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少鸿(1954— )湖南安华人，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男人的欲望》、《梦土》等。曾获1988年湖南省青年文学奖、1998年毛泽东文学奖。现为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少鸿二三事

　　提起少鸿就一肚子气。

　　想当年，文学活动如火如荼，风起云涌，各地像闹革命一样，于是，像我等不识得几个字的，也纷纷混入了这支队伍。当时，在冷水江开完笔会之后，听说资江氮肥厂有个叫陶少鸿的也写东西，几个朋友就像找到了自己人似的，一涌而去了。其中有早已认识他的，我不认识。所以，跟他还算不了朋友，但也不算是敌人对吧?不过，有句歌词唱道，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我既不算是朋友，也不算是豺狼，可是，到了你的管区，你可以去食堂端个三两饭五分钱菜犒劳犒劳我们，这也是可以的吧?可是，几个人饥肠辘辘好不容易寻到他的宿舍，天爷爷，这家伙不在。说是上班去了，说是给农民伯伯制造氮肥种粮食去了，这当然没错。但是，你给两粒鸟食慰劳我等煤矿工人，也不会错的吧?没有我等煤矿工人，你们那些机器能够转动吗?那次，人没见着，饭没吃着，肚子当然饿着。

　　这就是少鸿给我的第一个没有见面的见面礼。

　　好像又捱了两年，我和少鸿在娄底见面了，打了个招呼，说了几句今天天气真正好哈哈哈之类的话，就没说话了。这并不是我没话说，而是他不喜欢说话，他沉默如金，他把两片嘴唇紧紧地闭得像保险柜一样，怎么撬也撬不开。我本来想把两年前的那件怄气的事情翻出来，让他尴尬一番，道歉一番，但见他并不热衷于接招，是个厚道人，也就罢了。

　　后来，听说少鸿为了崇高的爱情调到桃源去了，就很羡慕，就很嫉妒。就想啊，这制造氮肥的工人，到底比我这个煤矿工人好找对象呀，就十分后悔怎么没招到工厂去。

　　以前，两人相距很近时，尚在一个地区，见面倒是很少的，所谓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后来呢，两人距离远了，一个湘之北，一个湘之中，却见面多了，简直像乡下赶场一样，十天半月就可以提着一篮子鸡蛋相见。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定律，不过，肯定是值得理论家们好好研究的，说不定可以拿个诺贝尔什么的。一见面，当然，我们也逃不脱国人的那句口头禅，你吃了么?吃了，你吃了么?吃了。

　　他仍然是话不多，惜言如金。

　　了解多了，便知道少鸿过去是很苦的，托“走资派”父亲的福，他十二岁就跟着母亲下乡了，两年后，母亲回城，他又一个人过上了独立的幸福生活。小小年纪，独守孤灯，更无红袖添香，双目望着茫茫黑夜，不知雄鸡何时鸣叫，天色何时发白。我也是插过队的，但老实说，我没有多大的狗力气，那些有技术含量的农活一样也不会。凭我的想象，少鸿也不会有多大的狗力气，农活也跟我差不多。可是，经过七八年的革命锻炼，居然让他的力气强大了起来，农活样样都会，竟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农家把式了。若干年之后，当招工的消息传来，他便手舞足蹈，却不知道如何发泄那心中的巨大喜悦，竟然又蠢蠢地跑到水库工地挑石头，一口气挑了二十多担，担担重达二百多斤。我想，如果那一下压断了腰，真可谓乐极生悲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就叫做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他那天说了，我那天听了，我的眼睛那天却潮湿了。

　　1995年，那是一个秋天，我在常德大地上画了一个圈，却差点掉了卿卿性命。这事与少鸿有关，他即使是想脱干系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的证据还存在档案里哩。那一次，可能是少鸿为了弥补当年让我饿饭的愧疚吧，便叫我和几个人一起去参加笔会。本来说好是三天的，我也请了三天假的，可是，我不知道吃了哪副闹药，硬是要第二天回长沙，好像我不回去，所在单位的报纸就出不来了，即使出来了，错别字肯定是很多的了。

　　少鸿见我这般固执，好劝歹劝我都不听，便也十分无奈，吃罢中饭送我上车。我说我要坐依威柯，他却硬要我坐丰田。还说京城里的人下来视察，也是坐丰田。我却偏偏不坐丰田，我倒不是对丰田有什么意见，况且丰田高级许多，而是因为我当年坐依威柯坐多了，习惯而已。可是，这个少鸿拿出了当年制造氮肥的工人脾气，硬要热情洋溢地把我送到丰田车上。于是，我就很不乐意地坐到了丰田上。前面的座位没人，他就亲切地叫我坐前面。这回我就不听他的了，习惯性地坐在了最后面。拜拜之后，惨剧突然在一小时之后发生了。那真是惊心动魄，惨不忍睹。车上死了四个，都是坐在前面的，伤者十余人。我命大，受伤而已。我幸亏没听少鸿的，不然，就早已长眠于黄泉了。车上所有的人都去了医院检查治疗，另外还有赔偿，我却赔偿不要了，医院也不去了，我说上苍已经很看得起我姜某人了，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已经是感激不尽了。于是，我又带伤返回常德，我那副悲惨的样子，顿时把少鸿吓坏了，他惊讶地说，你你你怎么又回来了?脸色惨白，他明白不会发生了什么好事。可是，这兄弟好啊，立即陪我配眼镜，又设饭局压惊，又唱歌压惊，第二天，见我实在痛不过，又陪我去医院照片，让我感动不已，觉得这个曾经是氮肥厂的工人，良心是大大的好。

　　不过，从此事也可以看出来，凡事不可勉强，一勉强就要出事，凡事都要顺乎自然才好。凡事都不要以为你不在了，这个偌大的地球就不转动了。

　　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常德了。

　　1997年，那是一个夏天，我和少鸿在大连的土地上画了一个圈，两人一起去开会。去时，分道扬镳，回来时，一路同行。我想，有少鸿在，虽然不是个女人，但这漫漫旅途也不至于寂寞了，起码有人在一起吹牛皮了。可是，这少鸿烟不抽，酒不喝，话不说。对我采取的是“三不主义”。这让我十分恼火，你不抽烟不喝酒，我还不至于生气，因为给我省了几个银子，可是，你不说话，两个大男人你盯着我我盯着你，算什么东西呢?是动物园的大猩猩吗?他真是不说话，这么多年来，性格一点也没有改，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那么，他在做什么呢?他静静地坐在窗口边，眼睛久久地望着窗外，欣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好像一个多年没有归来的华侨，又看到了熟悉的故土，便思绪万千，沉默得令人不可思议。这让我没有了脾气，便闷头闷脑地抽烟喝酒撕烤鸡。我曾恶毒地想，他娘的脚，倒不如我一个人走了的好，反正也是一个寂寞。

　　以前，不了解少鸿时，总以为他没有我这般多才多艺，我抽烟呀喝酒呀跳舞呀唱歌呀，却一直看不出他有哪门子功夫。所以，我的脸上总是很骄傲的，腰背都是挺拔的，像大学毕业了一样。不过，有一回，偶然碰上喝歌跳舞了——好像也是个什么笔会吧——这个少鸿居然显示自己蕴藏多年的才华了，居然站起来跳舞了，居然还一鸣惊人，舞是跳得潇洒的，人也是很绅士的。整个舞场掌声一片。我一看，便冷汗直冒，自愧不如。很明显，这跳舞是生生地输给他了。那便唱歌罢，我喜欢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有《小路》，因为前者是我的成名作，后者是我的代表作，哦，还有《三套车》，那更是我的巅峰之作。我想，我跳舞跳不过你，我吼嗓子总要吼死你吧。我唱罢，鼓掌的竟然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自己。谁知他也拿着麦克风唱了起来，居然不但唱我刚才唱过的那几首，还唱帕瓦罗什么蒂的《我的太阳》，一唱，那真是了不得，声域宽广，声音浑厚嘹亮，好像让我们先到了俄罗斯，再又到了意大利，自然又是掌声一片。我当然就不能再唱了，我当然就相形见绌了，我当然就默默无言了。我如果再唱，朋友们肯定就要抗议了，说不定还会闹出人命案。

　　前不久，才又去了一趟常德，又是因为少鸿他们办笔会。于是，我就像个祥林嫂一样，在桃花源那个幽静之地，却对别人滔滔不绝地说着发生在几年前的那桩惨剧。其实，人家都知道的，我居然还是厚颜无耻地说。

　　少鸿呢，仍然是那样的寡言少语。我问一句，他答一句。

　　我说陶渊明的陶，与你的那个陶，此陶是彼陶吗?

　　他说没关系的。

　　我说你好吗?他说好。

　　我说你夫人好吗?他说夫人好。

　　我说你小孩好吗?他说小孩也好。

　　我说大家都好吗?他说大家都好。

　　于是，我又没脾气了，我只好说，都好就好。

　　这个当年制造粮食的农民，后来制造氮肥的工人，现在当然在制造文学了，不过，不论他在哪个革命岗位上，都算是个劳动模范。他把别人吹牛皮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就像鲁迅先生说过的，把人家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写作上了。

　　作为朋友，我为他感到十分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