延到山脚，把日军的前沿阵地吞噬殆尽。日军攻山部队像没头苍蝇一样，纷纷逃离已变成火海的战壕……

　　史载，芷江作战，历时两个月，日军伤22307人，亡12498人；中国军队伤12483人，亡7737人。日军此役受挫，于是开始全面收缩兵力，冈村宁次一边布置部队首先从广西、广东等地后撤，一边焦虑地注视着整个战争态势的发展。

　　而在这两个月的会战中，中美空军出动战斗机2500架次，平均每天60架次，战役最紧张时，一天曾出动250架次。出动中型轰炸机183架次。共发射弹药360万发，投弹100多万磅。芷江作战的胜利，“飞虎队”功不可没。

　　“芷江会战胜利佳音，可视为对日战争转折之暗示。”《美国纽约时报》如此评论。

　　果然如此。这是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战，且以日军的彻底惨败告终。

　　8月15日，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21日至23日，以今井武夫为首的降者飞临芷江乞降，抗日战争宣告结束。

　　“欢迎海内外的客人来重温，不，来补读抗战胜利当日辉煌，今日发黄的历史。”离开芷江，坐上飞弛的高铁，我遥望窗外，深深体味着吴建宏镌刻在名片上的这行字。

　　这是吴建宏的心声!这是芷江人的心声!这是中华儿女的心声!

　　这更是是历史的呼唤!

　　不朽残碑，残碑不朽，不朽的是人，精神的不朽，灵魂的不朽，民族的不朽。

 

　　(本文的采写,得到了吴建宏、江柏永、孔介夫、冯仲军、江洪、杨宇等人的大力帮助与支持，本文所配照片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提供，在此深表谢意)

 

　　(原载《中国报告文学》2015年第11期)

 

　　作者简介：

　　纪红建，湖南望城人，国家一级作家。曾获解放军文艺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湖南省青年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