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是一位很有个性的现代作家。关于他文学方面的研究，建国后海外、国外搞得火热的时候，沈在大陆尚是阑珊中人。直至改革开放后海外、国外掀起的“沈从文热”出口返内销到大陆时，咱们的专家学者们才开始了对他的严肃审视。就在这位寂寞的老人永远地停止思想之前，一些宽厚且开明的人不顾另外一些人的轻蔑，勇敢地拨去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湮尘，毅然称他为“乡土文学之父”，给了他一份最初也是最后的精神慰藉。

　　对于沈从文的许多作品，无论是当时的毁誉不一，还是解放后近三十年的过分贬低，似乎都不在艺术评价，而在思想评价。现在关于这场文坛是非的交锋，仍然在不冷不热地进行着，专家们见仁见智，但孰是孰非、何去何从，最终还得由时间作出裁判。

　　一、“边城”情结

　　沈从文在其文学生涯中，他的创作既不迎合国民党旧势力充当御用文人，又刻意与共产党领导下的普罗文学保持着一段距离，天马行空般在左翼人士的埋怨和反动文人的揶揄中，义无反顾地走着自己的路。如果说左翼人士坚强奋进的动力源于崇高的革命理想，而御用文人疲于卖命是出于一种庸俗的功利目的或明哲保身的话，那么，沈从文独树一帜奋勇前行藉凭的又是怎样的一种信念呢?笔者认为，沈温和妥协的表象下肯定保持着一种强健的精神图腾，羁旅都市的背后也必然依存着一方理想的灵魂家园——我愿意把这种抽象的东西涵括为：“边城”情结。这种情结在以《边城》为代表的“湘西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

　　在沈从文看来，左翼人士的革命理想似乎更是一种远大的战斗，时代性强且能臻于大同，但需要流血和等待；而豢养文人庸俗的人生哲学和对丑恶现实的虚伪粉饰，尤其令人发指，是自己不屑染指的市侩行为。他决定走第三条道路。这一方面显示了他政治立场上的不坚定性，同时也凸现出他人格上的高贵。探索的苦闷终于把他逼回了当年屈原曾溯江而上的千里沅水，他开始用痴情的笔墨构筑理想的“边城”，并以子民的身份作忠诚的膜拜。从此以后，他固执地认定“边城”才是最美好、至少是高于革命的理想社会与当局的现实社会的世界模式，“边城”成为沈从文永远的精神家园。

　　“边城”情结支撑着沈从文的整个文学人生，那么它巨大的魅力何在呢?

　　(一)人性美：“边城”世界温厚的人情

　　高尔基说过：文学即人学。人性，是文学中不庸讳言的话题。沈从文笔下的人性，温润而繁富，闪烁着动人的光泽。

　　人性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自古以来一直争论不一。我国远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以孟子“性善论”为代表和以荀子“性恶论”为代表的派见论争。西方文化中无独有偶，同样存在过旷日持久的论战，如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极力鼓吹性善；而奥大利近代精神分析学说创始人弗洛伊德则坚决认为，人生来具有一种破坏性，潜意识中人性充满丑恶和利己。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导师卡尔·马克思提出，只有到了英特雄耐尔实现以后，人性才能得到真正地复归。三十年代前后的中国，自从鲁迅严厉挞伐了林语堂“永久的人性”论调之后，许多左翼进步人士似乎认定人性姓“资”，与革命格格不入，于是宁愿牺牲文学的魅力，也不倡言人性。沈从文作品中的人性描写，不但十分丰富，而且相当实在和具体，他笔下的人性美不再是一种神秘的空泛，而己物化成一帧帧秀丽的风情画，人化为一个个血肉丰满的文学形象。走进沈的“边城”世界，一抹浓郁的人情气息往往扑面而来，美好、温厚的人性魅力柔和、宁静而饱满。

　　先就名篇《边城》的人性美谈起。即使对沈思想评价一无是处的人，似乎也不否认该作的诗情画意。这种葱郁的诗情与画意，不仅仅来自秀美的青山绿水，更多的还是来自边疆僻地小小山城的淳厚民风。年近古稀的老船夫，不管刮风下雨，撑船摆渡五十年如一日。人们感激他、尊敬他，有时抓一把钱掷到船板上，他俨然吵嘴似的断然谢绝；实在却情不过，老人就把这些钱买了草烟、茶叶放在船上，免费供应。老船夫默默地为相依为命的外孙女翠翠的着落深深地忧郁，他害怕翠翠重蹈她母亲的悲惨命运。遗憾的是，这种深深地关怀终归以一出隐含忧悒、略带凄美的悲剧告终，老船夫在一个雷雨之夜，寂寞地死去；美丽的翠翠则开始了凄苦的等待……老船夫热忧和忠于职守的一面，表现了他忠厚、善良的性格；而他默默的忧虑则表现了其在命运面前挣扎与无奈的矛盾处境、矛盾心理，这种心理固然带有鲁迅笔下的“国民性”，但我们从中看不出丝毫虚假和矫情，感受到的只有令人悲悯的淳朴和良善。文中傩送、天保兄弟对于爱情冲突的态度、翠翠真纯细腻的心理活动等等描写，亦无不洋溢着同样撼动人心的人性美。

　　在沈从文其它作品塑造的一些类型人物如妓女、土匪、军人诸色人等身上，也都闪射着人性的光辉。《柏子》《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等篇中，我们看到的是水手和边镇妓女分手时的盟誓、离别后的眷恋和艰涩日子里的两心相依，“肉”的占有上升到了“灵”的沟通，彼此充满了同情、爱慕和慰藉对方的真情。他们是沈从文“边城”世界中特殊、畸形的一群，但这种畸形并不同于已被扭曲、异化了的都市妓女与房客，它是非常的，但人性是正常的。沈笔下出现的另外一些社会地位低下的小人物，如《船上岸上》中的卖犁老妇人，《乡居》《王嫂》中的普通女佣形象，虽然愚昧、迷信，但本质上同样忠厚而善良，闪发着人性的光芒。这些人物身上，蕴藏着一种素朴的人性美，这种人性美是同作家对“城里人”人性丑的憎相对照的，是沈从文“边城”情结的一大渊薮。

　　(二)自然美：“边城”世界永恒的风情

　　自然美与人性美一道，共同营构了沈从文的“边城”情结，吸引着栖身都市的沈从文的心灵皈依。自然美在沈的“湘西文学”中，主要也不仅仅指旖旎多姿、秀丽诱人的青山绿水、老城古道、磨坊野渡，更本质的还是指一种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上的“自然”风格。西方哲人蒙田认为：“愚昧和无知为幸福之源”；我国思想家老子则宣扬“无为而治”。沈从文没有蒙田那么偏执，但他基本上接受了老庄哲学。他讲过“自然似乎‘无为而无不为’，人却只象是‘无不为而无为’”的话，可见他向往的是原始的“无为而治”，而非现代民主政治及其他。

　　于是他美化地抒写理想“边城”中的“自然美”。他写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即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动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日里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新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之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见《边城》)；写虎雏身上原始的生命力：“一如跳到海里，小豹子也是寓于深山大泽方能发展的生命”(见《虎雏》)。人与自然两相和谐，彼此依存，可见一斑。翠翠的本质是淳朴、高洁的，犹如深山流山的一线清泉，从未受过工业文明的污染，仍然保持着透明和纯净；虎雏同样保持着自然、淳厚而野性的品质，生命力勃勃而富生气，远比精神状态上始终是阉人的都市腐朽阶层要高贵和强健。这种自然美——美好与和谐，本真与纯朴，在沈的许多作品中都可以见到。

　　沈从文或许是太钟情于心中的理想“边城”了，他竭力标举带有浓烈原始野性的“边城”风貌，美化“边城”的自然宗法关系，肯定并追求古老的价值取向，赞歌重情义、轻财利的“边城”信义，以致忽略了现实生活和时代要求，艺术个性掩盖了时代共性，因此，他理所当然受到了进步文艺界的批评。现在，则有专家认为，沈创造的“边城”世界，实在是对当时腐朽没落势力的另一种刻骨铭心的反动。

　　二、皈依“边城”

　　在上面的文字里，笔者对“边城”情结作了简略的概说，并把它作为沈从文文学人生的终极追求。在以下的篇幅里，作者打算探讨一下沈从文从茶峒走向都市并最终灵魂皈归“边城”的历程，以寻求其“边城”情结产生的真正原因。

　　一九二二年，二十岁的沈从文怀着对新生活的无限遐想，单枪匹马打进了北京城。从此以后，他一直栖身都市漫度着自己近三十年的文学人生。在闯进都市以后的日子里，沈屡屡以“乡下人”自命，透露出他绵绵不绝的“边城”情结。笔者认为，在沈栖身都市的漫长日子里，他的“灵”与“肉”是背道而驰的，身处都市，心却在苦苦营建着理想的“边城”世界。这一带空想色彩的“边城”的现实背景，就是实实在在的湘西大地。

　　(一)“乡下人”：湘西文化心理的旗号

　　湘西文化心理，斑驳而复杂，这里笔者借用沈常提及的三个字来概括：乡下人。现实中的湘西，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也非沈苦心营就的美好“边城”。湘西子民历来饱尝苦难，土司和流官的残酷统治，是其一。官府历来对湘西实行武治，动辄屠杀恫吓。据官方云：“明末苗种日繁，奸民窜入者亦为苗，往往出劫乡村。…厥后徐祁冯莫四都督进剿，斩苗万余级……。”无厌的盘剥和“奸民”的诬蔑，使湘西人文化心理日趋敏感、自尊，具有反抗意识和剽悍气度，仇视城市文化之一的官方文化，拒绝外部同化，因此本地闻人历来多倡言自治。与此同时，贫脊的土地，落后的经济，艰辛的生活，一方面促成了民众的互恤团结，另一方面则限制了湘西人的眼光，只要能获得基本的生存，心理上便满足了。由于生活方式的单调和文化水准的落后，人们普遍接近自然、从自然中寻取乐趣。在这个闭塞的原始王国中，就依然保存了人类的本真心灵、人性的落拓不羁和优美动人处，形成了人与人和谐亲近、重义轻利的古朴民风。原始的诗情和未来的憧憬，历史的侵掠和现实的艰涩，内部的淳厚和睦与外界的仇视传承，就站立成为湘西文化心理的大背景。

　　应该指出的是，沈从文在闯进都市并抗击都市文化之前，“乡下人”的生活品格对他并没有太多的引力，所以他只身走进了北京。在与城市的交手中，沈终于发现了“乡下人”的闪光处，并在心里大肆怀想和美化，借以击败“城市人”，筑起心中坚实的精神城堡：“边城”。1936年，沈从文写道：“我实在是个乡下人。

　　(二)“城市人”：亮丽的台面与难看的后台

　　遥对城市文明，亮丽而辉煌；观照脚下乡土，苦涩而铅重——少年沈从文决定“把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他去了北京。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在都市茫茫的人海中，孑然一身的沈从文尴尬而苦惨的情景：遭受着城市的拒绝和冷眼，这冷眼象冷枪一样射杀着他对都市的美好梦幻；在熙熙攘攘中他感到空前的孤独，在霓虹闪烁中他觉得分外的寒冷。……他开始以批判的眼光仔细审查城市光艳的台面，并毫不客气地搜捕城市难看的后台，他终于认清了城市的“布局”。他写的《八骏图》《绅士的太太》《都市一妇女》等诸多篇什，不无偏激地指出，所谓“城市文明”，就是北京街头“成双成对男女关上门后干的勾当”；他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不平等、无聊腐败和堕落，是由那些比较富有的一帮绅士组成。在这里，我们注意到，沈从文把“一帮绅士”当成了“城市人”的代表，而只字不提城市贫民，这显示了他批判“城市”的合理性和选择性，他似乎认为城市贫民应当与他一样同属“边城”子民。城市的病态和异化，使他重新拾起了“乡下人”的一切，并深深地怀念起温厚、古朴的乡土，向往起心中的乐土“边城”来。这时的沈从文，虽然仍旧浪迹都市，实际上他已经开始了对乡土的想象和重建：这就是“边城”世界。正如当年只身追逐城市，现在，他要静静地构筑自己理想的精神家园，并进行灵魂上虔诚的皈依。1986年，即他逝世前两年，八十四岁高龄的沈从文写道：“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爱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见《自我评述》一文)

　　四十年代末，沈从文开始与“城市”和平共处，并了结了自己的文学生涯转向史学研究。但他依然在自己的精神王国中保存着那方理想的“边城”；他毅然以牺牲自己的文学生命为代价捍卫对“边城”世界的忠诚，直到生命之火熄灭。

　　沈从文：永远的“边城”子民。

　　(注：大学毕业学士论文。一晃十八年过去。此处删除了标注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