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克是我的患难朋友，左联东京支盟的亲密战友。故人早逝，至今仍常使我感到哀痛，现在他的夫人周微林同志收集他生前文稿，编成《魏猛克散文杂文集》出版，要我为他写篇序言，这是我的责任。

　　30年代初，猛克在上海学习美术，又搞木刻，鲁迅对当时在上海的一班青年木刻家非常关心，在思想和艺术上都给他们以亲切的指导。

　　1933年2月，世界著名的英国大戏剧家肖伯纳访问中国，抵达上海。肖翁当时已年过80，是一位正义感非常强的开明进步作家，来华之前，他曾访问过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写过《苏联访问记》，为苏联讲好话。他访华，也是为了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抵达上海时，宋庆龄、蔡元培和鲁迅亲自到码头去迎接他。肖翁是身材很高大的人，宋庆龄、蔡元培的身材，在中国人来说属于中上，鲁迅则个子矮小。宋穿旗袍，蔡、鲁则穿长袍，他们三人同肖翁在码头上拍的照片，也在报纸上刊登出来了。鲁迅又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发表短文，赞扬肖翁，猛克就写文章对鲁迅说了一些片面的话，鲁迅并不以为冒犯，反而觉得猛克坦诚可爱，一老一少，从此成了朋友，猛克一生成了鲁迅的忠诚的崇拜者。

　　猛克天赋很高，又富于幽默感，这使他很容易接受鲁迅的教育和影响，逐渐走上写杂文的道路，并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是左联的导师，从此猛克和鲁迅保持较密切的来往。

　　1935年初，猛克去东京，行前，周扬同志要他到东京去找我。我于1933年9月赴日本留学，奉左联党组之命，恢复了左联东京支盟，并且遵照日本左翼人士的意见采取同人杂志的活动方式，已出版了《东流》和《诗歌》两个杂志，正在筹划创办第三个杂志《杂文》，这时，猛克就参加了《杂文》的筹办工作；同陈辛仁、陈子谷和我等几个人，形成了《杂文》杂志的核心。《杂文》在上海出至第三期，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了，改名为《质文》。

　　在对外联系上，左联东京支盟采取谨慎稳妥的分工方式。猛克与鲁迅较熟，就由他与鲁迅联系。郭沫若当时在邻近东京的千叶县，为了郭沫若和东京左联的安全，我们也决定由猛克去联系，我们一般不参加日本左翼文化人的公开活动，有人说这不只是语言问题，更是思想问题，其实这是外行话，不懂得地下工作的组织纪律。东京左联我任书记，同日本左翼文化人及上海左联党组的秘密联系，只由我一人负责。我们的工作之所以开展得比较好，应当说这是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日本的特高警察(便衣特务)还是注意我们的行动，收集了一些材料，如我们的文章。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猛克和我，还有其他几位同志被日本政府逮捕，分别被驱逐回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