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每一对爱侣都有一本只属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年历。但是，生活的光明和苦难常常不知不觉地销蚀这本日历上的印迹。比如孙离和喜子。我发现，我的小说慢慢往下写，竟然常常偏离了最初想表达的悲观主题，变得越来越温暖、宽容和悲悯，人性自然而然地向善与爱升华。小说里的每个人物，都在反省和忏悔中学会了去爱别人，自己也因此得到爱，得到救赎。他们找回了自己的爱历，并愿意将爱历续写下去。我也思考过，这样的人物发展轨迹和皆大欢喜的小说结局，是不是削弱了对人物在精神和心灵炼狱里的拷问和挣扎？是不是减弱了小说直抵生活本质真相的力度？是不是变得浅薄媚俗？应该说，这恰恰是由于我在写作过程中严格遵循了生活的规律，也严格遵循了我内心声音的指引。这不是一种粉饰生活的写作，而是我在生活困境中真真切切找到的答案。我希望借助我的笔，找到每个人物内心本能的向善力量，找到那条忏悔、宽恕、付出爱的自我救赎之路。这就是我在生活中找到的答案。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也是背离了他的创作初衷，因为一旦深入到人物内心，他就只能遵循现实生活的逻辑，必须给安娜找一条出路，给她救赎。这是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必然结果。

　　现实主义在我看来既是一种写作手法，更是一种观察世界、观照生活的态度和方法。我很喜欢日常化的写作，有意疏离宏阔的场面、离奇曲折的情节、故作新意的叙述方式，努力把故事讲得顺畅好读、耐人寻味。写生活的日常状态，也许更能反映生活的本质。比如写出扎实而丰满的细节，生活靠这些细节充实起来，它让我们感到那些流逝了的时间不那么空洞而无意义。小说中的人物，他们吃过的饭，看过的天空，走过的街道，他们说某句话时的笑颜或泪眼，都通过小说的书写定格在时间里，浸润在意义里。

　　在这种意义上，文学是一部爱情之书、命运之书和人性之书，也是一部回望之书、寻觅之书。时光依旧，人事常新。今后的日子，我仍会静静地看，细细地想，慢慢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