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宋元就跟我说起过，他喜欢汪曾祺。听了这话，我心里一热，立即引为同调。那时宋元也写一点东西，但写得少，主要是阅读。我们经常到天心阁城楼和岳麓山上喝茶聊天。我觉得宋元对生活，对文学，有许多精辟的见地。同他聊天，可以说是一种享受。宋元的人生经历颇为丰富，他的家族里也出过赫赫有名的人物。阅人阅世一多，自不免历练慧黠，说起什么人事物事来，每每见血封喉。这是宋元精彩的地方。但你若以为宋元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家族及个人生命的起落浮沉，在文学上选择一种剑拔弩张，地火天雷的风格，那就错了。宋元喜欢的，是汪曾祺。他喜欢汪氏文章里去除了人生火气的那么样一种平静，以及藏匿在平静之中的古井一般的深沉。

　　他还喜欢汪曾祺作品——特别是散文小品中的文仕品格和文学味道。

　　在这一点上，我跟宋元有同好。

　　有时候，我们谈及某位髦得合时的作家的散文，宋元手一挥，说：“差得远，比起汪曾祺来，一点味道都没有!”我这一壁也是感同身受。在我看来，新时期新老作家中，汪曾祺的散文有他人无可企及的品格。真的，同汪氏的散文一比，很多人的文字正如宋元说的，一点味道都没有。

　　味道这东西，讲得清吗?讲不清。所谓妙处难与君说。林语堂说过，中国的艺术同外国的艺术比较，多的是一种味道。但林语堂没有解释什么叫做味道。汪曾祺的文章有味道，宋元不能解释，我也不能解释。但是，宋元和我都能感受到。别人的文章没有味道，当然也能感受到。

　　后来，宋元开始写东西了。写小说，写散文，发表在《收获》《钟山》《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大大小小的刊物上。很多人读了他的作品很喜欢，这给了他不小的鼓舞。他索性辞掉一所师范学校副校长的职位，调到长沙市文联，当了一名专业作家。他在一篇《倾诉的欲望》的散文中写道：“我当知青以后，又做过矿工，小提琴手，锅炉工，钳工，采购员，大学生，文书，教师，干部，我朝三暮四地做过五花八门的工作。到45岁，忽然，我决定要当作家。有人奇怪，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喜欢写作，写作使我愉快。因为面对电脑的时候，我知道，实际上面对了许多的人，我把他们看作朋友，我向朋友倾诉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难道不正是一桩令人愉快的事情吗?”这种夫子自道是令人信服的。写作成了45岁以后宋元乐此不疲的事业。

　　现在宋元的文章可谓之满天飞了。凡我见到的，我都必读无疑。为什么?因为我喜欢。

　　就像喜欢汪曾祺的文章一样，我喜欢宋元的文章。这是因为他们的文章有一个共同处：有味道。

　　宋元的散文，篇幅都不长，但是，精粹，韵味深长。体现在内容上，是他的笔头饱蘸着情感，又浅浅地渗出，不经意间，你便被一种雾状的情绪所感染，所写人与事，给你体味甚多，而又达于“润物细无声”的境地。有一篇《水月林》，千把字，可以佐证。

　　宋元散文的语言，很口语，很白，却很可玩味。在这一点上，也很似汪曾祺。最讲究语言，又看不出讲究的凿痕。这是很见功力的地方。读宋元的文章，单是读他的文字，也有一种品功夫茶的快乐。

　　但宋元的文章不时髦，不惊世，也不合于商业炒作。因此，他同汪曾祺一样，永远流行不起来。宋元对此有足够的认识。他在《长沙人的吃》的文章里就说过：“真正的好东西，是流行不起来的。”

　　宋元放弃种种而执着于写作，也不是为了虚名的流行。对于他来说，生活的美学就是娓娓的倾诉。

　　这喧嚣的世界，也总还是有些静静倾听的耳朵的吧。

　　(宋元，《创作与评论》杂志社原社长，出版有多部文学作品和学术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