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正明(1929— )湖南长沙人。著名剧作家。有《百花公主》、《琵琶记》、《荆钗记》等作品行世。电影《国歌》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曾任湖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湖南省文联执行主席。

　　范正明戏曲创作论

　　范正明先生出身梨园世家，数十载寒暑春秋潜心艺术，在戏曲创作方面成果丰硕，可谓湖南剧界翘楚。尤其新时期以来，他坚持整理改编传统戏，为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戏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作《百花公主》、《琵琶记》(与彭俐侬合作)、《白兔记》(与谢让尧合作)屡获殊荣，原因在于：它们虽源自传统戏，却被作者灌注了新时代的艺术精神，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作了创造性的重构，因而明显地比原本有了更高层次的提升。笔者现就这三个湘剧高腔剧本，对范正明的戏曲创作成就作一浅探。

　　一、从传统向现代转换

　　传统戏是过去时代的产物，在思想和艺术上难免保守、陈旧，很少能原封不动、按部就班地在现代舞台演出。如何丰富传统戏的意蕴，如何在老戏中体现现代意识，使之符合现代观众审美标准，是新时期传统戏改编的首要问题。范正明先生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实践。他依照现代演剧观念，在情节走向上去除繁枝缛节，浓缩精编剧情，在内涵上将传统艺术精华与现代意识巧妙结合，实现了传统创作向现代创作的转换，赋予传统戏新生命。

　　事实上，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于某种意义来说，是剧作者又一次创造性的劳动。在《百花公主》中，范正明三易其稿，历经二十多年，投入大量心血。他大胆改动《赠剑》等情节，一反明传奇《百花记》否定安西王造反，宣扬正统王权的思想，把江六云变忠为奸，巴拉变奸为忠，展开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并且，《百花公主》的改编还融入了现代悲剧观念，百花的悲剧属于性格悲剧美学范畴。她因为自身的性格缺陷——刚愎自用、任性恣意，导致错误、荒谬的行动——轻信江六云、错杀巴拉等，所以遭到厄运——兵溃父死、刺目谢罪。百花公主原本是一个善良、单纯、多情的女性，因为过于自信造成本不应如此却偏偏如此的失败下场，其悲剧命运具备一定的不公正性，故能引起观众的怜悯，颇觉遗憾，由此产生残缺性崇高。这样的悲剧，不仅给人审美愉悦，而且，也给人精神的上升感，从而不同于以往传统悲剧思维定势。范正明将原本仅残留《赠剑》、《斩巴》个别折子的戏几乎脱胎换骨地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容易。

　　明代高则诚的《琵琶记》被誉为“南戏之祖”，其离合互换的冲突、悲欢互化的契机归结在“怨”上面，堪称怨谱典范，但其封建思想色彩也是明显的。湘剧高腔传统本虽有所突破，但总体仍未脱离封建“忠”、“孝”道德体系束缚。与之相较，范正明的力作《琵琶记》摆脱了单纯文人悲剧俗套，从个人悲剧引申到社会悲剧，从现代文明角度审视传统文化。该剧吸取原作精华，去其封建糟粕，剥掉“忠”、“孝”面纱，表现隐藏在“忠”、“孝”背后的普通老百姓生活伦常关系与封建统治阶级伦常秩序二者不可调和的矛盾，揭示“可怜双亲饥饿死，博得孩儿名利归”的悲剧性冲突实质。

　　范本《琵琶记》将浓重的笔墨泼洒在赵五娘身上，从社会视点多方位、多侧面地展现赵五娘由一个羞羞答答的新娘到抢粮、吃糠、再到琵琶上路的乞妇、闯帘的勇敢女子。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对个人具有深刻的影响。无数个人组成社会，但个人又是社会的人。在庞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个人如一颗细小的沙粒，微不足道。叱咤风云的英雄如此，底层社会的老百姓亦如此，何况封建礼教重压下的女性?造成赵五娘不幸的罪魁祸首，并非皇帝或牛相等某个人，而是整个固若金汤的封建体制。赵五娘本人无力改变社会，只能做到个人道德升华。因此，通过范正明的《琵琶记》，我们不但看到赵五娘这个柔弱闺质日趋成熟、坚毅的过程，更能看到在灾荒年月里，孤苦无助的小人物(赵五娘、张广才、蔡公、蔡婆等)的奋力挣扎。这也正是范本《琵琶记》提供给观众的新价值取向。

　　范正明与谢让尧合作改编的另一部源自同名南戏和湘剧高腔传统本的《白兔记》，在主题、结构和主要人物确立上作了重大变更。改编本以情入手、动人心弦、解人心结。全剧围绕刘承佑胎结母腹、咬脐遭难……直至长成翩翩少年展开剧情，借兴亡之感抒离合之情，异于一般艺术创作方式“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深刻揭露了战乱给人民群众带来种种不幸。剧本没有拘泥传统的批判模式，而是试图以个体性的寻找终极关怀来实现内心自然人化。

　　范正明自己认为新《白兔记》“……把重点摆在描写残唐五代那个动乱的年代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这苦难年代里人们亲情的可贵。正是这感人的亲情，抚慰了人们心灵上的创伤，调整了家庭与人际关系，使之凝聚起来，顽强地生活下去，显示出我国人民传统美德的力量。”(见范正明《从“批判模式”中走出来——关于<白兔记>的改编》，刊于《艺海》1996年第2期)所以，新《白兔记》“投军”、“产子”、“送子”、“接子”凭借李三娘哀怨悱恻的苦情动人，而“追兔”、“诉猎”、“回书”、“磨房”一方面加强蜿蜒曲折情节，引人入胜，另一方面则渲染了那无可比拟的浓浓的亲情。在前四场戏里，观众眼中的刘承佑仅仅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充其量乃维系李三娘悲剧性命运的重要道具，尚未构成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到了后四场戏，则以刘承佑为中心，他成为解开李三娘十六年冤情，调解刘智远、李三娘、岳绣英三人矛盾的关键角色。由于割舍不下的母子、夫妻亲情，这才让受尽委屈的李三娘原谅了弃妻十载的刘智远，这才有了一个中国观众乐感欣赏习惯所欢迎的皆大欢喜的结局。新《白兔记》的艺术水准超过老本之处正在此。

　　范正明将现代意识熔铸到优秀传统戏曲的整理改编中，既存留传统精华，又不遗余力进行再创造，重新组构剧作于现代意义上的立意、主题、结构等，推陈出新。经过范正明整理改编的优秀传统剧目，在缤纷的现代戏剧舞台上焕发勃勃生机，出色地转化为现代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

　　二、悲剧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

　　范正明从新的历史史观出发，审视中国古代女性命运，讴歌她们柔韧坚强的悲剧精神。他笔下的百花公主、赵五娘、李三娘等莫不栩栩如生，形神兼备。她们都被予以崭新创造，成为区别于传统悲剧女性的新形象。

　　《百花公主》中百花公主是一位“兵马熟”、“兵书娴”的花木兰式英姿飒爽的女英雄。她身肩讨贼“重任”，“授剑”一场戏已让人领略到她英豪阔大的胸怀与咄咄逼人的年少英雄气。又由于她涉世未深，第一次接触到江六云这么一个英武的男子，怦然心动。“赠剑”尤能体现百花公主作为一名情窦初开的少女，对美好爱情的渴望。

　　另一方面，百花公主打小养尊处优的贵族小姐生活，势必造成她自以为是的性格负面。她被爱情冲昏头脑，丧失了一个将领应保持的清醒度，不辨忠奸。误斩巴拉，重用江六云，以致日后兵溃父死无法挽救的结局。当她明白真相，怒杀江六云后，自己刺目谢罪的举动霎那间令全剧充斥着震撼人心的悲剧感染力。

　　艺术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只有在对比中才能鲜明生动。为了更好地映衬百花公主的悲剧人格，范正明匠心独运，注意刻画作为百花公主性格对立面的江六云形象。不仅表现他能言善辩、文武兼全的出众才智，更着意于内心森严城府。“杀虎”中，哈虎一个“替”字，使处于进退两难位置的江六云立刻想出一箭双雕之计；“阻旨”中，江六云装醉保命；“赠剑”中，江六云欲擒故纵，玩百花公主于股掌……在范正明精心构思下，江六云的阴险毒辣与百花公主的真挚豁达，江六云的工于心计与百花公主的纯洁无邪，一反一正，相辅相成，跃然纸上，构成明显的性格对照。

　　赵五娘是范正明笔下另一感人的新悲剧女性形象。范本《琵琶记》一开场，蔡伯喈、赵五娘沉浸在新婚的快乐中。当蔡伯喈要五娘请爹娘出来时，五娘欲行又止，回身拉着丈夫，将他推到前面。这里，作者巧妙地运用一系列形体动作恰如其分地表明五娘此刻仍未脱却少女的娇羞。到“饥荒抢粮”时，命运之神无情地把夫久未归的赵五娘从家庭推向社会。她一个女流之辈，不得不抛头露面，出去抢粮，备受欺凌。如果说，从前的赵五娘心中至多是闺怨，那么，现在的她满腹辛酸无处诉……

　　蔡婆蔡公相继去世，赵五娘描容上路……今时的赵五娘非同往日，她已历经了生活的折磨，饱受世道风霜，但一切恶运并没打垮她。反而使她愈发坚强。正是在一种异乎寻常的韧性支撑下，她千里迢迢进京寻找蔡伯喈。“闯帘”一折中，范正明改传统一闯为三闯，增强了赵五娘性格的抗争性，体现赵五娘这么一个在困境里磨炼出来的弱女子的机智、勇敢。尽管五娘在选择“生成的花朵”和“做成的花朵”时，也有犹豫、徘徊，甚至动摇，然而一定要见到丈夫的毅力克服了眼前障碍。她在两次闯帘受阻后，第三次破帘而入，与牛氏一番理论，取得牛氏同情；继而跟丈夫团聚，迎来一个悲切切的大团圆。

　　范正明的《琵琶记》上集，赵五娘的性格基本定位在逆来顺受、温良贤淑，被动接受命运，而下集拓展了赵五娘性格中刚强的一面，即忍辱负重、坚定不移，主动挑战命运。范正明不落窠臼地重塑赵五娘，使其性格逻辑趋向完善，悲剧内涵趋向新意，大大增加剧情说服力和感染力。“这一个”赵五娘不光超越了同时代妇女，更是跨越古今，成为凝聚中华民族诸多美德——任劳任怨、仁慈宽厚等等于一身的女性代表。改编本《白兔记》中李三娘承受了与赵五娘几乎同样苦难的命运，亦是中国古代妇女的贤德楷模。

　　范正明塑造的悲剧女性形象，往往在单薄身躯内蕴孕着万难不屈的壮美，在柔弱的外表下包含着顽强的生命意志力。百花公主、赵五娘、李三娘等以各自的悲剧人格感动了观众的心，赢得观众同情，达到共鸣。

　　三、文学性与民间性相统一的淡雅朴实的创作风格

　　范正明基于当代人审美情趣的认知，在作品高度文学性中保留传统艺术的民间性，保留民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力求创作风格上的淡雅朴实。像原本《琵琶记》、《白兔记》等文学品味十足，经过历代艺人不断精心加工演出，早巳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以其精湛的表演技艺和韵味悠远的唱段，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戏曲观众。对这类剧本，范正明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大凡一些民间性浓厚、观众津津乐道的精品折子，如“赠剑”(《百花公主》，“吃糠”、“上路”、“闯帘”、“书馆”(《琵琶记》)，“诉猎”、“回书”(《白兔记》)等基本以继承为主，再按改编立意与性格、情节发展逻辑重新编写，适当增加平民生活意趣，添上几分悲欢离合的传奇色彩。

　　范正明苦心经营的唱词并不华丽，但富有诗感，充满人情味，往往能紧紧抓住人之常情，用平淡的语言入骨三分地展示人物丰富细腻的情感，极易令人动情。那行云流水般的曲白相较南戏、明传奇，显得琅琅上口，通俗明了，让观众获得凝炼、优美的感受。《琵琶记》“吃糠”、“上路”，《白兔记》“诉猎”、“回书”等，都可谓经典唱段，其词如口语，其腔如流水，若诉若泣，自然生动，传神入化。《琵琶记》“吃糠”中“糠和米，本是相依倚……”那一长段愁肠百结的唱词，不正是五娘思念丈夫的悲苦心境印证，以及决定独立承担家庭重任的血泪告白吗?又如《白兔记》前后好几段唱词把刘知远与李三娘十六载夫妻相思之情、李三娘对咬脐郎十六载母子想念之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观众眼前。一字一句总关情，更无一字不情真，无时无刻不洋溢着血浓于水的亲情，显示了范正明深厚扎实的戏曲唱词功底。

　　从整体艺术风格上来说，范正明善于透过家庭亲情伦常关系，反映社会道德问题。主人公多为悲剧女性，默默忍受重重苦难，性格柔韧，与命运抗争的特点常常是柔中含刚，在审美情感方面，抒发一种优雅柔美的情调。

　　《百花公主》、《琵琶记》、《白兔记》等既非脱离观众、孤芳自赏的文人案头戏剧，又非哗众取宠，随波逐流，而是一部部雅俗共赏的“登场”之作。范正明的作品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出色地塑造了百花公主、赵五娘、李三娘等悲剧女性形象，追求文学性与民间性相统一的淡雅朴实的创作风格，符合当代观众“感知—情感”为主体框架的审美心理定势，在戏曲的文学性与观赏性两方面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