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情，朋友情，人之常情。一代伟人，开国领袖，其尊师重友之情更浓于人。

　　“师恩深处最难忘。”这是毛泽东尊师重友的风范。

 

　　主 要 人 物

 

　　徐特立——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

　　王季范——毛泽东的姨表兄，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数学教员，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常委。

　　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窗好友，新民学会会员。解放后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副省长。

　　张 干——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校长。

　　罗元鲲——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历史教员。

　　李漱清——毛泽东少年时代在韶山的“激进派”老师。

　　邹春培——毛泽东少年时代在韶山读书时的启蒙塾师。

　　邹普勋——邹春培之子，毛泽东的邻居、少年时的同学。

 

　　引 子

 

　　1950年秋。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夜，凉风习习，古老的四合院一片清幽、静谧。

　　屋里，灯光明亮，窗前映照着一个伟岸的身影。毛泽东正坐在书桌旁一封封地批阅乡下亲友们的来信。

　　雪片般的信件，勾起毛泽东缕缕思乡之情。想起家乡的父老乡亲，想起求学时的师友，想起牺牲的革命志士，想起楠竹圫安息的父母……他遥望江南，浮想联翩，心潮激荡。

　　一封封散发着墨汁清香的信笺，一声声亲切动人的问候，带着片片的深情，像鸿雁一样频频飞向湖南，飞向湘潭，飞向韶山，也飞向三湘四水……

 

　　第一章 毛泽东思亲心切 章淼洪奉命返乡

 

　　1950年9月，北京。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

　　“叮铃铃——”清脆的电话铃声响了，章淼洪握起办公室里的电话筒：“喂，请问找谁?”

　　“是章淼洪同志吗?”电话里传来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纯正的湖南口音。

　　“是。”章淼洪惊喜地朝话筒喊道：“叶主任!”

　　“淼洪同志，听说你打算回湖南探亲是吗?”叶子龙开门见山地问道。

　　“是的，我打算到乡下去处理一下家事，然后把母亲接到北京来住。”

　　“那好!请你立即到中南海来一趟，主席要和你商量一件事情。”

　　“我马上就来。”章淼洪放下话筒，立即赶往中南海。

　　章淼洪刚过不惑之年，衣着朴素，早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身体微微有些发胖。她是毛泽东的表姐文静纯的女儿，毛泽东的八舅夫文玉卿的外孙女。

　　章淼洪驱车来到丰泽园，毛泽东正坐在客厅里等着。只见他一手拿着信，一手拿着烟，边抽烟边看信。透过袅袅烟圈，可以看到他那慈祥、和蔼的面容。

　　“表舅。”章淼洪欣喜地喊道。

　　“淼洪你来了，”毛泽东指了指对面的沙发，“请坐。”

　　工作人员端上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章淼洪接过茶，喝了一口，然后注视着主席。

　　“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去湖南?”毛泽东望着外甥女问道。

　　“就这个月下旬。”

　　“那好!”毛泽东兴奋地说：“你到了长沙，能不能顺便替我办一件事?”

　　“好啊!”章淼洪问道“什么事呀?”

　　“你表舅王季范九阿公，如今住在长沙。早一晌，我收到一封信，说是想来北京看看。我想，干脆请他来北京住算了。早几天我给他写了信，邀他来。他没到过北京，恐怕旅途不便，这次你回家去，正好把他接来，好吗?”

　　“好!”章淼洪满口答应道。

　　王季范是毛泽东的二姨妈王文氏的次子，毛泽东的表兄，长毛泽东9岁，也是毛泽东的老师。他生于1884年，家住湘乡龙潭乡。早年考入长沙优级师范(湖南大学前身)，毕业后担任湖南第一师范数学教员。1914年春，毛泽东由湖南第四师范转入一师，编入第八班，自此成了王季范的学生。表兄弟加师生，关系更为亲密，但毛泽东仍称他为“九哥”。

　　“还有，我的一位老同学，也请你把他一起接来。”毛泽东继续吩咐说：“他叫周世钊，现在长沙担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长沙和平解放后，他给我来过几次信，我也想邀他到北京来看看。”

　　“舅舅，我一定尽力去办!”章淼洪语气十分坚定。

　　“你在路上不要呆久了，要赶在9月底赶到北京，我想邀他们一起参加国庆观礼哩。”

　　“好，请表舅放心。”

　　章淼洪准备起身告辞。毛泽东又叮嘱道：“回去代我向你母亲问好!”

　　章淼洪点点头，向主席告辞，然后高兴地离开了中南海。

　　带着毛泽东的重托，章淼洪匆匆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列车行驶在广袤的原野上。章淼洪坐在闷罐子似的车厢里，望着车窗外的景色，浮想联翩。对故乡的眷恋，对亲人的思念，使她归心似箭，激动不已……

　　奔驰的列车不知不觉地越过江汉平原、湘北丘陵，驶向古城长沙。当她睁开眼睛看窗外时，长沙车站已经到了。

　　对于长沙，她是熟悉的，往事历历在目。一年前，她随第四野战军由汉口到长沙，遇见了从乡下来城里做女工的表侄女文淑能(后改名文立)，并把淑能带到了北京。再追溯到十三年前，她又是从这里登车北上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

　　章淼洪下了火车，直奔长沙北门三角塘王季范先生家。仍然是那幢小楼房，只是大门紧闭，家中无人。一打听，主人已于几天前举家北上。

　　这是怎么回事呢?章淼洪有些不解。

　　原来，新中国成立不久，王季范收到毛泽东从北京寄来的亲笔信。信中主席先畅叙了两人20多年的阔别之情，然后诚恳地邀请表兄迁居北京，共谋国事。王季范十分高兴，但因家中某些事情尚待处理，一直未能成行。直到1950年9月初接到去北京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通知，王季范欣喜不已，即开始做去京准备，但他并不知道毛泽东已派人专程前来迎接。9月21日，未及章淼洪抵达长沙，王季范即偕夫人肖拾英，在儿媳肖凤林、孙子王启华、孙女王海容的陪同下，登上了晋京的列车，满怀喜悦之情参加新中国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章淼洪不便逗留，匆匆一离开北门。然后，转道城南，直奔妙高峰下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

　　毛泽东的早年同学、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就住在这里。他现在是第一师范校长。

　　章淼洪坐在人力车上，眼望长城城南风光，浮想联翩。她依稀记得表舅跟她说过关于新民学会的往事。

　　周世钊，字敦园，又号东园，1897年生于宁乡县花明楼共东湖塘一个农民家庭，是刘少奇的小同乡。1913年春，他被送到湖南第四师范读书，编入预科第一班。1914年春，四师与一师合并，他与毛泽东同编入一师八班。自此到1918年毕业，两人同窗五载，交情深笃，终成莫逆之交。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铁蹄蹂躏和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进步师长徐特立、杨昌济等人的教诲，深深地影响着这一对友人。毛泽东从小立志救国救民，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刻苦地锻炼身体，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为寻求革命真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还与肖子升、蔡和森等同学组织了新民学会。周世钊品学兼优，酷爱文学，热心从事社会活动。他既是工人夜校的管理员，又积极参加新民学会的各项活动。

　　1917年，湖南第一师范学生会改选，毛泽东被选为学生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周世钊被选为文学部部长。

　　1917年7月，湖南第一师范组织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12个班的学生共575人，有34人当选：第一名是毛泽东，获49票；第二名就是周世钊，获47票。

　　周世钊在一师毕业后，由老师王季范介绍到长沙修业小学教国文。毛泽东则到北京、上海筹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由周世钊介绍到修业小学担任历史教员，并住该校，两人住的房子仅隔一层木壁。周世钊夜半醒来，常见毛泽东房间里灯光明亮，毛泽东还在灯下挥笔疾书。

　　在修业小学，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领导了长沙的“五四”运动。周世钊以满腔热情，积极参加这些活动。他们还共同指导小学合办了《小学生》半月刊，讨论天下大事，宣扬抵制日货，抨击军阀统治，声讨卖国贼，反对旧教育，提倡新道德，被舆论界评论为“小学生也开始有自己的声音了”。从而使刊物影响深远。

　　修业小学执教期间，毛泽东和周世钊虽然生活特别清苦，但他们的友谊更加真挚。寒冬季节，寒气袭人，毛泽东的被子单薄，时常就像一师读书那样，卷着自己的被子与周世钊同床共枕，抵足而眠。

　　青年时代的周世钊热爱教育，主张“教育救国”，立志从事教育事业。1921年秋，他离开修业小学，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学习教育和文学。毕业后返回湖南，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湖南第一女子师范、省立高级中学和初级中学担任国文教员。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任教于长沙明德中学，还在周南女中、长沙师范和湖南第一师范等校任过教员。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湖南一些老新民学会会员和教师，由周世钊领衔，联名向毛泽东发去贺电贺信。一个月后，周世钊又写了一封长信寄到北京，向毛泽东表示热烈祝贺……

　　妙高峰到了!章淼洪抬眼一看，一座古色古香的书院式建筑矗立在眼前，这便是湖南第一师范。它创建于1903年，始称湖南师范馆，其前身是宋代所建的城南书院，1914年改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当年曾在该校求学达5年之久。

　　在人力车夫的指点下，章淼洪来到湖南第一师范教师宿舍，找到周世钊先生的家。恰好周世钊从外面回来，一听北京来人，便连忙出门迎接。

　　“周校长，我是受毛主席委派特意来长沙的，专程接您和王季范先生去北京。”章淼洪说。“去北京?”周世钊感到惊奇，欣喜地道：“毛润之邀我去北京?”

　　“是的!”章淼洪十分肯定地说，“主席再三嘱咐我要请您去北京，并于月底动身，赶在10月1日参加国庆观礼哩。”

　　“啊，那太好了!”周世钊十分高兴，激动在说：“毛主席真是重感情，不忘旧谊啊!他去年给我写信，称我‘骏骨末凋，尚有生气’，今年又邀我上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令我荣幸终生。这哪敢当啊!”

　　“不必谦虚，周先生，您是当之无愧的!”章淼洪说，“您和我表舅王季范先生一样，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而且同情革命，支持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主席对你俩非常敬重，尤其对您评价甚高!”

　　“是啊，是啊!毛主席非常看得起我们这些教书匠，我们一定要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多作贡献!”周世钊深有感慨地说。

　　两人商量好去京时间，然后抓紧作赴京准备。周世钊留章淼洪在家吃了午饭。饭后，章淼洪起身告辞，周世钊送至学校大门口。

　　章淼洪径直来到长沙汽车站，登上去湘潭的汽车，她决定回湘乡去，看望乡下的亲友们。回到湘乡老家文家湾，她住了一晚，然后于第二天来到外婆家，看望舅舅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及各位表兄弟，转达毛泽东对外婆文家亲人的亲切问候。

　　第三天，章淼洪回到文家湾老家，偕同母亲文静纯前往长沙。接着，在湖南省统战部负责人的陪同下，偕同母亲和周世钊前往长沙火车站，乘当晚的特快列车赴京。

　　车轮滚滚，呼啸生风，列车向着北方奔驰。章淼洪临窗而坐，兴致勃勃地向周世钊谈论着这次返湘之旅的观感。

　　1950年9月30日中午，列车抵达首都北京，政务院早已派人在前门车站等候。当周世钊在章淼洪的陪同下走下火车时，前来迎接的工作人员立即上前与周世钊握手，向他问安。然后，用车送他到西柳井惠中饭店居住。

　　送到周世钊，章淼洪回到家中，放下行李，来不及拂去旅途的风尘，便回单位打了一个电话，向中南海报告：周世钊先生已顺利到达北京。毛泽东对她圆满完成此次南行任务表示非常满意，叫她先好好休息，过天再去中南海与王季范先生等人见面。王先生已来北京好几天了，正在等候主席的接见。

　　周世钊下榻惠中饭店后，受到了热情、周到的款待。9月30日下午2时，政务院派人来拜望他，随即叫他乘车去中山公园，听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作报告。晚上，先期入京的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同学蒋竹如等前来探视。周世钊与之亲切话旧，并相邀同往北京饭店看望老师王季范先生，与王先生叙谈良久。谈话中，周世钊获悉：当毛泽东会见先期入京的蒋竹如等人时，关切地问起了周世钊的情况，江青在一旁插话，问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同学?”毛泽东莞尔一笑，说：“这位同志相当老实憨厚，就是胆子小。”蒋竹如接着向毛泽东介绍了周世钊的经历和近况，毛泽东听了，表示敬佩和欣慰。

　　195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庆节，北京举行了盛大庆祝活动。这天上午，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了游行队伍。上午9时，王季范、周世钊应邀参加了国庆观礼。当他们登上天安门观礼台，看到游行队伍和盛大的欢呼场面，看到毛泽东神采奕奕、身体十分健康时，他倍感亲切，亦深感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正不断走向繁荣和强盛，顷刻间，一股强烈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中午12时，国庆观礼完毕，周世钊乘车返回惠中饭店。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享受的特殊礼遇，令他大开眼界，深感荣幸之至，以至终生难忘。

 

　　第二章 王季范京城做客 毛泽东家中设宴

 

　　且说王季范与家人一行5人于9月21日离开长沙，次日抵达他向往已久的北京。刚下火车，毛泽东就派秘书来接他们到北京饭店住下。

　　王季范穿着青布对襟衣衫，脚着圆口布鞋，面庞方正，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一派儒雅、庄重的大家风度。刚到北京，这里的一切使他感到既陌生又亲切。他来到了分别几十年的姨表弟毛泽东身边，很快就要与表弟相见了。

　　光阴易逝，22年弹指一挥间，但往事历历，亲情难忘—

　　出身小康家庭的王季范，从小常寄居外祖父文芝仪家，受到舅父文玉钦(熟读古文，擅长辞赋)的熏陶。他聪颖好学，领悟力强，深得舅父和塾师的器重。早年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沙优级师范学校(即湖南大学前身)。时值本世纪初，欧风东渐，新学兴起，湖南风气顿开，王季范接受了维新思想和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倾向进步。

　　毛泽东比王季范小9岁，当他来到外婆家欢度童年时，王季范已在长沙求学，他十分仰慕这位姨表兄的才识。毛泽东进入湘乡东山高等学堂读书时，王季范每次回乡省亲，见到毛泽东，便在学习上给他以指点。1911年春，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尔后又入湖南第四师范深造，其间多得姨表兄帮助。1914年，四师并入一师，毛泽东转入一师读书，被编入第八班，直接受教于王季范。从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深了一层。当时，毛泽东家居农村，经济拮据，王季范时常解囊接济。他不仅在学习上对毛泽东认真指点、帮助，而且极力襄赞他的革命活动。毛泽东胸怀大志，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孜孜求学，勤勉进取，令王季范深为敬佩。

　　自从1927年“马日事变”前王季范与毛泽东在长沙分手后，二人各奔西东，数十年间彼此分离，不通音信。但他们始终相互思念，一直打听对方的消息。1949年6月，湖南和平解放前夕，王季范以湖南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身份，参加长沙地下领导的迎解放活动。他通过中共长沙城市工委与湘潭城市工委取得联系，避开长沙特务的搜捕，从湘潭向北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去电报，报告“湖南和平起义可望促成”的消息，并建议解放区迅速派人南下，接管湖南政权，领导土地改革，支援大西南解放，争取早日解放全中国。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将军通电湖南和平起义。次日，人民解放军进入长沙市区，湖南宣告和平解放。随即，党中央派出南下工作团，接管湖南政权。此间，王季范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对他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表示热烈祝贺，“异常欣慰”，并提出“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三个治国重点，供毛泽东参考。毛泽东对此倍加赞赏，并多次表示要邀王季范上京做客……

　　王季范抵达北京的第二天，毛泽东的秘书便驱车到北京饭店，把王季范一家人接到中南海丰泽园叙旧。分别22年，兄弟二人相见，异常兴奋，百感交集，相互紧握着对方的手，久久没有松开。直到工作人员请其他客人入座时，毛泽东才恍然大悟，转过脸来，对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的九哥——王季范先生。没有他，就没有我啊!”

　　在场的人听了这句话，又看了看眼前这位年逾花甲的陌生老人，都感到很惊讶。他们哪里知道，当年毛泽东求学，王季范曾出过很大的力!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谈起一段往事。他说：“我14岁那年，因为与私塾里的老师发生矛盾，被勒令退学，我便辍学在家。16岁那年冬天，有一天清早，我到铺里买了肉，到塘里打了鱼，也没有跟父母亲讲，就请来一些客人，有毛家的叔叔、阿公，有外婆屋里的舅舅、老表，还有我的私塾老师，我只是叫家里煮饭做菜。父母亲莫名其妙，不晓得请这么多客做么子。客人们陆续到齐了，开始吃饭，这时候，我才说：‘启动各位亲戚朋友、老师长辈不敢当，有一桩事情要给我父亲讲清楚：我还是要读书，要去东山学校。’客人们这才恍然大悟。他们多数是些读书之人，有胆识，有见地，认为读书有用，便劝我父亲毛顺生送我去‘洋学堂’读书。我父亲觉得有道理，又碍于亲友们的面子，也就勉强同意了，但心里并不情愿。事后，父亲对我说：‘要读书就讲嘛，何必请客呢!’我说：‘让亲戚朋友都晓得一下，分家时我这一份财产不要就是!’我的九哥在一旁给我助力，他说：‘不读书就有得用。’就这样，父母亲才同意我继续读书。1910年秋，我终于进入湘乡东山那所‘洋学堂’读书。”

　　客人们和工作人员都静静地听着，对这位陌生的老人油然而生敬意。

　　“九哥曾经还给过我不少帮助呐!”毛泽东又说，“当年，我在第一师范读书时，闯了大祸，校长要开除我，多亏九哥帮忙，才了结了这桩公案。”

　　毛泽东说的“校长”，就是指当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校长张干。

　　“润之，那时候，你胆子也不小啊!”王季范风趣地说。

　　说着，两人大笑起来。

　　落座后，毛泽东回忆说：“九哥，我们两人分别有23个年头了吧?”

　　王季范定下神来，掐指一算：“‘马日事变’之前分手的，算来已是23年多了。”

　　“这些年，你对国家和民族作过不少贡献呀!”

　　“润之，我有什么贡献?还不是摆摆粉笔么!”

　　“摆粉笔就不错呀，培养的人材不少。”

　　说到这里，毛泽东突然记起去年6月长沙和平解放时王季范给他拍发贺电的事，说：“九哥，你提的那三条建议很好，我一定谨记在心。”

　　王季范透过镜片，端详着毛泽东，发现他的眼睛非常疲劳，布满血丝，便问道：“润之，你昨晚是不是通宵办公?”

　　“这是我的习惯。”毛泽东笑了笑，说：“我们在延安的时候，白天敌机轰炸得厉害，不好办公。晚上夜深人静，才是办公的好时间；加上前方的电报多在晚上到达延安总部，需要及时研究答复、处理，晚上我就不能贪睡了。久而久之，我和其他领导同志就养成了这种习惯。进城到北京以后，情况虽有一些变化，但是党中央和政务院一些重要文件，要送我们审批的多半是下午送来，我们也只好放在晚上办，所以晚睡的习惯仍然没有多大改变。”

　　王季范听了，关切地说：“如今情况同了，你也该改改这个习惯啰，不要影响了身体。”

　　毛泽东摇摇头，笑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这个习惯恐怕是难得改了哟。”

　　中午，毛泽东请王季范一家吃饭。等客人们坐定，毛泽东站起身来，端着酒杯，对大家说：“今天，请你们吃饭，没有什么菜，先敬大家一杯酒。”说完，给王季范斟上一杯低度葡萄酒。接着，又夹起一块红烧肉放到王季范的碟子里，说：“九哥尝尝，看煮烂了没有?”王季范连忙说：“不要敬，不要敬，我自己来。”

　　毛泽东夹了一颗油炸辣椒放到自己的碟子里，说：“我们湖南人，辣椒是个命。北京也有辣椒，但不太辣。”

　　饭后，毛泽东陪同王季范兴致勃勃地游览了中南海。两人谈笑风生，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第三章  中南海老友重逢  勤政殿樽前旧谈

 

　　秋天，是北京最好的季节。1950年仲秋时节的北京，景色更为迷人：秋高气爽，日丽风和，丹桂飘香。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富丽辉煌的故宫，巍峨雄壮的长城，风景秀丽的颐和园、香山、北海、天坛……还有中南海那高深莫测的红墙，引来了不少中外游客的观赏、留连。

　　周世钊第一次来北京，异常兴奋。他在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后，接连几天，分别看望和拜访了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等一些在京的老同学，又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北海公园等处，饱览了京都的名胜风光。

　　10月5日下午，周世钊正在下榻的房间休息。电话铃响了，周世钊惊喜地接过电话，是中南海打来的，说：“毛主席说请您到他家做客，今天下午他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您。”他听后兴奋不已，急忙收拾东西，整理衣服，准备出发。

　　下午4时许，一辆轿车开进惠中饭店，毛泽东派秘书来接周世钊去家里做客。周世钊上车后，秘书简要地询问了他的身世和近况，并说：“主席工作很忙，注意不要过多地打扰他。你们是老同学了，有很多话要说，一下子说不完，就简单地说一说，以后有机会见面，再深谈吧。”周世钊会意地点点头。车子由新华门进入中南海，沿南海岸边马路直达勤政殿，在勤政殿前停下。

　　周世钊走下车来，只见一位身穿旗袍，服饰考究，显得雍容华贵的中年妇女，正在门口等候。秘书走近去对她说了一声，然后回过头来对周世钊介绍说：“这是主席夫人江青同志。”周世钊立即同她握手并问安。江青点头称谢，笑着说：“你是主席的老同学，曾听主席提到你，说你有骏骨，有生气。”周世钊谦逊地说：“我乃一介书生，承主席和夫人奖掖，惭愧、惭愧!”接着，江青请周世钊进屋，并引导他入内，一路谈笑风生。问到周世钊的家庭情况时，江青感叹不已，称其生活清苦。

　　周世钊走进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来，打量着室内的陈设和窗外的风景。这是一座北京老式四合院，院中有一块草坪，坪中耸立着几颗大树，树影婆娑，景致幽雅。这便是中南海勤政殿。室内陈设简朴，没有字画和盆景，只摆着小桌、沙发及一些小什物。

　　稍坐片刻，毛泽东从里屋踱出来，故人相见，分外亲切。握手寒暄之后，毛泽东打趣地问道：“敦园兄，这次来北京会见了哪些老朋友呀?”

　　“这次不只收获大哩，看望了好几位分别多年的朋友，比如徐特老(徐特立)、谢觉老(熊瑾玎)、王季老(王季范)”周世钊回答说。

　　“对啰，那就快些叫他们一起来会会面。”

　　毛泽东说完，连忙嘱咐秘书打电话，约徐特立等四位老人到家里来叙谈。

　　秘书走后，毛泽东又对周世钊说：“他们还没来，我们先到外边走走如何?”

　　周世钊点头表示同意。

　　两辆汽车缓缓开来，停在四合院内，一辆是毛泽东坐的，一辆是警卫人员坐的。周世钊与毛泽东同坐一车。

　　汽车开到景山公园，毛泽东和周世钊走下车来，向公园步行约20步。只见警卫人员急匆匆走来，对毛泽东说：“今天公园里游人太多，不便久留，请主席上车。”

　　毛泽东转过身，显出无奈的神情，一边略带歉意地对周世钊说：“今天公园游不成了，回去吧!”

　　在归途中，周世钊依旧挨着毛泽东坐着，意趣盎然地谈论起来。

　　“润之兄胖多了。”周世钊说，“我记得你从前瘦一些，是什么时候胖起来的?”

　　过去，在长沙读书、工作的时候，我常常东跑西奔；到了江西以后，又是打仗，又是长征，常常骑马、步行，活动量大，胖不起来。在延安十多年，蹲窑洞，写文章，骑马打仗的机会少了，我就慢慢地胖起来了。”毛泽东回答说。

　　周世钊又想起毛泽东给他和老朋友亲笔复信的事情，颇有感慨地说：“润之兄，我看到您对一些熟人的信件，都是亲自动手答复，真不容易，为什么不叫秘书代劳呢?”

　　毛泽东笑了笑：“秘书不了解情况，不知怎么下笔，必须经过我详细口授才能写，还不如我自己提笔写几句省事得多。”说完，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不过，”毛泽东接着说，“我不是什么人的信都回。有个叫孙俍工的先生，是从前我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熟悉的，与我有些交往。日本投降后，我到重庆谈判，他来看我，谈得还好。但我离开重庆以后，他就在报刊上写文章骂我；等到全国逐渐解放，我到了北京，他却屡次写信来。因为他太无是非标准，太反复无常了，我没有回信。孙先生见我不回信，却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来信。他这样勤快写，我也只好‘勤快’不回。”

　　周世钊听了，深感毛泽东的话意味深长。

　　毛泽东和周世钊驱车回到中南海，已是傍晚时分，华灯初上，大街小巷都一片静谧。菊香书屋的客厅里，已经坐着几位老人——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王季范。几个人见了面，好不亲切。

　　谈话中，周世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第一师范的师生，恳切希望得到你的指示，请求为他们题写几句话。”

　　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并说：“现在事情太多，还有很多来信没有处理，稍后一点再题吧。”

　　接着，毛泽东又对徐特立说：“徐老，你是一师的老教师，也写几句话，给他(指周世钊)带回去吧。”

　　徐特立风趣地说：“既然主席嘱咐写，我哪能推辞呀!”

　　话题转到一师过去的几位教师。周世钊记起临行时一师老校长张干嘱托的一些事情。

　　“张干这个人，你可能还记得，过去教过我们的书，当过我们校长。他现在在长沙妙高峰中学教数学，家里子女多，生活困难。他托我向主席提个请求，给以适当照顾。”周世钊说。

　　毛泽东听了沉思片刻，说：“我过去对张干是不满意的。他当我们校长的时候，年龄还只有30岁左右，有能力，很会活动。我当时认为他一定要向上爬，爬到反动统治队伍里做高官。但刚才听你说，他现在还在划粉笔，几十年了，他还没向上爬，这是难能可贵的，可以照顾。”

　　谢觉哉忽然提出质疑道：“主席这个论断是否准确?是不是要做做调查研究呢?也许，张干曾经向上爬而没有爬得上哩。”

　　毛泽东摇摇头，笑道：“谢老这话未必对。张干是有向上爬的本钱的，如果他下决心向上爬，一定爬得上；经过几十年还没有爬上，可见他没有向上爬的决心，这就算有一定的操守。因此，仍可以照顾。”

　　大家都为毛泽东不计前嫌而深表敬佩。

　　晚上，毛泽东设宴招待周世钊、王季范和徐特立等几位老人，一起举杯把盏，共进晚餐。

　　饭后，稍事休息，毛泽东请客人品尝香茗和水果。

　　这时，秘书走进客厅，向毛泽东报告：“有首长请见。周世钊见此情景，便起身告辞。毛泽东也不久留客人，随即起身送客。

　　毛泽东边走边对周世钊说：“敦园兄，你要我对一师师生提一点希望，你为我写一个草稿如何?”周世钊知道主席已考虑好题词的事了，心里很高兴，他思量了一会，说：“我写不好，但您这样吩咐了，我只好试试看，拟好后再请您斟酌如何?”毛泽东点了点头。

　　来到门口，毛泽东又问周世钊：“你住在什么地方?”

　　周世钊回答说：“住在惠中饭店。”

　　毛泽东说：“那地方条件不大好，又不方便，你还是换个地方吧。”

　　“换到哪里去哟?”

　　“王季范先生住在北京饭店，你们是朋友了，要经常见面、交谈，还是住到一起去好。”

　　“那太好了!”周世钊高兴地说。

　　回到惠中饭店，周世钊便立即搬到了北京饭店，客房与王季范贴邻，两人仅隔一壁。

　　1950年10 月7日 ，毛泽东前往北京饭店，参加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国庆纪念招待会。当时，东德驻华大使馆暂时安排在北京饭店。招待会后，毛泽东特意来到周世钊的住所看望这位老朋友。王季范闻讯连忙从隔壁房间出来迎接。

　　见面后，周世钊请毛泽东就座，说：“主席，像我这样对革命没有贡献的人，住这样高级的招待所，实在感到惭愧。”

　　王季范也表示：“我们受主席如此礼遇，真是令人不安。”

　　毛泽东安慰说：“你们过去搞了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教书是有益于人民的，就算是有益的贡献嘛!”

　　接着，毛泽东又问二位客人：“你们过去参加过什么民主党派吗?”

　　“没有。”王季范回答说。

　　周世钊说：“我对民主党派不感兴趣，我不愿加入。”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声调缓和地说：“现在，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长期共存，肝胆相照。全国刚刚解放，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和农村发展党员采取慎重的态度，吸收党员比较少。因此，你们最好先参加一个民主党派。”

　　毛泽东清了清嗓音，对周世钊和王季范说：“九哥、敦园兄，你们两位过去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很有声望，你们要为新中国的建设多出点力。我建议你们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会，它是知识分子的组织，加入这个组织，能更好地发挥你们的作用。”

　　“好!”二人同声回答。

　　王季范向毛泽东提出想出京参观。毛泽东说：“你们可以到西北方面看看，将来返长沙时可以由京沪路南下，再到山东、南京、上海、杭州等一些地方看看。”

　　“润之，我想……”王季范欲言又止。

　　“九哥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毛泽东似乎看出了王季范的心思。

　　王季范沉思有顷，说道：“我来北京已有好几天了，很想做点实事，替国家出点力。你能交点事给我做，我心里会踏实些。”

　　“九哥莫急。”毛泽东从容地说，“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哪会没有事情做呢?我己经替你盘算好，建议你当政务院参事。任务是为国家建设出谋划策。九哥，这个职务是不是小了一点吗?”

　　王季范一听，连忙摆手：“润之，你随便安排我做点事就行。政务院参事，重任在肩，我哪能干得了啊!”

　　“九哥过谦了!”毛泽东说，“你过去搞了几十年的教育工作，见多识广，深孚众望，完全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见王季范还想推辞，他又加重语气说道：“你过去给我提出三个治国重点，不是有‘用贤才’一条吗?古人说，‘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我们要建设好新中国，就是要选贤任能，惟才是举。你是我的表兄，但更是贤才……我这是‘内举不避亲’，请你出来工作嘛!”

　　王季范听了很是感动，深感盛情难却，方才答应。不久，他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尔后，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献计献策，参政议政。他曾四处参观考察，东至辽沈，西至甘新，北至内蒙古，南至海南岛，特别注意考察工业生产和农田水利事业，为新中国的繁荣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几天后，周世钊和王季范在北京饭店刚吃过晚饭，中南海打来电话，电话里说主席要约见二位，请二位在饭店等候。随即，毛泽东派秘书来饭店接他们去中南海。

　　来到丰泽园，毛泽东正在客厅里等候。周世钊、王季范连忙向主席道安。

　　毛泽东见他们来了，笑着说：“今天是周末，北京市委举行京剧晚会，特约你们一起去看看。有兴趣吗?”

　　周世钊、王季范不约而同地点点头，说：“开开眼界也好。”

　　三人闲谈了一会，即起身乘车前往剧院看戏。毛泽东和江青同坐一车，周世钊和王季范另乘一小车随后。四个人一同来到北京市委礼堂。

　　参加京剧晚会的人都已到齐，人们见毛泽东和客人来了，一齐起身鼓掌欢迎。毛泽东亦鼓掌致意。周世钊和王季范随其步人会场，坐在毛泽东右侧的藤椅上。

　　毛泽东坐定后，向坐在旁边的几位领导同志介绍说：“这是我的老同学。”旁人立即同周世钊握手问候。

　　晚会演出的是京剧《柜里姻缘》、《大登殿》等，情节引人入胜，一直演到深夜12点许。晚会结束后，毛泽东又嘱咐周世钊和他一同回中南海。因毛泽东有吃夜宵的习惯，工作人员又做了一顿晚餐，毛泽东特意请周世钊、王季范共进晚餐。

　　饭后，毛泽东请周世钊进房休息、交谈。周世钊不习惯熬夜，此时已感到很疲倦，有点昏昏欲睡了，便对毛泽东说：“主席，今天是周末，你可以早些休息了。”

　　毛泽东却指着桌上堆积的一大叠文卷，说：“你去休息吧，我还要办公。这些东西今晚要处理完毕，等把它们处理完毕，大概要天亮了。”

　　周世钊没有急于回湖南，暂时留在北京，仍居北京饭店。他一边拜访北京的老同学、老相识，与徐特立、谢觉哉、王季范、熊瑾玎、蒋竹如等密切来往，一边挂念着湖南第一师范的校务，思忖着回湘后如何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11月上旬。11月7日这天，徐特立派他的秘书送来一封信。周世钊打开一看，原来是10月5日那天毛泽东提到的叫徐特立给一师“写几句话”，徐老推敲再三，才于昨天写了这封信。

　　信中阐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思想作风，勉励湖南第一师范的师生们以毛泽东为榜样，发扬这种精神，树立良好的学风和校风。

　　一个多月后，即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应周世钊的要求，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题写了“第一师范”的校名和“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的题词，并致函周世钊：

敦园兄：

　　嘱写的字给你写了，不知可用否?

　　临行一信，长沙一信，都收到，很感谢!所说各事都同意，可以做 (有些是要逐步地做)。师范教育会议，待与马先生(指马叙伦，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引者注)一谈，大略是可以的罢。

　　祝您及您的同事们工作顺利，新年快乐!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九日

　　信中提到“嘱写的字”，是指毛泽东为湖南第一师范题写的校名和题词。其中题词系周世钊事先草拟，毛泽东应约书写。信中表达了毛泽东对周世钊的信赖和友情。

　　王季范和周世钊在京待了多日，末了，两人向毛泽东提出要到东北去参观。毛泽东欣然同意，说：“你们从张家口、大同、太原、石家庄、保定回到北京。这样可以兜一个圈子，多看些地方。你们这次去的地方，还不太安静，我可以派几个警卫人员同去。”

　　周世钊连忙说：“我们这些穿蓝长褂子的教书匠，要什么警卫呢?”毛泽东则说：“你们从北京饭店出发，别人怎么会知道你们是穿蓝长褂子的呢?还是派警卫好。”于是，在警卫人员的护送下，周世钊、王季范去东北参观了一圈。

　　返回北京后，王季范留在政务院参事室工作；周世钊则回到长沙，先担任省教育厅厅长，后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及湖南省主任委员。离京之前，毛泽东送给周世钊一件狐皮大衣，一套中山服，还有内衣、皮鞋、袜子、床上被盖及脸盆等物。周世钊甚为感动，故人之情，犹如一杯浓浓的美酒，荡漾在他的心头。

　　1958年7月，周世钊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受任新职，思绪万千，10月17日他致函毛泽东，陈述心绪。岂料仅隔一周，毛泽东便于复函周世钊：

　　“赐书收到，十月十七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人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事实，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同你似乎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 ，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 ，添一点醋而已。”

　　这封信言词恳切 ，洋溢着鼓励与鞭策之情 ，给周世钊以极大的鼓舞，使他受益匪浅。

　　1959年，周世钊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大会快要结束时，毛泽东约他到中南海家中叙谈。稍一坐定，毛泽东便高兴地说：“敦园兄啊，你现在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堂堂的副省长了，我祝贺你啊!”

　　“这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呀!”周世钊有些不以为然。

　　“你现在分管什么工作?工作好不好搞?顺利吗?有什么困难?”毛泽东问道。

　　“我主要是做民主党派的工作，具体是负责省民盟的工作。”周世钊回答说，“1950年10月 ，主席曾指示王季老和我，叫我们两人都参加民主党派，我按照主席的指示办，现在我就是中国民主同盟会的成员了。因为民盟的成员大都在教育界，而且绝大多数又都是大学教师、教授，也有少量的中小学教师。我做民主党派的工作，又不得不联系教育工作，所以省人民委员会又分配我管教育工作。”

　　毛泽东说：“教育工作是个很重要的工作。湖南省人民委员会要你管教育工作，这是共产党对你的重视和信任，也有利于发挥你的专长。你要好好工作啊!”

　　毛泽东的话语重心长，给了周世钊以极大的鼓舞。

 

　　第四章  张次仑致信旧学生 毛润之心系老校长

 

　　1950年10月，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旧址妙高峰附近的一所中学。

　　深夜 ，校园万额俱寂 ，一间颓败的房间里闪着幽暗的灯光。一位66岁的算学老教员正伏案疾书。他面色忧郁，心中忐忑不安。

　　他——就是张干，就是毛泽东1915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在君子亭蘸墨挥毫，起草“驱张宣言”，要赶走的那个“反动校长”；就是恼羞交加，坚持要开除毛泽东、曹馥等17位“闹事”学生未成，而给毛泽东记大过，后来被这场学潮驱逐出校而生活潦倒的那个张干。

　　张干别名优凤，号次仑，1884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黄土村。家贫，幼丧父，靠打豆腐维持生活，从小养成吃苦耐劳、勤克俭的品质。以后，靠半工半读求学于湖南中路优级师范，于1909年毕业 ，数学成绩名列全校第三。同年9 月，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任算学教员。1914年，由湖南省教育总会会长符定一介绍担任该校校长，并受命接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同年，毛泽东由四师转入一师读书。从此，二人开始了半个世纪的交往。1915年2月，张干因一师罢课风潮而引咎辞职。

　　离开湖南第一师范后，张干前往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及尚志商业学校教算学，与毛泽东中断了交往。1945年，张干出任湖南省立第六中学校长。同年，日军投降后，张干贸然向延安毛泽东发去电报一封，意在劝和，希望毛泽东与蒋介石合作，对蒋介石存有幻想……

　　就是这些往事，令张干忧心仲仲，焦虑不安。加上生活困窘，难以为继，一家六口，有时竟无以为炊，加之身患气喘病，真是贫病交加!……他想给毛泽东写信，袒露自己艰难的处境和心情。可他铺开信笺，刚提起笔写了几行，却又将笔放下，心神不宁，思潮翻滚……

　　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家宴上，毛泽东在与师长徐特立、谢觉哉 、熊瑾玎王季范及同学周世钊等寒暄时，谈起了老校长张干。

　　“张干还在不?”毛泽东望着周世钊。

　　“在，一直教书。现在长沙妙峰中学当算学教员。”周世钊回答说。

　　“哦!还在吃粉笔灰?”毛泽东放下筷子，似乎受到很大触动，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张干年轻有为，而且他有一定的操守。”毛泽东又说。

　　“依我看，当年《驱张宣言》主要是触犯了张干的自尊心，他的自尊心很强。说他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这倒并不见得。”王季范解释道。

　　“现在看来，当时赶走张赶干没有多大必要。”毛泽东带着几分自责地说，“每个师范生交10元的钱事，也不能归罪于他。至于多读半年书，有什么不好呢?”

　　“是的。”周世钊趁此机会把张干的家庭生活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周世钊的话，感慨系之，说：“对张干这个人，应该照顾，应该照顾。”

　　1950年10月11日，毛泽东致函湖南省主席王首道，信上写道：

首道同志:

　　张次仑、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作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给津贴费若干，借资养老。又据罗元鲲先生来函说，曾任我的国文教员袁仲廉先生已死，其妻七十多、饿饭等语，亦请省府酌予救济。以上张、罗、戴三人之事，请予酌办见复，请派人向张、罗先生予以慰问。张、罗通讯处均是妙高峰中学。戴住新化，问罗先生便知。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二0年十月十一日

　　信中的张次仑，即指张干。罗元鲲又名罗翰溟，是毛泽东一师读书时的历史教员；袁仲谦即袁吉六，戴指袁吉六的遗孀戴常贞。

　　王首道收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遵令照办。湖南省人民政府先后两次给张干家送去600公斤救济米和人民币50万元(旧币)，帮其度过难关。张干喜不自禁，感激涕零。他心想：“毛润之，旷世雄才呀!宽容大度，不计前嫌，真乃伟人!”

　　这一晚，张干辗转反侧，激动不已，夜不能寐。

　　是的，张干确有三块心病，一是恼恨自己成了“地主”，成了革命对象。张干师范毕业后，在师范学校和中学任教40余年，稍有积蓄，购置了一份田产，岂料解放后成了地主。眼下，6口之家的生计无法维持。二是“当年冤家”毛泽东，如今成了国家主席。想起1915年那场学潮，张干心里就不是滋味。恨只恨当初不该执意开除毛泽东，也不该给他记大过的处分。三是不该在重庆谈判前夕，贸然给毛泽东拍那封有失恭敬的电报。那是 1945年8月21日，日本侵略军刚投降，张干给毛泽东发去了那封“劝和”的电报，电报中这样写道：“延安毛润之兄勋鉴：抗日获胜，建国弥艰，万恳应召赴渝，赞襄国政，幸勿固执，致失人望。”凭心而论，自己倒不是为国民党张目，而是忧国忧民，替老百姓着想，但毛泽东能体察我张干的心么?

　　收到政府的赈济，获知毛泽东对他甚为系念，真是幸福从天而降!张干久凝于心的冰块终于消融了。接着，他又相继收到昔日同事、同学寄来的三封书信，心里如释重负，身上好像轻松了许多。灯下，他展纸挥毫，热泪盈眶地给毛泽东写信：

润之吾弟主席惠鉴：

　　敬启者，近接懋斋(指徐特立)、敦园(指周世钊)诸弟及吾弟致汉溟(指罗元鲲)先生函，深感吾弟关怀干的生活。干服务教育界四十二年。小有储蓄，己为去家秋征(实收谷一百八十二石，征去七十七石)及今年减退消耗殆尽，不得已来省教书，又复旧病浚发，卧床月余，几无以为炊。幸王省主席(指王首道)奉吾弟之命，厚账兼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经国万机，不遗在远，其感激曷可言喻?今乡里既不可居，省垣又难工作，六口之家，贫与病迫，无实至为可虑。

　　本年二月十六日，闻吾弟签订中苏条约，当时曾作贺函，闻未收到，兹另纸补写，敬希钧鉴。末此布谢。

　　并颂

　　政祺

　　张干

　　一九五0 年十月三十日

　　张干写完信，深深地吁了一口气。他亲往邮局投寄，日夜盼复 ，屈指一个半月，杳如黄鹤。他以为毛泽东国事在身，无暇复信，有些沮丧和失望。然而，谁料到，第二天他便接到了毛泽东饱含墨汁清香的亲笔信：

次仑先生：

　　十月三十日惠书及为中苏条约所致贺函，均已收到。甚为感谢!生活困难情形，极为系念，已告省府有所协助。

　　此复。

　　敬颂

　　教祺

　　毛泽东

　　一九五0年十二月十四日

　　这封书信如行云流水，酣畅淋漓，短短几语，似和风细雨，吹拂和滋润着张干的心田。

　　张干以接到毛泽东的手书深感荣耀与骄傲。他感慨万千地对家人说：“润之海量，极为系念我这老朽，应努力服务才是。”

　　欣喜之余，张干的病似乎好了一大半。对于自己曾给毛泽东记大过的事，他曾经是讳莫如深的，而此刻，他竟忘乎所以，向家人絮絮叨叨地回忆起来，有如一个天真的孩童。

　　消息不胫而走，张干的家像过新年般热闹起来，来访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张干总是热情款待，滔滔不绝地诉说着往事和近事……

　　1952年9 月，张干应毛泽东之邀，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度过了最难忘的两个月。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此次旅京的所见所闻及观感，包括国庆节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看焰火晚会的激动人心的宏伟场面，还生动地记述了他们一行数人游览京津名胜古迹的动人情景。在飞机上，他怡然自乐地鸟瞰了长城风光，心旷神怡地坐军舰畅游了渤海……这是后话。

 

　　第五章 力食居辉耀先生旧宅 罗瀚溟堪称后生楷模

 

瀚溟先生：

　　十月十九日赐示敬悉。李先生交来两件，均已拜读，极为感谢!自传兴会飙举，评论深刻，可为后生楷模。另件所述“特色”诸点，得之传闻，诸多不实，请勿公表为荷。两件奉还。袁先生墓文遵嘱书就，烦为转致。新化古寺有所毁损，极为不当，此类各地多有，正由政务院统筹保护之法，故不单独写字，尚体谅之。僧尼老者守寺，少壮从事劳动，此论公允，已转政府有关机关酌处。此复。

　　敬颂

　　祝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这是毛泽东1951年10月22日复老师罗元鲲的信。信中的“李先生”指毛泽东早年在韶山的“激进派”老师李漱清；“袁先生”指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即袁吉六。)

　　在湖南新化县洋溪镇冷水巷村，有个罗家大院，栅门处悬挂着“力食居”金匾一块，这是毛泽东1952年为一师读书时的历史老师罗元鲲先生所题。同年，毛泽东邀请罗元鲲、张干、李漱清、邹普勋(毛泽东启蒙老师邹春培的儿子)赴京畅叙师生之谊。罗进京后，同毛泽东合影留念，应邀到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其间，毛泽东主席致信罗先生，对其评价甚高，称赞“自传兴会飙举，评论深刻，可为后生楷模”。

　　罗元鲲，号翰溟，湖南新化人，生于1882年。青少年时代与辛亥革命志士陈天华、苏鹏等50余人同在新化实学堂就读。罗稍得读书门径，自1898年肄业新化实学堂始，1906年毕业于湖南中路师范学堂，成绩冠首。后在新华中学教学凡七年。授课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任历史教员，与同籍袁吉六、陈凤荒同为毛泽东第一师范的老师。毛泽东少年读私垫时就十分喜欢学习历史，在中学时又较全面地学习了中国历史，读过不少中国历史典籍。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时，他阅读了大量的外国历史书籍，有着深厚而扎实的中外历史根基。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更加酷爱历史。上历史课时，他专心致志，认真听讲，进一步丰富了中外历史知识，学习成绩优异，深受历史老师罗元鲲的喜爱。罗先生对毛泽东的学习时常给予热心指点和详细评析，奖掖有加，令毛泽东获益良多，以至终生酷爱历史，熟读史书，运用自如。

　　提起罗先生家“力食居”匾额，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来历。罗元鲲先生解放初期由长沙回故乡居住，不懂实情的人要划他为自由职业者兼地主，令其献粮65担。罗先生到县城好友胡某处借，未能借到，却被胡某打了两个耳光，精神恍惚。当县长闻讯赶来道歉时，罗元鲲已回长沙，即向主席写信言其不平。省长程潜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同赵秘书一道前往罗先生家中慰问，送去大米500斤作为生活费。1952年，罗先生晋京期间，又向主席鸣不平：“一个教书匠何以成为自由职业者兼地主!”毛泽东劝先生安心休养，并答应替老先生解除疑难。罗向主席辞行，毛泽东书赠先生“力食居”匾额一方，悬挂于故居，激励人们。

　　罗元鲲先生主张自食其力，他教儿孙辈唱儿歌：“要吃饭，要流汗，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父母，都不是好汉。”他生活俭朴，总是穿着深蓝色的粗布大褂，束一条腰带，外出则脚穿草鞋步行，不坐轿子与人力车，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不忍心坐在别人肩膀上的。”抗日战争时期，罗元鲲在家乡洋溪险遭日军杀害，对侵华洋人痛恨尤深，甚至对刚从上海“东亚体院”回来的西装革履的儿子也佯装不识，要儿子到后园掏三担大粪浇菜后再来说话，其用意可想而知。

　　罗元鲲生育五个儿子，其中四人是大学生。当四子读书不发奋时，罗令其挑一担破鞋子回老家洋溪种田；当得知其考上体专时，罗当即答复：“只要考上学校，书是一定要送你去读的。”他有诗告诫后辈曰：“读得书多胜大丘，不忧耕种自然收。日里不怕人来借，晚间不怕贼来偷。虫荒水旱无伤损，快乐风流到白头。”

　　罗元鲲先生一生宁静淡泊，清贫度日，晚年在毛泽东关怀下生活幸福，但不尚奢华，十分节俭。罗先生一行旅京期间，毛泽东热情接待，安排细致周到，派专机让先生游览北京风景名胜，并送来鹿茸精滋补身体。

　　宴会时，毛泽东还特意请罗先生点菜单。罗先生一生忧国忧民，自甘淡泊，一生只求粗茶淡饭，平时在家吃饭不准超过两个菜。他曾有诗对儿媳曰：“煮饭不如煮粥尝，好和儿女细商量。一餐可作二餐用，三日便为六日粮。有客只须增水火，无钱不必问羹汤。莫言淡泊无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长。”这一次晋京，毛主席问他喜欢吃什么菜，他说：“每餐有碗红烧肉就满足了。”张干先生开玩笑埋怨说：“你六六三十六，餐餐呷肉，为何不点些山珍海味尝尝。”罗先生笑而不答。

　　1952年，罗元鲲写了一篇文章《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席》。旅京期间，他将此文稿托李漱清先生转交毛泽东。毛泽东阅后不让公开发表此文，复信说：“(文中)所述‘特色’诸点，得之传闻，诸多不实，请勿公表为荷。”谢绝了罗先生的好意。

　　1953年，罗元鲲先生在长沙因病作古，享年71岁。毛泽东闻讯致信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要求妥善安排其后事，并由政府拨款火化。骨灰盒存长沙市南区妙高峰52号继室邹桂先女士处。

 

　　第六章 少时得益激进派 暮年犹念师友情

 

　　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时，与老师、堂兄毛宇居先生携手而行

　　1936年秋，延安窑洞。

　　一天晚上，毛泽东正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娓娓谈起童年的往事，当谈到儿时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事情时，他说：“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除去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敬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这位“激进派”老师就是毛泽东少年时代的老师兼忘年交李漱清先生。

　　李漱清，又名李劼，生于 1874年7月，比毛泽东大近20岁，家住韶山冲下端的清溪湖堤涧下的陈家桥李家屋场 (现属韶山乡韶山村)，距毛泽东家上屋场仅三华里。他见多识广，思想开明，充满爱国热情。

　　那是 1906年夏的一天，刚满 13岁的毛泽东，因与老师发生冲突而被勒令退学，这回，毛泽东从井湾里私塾挑着书箱回家，步履匆匆，大汗淋漓，迎面走来一位秀才模样的先生，惊讶地问道：“润之，你这样急急忙忙做什么事去呀，为什么把行李书籍都挑来了?”

　　毛泽东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抬头一看，见是李漱清，连忙放下行李，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已过而立之年的李漱清，身材颀长，面容清癯，身上穿了一件元青洋布长衫，袖口和领子都磨破了，一副清贫、落魄的样子。

　　“李先生，我不读书了。”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

　　“怎么回事?”李漱清面露惊讶之色。

　　两人在绿荫树下促膝交谈。毛泽东忿忿不平、满腹牢骚地告诉李漱清：井湾里私垫学的是《四书》、《五经》，教经馆的先生虽然有学问，但很守旧，他最崇拜孔夫子，认为只有孔夫子的书才有用，其余不过是些杂书。毛泽东因为读厌了经书，便在课堂上躲着看《水游全传》之类的“杂书”，被先生认为是“反叛”。毛泽东据理辩驳，触怒了先生，因而被勒令退学。

　　李漱清听了毛泽东的倾诉，深有感慨，自言自语地说：“封建的教育方法，实在误人子弟，误人子弟啊!”

　　“他们为什么要把小说当作杂书呢?看小说又有什么过错?”毛泽东茫然不解地问。

　　李漱清叹了口气 ，说：“这是大清帝国的怪现象，西洋人是极为推崇小说的，俄国的托尔斯泰，英国的狄更斯，都是写小说的，也是很有社会地位的大学问家，只有我们国家把小说看成杂书，写小说的人也成了‘下三等’。先生们只晓得崇拜孔子，不晓得如今世界上出了什么事，还在那里大骂洋鬼子是‘化外之民’。唉!这样下去，有一天真会亡国灭种的!”

　　毛泽东入神地听着，用期待的目光问道：“李先生 ，你办的洋学堂怎么样了?我到你那里去读书好吗?”

　　李漱清脸上掠过一丝苦笑，说：“还没有一点眉目，谁晓得能不能办起来呢?你暂时还是回家一边劳动 ，一边读点书吧!”毛泽东点点，挑起书厢，步履坚定地向上屋场走去。

　　李漱清望着毛泽东的背影，心里好久不能平静。他想：毛泽东天赋很高，记忆力很强，已经读了几年私垫，要是有一所好学校让他继续深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杰出人才。

　　毛泽东回到家里，白天带着弟弟跟父亲一起参加田间劳动，夜晚躲在土屋的蚊帐里读些书籍。他渴望李漱清把那个“洋学堂”办起来。可是管理祠堂寺庙的“老板”对李漱清的提议根本不予理踩。毛泽东见读书无望，便一心一意地在韶山冲跟父亲种起田来。

　　1908年，毛泽东 15岁。有一天 ，他到李家屋场去见李先生。李漱清问他：“润之，这两年，你获如何?”

　　毛泽东答道：“我读了很多小说，有的还能背了，这些书对我的影响，比经书大得多哩!”

　　李漱清微笑地夸奖学生道：“你比我的收获大!”

　　“可这些小说为什么不写作田人的故事呢?”

　　李漱清摇摇头：“那些写书的人，多半是没有搞过田里工夫的。”

　　“将来有一天，要是我能写一本书，我一定要把作田的、打铁的、挖煤的等等，都写进去，并且都写成英雄豪杰。”

　　“能，一定能!”李漱清对这位学生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岁月匆匆，斗转星移，又过了一年，毛泽东 16岁了。他先后到乌龟颈和东茅塘私垫读书，系统地点读了《史记》、《纲鉴》和《日知录》，还涉猎了一些“杂书”。

　　正值炎炎夏日，一天傍晚，毛泽东放学回家扯完了田里的稗子草，便跑到李家屋场去找李漱清。他此时刚刚读完《盛世危言》一书，心里有许多话很想同先生诉说。

　　李漱清摇着蒲扇，正怡然自得地坐在禾坪里乘凉，见毛泽东来了，连忙高兴地招呼他坐下，等毛泽东说明来意之后，李漱清说：“润之，你有什么话，只管讲嘛!”

　　毛泽东说：“我总在想，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到底要做些什么?”

　　李漱清沉默了，摘下近视眼镜轻轻地擦拭。

　　毛泽东说：“这几年，我每天夜里读杂书，产生了许多感慨。杂书里那些英雄豪杰、忠臣义士，都是十分了不起的风流人物。他们或者血洒疆场，为国立功，或者公正廉明，为民除害，很受后人敬佩。如今国家多难，外侮凭凌，当此民族危亡之时，我们莘莘学子怎能株守家园?”

　　李漱清脸上一片愧赦，说：“是呀!像我们这样的七尺男儿 ，一介书生，本当为国尽忠。可眼下奸臣当道，劣绅横行，我们求学无门，报国无路，有什么办法呢?”说完，掩住胸口，不停地咳嗽起来。

　　毛泽东忙上前安慰道：“李先生不要伤心，您在家办个维新的私塾，收几个学生 ，别人也不会干预，您的愿望不是也能实现了吗?”毛泽东接着说：“我读了《盛世危言》之后，深感自己学问不够，要继续进学校读书，要趁年轻时学好本领，将来为国立功，为民造福。”

　　李漱清点点头 ，鼓励说：“十五六岁年纪，正是风华正茂、立志迸取的时候，你要争取外出求学，这样才能实现你的愿望和志向。”

　　不久，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决定送长子毛泽东去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毛泽东把此事告诉李漱清，李漱清听后，连忙赶到上屋场，对毛泽东的父亲说：“顺生大哥，你怎么不让润之继续读书呢?”毛顺生说：“石三伢子聪明，我想让他经商。”李漱清说：“润之会读书，有志向，你还是让他到学堂继续深造的好。”毛顺生末置可否。后来，李漱清和毛泽东的塾师毛麓钟、堂兄毛宇居、表兄王季范等人去找毛顺生说项，经再三劝说，终于说服他同意送儿子去湘乡东山学校读书。

　　1919年至1921年，毛泽东在长沙读书和从事革命活动期间，每次回家，总要去看看李漱清先生。

　　此后 ，毛泽东与李漱清虽然长期分离，但时常书信往来，互通思想，互诉衷肠，情深谊厚。

　　1925年2 月，毛泽东由上海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李漱清随后回到韶山协助毛泽东开展工作。他将自己的儿子、当时担任小学教员的李耿侯介绍给毛泽东当秘书。 李耿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打土豪、分田地”，还在农民夜校担任教员，成为农会骨干。不久，他又在毛泽东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韶山第一个党支部五名党员之一。

　　1925年8月，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离开韶山去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并主编《政治周报》，特地邀请李漱清去协助办报。此时，李漱清虽年过半百，仍告别妻儿欣然前往广州，到中央宣传部图书室工作，帮助毛泽东主编《政治周报》。

　　戎马倥偬，时局动荡，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与李漱清天各一方，中断联系达二十多年，但他时常思念这位老师。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当上了党和国家主席，仍然念念不忘这位“激进派”老师。1949年11月17 日，毛泽东复信给李漱清的儿子李介侯：

介侯先生：

　　惠书敬悉 ，深感厚意。

　　耿侯兄自一九二八年在湘赣边界之宁冈县见过一面， 随即率队返湘南以后，未再见过。传闻殉难，似属可信，时地无从查阅了。

　　尊翁健存，可为庆贺。尚祈转致问候之意。率复，顺祝

　　健进!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此后，李漱清与毛泽东时常书来信往，感情甚笃。李漱清曾几次给毛泽东写信，讲到儿子李耿侯、李贡侯及孙子李德深从事革命活动英勇牺牲的情况。毛泽东亲笔回信，对此“极表同情”。并说：“李耿侯、李贡侯、李德深三人为革命牺牲，均应发给光荣纪念证。”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李漱清领到了三位烈士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和政府发给的抚恤粮。

　　此后，毛泽东多次致信李漱清，询间其生活情况，问寒问暖。党和政府对李漱清的生活非常关心，1952年2月，经湖南省委统战部介绍，湖南省人民政府聘请他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改任省文史馆馆员，月薪 40元，得以安度晚年。

　　1953年10月16日，毛泽东曾致信老师李漱清先生：

漱清先生：

　　书敬意。承告乡情，甚感。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尚祈谅之。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月六日

　　尽管师生之间感情深挚，关系亲密，但毛泽东也不会做违背原则、有累清德的事情。他婉言谢绝了李漱清先生的要求。

 

　　第七章  毛泽东风趣说皮蛋 老塾师启蒙施教泽

 

　　1949年10月的一天，天空澄碧，金风送爽。

　　就在这天，毛泽东在菊香书屋接见了从韶山来北京的堂弟毛泽连和堂表弟李轲。

　　中午，毛泽东宴请毛泽连、李轲时，三人兴致勃勃地拉起了家常。毛泽东指着桌上一碗炒鸡蛋，问道：“泽连，有个‘皮蛋’，你晓得吗?”毛泽连一时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知三哥讲的是什么。他楞了半晌，盯着桌上的菜道：“是吃的皮蛋吗?”

　　毛泽东摇摇头，说：“不是的。我所说的皮蛋叫亨二哥，大名邹普勋，是下屋里的。”

　　毛泽连这才恍然大悟，主席三哥讲的邹普勋，就是主席的邻居兼同学，也是启蒙老师邹春培的儿子。他住韶山南岸，南岸在主席的旧居上屋场下边，因此叫“下屋里”。

　　“他身体好吗?”毛泽东关切地问。

　　“身体不好。”毛泽连如实地说。

　　“家庭情况如何?”

　　“也不好。”毛泽连说，“邹普勋是个老实人，他不会做生意，不会赚钱。”

　　毛泽东夹了一筷子菜，一边吃一边充满深情地说：“下一次，要把他接来北京，我们好好叙谈叙谈。已经几十年没见过面了，叫他北京来住一段时间。”

　　“李轲老表，”毛泽东又对李轲说，“你有文化，回去替亨二哥写个报告，把他的情况向政府反映一下，让政府替他解决一些困难。”

　　李轲点点头答应了。毛泽东这才舒了一口气，扒了两口饭，像是了却一桩心事。

　　1952年7月11日，毛泽东写信给他的堂兄，幼年时的塾师毛宇居，信中说：“归去后，来信收到，甚慰。有复邹普勋一信，请代转交。”“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拟待秋收以后，邀请李漱清、邹普勋二位来京一游，请你征求他们二人意见告我为盼。”

　　毛泽东对邹普勋为什么如此眷念和关怀呢?毛泽东与邹普勋既不沾亲带故，也非生死之交，只不过是昔日邻居兼同窗好友。毛泽东曾经就读南岸私塾邹春培先生门下。有道是：“往事平泉梦一场，师恩深处最难忘……”毛泽东内心有着深深的尊师情结。

　　对于南岸，毛泽东一直萦记于心。1919 年，毛泽东的母亲文素勤(又名文七妹)逝世，他曾写了一副挽联：“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哀悼自己的母亲。南岸，就是少年毛泽东启蒙的私垫，位于韶山冲上屋场毛泽东故居西侧，是一幢古朴典雅的旧式瓦屋，门前栽着两棵雪松，地坪下方有一口池塘，这里风景宜人，环境幽雅。1901年春，8岁的毛泽东从湘乡棠佳阁外祖父家回到韶山，南岸成了他的蒙馆。和他一起就读的有邹先生的儿子邹普勋，二人既是邻居，又是同窗，年龄相仿，意气相投。他们时常一起嬉戏玩耍，一起放牛，一起游泳，一起砍柴。毛泽东还时常把多砍的柴分给邹普勋。

　　南岸私塾设在邹家公祠的小阁楼上。在父亲毛顺生的引领下，毛泽东走进私塾，爬上小阁楼。邹春培先生50多岁，身着长衫，捋着胡须，表情严肃，他把毛泽东引到东墙下放神龛的地方，说：“这是孔夫子的神位、从今天起，你每天早晨起来，都要对神龛作揖。以后，你就会文思发达，连中三元。”

　　小小年纪的毛泽东对神龛并不陌生，因为他家堂位就摆着神龛，并成为他每逢初一、十五烧香作揖的地方。并且，南岸私塾也和表哥文运昌、文南松他们学堂的神龛子一模一样，大红纸上都写着“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孔子之位”。于是，毛泽东对着神龛恭恭敬敬地作揖行礼。

　　老塾师邹春培高兴地对站在一旁的毛顺生说：“令郎资质俊秀，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毛顺生忙说：“种田人家的子弟，不稀罕功名利禄，只要算几笔数，记得几笔账，写得几句来往信札，应酬应酬，就要得了。”

　　就这样，毛泽东正式拜邹春培为师。老先生开始教毛泽东读《三字经》，接着点读《论语》、《孟子》。邹春培和当时很多塾师一样，满脑子师道尊严，专教学生背四书五经；背诵时，他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刚入学的儿童无不望而生畏，常紧张得背不出来。轮到毛泽东第一次背书时，他不按规矩肃立，依然端坐在自己课桌旁。邹先生责问他为什么不站起来，毛泽东回答说：“先生，你是坐着的，我也要坐着背。”

　　邹春培既恼又气，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将此事告诉毛顺生。毛顺生说：“他兴许是背不出来呢!”邹说：“哪里是背不出来，他读几遍就能记住!”毛顺生将信将疑，晚上把儿子找来审问，果然毛泽东背诵如流，父母见状，心中不胜欢喜。

　　毛泽东这个几乎被后来所有教过他的老师视为“特殊学生”的蒙童，生性聪颖、机灵，常常用所学过的知识，来钻严厉古板老师的空子。待邹春培先生走后，毛泽东便草草地将课文预习了一遍，当看到新课文中曾晰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舞雩，泳而归”时，毛泽东便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直想去池塘游泳。

　　一会儿，十几个蒙童溜出了蒙馆，站在南岸下杨柳依依的池塘边，望着清凉澄澈的塘水，心里直发痒。毛泽东毫不犹豫，最先脱下长衫，一个猛子扎进塘中。其他同学见状，也纷纷下到塘里戏水助兴，早把塾师的叮嘱抛到了九霄云外。

　　邹先生回到蒙馆，见小楼空无一人，学生们正在池塘戏水，玩得开心，十分恼怒。他来到池塘边，铁青着脸，恶狠狠地吼道：“孺子不可教也!”

　　回到蒙馆，学生低头危坐，听候发落。惟独毛泽东神态自若，一点也不躲避先生责备的目光。邹先生瞪着他厉声责问道：“谁让你们下水的?毛润之，又是你带的头!”

　　毛泽东敢作敢当：“是的，是我带的头!”并反问道：“带头又怎么的?孔夫子没说过不能游泳!”

　　“好!”邹先生气恼地翻开课本，正要罚毛泽东背课文，蓦然间，孔夫子那句“吾与点也”印入眼帘，便尴尬地放下课本，厉声说：“下次不许带头游泳了!”

　　邹春培虽然没有处罚学生，也不再追究带头游泳的毛泽东，但他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处罚学生：对对子——对不上，再另行惩处。

　　邹先生将所有的学生扫视一遍，然后在黑板上写下“濯足”二字。他知道：背书难不倒毛泽东，凡老师点读过的课文，他均能背诵如流，那么对对子呢?对不上看我再扫尽他的脸!

　　毛泽东略加思索，从容地走上讲台，在黑板一角写下“修身”二字。

　　邹先生捋着灰白胡须，惊喜地望着这位天赋不凡的学生，发出了会心的微笑，刚才那种轻蔑的目光早已消逝殆尽。

　　邹春培先生对学生严厉，态度粗暴，常常体罚学生，令毛泽东十分反感。有一次，邹先生无理责打了两个学生，毛泽东非常气愤，他选择了逃学的方式来反对老师的体罚，离家出走了八里多路。当家里人把他找回来，父亲并没有打骂他，只叫他去向邹先生道个歉，然后继续读书。毛泽东不肯去，说：“我要找一个不打人的私塾上学。”在父母苦口婆心的劝说下，毛泽东才答应向先生道歉。毛顺生带着儿子来到南岸，向邹春培赔礼，请先生继续收儿子读书。邹春培虽勉强答应了，但对毛泽东的逃学仍耿耿于怀，他想试试毛泽东究竟有多大本事。

　　一天放学后，邹春培领着毛泽东来到一畦菜地，扯下二茎牛皮菜，让毛泽东带回家去，并交待：“明天一早来必须还我一茎与牛皮菜能‘对仗’的菜。”毛泽东明白了先生的用意：他只不过是以此来讽刺和挖苦自己说大话，吹牛皮，华而不实。

　　“老师稍等一会。”毛泽东叫住邹春培，随即从路边扯出一株马齿觅，交还塾师。

　　一向苛刻古板的邹先生接了马齿觅，顿时由衷地赞叹道：“牛皮菜对马齿觅，牛马相对，对得好!好!”

　　邹先生态度终于变得温和起来，他改变了往日的粗暴作风，不再责罚学生了。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曾风趣地说，这是他“罢课”取得的初步胜利，也是他“最早的反叛”。

　　邹春培教了毛泽东两年书，对这个学生十分器重。每逢别人谈及毛泽东，他既欣喜又不安地说：“润之将来能成大器，小小年纪，学问己为我辈所莫及矣!”不久，邹先生果然辞去教职，远走湘乡，另谋他业。

　　1904年秋，毛泽东离开启蒙私塾南岸，离开邹春培先生，去井湾里读书。在南岸的两年时间里，毛泽东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能背诵许多名篇名句，以至历久不忘，后来无论讲话写文章均能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恰到好处。到了延安，毛泽东还与斯诺谈及过这段读书生活，对南岸记忆殊深。

 

　　第八章  四师友迢迢上京城 毛泽东款款叙乡情

 

　　1952年9月，李漱清、邹普勋、张干、罗元鲲赴京同毛泽东叙旧，心情十分激动。

　　9月21日下午4点，李漱清一行四人抵达北京。25日，毛泽东派机要秘书叶子龙和警卫处长王敬先来到远东饭店李漱清、邹普勋等四人下榻处，邀他和张、罗、李到王府井赶制衣服。按主席吩咐，给每人赶制了一套呢子衣，一件大衣，又给了每人50万元(旧币)零花钱。晚上，毛泽东又委托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沙千里到寓所看望四位师友。毛泽东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们感到做人民教师的无尚光荣。

　　9月26日，政务院派人陪同毛泽东的四位师友游览故宫。在故宫太和殿观赏古物不久，公安部派来的警卫人员丁绍宁向大家传达了毛泽东的电话，约他们当天上午11点在寓所等候，并派车接他们去共进午餐。

　　上午11点多，李漱清、邹普勋、张干、罗元鲲携带家乡土特产，乘坐一辆银灰色轿车进入新华门。车子开到丰泽园门口，卫士长领着他们穿过幽深的曲径长廊，直抵毛泽东书房。毛泽东闻讯出门迎客，四位师友兴奋得心花怒放。李漱清走在前面，其他三位鱼贯而入。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好。

　　师友重逢，惊喜交集。毛泽东握着年逾古稀的李漱清先生的手，亲切地说：“漱清先生，想不到一别几十年，今天还能见到你啊!”

　　李漱清是解放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分别二十多年了，心里紧张而拘束。他满面绯红，只是恭敬地抿着嘴笑，丝毫没有当年那种“激进”的书生意气了，气氛一时不够活跃。毛泽东伸出手来，向四位师友让座，并说：“老朋友来了，欢迎，欢迎。请坐!请坐!”说完转身坐在一张沙发椅上，李漱清等四人则坐在对面的沙发上。

　　“你们来了几天啦!身体好吗?”毛泽东问。

　　“主席，我有点害怕……”李漱清说。

　　“你怕什么?随便一点嘛!”

　　“见了皇帝老子，我心里就慌!”李漱清幽默地说。

　　“如今还有什么皇帝老子，皇帝老子也是人嘛!”

　　毛泽东这句话，一下把四位师友都逗笑了。李漱清立刻打消了拘谨，风趣地说：“太公八十遇文王，如今盛世升平，我这老朽也是人寿年丰精神爽啊!”他借用周文王起用姜子牙的故事，赞扬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也希望自己能为国出力。

　　毛泽东说：“我小时候曾得到您许多教诲，您还是我的启蒙老师呀!”

　　李漱清谦虚地说：“哪里!那时我不过是个‘激进派’的落魄文人。”

　　一会儿，毛泽东请师友们进入客厅就座。

　　待坐定后，毛泽东便向李漱清、邹普勋询问家乡一些老人的情况：“红胡子五阿公(指韶山过去的绅士毛鸿初)在不在?”

　　“在。”邹普勋回答说，民国十六年(1927)，红胡子是个顽固派，土霸王，反对农民运动。不过，只要他现在认识错误，跟上时代的步伐，那就是好的。”

　　“关四桥的开四阿公在不在?”毛泽东继续问道。

　　李漱清、邹普勋知道，毛泽东讲的开四阿公是关公桥的私塾先生毛润生，他曾教过毛泽东的旧学。

　　“他很恶，那时我们读书都怕他。”毛泽东说完，又问：“郭梓阁家住韶山井湾里，是毛泽东在井湾里私塾读书时的同学，两人关系密切。他的弟弟郭梓材也是毛泽东的同学和好友。

　　“还好。”李漱清答。

　　“我读书时，郭家二姐对我很好，还给我梳过辫子哩。”

　　言辞恳切，往事历历，气氛变得轻松活跃起来。李漱清谈起“马日事变”湖南军阀何键派国民党兵闯到韶山挖毛泽东的祖坟，韶山党支部如何将祖坟保护起来的事来。毛泽东诙谐 地说：“何键叫做有得办法，打不赢就去挖人家的祖坟!”

　　李漱清说：“国民党信风水，以为挖掉主席家的‘龙脉’，破坏你家的风水，就可以阻挡革命的潮流。”

　　毛泽东淡然一笑：“其奈我何!”又问起故居的情况：“上屋场、南岸还在不?树砍了没有?”

　　“还是原样子，树没有砍。”李漱清答。

　　“是老样子就好。山里要绿化，树木要保护好。”

　　邹普勋插话道：“主席，少年时候，你和我一起看牛、‘打仗'，还记得不?”

　　“记得，记得。”毛泽东没有心思去回忆这段往事，还是把目光投向李漱清。

　　“主席，”李漱清说，“你的故居是不是要整修一下?”

　　“不要修缮了，最好是照原样子。”

　　这时，李漱清将韶山乡党支部一份汇报材料呈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来看了看，说：“要组织起来，搞合作化，单干不行，单干发展不起来。”说完伸出食指，指向李漱清：“当年你是主张拆祠堂、毁庙宇、办学堂的，是个激进派，现在搞合作化，你要带个头。土改分了田，一人一口，七石二斗，现在生活改善了，但是还不富足，生活水平还不高。”话语中蕴含着对家乡父老的深情，对故乡的深深眷恋。

　　中午到了，毛泽东结束了谈话，说：“我们就谈到这里，一起吃顿便饭。过几天我再请你们吃顿晚餐。”

　　12点15分，午餐开始了，毛泽东请师友们入座，服务员端来了菜肴，均是湖南风味，师友们喜不胜喜。席间，毛泽东频频为四位师友夹菜敬酒，气氛非常融洽。

　　饮后，毛泽东陪李漱清、邹普勋、张干、罗元鲲参观中南海并观看电影。

　　晚上，四位师友回到远东饭店休息。毛泽东派人给每人送来一份礼物：盖被、褥子、毛毯条各一床，枕头一对，枕巾、面巾各一条，还有香皂、牙刷、牙膏等。

　　10月1日，是李漱清、邹普勋、张干、罗元鲲四人难忘的日子，早餐后，警卫处长王敬先前往永安饭店，陪同四人参观天安门。

　　当天晚上，王敬先处长又接四位师友到天安门观景台观赏节日焰火。

　　10月4日，徐特立老人到李漱清、邹普勋、张干、罗元鲲下榻的永安饭店，看望并约请他们吃饭，同大家亲切交谈。

　　在京期间，李漱清、邹普勋、张平、罗元鲲多次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一天，李漱清忽发奇想，给毛泽东写了一个便条，托秘书带去：“主席，余年八十，欲试航空，不知可否?请主席批准!”

　　毛泽东一看纸条，连忙歉意地说：“对了，这个事我还没考虑到哩!”原来，李漱清等人有生以来未坐过飞机。毛泽东当即吩咐秘书：“我的老师和朋友没坐过飞机，让他们坐飞机到长城去转转吧!”

　　10月24日上午，毛泽东派秘书罗光禄到寓所看望李漱清、邹普勋、张干、罗元鲲四位师友，问道：“能不能坐飞机?”他们高兴不已，连说：“能坐，能坐。”李漱清暗自高兴，事后人们才知道这是他出的主意。

　　当天下午 1点，罗光禄给寓所打来电话，说：“下午两点钟用汽车接你们到西郊机场，3点上飞机，俯瞰京华名胜。”

　　下午3点，李漱清、邹普勋、张干、罗元鲲来到西郊机场，坐上苏联制造的时速250公里的飞机，甚感舒适。飞机邀游于京华上空，经万寿山、昌平县至八达岭，长城内外，山河壮丽，风光秀美。四位师友在飞机上俯瞰首都风光，大饱眼福，实现了平生梦寐以求的愿望。由八达岭回来，飞机又绕京城一周，徐徐降落于机场，游览一天，饱览京华名胜，令他们终身难忘。

　　次日，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李漱清、邹普勋等四人。

　　“你们来京，又是一个多月了，过得快乐不?”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托主席的福，我们过得很痛快。”几位师友齐声答道。

　　“有点想家吧?”

　　“有点想!”

　　“现在我也不留你们了，如果回去，就告诉秘书，做好三件事，我给你们每个人做了一套制服，一件呢子大衣，你们都穿在身上，再送你们每人人民币100万元(旧币)。你们给我送了家乡的特产，我冇得特产送你们，就送这‘三个一’。

　　毛泽东继续说：“如今我并不富，不像过去的皇帝那样，要什么就有什么。你们来京的一切用费，都是用我自己的钱，用我的稿费开支的。”

　　四位师友听了，面面相觑。他们真不敢相信，一个堂堂的国家主席，招待家乡亲友，还要自己掏腰包!毛泽东身居高位，如此清廉，假若没有稿费开支，仅靠工资，他是接待不起客人的。这与昔日封建帝王相比，真是大不一样啊!李漱清、邹普勋等人对此不胜感慨。

　　“你们还要做什么事吗?”毛泽东又问道。

　　邹普勋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刚从书店买来的《社会发展简史》，想请毛泽东题几个字。

　　毛泽东笑道：“你们又不是不晓得写字，要我写什么?”

　　邹普勋说：“我们要送一本书给唐煦存——他就是写汇报材料的那个伢子。”

　　毛泽东接过书，吩咐秘书：“拿笔来。”

　　秘书递过钢笔，毛泽东就在书上写下一行刚劲的行书字：

　　“邹普勋赠给唐煦存，嘱毛泽东书。”

　　写完，他又想起一件事：“你们要走了，我还要送一本书给你们。”说完，从书架上拿起两本《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封面上签上了“毛泽东”三个中楷字，分赠李、邹二人。

　　最后，毛泽东问道：“你们还要做什么事?如果还有什么事要做，再写信告诉我。现在回去好好休息，再玩几天，我就叫秘书派人送你们回去。”

　　毛泽东把他们送到丰泽园门口时，已是华灯初上。毛泽东望望南边的夜空，深情地对李漱清、邹普勋说：“不远送了，你们回去，代我问候老朋友们，问候家乡人好!以后如果有机会，再来北京吧!”言语中饱含着浓烈的思乡之情。

　　汽车开动了，李漱清、邹普勋依依不舍地告别毛泽东，离开中南海，回到了住地。

　　毛泽东尊师重友的深情厚意，不时荡漾在师友们的心间。

 

　　尾 声

 

　　南行的列车徐徐启动了，张干与罗元鲲、李漱清、邹普勋几位同伴依然沉浸在幸福之中，京城60个不平凡的日日夜夜始终萦绕于心。

　　张干南返归湘，先受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参议室参议，后聘为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顾问。他经常参议国事，应邀作报告，宣扬其共产党的领导好，为人所敬重。

　　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张干身体不适，生活拮据。当时已任副省长的周世钊，受毛泽东的委托，常去看望他，问寒问暖，令他十分感激。1963年3月24日，毛泽东再次致函周世钊，对张干的近况极表关注：

敦元兄：

　　去年及今年惠寄数函并诗词，都已收到，极为高兴。因忙迟复，尚鉴祈谅……老校长张干(忘其别甫，是否叫做次仑)先生，寄我两信，尚未奉复。他叫我设法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此事我正在办，未知能办得到否?如办不到，可否另想办法。请你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上是否困难，是否需要协助。叙谈结果，见告为荷。蒋竹如兄处，亦乞见时代为致意。他给我们的信都已收到了。顺问安吉。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信中“女儿返湘工作”指张干二女儿张月如，别名前瑛。她于湖南和平解放不久参军，后牺牲于抗美援朝战争。

　　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书信，洋溢着领袖对师长的拳拳关切之情。不久，张干便收到了毛泽东寄去的书信。

次仑先生左右：

　　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激。尊恙情况，周敦园(周世钊)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寄上薄物若干，作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

　　敬颂

　　早日康复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信中“薄物若干”指什么?是2000元钱(新币)。这些钱是毛泽东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从北京捎带回去的。张干万万没想到，毛泽东给他这么一大笔钱，这对于他的治病和家用无疑是雪中送炭，恩重如山啊!张干双手颤颤巍巍地捧着信，激动地看着信，抑制不住情感，眼里滚出了一行浑浊的热泪……

　　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中，张干全家受到冲击，有人造谣生事，说张干家藏有金器、银器，是“反动校长”，张干因而被抄家。此时，张干年已八十有余，瘫痪在床，病体难支。张干之子张六如，在母亲和妹妹的鼓励下火速赴京，找到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带回了加盖中央办公厅大印的函件和500元生活费。很快，被抄去的家产全部退回了张干家。张干终于度过了一段平静而幸福的日子。

　　1967年1月21日，张干病逝于长沙，享年83岁。

　　岁月蹉跎，故人零落。恋旧的毛泽东，晚年更加思念昔日的师友。

　　1976年，毛泽东和同窗好友周世钊相继离开人世。他们一个是伟大领袖，一个是一介儒生，但从青少年同窗到中老年分居异地，数十年间却一直忠诚相交，关系密切，始终不渝，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谓情意深深，肝胆相照。

　　“师恩深处总难忘。”一代伟人毛泽东与昔日师友的交往，反映了领袖对师友的尊敬、思念、关怀与帮助，其拳拳之心、关切之情，世所罕匹。毛泽东尊师重教的高风亮节将永远传为佳话。

 

　　(选自《毛泽东和他的师友们》，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作者简介：

　　赵志超，1962年9月生，湘潭县人。曾任湘潭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十年，现任中共湘潭市委副秘书长。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湘潭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省德艺双馨中青年文艺家，市优秀专家。以创作红色纪实文学见长，兼写报告文学、散文、诗词、楹联及评论等。先后出版发表作品六百余万字。代表作有《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毛泽东一家人》《走出丰泽园》《故园行》《播种芳菲》《追梦》等。曾获《当代》《诗刊》全国征文大赛二等奖、湖南省党办系统秘书工作征文一等奖等奖项。被誉为“红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