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梅魁(1946—2008)湖南湘潭人。著名剧作家。主要作品有戏曲《榨油坊风情》、电影《毛泽东在一九二五》、《毛泽东去安源》等。2002年被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授予“湖南省优秀专家”称号。

　　常创常新说梅魁

　　颜梅魁是我的老友了。几年来，他在戏剧、电影艺术的创作上声誉日高，荣誉纷至沓来，其编剧《筒车谣》获文华奖，《榨油坊风情》问鼎文华大奖、中央五个一工程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初次“触电”，编剧《毛泽东在一九二五》又一举夺得中央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我亦为之欢欣鼓舞，曾数次涌起要写写他的冲动，经一番采访劳作，一个令我感佩的剧作家形象在我心中凸现出来，现写出来，以宣示读者诸君。

　　从“裱糊学徒”到“梨园弟子”

　　梅魁1946年降生于湘潭十八总，“落”在一个从事手工劳动的裱糊世家。其父读过两年私塾。若牵强附会地拉扯起“文化背景”，那就只有这裱糊业接触的字画和颜父那点可怜的“文化底蕴”了。

　　“伢子，你要读书，要读出个样子来。”其父殷殷嘱托，很不愿意他终身立命于裱糊业之操作工，这在解放后的五十年代，也是颇有见地的。

　　梅魁不负父望，书读得极好，小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区办湘江一中初中毕业后，以全校4个毕业班仅4名考取湘潭市一中之一，升学一中高60班。就在他一心向学之时，高中一期尚未读完，父亲撒手人寰，家中经济支柱顿失，他辍学了。

　　惯于捉弄人的命运之神又安排他投身于裱糊业，还当上了正式的学徒工，一干三年。三年中，不甘受命运捉弄的他，仍攻书不止，风雨无阻地坚持读完了免费的湘潭市工人夜校高中文史班。

　　文史班的挑灯夜读，使他的心中引发了对文学艺术的不倦的爱恋。

　　一日，梅魁得知湘潭地区花鼓剧团招收演员(那时为控制城市人口，只招收城镇青年)，他马上去报了名。

　　他一考即中。考试那天的情景，梅魁至今历历在目：

　　主考老师给他出了一个表演题目，说：“一位农民挑一担秧在田塍上经过，发现已插好秧的田中有两只遗落下的秧把子，你表演一下这个农民把秧把子捡上来的情态。”(这个题目对城市青年不无一定难度)

　　梅魁略一思索，便落落大方地表演起来，挑担，换肩，揩汗，从田塍上走过，发现田里有遗落的秧把子，放下秧担，下田……

　　就在他“下田”去捡秧把子时，主考教师提问了：“喂，社员同志，你为什不脱鞋袜下田?”

　　梅魁反映奇快，答道：“春插期间，农民们整天干活都是赤脚，这时脚上哪来鞋袜?”

　　主考老师又说：“两个秧把子不在一块，有一只在稍远的地方，怎么捡?”

　　梅魁答：“那还不容易?我用扁担把它挑过来就是了。”

　　听他回答得这么快捷、伶俐，加上随之而来的“挑秧”动作虽笨拙却不乏灵气，评考老师都笑了起来。

　　他终于进入了自己的喜爱的“艺术单位”，那份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树大全靠根深

　　颜梅魁，这位在全国已有大影响的剧作家，至今已创作、上演、发表戏剧影视作品30余部，除30余次获省奖外，10次获国家级奖，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同年被授予“湖南省优秀中青年专家”称号，2002年被评选为首批“湖南省优秀专家”。

　　这棵小苗是如何成长为大树的?

　　许多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在北京，当他捧得曹禺戏剧文学奖奖牌，刚走下主席台时，一位资深记者问他：“颜作家，您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颜答：“没上过大学，只初中毕业。”

　　又问：“您的几部戏都是写山里人的生活，那您肯定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

　　颜说：“也不是，我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

　　面对都是否定的答复，记者的表情一时复杂起来。

　　是呀，一个初中毕业生，一个纯粹的城里人，在戏剧创作上怎么能有如此作为啊?!

　　其实，答案也十分简单，它全在梅魁身上。一棵小苗要长成大材，必须有强大的根系，根深才能叶茂枝干壮嘛。

　　为创作，梅魁把创作之根深深“扎”进了文学的土壤，拼命吸收前人的养料。

　　进剧团不久，“文化大革命”狂涛兴起，文化艺术团体首当其冲。从小就勤奋好学的他没有激起造反的狂热，心中却充满了有艺不能学、有书不能读的空虚和惆怅。当他看到造反派抄来的大批中外名著被作为“封资修”堆放在剧团的仓库里无人问津时，嗜书如命的他犹如在沙漠中见到绿洲，一头扎进了书堆，什么文学、艺术、历史、美学、天文、地理等等，他无所不读。

　　30多年后，他的笔友、剧作家袁雪飞在《戏说梅魁》一文中，用调侃的笔调回忆起当年“偷书”的往事：

　　一天傍晚，他(梅魁)问我：“去偷书，你怕不怕?”我说：“哪里有?”他要我带上大提桶，跟着他悄悄潜入“牛棚”楼上，那里堆满了即将火化的图书。我俩东挑西拣，浑身大汗，最高兴的是找到了10本《六十种曲》(注：著名的明清传奇集成本)。可回家“分赃”时，他给我4本，自己留6本，我心里虽嘀咕，可又有什么办法，因为他是“贼首”呀!此后，梅魁心无旁骛，手不释卷，几本《六十种曲》读得滚瓜烂熟。要问他的唱词为何文采斐然，只因为当年有这样一段“偷书得宝”之经历呵!

　　今天，梅魁回忆起当年程汉孝支持他改行当编剧，特别是安排他五年下生活，不由感念万分：“多好的小八路啊(程汉孝年纪很小就参加了八路军，打击日寇)!没有他的支持和扶植，就没有今天的颜梅魁。”

　　以后的五年，梅魁扎扎实实地照着做了。五年间，他一头铺盖一头书，挑担走进了湘东地区的大山深处，先后转辗于浏阳、攸县、茶陵、炎陵等县几十个山村，把自己融入社会生活之中，放下文化人的架子，甘当小学生，和农民群众吃住劳动在一起，学说当地方言，了解民风民俗，与各种经历、各种性格的山民打交道、交朋友。白天，他与山民一道，淌泥巴，浴山风，干粗活；晚上，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把白天的所见所闻，一一记下，特别是山民那特有韵味的语言、充满野趣的山歌和闻所未闻的传说故事，常常使他兴奋不已。五年下来，他记录了5本厚厚的采风笔记，积累了一大批鲜活多姿的人物原型和丰富多彩的原始素材。从此，他与大山结下了不解之缘。日后他创作的《筒车谣》、《榨油坊风情》、《赶山人》大山三部曲，其源流均在于此。

　　一个文学功底之“根”，一个深入生活之“根”，“双根”齐下，终于“长”出梅魁硕大的“艺术之树”。

　　“三级跳”和“一竿过”

　　十年苦读和五年深入生活，颜梅魁有了较为深厚的文学底蕴和生活底蕴，但“底蕴”并不等于剧作，更不等于成功。

　　善于思索的他不断汰选着自己的生活库存。在他曾经生活过的湘东山区，因受极“左”路线的影响，“血统论”使一些“出身高”的子女在做人(更遑论升学提干)上受到了难以想象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上下批极“左”，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用艺术形象呼唤党的政策的落实!”一个创意在梅魁心头萌生。

　　1985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梅魁在家中开始了他的新制作，屋外大雪纷飞，屋内他奋笔疾书，那些年在湘东山区的所见所闻，变成一幅幅画面向他“扑”来，一个个原型人物向他“走”来……只几天功夫，一部带着“黑色幽默”韵味的花鼓戏新剧本《满地主分家》诞生了。

　　剧本一出来，在1986年春节后的区剧团团长新剧本座谈会上，一眼被湘潭县花鼓剧团团长章锦连“相”中。后在著名导演张建军指导下，几度修改，反复排练，更名《破铜烂铁》，从乡村演到县城，从县城演到省城，最后从省城演到北京，并演进了中南海，受到中央领导和北京戏剧专家的高度评价!

　　在京专家评论说：“这个戏寓意极好，一堆‘破铜烂铁’，锈迹斑斑，一旦擦去锈斑，它就会发光，人也一样，这个剧是对人性的恢复，已上升到写人性的高度!”对《破》剧的表现形式，中央媒体也给予高度评价，《人民日报》的评论题目就是《戏曲现代戏的新样式》。

　　《破铜烂铁》一炮走红。

　　他不断地精思、融汇、提炼着自己已有的生活积累，作为“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湖南省，“大山文化”就是一部值得永恒研读的“大书”。

　　把“大山文化植入剧本文学”，颜梅魁是从《筒车谣》开始的。

　　为进一步读懂“大山文化”，也为创作《筒车谣》，他并未囿于过去对大山文化的积累，1993年深秋，梅魁与著名导演彭林、省艺术研究所专家江沅球专程到湘西深入生活。

　　在崇山峻岭裹挟的苗寨德夯，他们沿着古老的石板小路，进入竹篾民居，在以树代柴的硕大火塘边，采访年龄层次不同、生活阅历各异的苗家男女，观看带有巫术神秘色彩的剽牛歌舞……他们也访问了已经“渗入”苗寨的“都市文化”的先行官，如旅社老板、餐厅经理、小卖部小姐……

　　在湘西，梅魁更深切地体验到了山里女人的生存状态。她们的生存状态震撼了他的心!那极具山乡特色的矗立于小河边一架架古老的水筒车，更激发了他的灵感，使他找到了独具历史厚重感的象征意蕴!

　　于是，一部展示大山文化氛围中一个家庭几个男女的现实生存状态的戏剧《筒车谣》问世了!《筒》剧展现了一个普通山乡妇女春姑从姑娘到嫂娘的艰难人生历程。在她身上，美德与愚昧并存，此足以引起人们对山乡妇女命运的思考；最终，春姑觉醒了，告别了那个由她一手创建同时被她视作生命的家，沐浴着改革的春风，走向山外的世界。

　　《筒车谣》又成功了，它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第一次获得国家级奖——文华奖!如果说，《破铜烂铁》是梅魁戏剧创作的第一级跳(飞跃)的话，《筒》剧便是他的“二级跳”(二次飞跃)。

　　梅魁仍未满足。

　　他在寻找不足。

　　“反思”，对大山文化的“反思”，对赞誉连连的《筒》剧“反思”。清醒的他终于找到了《筒》剧的不足：它在展示人的生存状态时，只给观众留下了理想的希冀——“荷叶摇烂甜了藕，星星摇落太阳高”，却未能深刻地演绎出大山深处那正发生的不可遏止的躁动。他说：“这种躁动应是小农意识的解放，应是生产方式和生存空间由单一向多元的突破!”

　　多么理论化的思考!一个剧作家本身就应是思想家。

　　“编导编导，共命一条。”在戏剧创作中，编导是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的。他和导演彭林为未来的“大山剧本”如何表现这种“躁动”而陷入困惑和苦恼中。

　　一次赣西山区之行，解除了他们的困惑和苦恼。他们从一间遭废弃的老榨坊的兴衰，找到了山区变化的依托。只9天时间，一部新剧《榨油坊风情》诞生了。《榨》剧以凝重而又俏皮的笔触，抒写了在闭塞、愚昧、落后的山乡里，一场波及生产方式、生存空间、人际关系各个层面上真正意义的大裂变，描写了当改革的号角吹响时，山里的人们在时代大潮中各自走向了不同的新的生活起点。

　　《榨》剧又一次轰动京华。其剧本被收入《中华戏曲经典》，被誉为“中国戏曲现代戏发展第三阶段(成熟阶段)代表作”，获得了文华大奖。

　　《榨》剧实现了梅魁的第三级跳——第三次飞跃!

　　随着名气的增大，找他写剧本的可说是“络绎不绝”。2001年5月，潇湘电影制片厂约请他写一部关于毛泽东在1925年回韶山从事农运的电影剧本。

　　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其实，写惯了舞台剧的他，不是不知道写电影剧本的难度，但他仍信心百倍，他认为各门类艺术是相通的，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只要认真研究思索，是可以驾驭的。

　　为掌握素材，他翻阅了湘潭市、县上千万字的有关大革命时期的史料，阅读了50种以上有关毛泽东的书籍，接着又到韶山采访，前前后后花了20天，那些日子他满脑子“毛泽东、毛泽东”。采访归来，为结构、起草电影剧本，又花了10天，到6月底，一部名为《毛泽东在一九二五》的电影剧本初稿出来了。交潇湘厂一看，颇多好评，后来遵照省、中央的意见，修改三次，于是乎，几个月后，他首次创作的电影作品亮相于全国观众面前。

　　其结果众所周知，该片被定为全国建党八十周年献礼片之首，一举夺得三项全国大奖!

　　这真如运动场的撑杆跳，颜梅魁在电影创作上来了个“一竿过”。

　　与时俱进，常创常新

　　一个秋雨绵绵的夜晚，笔者来到梅魁的家中，他的妻子、儿子在看电视，而梅魁却“躲”在他的书房里上网读“书”。笔者问：“看什么?”他答：“看现代科技网页。”笔者说：“你对什么都感兴趣?”他笑了：“是啊，不然怎么与时俱进呢?”

　　我们的话题就从“与时俱进”聊起。笔者常常想，梅魁之所以能在剧本写作上常创常新，不正是他与时俱进的结果吗?

　　笔者问他：“你的创作怎么能做到与时俱进，在哪些方面入手呢?”

　　他点燃一支烟，稍加思索一番，黑亮的眼睛眨巴着，透出智慧光芒：“第一是学人物，第二是学人物，第三还是学人物。”

　　笔者纳闷了，怎么尽是“人物、人物、人物”，他给了我一个大悬念!

　　后经他一解说，笔者才茅塞顿开。

　　他说：“这第一个人物，是要不断地寻找生活中的人物原型，只有新人物冒出，所写的剧本才新，新的人物又需要你学习他、研究他，这样才能写好他。而这第二种人物呢，指的是专家、以专家为师。我记得自己写戏还是停滞不前留在写故事阶段原地踏步时，听了余秋雨教授三天课，他讲了浅层心理与深层心理的关系，深层心理挖掘出来了，作品和人物的定位就会高。对于他的戏剧理论，我运用了，在《筒车谣》中，在《榨油坊风情》中我都运用了，很有效，我真是得益于他……”

　　梅魁停顿了片刻，又说：“至今我还在向白石老人学习。”

　　笔者惊问：“学画?”

　　他说：“不，不学画，学他的变法精神。当年白石老人年近六十，有了名气，可是一位较他年轻的人给他提意见：‘你不改变画风，不过是一画匠而已’。齐白石把朋友的话听进去了，从此闭门不出，潜心思索，改变画风，终成一代艺术大师，这就是有名的‘衰年变法’。这是一种改革精神，大到社会，小到个人，都应如此，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进取精神。”

　　“那第三种人物呢?”笔者又问。

　　颜梅魁笑了：“就是向身边的人学。对我来说，是向导演学习。我没进过艺术院校，没经过系统的培训，就老老实实的跟导演学招吧。我有幸与很多著名导演合作，受益匪浅，坦率地说，对于那些‘老子的剧本不准动一个字’的编剧，我以为太不聪明，普天之下，没有一个导演想把戏弄砸，因为编剧与导演之间，是一种唇亡齿寒的关系。”

　　夜已深了。离开颜家，我在密密的雨网中行走，回首望去，梅魁书房的灯光仍然白亮白亮，大概是在我告辞以后，他又坐到电脑旁，敲击起键盘，正催生着一部更新的、更有影响力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