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先生善于做知识分子工作，处理问题实事求是，而且分寸掌握得很好。如1949年12月，长沙市文艺界讨论市文联筹委会委员名单时，不少人对向恺然、罗皑岚有意见，认为他俩不配当委员。向恺然是通俗小说家，笔名平江不肖生，写过《江湖奇侠传》等作品，影响范围较广。罗皑岚是现代小说家、大学教授，早年发表过长篇小说《苦果》等作品，影响也较大。提意见的人认为他们的这些作品按当时的政治要求来说内容不好，应该重新考虑。谭先生的态度很明确，认为向恺然、罗皑岚对迎接解放表现不错，应该可以当委员。他说：“作品内容是思想认识问题，迎解放(反对美蒋、拥护共产党)是政治态度问题；思想认识可以帮助提高。我们应该向前看，尽可能团结他们，共同繁荣湖南的文艺创作。”经过谭先生的这番说明，到会的同志最后表示赞同接纳他们。

　　又如1950年8月，省文联(筹)曾组织王西彦、项飞、冯放、周乐和、杨承禹、彭忠定等六人到省委土改试点平江参加土改。在土改工作告一段落时，省文联(筹)干部曾发生过一次关于“原地深入”和“异地比较”的争论。冯放是从革命根据地来的，他主张“原地深入”，认为完整地参加一个乡或一个村的土改，对改造思想，加强锻炼，能终身受益；王西彦是老作家，他主张“异地比较”，认为从创作上着眼，到处看看，多收集题材，从多种人物的比较中塑造人物形象，对创作有好处。当时省文联(筹)的干部也基本上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原地深入”，一派主张“异地比较”。谭先生进行总结时，没有站在某一方，而是主张由具体人员的具体条件而定，即认为：冯放根据他的条件，他的主张正确；王西彦根据他的条件，他的主张也正确。这种从具体人员具体条件出发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和稀泥、无原则和思想右倾，而是实事求是、全面地看问题，大家都能接受，因而充分调动了作家的积极性。

　　谭先生在领导湖南省文联(筹)的三年中，在团结老作家的同时，也十分关怀青年和重视培养青年。

　　曾任省文联副主席的周健明，就是谭先生最先发现和调到《湖南文艺》编辑部的。他在一次访谈中说： “谭先生当时不认识我，更不知道我是周立波的儿子。他作为省文联筹委会主任，当时正在创办《湖南文艺》，急需一批编辑，他读到我在《民主报》的《民主广场》上的文章，看中了我，委托他的秘书李青打听到我的下落，就通知我到《湖南文艺》工作。这样，就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据我所知，《湖南文艺》的编辑，多为《民主报》的重要作者，谭先生大多是看中了他们的文章，才将他们调来《湖南文艺》的。”

　　湖南作家王以平是1952年8月调到《湖南文艺》编辑部工作的。谭先生对他也是给予热情的关怀。据王以平回忆：“他为人厚道，从不大声说话，没有一点架子。晚饭后，他常邀我一起到五一路散步，并到水果店买梨子，送给我吃，他还关心我的进步，几次向有关方面反映我的入党问题。”后来王以平入了党，写作上也取得了成绩，谈及谭先生时，总是不忘他的帮助。

　　《湖南文艺》编辑部的周乐和，解放前是谭先生夫妇的学生。来到长沙后，周的妻子韦玉琴生了第一个孩子，谭先生夫妇像父母一样关怀他们，曾派自己的保姆到他们家照料一个月，又多次带着肉饼、水果、鸡蛋到他们家看望。1950年10月，谭先生还介绍韦玉琴到五里牌一所小学教书。现在周乐和已去世，他的妻子韦玉琴每当谈起谭先生夫妇时，无不感激涕零。

　　以上几个例子说明：谭先生热情关怀青年、培养青年是一贯的。他是一个“思贤若渴”、能识别人才、具有伯乐精神的领导者。他的热情关怀，使不少青年作者改变了命运，给湖南文坛增添了新生力量，壮大了队伍，促进了湖南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1953年8月以后，谭先生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离开了湖南。湖南文联的工作，以后由魏猛克、周立波、康濯等继续领导。从整体看，解放后的湖南文艺是取得了辉煌成绩的。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成绩更为突出。如20世纪50年代已经成名的作家未央、谢璞、周健明、孙健忠等，在这个时期又写出了更加成熟的新作品。新时期又出现了任光椿、叶蔚林、古华、莫应丰、韩少功、彭见明、谭谈、何立伟、王跃文等众多的在全国影响很大的作家，形成了文艺界的新“湘军”。谭先生作为湖南省文联(筹)的主任，湖南省文联首届领导人，在这支文艺湘军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奠基作用，其功劳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