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蓝先生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忘年交。我有近五年时间和他在一起工作。在上海，在北京或远去外地参加会议，参观访问，由于他平易近人、性格坦诚开朗，我们除了谈工作、文学之外，也涉及人生诸方面。我发现他兴趣极广，常有出奇妙想，仿佛是个永远生活在梦幻里的人。由于世事坎坷，困境中他少有朋友来往，但他和青年文学爱好者却交往甚密，有找上门来求教的，有不少是通讯多年而不曾谋面的，先生至今从文六十多年，一直被包围在青年朋友中。他幼年受他父亲唐贻承老先生的身教言传影响极深，唐老先生和当代著名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熊瑾玎(熊是大革命时期地下党中央总会计，重庆新华日报总经理)是莫逆之交，从小在家乡办教育，唐老先生古文造诣极深，他五岁即随父习文，在学校作文经常被老师表扬，贴在墙壁上示范。柯蓝先生和他同代人的作品相比有一个极显著的特色，当他出国，在美国、在欧洲、在日本，有外国同行或记者向他谈到他的创作道路，他总是一再说明，他是从中国长期战争和穷困社会中培育起来的作家，他的作品不能不关心人民和社会，所以有鲜明的倾向性，有极强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的话获得了外国同行们的理解。为此，柯蓝先生在周游了许多国家之后，他深感中国的文化和文学还不被外国了解，他决定从1996年起要尽全力进行一些国际文化交流的工作(包括在海外设立机构，在香港注册创办《中国散文诗》双月刊)，为了这个总目标，虽然开展起来困难重重，但他愿为国际文化交流，铺上一块垫脚石，竭尽绵力。

　　综观柯蓝先生的许多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的作品是先在读者群众中流传引起轰动，才被名家、学者承认接受的。柯蓝先生所创作的小说、散文、传记文学、散文诗，以及少量电影剧本和儿童文学作品，都产生了上述的效应。他的成名作长篇小说《洋铁桶的故事》，是先在群众中风行，才被临时请上边区文教大会主席台和一千多名文教代表见面，尔后被毛主席推荐，用军调部的飞机送香港出版，波及国外。又如他写的中篇小说《红旗呼啦啦飘》，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庆十周年的文学作品丛书出版。柯蓝先生同时又是一位信奉读者为上帝的作家，少儿读物异常缺乏，青少年一代没有读物，而趋时作家又不屑为此。先生却满腔热情，一连在上海少儿出版社出版了《雾海枪声》、《王孝和的故事》、《马戏团秘密》等少儿小说读物，在青少年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雾》和《王》的印数高达二十多万册，《马》则被苏联马戏团博物馆收藏。而三十年后的今天，《王孝和的故事》仍被山花出版社收入“青少年经典著作丛书”，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又同样，先生发表许多读者热爱的中国散文诗，而文坛前辈如刘半农、鲁迅、郑振铎、郭沫若、冰心等也都创作了许多优秀中国散文诗，这正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从外国引进来的文学成果。可是后来散文诗向新诗和散文方向发展中道而衰。于是有些诗人，竟然公开宣称中国没有散文诗，对这一文体予以排斥，并冷嘲为易碎品。柯蓝先生为此深感不平，近十五年来，他倡导成立中国散文诗学会，并亲任会长，为出作品出人才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在广州珠海创办对开《散文诗报》(可称是有史以来全世界唯一专门刊登散文诗的报纸)，后又在北京创办《中国散文诗》丛刊，十多年的实践培养了一批作品和作家队伍。大家一致公认，中国散文诗是适应现代思潮的一种独立文体，不是新诗和散文二者简单结合，它有自身独特的结构、意境和形式的科学规律。柯蓝先生在这方面创造性的贡献(包括创作和理论研究)尤为突出，受人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