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专辑：一条多情的江河

　　橘洲 | 2015-12-26 11:06

　　唐浩明先生三十余年致力于研究晚晴重臣曾国藩留下的1000多万字遗墨，出版《曾国藩全集》，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之后推出《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一时洛阳纸贵。紧接着，“评点曾国藩奏折”、“评点梁启超嘉言钞”、“评点曾国藩语录”，“评点曾国藩日记”，“评点曾国藩书信和诗文”，又重新修订《曾国藩全集》。他还计划对“评点”系列进行精选，推出一部包括奏折、日记、诗文、书信、家书5大类的“评点曾国藩选集”。

　　散文《一条多情的江河》、《雁阵·岳屏公园》，是唐浩明先生首发于长沙晚报橘洲副刊的两篇回忆故乡衡阳旧时生活风情散文。《立体破译曾氏家族崛起的密码——唐浩明评点曾国藩三部曲访谈录 》，是本报记者与唐浩明先生关于他立体全方位解读曾国藩及其家族崛起的对话。

　　彩船在江面上缓缓地游荡，悠扬的丝竹管弦之声透过水汽传播四方，比起封闭的教室来，这里的乐声更增几分空灵与韵致。我们沉浸在这难得的水天一色的氛围中

　　一条多情的江河

　　唐浩明

　　流过衡州城的那段湘江，在我的心里永远是一条多情的江河。雁城的所有活力、所有灵气、所有秘史，都藏在它千年万载生生不息的江水中。

　　老一辈衡阳人把蒸水叫做草河，把耒水叫做耒河，把湘江叫做大河。“大河涨水了，快去看呀!”在我的小时候，这是一句极富煽动性的号召语。一路小跑来到江边，果然见水波滔滔，流速湍急，江面比平时要宽阔得很多，以至于使得我日后读《庄子》“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岸渚崖之间不辨牛马”时，常常会想起发大水时的湘江。江水浑浊，水面漂浮着不少树枝、木头等杂物，那模样有几分野气。当然，湘江发大水并不多见，素日里的湘江是秀美、温柔、充满爱意的，宛如一个怀抱婴儿的少妇。

　　夏天的湘江，是孩子们的福地，瞒着家长到湘江里去游泳，是暑假里最快乐的事情。江面上长年停泊着一排排的木排，有的木排甚至可以宽到水面的四分之一。我们通常走到木排的深处，然后再在这里下水。江水清澈透亮，身边的小鱼历历可数。这些小精灵在人的旁边不慌不忙地游来游去，看起来伸手可捉，但一旦接近，它们便会急速地逃跑，没有人可以抓得到。阳光炽烈地照在江面上，潜下几米深后，睁开眼睛来，依然可以看到水下的五光十色，让人仿佛有闯进龙宫之感。浮出水面，四肢张开，仰卧着，看天上白云悠悠，享受着清凉的江风吹拂，此刻你就成了一条惬意的小白龙。

　　钓钩子就在旁边。钓钩子是衡阳人说的最小的钓鱼船，通常只装得下一个人。到了日落西山时，主人右肩挂着鱼篓，左肩扛起钓钩子，打着山歌往回走。那是渔夫一天中最喜悦的时刻，也是雁城的一道晚景。专心垂钓的主人见几个孩子游过来，会关切地打招呼：“细伢子，注意安全呀!”

　　是的，湘江中游泳，最重要的事就是安全。大人们不放心的也就是这点，所以大部分孩子都是瞒着父母的。我有一次便遇到危险。那是一个盛夏的午后，风平浪静，湘江秀丽如常。远处的东洲，像一根翡翠簪镶在碧波中。近处有一个干练的中年汉子，正用一张硕大的网在扳罾。我一个人踏过木排来到江中心，高高兴兴地下了水。游了一会儿，便扎起猛子来。突然，觉得不对了，怎么眼前一片漆黑?心里恐慌起来，知道自己游进排底了。急过一阵子后，我强迫自己安定下来，心想一定不能在排底呆得太久，不然会淹死在这里。如何出去呢?我四处张望着。眼见左边的江水好像要明亮些，显然左边才是通向出口处。我使劲地向左边游去，越游越亮，终于游出排底。在我伸出水面重重地呼进一口气后，我发现整个世界都比往日要格外地光明。

　　在湘江水面上，我还参与过一次热闹的活动。那是端午节，湘江上要举办龙舟赛。主办方为了助兴，邀请小有名气的都司街小学的乐队上船表演。我那时正在乐队吹笛子，被选上了。那一天江面上很热火。十几条赛船和百多名赛手都被装扮得喜气浓烈，两岸的观众兴致高昂。比赛前，我们的乐队被安排在一只船上表演器乐合奏，节目有《金蛇狂舞曲》、《喜洋洋》等。彩船在江面上缓缓地游荡，悠扬的丝竹管弦之声透过水汽传播四方，比起封闭的教室来，这里的乐声更增几分空灵与韵致。我们沉浸在这难得的水天一色的氛围中，又享受着万众瞩目的待遇，心情很是激动。一支曲子未奏完，我就发现笛膜破了，又没有替换的，一时间急得浑身出汗，怕老师责骂，又不敢放下笛子，只得硬着头皮装模作样地继续吹。约莫过了半个钟头，四周赛船上的锣鼓接二连三地响起来。锣鼓声具有更大的威力，它立刻就将器乐声盖住，且把两岸观众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随即比赛开始，乐队停止演奏，我也从尴尬中解脱出来，被紧张激烈的赛事所牵住，跟随着众人一道去欢呼狂叫。回到家里，母亲夸我：“你今天摆了一个下午的脸。”她哪里知道，我只是做了一个下午的南郭先生而已。但我还是很得意，即便是当南郭先生，也的确摆了脸!

　　(此文刊发于2014年3月27日长沙晚报橘洲湖湘文苑)

　　在我的青涩时代，一直认为大雁是最美的飞鸟。它们不仅形体好看舞姿优美，更因为它们团结友爱，有高远的志向，有明确的目标，有坚强的毅力

　　雁阵·岳屏公园

　　唐浩明

　　雁阵

　　离开衡阳三十多年了。如今的衡阳已是一座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大都市，但我一旦想起它来，浮现在我眼前的始终是那个安宁的小城市，是那些简朴岁月里的往事旧景。它们，如同刀刻斧凿，永恒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很小时就知道衡阳有一个雅致的别名：雁城。读了几年书后，就会背诵“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塞上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等等。背这些诗文时，脑子里往往会无端生发出一番美的意境来。自古传说，大雁南飞来到衡阳城，环绕着回雁峰飞过三圈后，便不再南去。柳宗元说他亲眼见过这个景况，他的“正见峰头回雁时”的诗句可以为证。我在衡州生活了几十年，却没有遇到此种幸事。不过，在少年时期，我很多次地看到大雁飞过蓝天的壮景。

　　晴天正午，干净的天空一望无际，没有风，偶尔可见几朵白云，纹丝不动地钉在天幕上。似乎是晚秋季节，大部分的果子都已收获，只见深绿色的橘树柚树上，隐隐约约地挂着几只橙色的橘子、黄色的柚子。正在你仰望这些残存的硕果时，忽然，天空上出现十几个黑点。这些黑点渐渐地向你移过来，空旷静寂的宇宙，刹那间便增添不少生气。身边的孩子们已欢快地叫喊起来：“雁鹅，雁鹅!”

　　啊，真的是一群大雁从遥远的北方飞了过来。它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伸长着脖子，蹬直着双腿，两只大翅膀一放一收地扑打着，在辽阔的空中舞台上，轻松地、自信地、优雅地展示着它们的舞姿。四周的孩子高兴极了，他们拍着手掌，跳跃不止，一边继续高喊：“雁鹅飞一字，雁鹅飞一字!”

　　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刚才明明是人字形的雁阵，真的便慢慢地变成一字形。孩子们得意了，又扯起喉咙大叫：“雁鹅飞人字，雁鹅飞人字!”兴许是飞得离我们更远了，雁鹅没有听见，它们依旧排着一字形的队伍，有序地向前方飞去。渐渐地，大雁变成鹅蛋，鹅蛋变回黑点，最后消失在远远的天际，留给孩子们的是好几天的兴奋和谈论。

　　在我的青涩时代，一直认为大雁是最美的飞鸟。它们不仅形体好看舞姿优美，而且团结友爱，有高远的志向，有明确的目标，有坚强的毅力。效鸿雁之志，便这样成为我当年的坚定信念。

　　岳屏公园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岳屏公园是衡阳西城区的唯一公园。岳屏公园不大，结构也很简单：一座低矮的小山，一个浅窄的池塘。孔夫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其实，一处地方并不需要多么奇特，只要有山有水，便足可让仁者智者俱乐，此地便是佳境。于是，岳屏公园就成为市民的乐园。

　　岳屏山是被列入衡阳八景的，“岳屏雪岭鸟喧哗”。这说的是冬天的雪景好，但在我的印象中，岳屏公园最美的季节还是春天与夏天。

　　随着一阵阵春风春雨的到来，天气日渐暖和。有一天，你会蓦然想起，好长时间没有去岳屏公园了，于是乘兴前往。一脚踏进公园大门，便会立刻看到满山满岭的青翠，如波涛滚滚的海水，如千军万马的兵团向你迎面扑来。那一股汹涌春潮，那一番澎湃春情，让人从天寒地冻中彻底苏醒过来。踏青的人群早已络绎不绝，老老小小，全是满脸的喜气，满身的精神。岳屏山是第一个向雁城报春的天使。到了暮春时节，更是山花烂漫，草长莺飞，整个岳屏山焕发着蓬蓬勃勃的生机与热烈。

　　夏日傍晚，太阳落山了，我们便去岳屏山采摘狗尾巴草。手巧的人可以将狗尾巴草织成小狗、公鸡、老鼠等各种动物形状，那是清贫时代孩子们手中令人羡慕的玩具。还有一种被叫作诺诺草的野草，顶部结着小米似的籽。把籽捋下来，放到蒲扇上，口对着蒲扇大声喊“诺诺诺”，草籽便会自动移过来。孩子们就这样互相比赛着，看谁的喊声大，谁的诺诺草籽移得快移得多。那时的孩子们娱乐方式少得可怜，但这样一种极简单的比赛，也同样可以带来快乐。

　　有一个夏日的上午，下着蒙蒙细雨，我和一个同班同学来到岳屏山顶。山上几乎没有别的人，四周安宁极了。这时，我看到一对恋人走了过来。他们共撑一把伞，手牵着手，互相依偎着在细雨中漫步。两个人都很年轻，看起来不过十七八岁。五十多年前，这种情形极为罕见。两人走到一丛玫瑰花前。女孩对着花指指点点，男孩弯下腰神情专注地看着。一会儿，那女孩“格格”地笑了起来，男孩也跟着笑，两张青春的笑脸靠得更紧了。雨中玫瑰，伞下情侣。我被眼前的画面深深吸引了。我仿佛觉得这是我在岳屏山上所见到的最亮丽、最温馨、最打动心弦的人间美景。

　　许多年来，这幅画面常常出现在我的脑子里，让我的心头涌动着绵绵诗意。我有时甚至会奇怪地冒出一个想法：我要去寻找这对情侣!岁月漫长，变数很多，我要问问他们是否真的成为眷属；世事艰难，道路坎坷，我要问问他们这些年是否一如当时相携相偎地走了过来。哎，这当然是比登月球还难的事!我每次想起，又不得不每次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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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刊发于2014年7月3日长沙晚报橘洲湖湘文苑)

　　访谈：

　　立体破译曾氏家族崛起的密码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三部曲访谈录

　　二十几年来，唐浩明对曾国藩的研究可以说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一是主编《曾国藩全集》(1984年~1994年)；二是创作长篇小说《曾国藩》三部曲(《血祭》、《野焚》和《黑雨》)(1990~1992)；三是推出了《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2002年，以下简称《家书》))、《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2004年(以下简称《奏折》))和刚推出的《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嘉言钞》(以下简称《嘉言钞》)。就评点曾国藩三部曲的完成，笔者对唐浩明进行了专访。

　　《评点奏折》成了公务员的“范文”

　　奉荣梅(以下简称“奉”)：二十几年来，您对曾国藩研究的这三个阶段各自有什么关联和独自的编辑、创作目的?

　　唐浩明(以下简称“唐”)：评点家书、奏折和嘉言钞，可以说是分别完成了对曾国藩的文献研究、文学塑造和文化解读。从1984年研究曾国藩开始，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也是与时俱进的过程。这对于知识分子、文化人来说，是在专业领域里不断深化的、比较好的一个进程，因为你的专业要与社会期望相吻合。我最初对曾国藩文献资料的整理，是出版社给我的工作安排，而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我逐渐觉得其承载量很大，发觉曾国藩有很深厚的文化含量，应该使这个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有更多的人来读他、了解他，这样就有了一个自觉的转化，就开始了创作长篇历史小说。而当《曾国藩》三部曲推出以后，很多的读者又提出要了解曾国藩更多的思想、为人、做事等方面的需求，我从方方面面都听到了读者的迫切期待。觉得既然社会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也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觉得还应该去写一些东西。

　　从读者对象来说，可以说《曾国藩》三部曲小说的对象是大众读者，《曾国藩全集》的对象是研究者，而评点三部曲的对象则是大众读者与研究者之间的读者群体，他们对曾国藩很感兴趣。

　　奉：评点三部曲分别从家庭亲情、社会责任和道德榜样的角度对曾国藩进行文化解构，在体例风格和解读语言方面是承续关系吗?

　　唐：每一部书的风格都不同。第一部书只是评点，就是选了以后来评点，是写信里信外的东西，试图从他个人的家书中破译出曾氏家族崛起的密码，并希望探索中国文化的底蕴。做了第一本书后，很受读者的欢迎，我就着手第二本。很多人读了后，对曾国藩的理解就更多了一点，而且还增加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更多了解。作为作者，我也借评点表达了我对曾国藩的一些领悟，我对于文化的领悟、对于社会的领悟，结合自己的阅历和认识……因为我考虑到我的读者，有很多政界人士、公务员，就选择了对曾国藩奏折的评点。奏折就是报告，最高的报告，是写给皇帝看的报告，我们现在写给中央看的报告就是奏折。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中都要写报告，只是每个人写的层次、阅读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我认为曾国藩作品中第一精彩的是家书，第二精彩的是奏折。其中有反映时代的东西，还有很多传统的写作技巧、怎样表述的方式。评点奏折时，增加了几个新内容，除了译文外，后面还附有“写作简析”和“要言妙道”。“要言妙道”，就是警句，就是出彩的几句话。我希望读者在读奏折时不只是对当时的历史和文化有所了解，还希望这些奏折能够给他们写报告作“范文”，帮助今天的公务员提高报告写作水平，给今天大大小小的写报告的人提供一个“范文”。很多人开始认为〈奏折〉的读者面不会很广，都认为〈家书〉是曾国藩作品的代表，现在看来，〈奏折〉的读者也非常多，并不亚于〈家书〉。

　　《评点家书》破译曾氏家族崛起密码有四

　　奉：曾氏家书在清末明初乃士大夫必读之书，您从千余种家书中精选了300多封作评述议论，可以说，您是深入到了曾氏的心灵世界，从家书中破译曾氏家族崛起的密码，并借此来触摸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您破译的曾氏家族崛起的密码简而言之是什么?

　　唐：曾氏家族崛起的基础是，曾氏家族到了曾国藩这一代，都接受了良好的正规的社会教育。此外，曾氏家庭有一种好的家风影响。曾国藩总是提到他的祖父的教育，当然也讲到过他的父亲的影响，他的祖父为家族奠定了良好的家风。然后，家里还有一个非常出色的领袖人物——曾氏家族后来兄弟们的功名，都与曾国藩的引领分不开。这样的一个家庭，就是在一般情况下都可以出人才，如果遇到非常时机就有可能出现非凡的人才。概括地说，曾氏家族崛有四个特点：第一、比较良好的社会教育；第二、比较优秀的家风；第三、家里有一个首先冲出来的引领；还有，就是恰逢一个机遇。若没有这样的机遇，这样的家庭也会很好，但是就没有曾氏家族这样的光彩、灿烂。曾氏家族有非常典型的意义，中国式的家族崛起就是由这三种因素促成，像李鸿章的家族也是这样兴盛的。

　　奉：曾国藩存世的两千余道奏折之所以被誉为“天下第一奏折”，一是他自己乃望重士林的一代文章宗师，另一方面还是因为他的幕府里聚集了两三百名才隽之士。像著名的《参翁同书片》，据说就是出自李鸿章的手笔，还以此引发了“李翁”的世代仇怨?“奏折”里面蕴涵着怎么样的密码?你是怎样破译的?

　　唐：还是一个观点，领袖人物最重要。那些奏折确实都是他的幕僚起草的初稿。像现在的领导那样，先提出一个指导思想，由秘书起草，然后首长最后修改。我在曾国藩的老家富厚堂藏书楼查看过原始档案材料，那些幕僚起草的奏折他修改了很多，有些改得面目全非。他不像我们现在有些领导那样秘书写的东西直接照着念。

　　奉：我们今天把三本点评的“密码”都破解了一番，那么是否可以说这本〈奏折〉就是他做事的“密码”了?

　　唐：可以说，他做事的密码就来源于那些“奏折”，而他做人的“密码”就来源于他的“家书”。做人是在“家书”，做事是在“奏折”。现在社会上最看重曾国藩的一是做人，再就是做事。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受到今天人们的重视，就是他不但人做得好，而且事也做得好。而《曾国藩嘉言钞》正是这两个方面的融合，收集了很多做人也有很多做事方面的妙语格言。

　　梁启超第一推崇曾国藩的做人

　　奉：《评点嘉言钞》是从曾国藩丰富而深刻的人生思想方面入手的，追索他的灵魂深处对生命价值的真正取向。一个是保守的，一个是维新的，在政治上是对立的。而梁启超却将曾国藩引为人生的榜样，那么他最推崇曾国藩的什么呢?或者说，您追索到他们的灵魂深处对生命价值的真正取向有那些共通呢?

　　唐：他们的共通之处是，梁启超非常认同的是曾国藩的一种道德品行，这么大的一个社会公众人物有这样好的道德品性，而且希望以道德品行去移风易俗改造世界。他不是把曾国藩的做事摆在第一位，而是把他的做人放在第一位。所以我在评点时还谈到了很多资料，比如，梁启超在晚年时都在赞赏曾氏的以德化人的理念。曾氏影响了包括左宗棠、胡林翼在内的一班人，一班子书生居然做成了大事业，就是过去被认为的那种迂腐不化的书呆子，他们居然办成了事，而且他们坚定执著地要用他们迂腐的书呆子的东西，来推动社会的进步，还让大家都像他们这样做。梁启超最佩服他的就是这一点。其实这就是以德治国，以圣贤作榜样，要酿成一个很纯良的社会风气。

　　奉：对于曾国藩做事方面他也应该是推崇的吧?曾氏是近代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而湖湘文化最突出的特色是注重经世致用的，比如他倡导的洋务运动。

　　唐：曾氏是彻底的大清王朝的保皇派，而梁启超则是维新和共和派，但是政治上和客观上那是两回事。那是时代面临的不同，梁启超比曾氏要晚了好多年。而且，人类文化中的精粹是从来不受政治观念和时空限制的。曾是那个时代数一数二的大政治家，是要做事的。梁对曾的做人和做事都是认同的，但最认同曾的是做人。

　　奉：《评点嘉言钞》是21世纪的您19世纪的曾国藩、20世纪的梁启超——三位文化超人跨越时空的对话。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真正宝贵的东西在哪里。人类文化的精萃，从来不受政治观念和时空的限制。这本书的出版，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有什么现实意义?

　　唐：我们不是讲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嘛，曾国藩的身上就体现了很多优秀的文化传统。优秀的就是和谐的。比如说他对家庭有那么大的责任心，他是一个孝子、一个慈父，而且也是一个很尽责的丈夫，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他是一个优秀的男人，他是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对家人有那么深厚的爱。我们是很难做到他那样的。他写了那么多的家书，留存的有一千多封，实际上不止，还有好多散失了。在战争年代随时都有全军覆没，都有生命危险，他打战的时候，打败站多，打胜站少，累败累战，痛苦的时间多，快乐的时间少。但是那样的环境下，他能写那么的家书，娓娓道来，教导子弟做人。这就是出于一种很深厚的爱，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而且他给子弟们讲的东西百分之八十~九十都是好东西。他在生命的最后，在《嘉言钞》里就有他留给家人的遗嘱一样的四句话：一曰慎独则心安，二、主敬则身强，三、求仁则人悦，四、日习劳则身钦。

　　我不认为曾国藩是圣贤

　　奉：世人公认您是曾国藩的异代知己。但也有人说，你过高推崇和赞美了曾国藩；还有评价，认为您跳出“三立完人”和“汉奸卖国贼刽子手”的传统习见，成功塑造了有着复杂多重人格、集功罪于一身的晚清重臣的文学形象。缘于你对曾国藩20来年的研究，您是否渗入了自己的情感，对他有偏爱吗?

　　唐：不是的。在对曾国藩的研究和以他为题材创作时，我尽量避免个人的情感因素。主要是过去人们对曾国藩的认识上，就认为他是个反面人物，这种认识很强烈。而现在有一个人要把曾国藩真实的历史面目推介出来，跟过去的认识反差很大，人们就难以接受。有的人研究曾国藩还是用过去的观点来研究。

　　我对他的认同是比较多，但从我的主观来说，我不认为曾国藩是圣贤，而过去有很多人认为他是圣贤，说他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三立完人”。在我的评点中，我提到过他也有些做得不对的地方，或者他也有虚伪的地方，他毕竟不是圣人，世界上也不存在圣人。但是不可否认，曾国藩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人，他拥有很多好的东西具有穿越时空的意义，不能以某个阶级和集团、阶层来界定。再就是他对社会起了很多推动作用，别的不说，就说近代的开办洋务，发起者就是他。他创建了“湘军”，对中国的军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后来的军队组建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湘军”来建制的，废除了清代的那种农民的军事方式，使中国近代的军事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些都不能否认，是客观存在的。

　　奉：有人说“唐浩明的研究推动了曾国藩热，而曾国藩热也成就了唐浩明热”。您还会将对曾国藩的研究进行到底吗?譬如说，您是否为自己多年来致力研究曾国藩，写一本或者几本“曾国藩背后的故事”，破译一下那个漫长而寂寞时期的密码?

　　唐：我要看看，现在还很难说。因为我近几年要集中精力做一件大事，就是计划修订《曾国藩全集》，正在开始制定方案，估计在两年内补充整理完毕。整理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是要把原来出的30册全集通读一遍，改正差错，二就是就是增补十多年来发现的一些佚文。原来出了30册，大概会新增内容一册。关于写散文随笔，就要摆在以后了。我会不会写还很难说，而且，我觉得现在文章和书不太被人重视，读书的人越来越少，对于我的写作动力也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