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3日首届路遥文学奖在争议声中开奖，阎真的长篇小说《活着之上》成为唯一一部获奖作品，随着获奖的到来，他的系列作品有如山雨欲来一般再次引起了文坛对他的高度追注。获得这个民间奖项一点都不比官方举办的大奖来得容易、来得牵强，相反，这个作品的获奖恰恰是对他坚守在道德高地孤行军的一次肯定。与其说，首届路遥文学奖是颁布给了阎真个人或者是阎真《活着之上》还不如说是颁给了在道德墙内的集团军。读《活着之上》，必须要先读阎真十年前的小说《曾在天涯》，阎真的小说尽管分别是独立于某个时间段的作品，但从阎真的思想体系出发，才能理解这样一位读《李白传》都会落泪的作家，《曾在天涯》是他告别西天云彩的首战，因为有了《曾在天涯》，才有他后面的《活着之上》。

　　《曾在天涯》是一部于1996年出版的40多万字长篇小说。高力伟是一名教师，以留学生家属的身份到了加拿大，他和妻子林思文本是恩爱夫妻，但妻子留学加拿大以后，为了拿到绿卡，也为了在加国过上传说中的上流人的生活，她迅速转变成一个“独立”有余、“自强”过剩、“冷酷”十足的典型中西思想附体的女知识分子妇女。然而，她面子随夫，里子随己。生活上，林思文处处以西方生活的标准和文化意识要求高力伟融入到加国，她坚决要把丈夫改造成为一个和自己一样的既合格又荣耀的“加国人”。

　　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国热几乎象热带海滩上出现的海啸，不仅下海热，出国也热，各种出国的中介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同一时代的作品有《北京人在纽约》，北剧刚出来，《上海人在东京》就出炉了。一时间，商人和知识分子纷纷跳进太平洋，不是去“西天取经”，就是“东渡求佛”。出国的双面性暴露无疑，光鲜的表面之下是辛酸，光鲜和辛酸就象公园里的摩天轮，跌宕起伏。

　　随着出国热过去后，海啸渐渐变成了温润的“乡愁”。而只身海外的华人们远赴重洋，背负了亲友的美好憧憬，他们身处异国，最担心失去华侨的光环，即使在国外混得和包身工一样也咬牙扛下去。一方面，西方媒体大肆夸大中国灾难，中国成为西方眼中不平等和落后的重灾区，另一方面，国内很多人在夸大西方自由民主富裕的国家形象，西方成为中国人眼中的华丽的天堂。事实上，国内的人们根本无法体会华人在西方国家的所处的种种艰难困境。

　　故事的前言和结尾，阎真给高力伟做了这样的安排，也是唯一合理的安排：高力伟揣着五万加元回到属于自己精神的家园——祖国。高力伟的回国，替阎真向亲友们回答了他留学加拿大却最终选择回国的真实原因：

　　“悠悠一晃，我从加拿大回国，已经11年了。我1988年去加拿大，待了四年，1992年回国。我是放弃了绿卡回国的。对这一举动，很多朋友不理解。有人说：‘哪怕是坐移民监，再坐两年，你就可以入籍了。’我说：‘要我效忠英国女皇(加拿大是英联邦国家)，我抬不起手。’有人说：‘你就不怕你子孙后代的根在加拿大断了?’我说：‘我最怕的是自己的根在中国断了。’见我执意要回国，朋友劝不住我，就说：‘老阎，你是爱国主义者。’我拱手作揖道：‘千万别给我戴这么高的帽子，我可没那么伟大。’”

　　阎真导演着小说里主人公高力伟的人生，他还多次描绘博士周毅龙在餐厅开鸡的情景，因为周博士在求职上是不断步入高力伟的后尘，连周博士和他妻子赵霞的婚姻也频频步入高力伟夫妇的后尘，这样一来，阎真的笔将诸多削尖了脑袋出国的夫妻最后分道扬镳的事实自然的逼到了一种难以逃遁的死角。阎真用他的马良神笔警醒着狂热于西方国家却又不知天高地厚的有着天真和可爱劲的人们：

　　“ 晚上两个人继续在灯下开鸡，周毅龙有点神不守舍，恍惚之间切着了左手食指。他捏着手指站在那里，血往地下滴，脸色苍白，眼睛直勾勾的呆了一般。我问：‘深不深?’他直点头。我赶快找了创可贴给他止血，里面白白的骨头都看见了。葛老板走来说‘要不要载你去看医生?’语气之间有点不耐烦。”

　　阎真并不是一个投机分子，他有很多机会去投机，也有足够的理由背叛自己的良知意识，面对触手可得的绿卡，他却残忍的拒绝自己留下来。两个非邻语言的国家，经济上的硬差距与文化和文明上的软差距，使西方人有一种天然的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们先入为主，在各个方面排斥着象高力伟这样做着西方梦的中国人。他笔下的高力伟认识到，洋国家的文盲，只要会说英语，他们就有绝对的优势压倒一个异国的知识分子。终于，高力伟一次次在开鸡和油锅职位上的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的求生夹缝中认识到，回国是自己唯一的出路。

　　当他写下这部小说时，当时超现实主义者嘲笑他，人格上不够男人，过于软弱和失败主义思想严重。超现实主义者早已将拜金主义供奉为取款密码，不惜拿“成功人士的经验”讨伐高力伟之辈：“你又不是钱，不必人人都爱你，我们各为其国，你好自为之。”好像这些外籍华人生来就是高贵的西方人，对此，阎真最好的回应莫过于此：

　　“他说着又用刀拍拍那鸡，那鸡伸长了脖子，颈上的血一冲几寸高，挣扎着终于倒了下去，双脚还在乱蹬。鸡头落在地上，嘴还微微地一张一合，眼渐渐闭了。他飞起一脚把鸡头踢到角落里去，又用刀在那鸡的血颈上拨弄，然后倒提了鸡，往那边一丢。他又抓起一只鸡往台板上一放，把沾血的刀伸到那鸡头上去闻，让还没凝固的血滴到鸡的鼻孔里去。说：‘前年在龙-88的时候，只佩服葛老板开鸡块，那把刀转来转去根接写手一样，现在才知道还是不行，这里的人个个都可以做他的师傅。’我说：‘你如今是宰鸡专家了。’”

　　阎真笔下的高力伟，并不是一个没有缺陷的精神主义唯上的英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没有那么伟大”，高力伟也没有这么伟大。高力伟前后和三位女性发生了情感纠葛，这符合中国的国情，高力伟并没有活在月球。

　　舒明明是高力伟在妻子出国后的情人，短暂而不现实的浪漫随着地域的阻隔结束了高力伟成为女人心中高大伟岸男子汉的美好幻想。他和妻子林思文离婚后与张小禾的爱情，才是他最梦牵魂绕和割舍不下的，但与舒明明的感情唯一不同的一点，在舒明明那里，高力伟没有突破最后的道德底线。而在张小禾那里没有这样处理，直到最后，张小禾因为真诚的爱情自愿而主动的投高力伟的怀抱时，高力伟才即激动又带着矛盾不已的忐忑接受了她的姗姗来迟。其实他那时已是个婚姻自由的人，道德不在高力伟的约束范围之内，因为吃洋肉是加国家常便饭的事，高力伟却一直自觉的坚守着只有在中国的土地上才供奉的道德秩序，使得高力伟这个看似软弱和畏惧困难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就在读者的心中树立起了一种别具一格、真实、丰满而又高尚的人格印象。

　　阎真笔下的人物，以知识分子为多，他后来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这样或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知识分子一直以来都是社会文明和风化的风向标。他不断以知识分子为目标写作，在成功树立了一些相对浪漫又不无现实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同时，又无情的撕开了许多利益至上的知识分子的小人性、虚伪性和无情性的面具，与以笔触干练、果断、犀利著称的石一枫一道，他们的笔都不约而同的指向了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大无畏的在宣布自己和超现实主义的绝对极权派对立的立场。再度十年前的作品《曾在天涯》，倍觉一个独立于道德天空的知识分子更为弥足珍贵。路遥文学奖在此时出台，是多么生逢其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