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真(1957— )湖南长沙人，著名作家。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曾在天涯》、《沧浪之水》等。现为中南大学教授。

　　《沧浪之水》的书里书外

　　《沧浪之水》火了。当初让书稿从鼻子底下溜走的好几位编辑都后悔不迭，问阎真：“你怎么不把稿子直接寄给我?”

　　几年前，文坛瞩目的第二届《当代》文学大奖在京揭晓。湖南作家阎真的《沧浪之水》从众多名家佳作中脱颖而出，获得评委全票，与宁肯的《蒙面之城》并列冠军，分享10万元奖金。有媒体惊呼：“本届大奖得主阎真为不知名的青年作家，其稿系投《当代》的自由来稿。《沧浪之水》能够胜出，实属不易。”

　　实际上，这部38万多字的长篇小说一经2001年4期《当代》刊出，作品所迸发出的浓烈的现实批评性无异于引爆一枚重磅炸弹。《小说选刊》紧跟着予以刊载，西安电影制片厂捷足先登以8万元买得作品的影视改编权，人民文学出版社很快于同年11月推出了小说单行本。今年第三期《新华文摘》发表了1万多字的故事梗概。雷达、周政保、孟繁华等著名评论家纷纷在《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文艺报》、《文汇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等媒体撰文评介，不约而同地将其列为“2001年度最值得一读的小说”。中国作协《小说选刊》编辑部和中南大学组织京、湘两地的文艺研究专家，在长沙召开《沧浪之水》创作专题研讨会。

　　《沧浪之水》确实火了，现为中南大学教授的阎真再也不能安于校园宁静的一隅，他不得不频频应付主动找上门来的这家那家媒体。

　　“这部小说的走红完全在我自己的意料之外。首先没想到能在《当代》发表，更没想到还获了奖。”阎真说。在《当代》这样权威文学期刊发长篇是他多年的梦想，从2000年10月《沧浪之水》写成第一稿投寄出去，到2001年6月《当代》确定发表，其中大半年时间，书稿屡次被退回又屡次再寄。退回来了，他不气馁不抱怨，从自己创作上找原因，修改修改又投出去；而且他不是寄《当代》一家刊物，还有《收获》、《中国作家》、《十月》，如此反复，后来与读者见面的《沧浪之水》已经是第三稿了。

　　一炮打响的《沧浪之水》令不少编辑有遗珠之憾，有相熟的打电话过来，说阎真你怎么不直接找我，又不是没有打过交道。而《当代》编辑部常务副主编常振家欣喜地表示，自从刊物举行文学拉力赛后，吸引了一批高质量的自由来稿，《沧浪之水》就是突出的例子。阎真自己则始终对发表抱有信心，没有找关系“操作”只是怕人家为难。

　　阎真恼了。他忍不住这样问某领导：“别人研究我创作的论文算科研成果，为什么我自己写的小说倒不算科研成果?”

　　“人生难得跳几跳。我考上北京大学是一跳，这次出《沧浪之水》是第二跳。”阎真说。

　　生活是人生的教科书。阎真在一个高校教师之家长大，1973年，念完高中的他来到株洲拖拉机厂做临时工，没多少事干，整整三年几乎是在社会上“打流”，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正式工，有固定的工资。恢复高考后，阎真开始准备考理工科，而1979年他创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菊妹子》在湖南青年文学竞赛中获奖，这一下催发了他的文学梦。1980年他以株洲地区文科高考第一名的成绩，高中北大中文系。北大毕业后他分到省内某高校任教，后来又赴加拿大留学。在异国他乡的四年，阎真当过清洁工、加油工、送菜仔，最多时一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饱受生存的磨难和洋人的白眼。后来，终于拿到绿卡的他还是断然回了国。

　　阎真回到国内某高校并没有沉静于象牙塔，而是旧梦重温写起了小说。他积累素材的主要方法就是随身带一个黑皮笔记本，遇到有意思的人和事、有意思的语言和观点，就很笨拙地用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速记文字”记下来，回家还要很笨拙地反复读这些东西以激发灵感，生怕一觉醒来它们就烟消云散。通过这种“记录生活”的方式再加上自己的领悟和想象，他构思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曾在天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描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海外失败的奋斗经历。

　　但在某高校评职称按惯例只认出版的学术专著和发表在核心期刊的长篇学术论文。“另类”阎老师的长篇大部头，在职称的天平上丝毫没显出分量。某天，一向谦谦君子的他终于忍不住当面质疑某领导，创作到底算不算“成果”。恼过之后他也知道于事无补反添了乱，拍屁股走人才有希望上“正高”。

　　知识分子“死”了。《沧浪之水》惊心动魄地揭开了人生命运之“底”，不无残酷地呈现了人物灵魂深处的惨烈战争。

　　《沧浪之水》并没有让阎真显出大功告成的轻松。他说书中主人公池大为的身上多少有他自己的影子，虽然他没有像池一样在卫生系统干过，甚至连行政工作都没搞过。他像当上厅长的池大为一样陷入了一种形而上意义的迷惘，心里充满七上八下的失落。阎真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谈及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西方有一种说法，叫做‘知识分子死了’，是指在当代技术化社会中，知识分子失去了身份特征。我痛感‘死亡’之说正演变成中国的现实。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人格意识正在淡化，而这正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标记。我写这部小说，指出这个事实，是对‘死亡’的忧虑和抗拒。”

　　《沧浪之水》是一幅灰色的画。小说描绘了医学研究生池大为20年的人生经历。人情之炎凉冷暖，官场之波诡云谲，世象之百态千奇，无不随着池的沉浮升降层次丰富地一一展开。主人公从有仁有义的乐到无职无权的苦，再从大彻大悟的悔恨到大红大紫的得意，作品生生掀开了一张人生舞台的大幕，将幕后的“底”纤毫毕现。在黑色和白色地带之间，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空间巨大的灰色地带，权力之争、金钱之惑、情欲之好，一切都在其间“操作”，不动声色而又惊心动魄。

　　《沧浪之水》是一曲悲怆的歌。小说倾诉了一个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问和挣扎。池大为从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纯朴青年，蜕变为一个深谙官场之术的干练高官。这个过程，在崇高人格和追求实惠之间，在坚守良知和堕入庸俗之间，在壮怀使命和热衷名利之间，他内心世界的彷徨和犹豫，煎熬和撕咬，前前后后，反反复复，作品淋漓尽致地叙述了主人公进行的“一个人的战争”。这个过程的漫长和残酷，难免令一些读者产生不胜其烦的感受，却是最大限度地逼近了人物血淋淋的内心真实：他一步步绞碎了过去的自我。

　　海外华文出版界的一位人士说：“看阎真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比看新闻报道更接近中国的真实。不过，阎真的小说对人性冲突的洞察，更是令人通宵抢读的原因。”

　　“我理解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他们都有各自的非如此不可的理由。虽然这种理解是那样的沉重。我只是提出了问题，我没有力量指出解决问题的方向。”阎真忧心忡忡地说，传统的精神资源怎样面对今天市场经济的冲击，在他看来是每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无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他透露，从上述问题衍生出的另一个问题，即在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冲击下如何坚守忠贞的爱情，就是他下一部长篇小说的主题。

　　我们有理由期待着他的下一部。

　　追问迷失的文化根因

　　读长篇小说《沧浪之水》，简直有种天机被泄露的感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所察觉却又朦胧莫辨的某些东西给挑明了，讳莫如深却又一直有人在暗中操练并受益匪浅的诀窍给洞穿了，这怎不令人豁然复骇然?说得再明白些，也就是这小说在“弄清决定命运的无形之手在哪里”上有所推进。虽不能说作者把世情看得分明，却可以说，作品确有发人之所未发的一面，特别是对官本位文化的实际威力及渗透程度，对权力崇拜的危害，可谓鞭辟入里。更为难得的是，这部小说还写出了某些看清真相的人却又在一种更高的真实中迷失了，于是创造者努力追问着迷失者之所以迷失的文化根因。这就超出一般官场小说的格局了。我以为，当下某些官场小说放到《沧浪之水》的面前会变得轻飘。

　　《沧浪之水》不留情面地揭穿了虚幻的真实，深刻地揭出了权力和金钱对精神价值的败坏，显示出锋锐的透视力和“片面的深刻”性。写出非常时期人的扭曲并不难，难的是写出当下日常生活中人的变异和扭曲的过程。这本书的作者基本做到了。此书不但善讲故事，而且诉诸哲理，不但充满感性，而且注重智性。它不是那种讲一个有趣的贪官故事再夹带些诨笑就完事的小说，也不是对腐败现象“谴责”一番，以取得宣泄快感的那种小说，或者以为涉笔的级别越高，违法的金额越多，就越深刻的那种小说。它的一个突出优点是不靠惊人的故事，而是在平常生活中努力往根源上挖，努力追问时间、价值、意义等人生哲学问题，提供了一些未必准确却是独立思考的心得。比如，所谓孔子在知识者心中已经死去，所谓我们遭遇了相对主义，以及市场没有终极等等，都是创造者对价值失范现象所作出的思想文化评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将此书看作是一本思想小说，哲理小说。

　　然而，小说倒也并不缺乏形象的丰满度和生动性。池大为和马垂章两个主要人物就写得很有深度。既是当下活生生的人，又是当今现实某种流行思想和起支配作用的精神的代表，其复杂内涵令人深思。马垂章那深得做官三昧的作派和用人不当先不去说，单说池大为“杀死自己”的过程就极为惊心动魄。一开始他作为一个崇尚先贤，保持平民尊严，愤世嫉俗，决心要为天下、为民众而活的耿直青年，是很可爱的。他的道德思想和价值基础，与他的父辈们的追求，与我们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紧密相连，于是表现出刚健、仁爱、慎独、自强的情怀。后来，他发现自己“无欲则刚”了好几年，却一无所有，郁郁不得志。在物质环境的挤压和别人的劝诱之下，他忽然“大彻大悟”，心中的神圣感逐渐摧毁，并欺骗自己说，为了赢得自尊，首先必须放弃自尊。一旦抛弃操守，蔑视永恒，他就活得轻松多了。他逢迎、拍马、出卖、讨好，无所不为，短短几年，他几乎什么都得到了。也许最耐人寻味的是，他后来成为反腐明星，在官场如鱼得水。当然他并非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只是无可奈何。他的精神沉沦，以及良知未泯的反省，均有相当的深刻性和警世意味。这部作品可谈的东西还很多，我想指出这一点或许是最重要的。

　　(原载《文学界》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