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林的诗写一直在求变中延伸。从《春夏秋冬》运用接龙形式将节气、生命、乡情融汇，经语言空灵、细腻深邃的爱情抒写，到激荡生命原力和史诗气质的《侗族大歌》，再到《有缝对接》以存在之光照亮生存境遇的多维诗意传达，他一直在实验，力图突破。语言滑润精致，入口即化却颇有回味，这是读者对杨林诗歌的大致印象。他认同形式主义文论的“陌生化”诗学观，认同诗意与生命震颤的关系，但他反对将诗意获得局限于语词翻新和意象叠加，而强化思维与诗意的关系。他在写给黄明祥诗集《中田村》的评论中提出了“思维抵达何处，语言随即而至，诗性随即而发”的诗歌创作观，并在近作《思维还是语言》(组诗)中突破惯常路径，在思维裂变中敞开令人震惊的诗意空间。

　　他的思维裂变首先体现在选题的日常化，从凡俗生命的任何节点出发，走向对现实生活的深层认证和反思。在《聊天》中，“我”竟然在人群中“熟睡”，而醒着的只是舌头，这是对传统“聊天”状态的颠覆，然而这反常化描述却彰显了聊天的实质：在毫无意义的话语泡沫和风暴中，世界被越描越黑，辩解的结果是破绽百出，而个体的主体性在聊天中被同化被消弭的悲哀霎时弥散开来。诗人是从典故“飞蛾扑火”进入《飞蛾》的写作，写出世人无聊议论、坐看他人坠落的病态心理，以及世俗观念对决绝者制造黑暗的负面影响，但又能破开惯例，反用典故，将“夜当成一条路，翅膀就是火”，从而赋予扑火者在决绝中自我拯救的明亮诗意。

　　思维裂变也体现在对某些常态意象的潜在意蕴甚至反向意味进行开掘呈现。“蚂蚁”的卑微状态和坚韧品格在诗歌表达中已经沦入了自动化领地，要写好《蚂蚁》实属不易。杨林的惊人之处在于对“路”和生存空间的深度理解。在时光逝去“身体已旧”的生命现场返观才发现：无路可走是痛苦，道路过多是绳索，然而蚂蚁幸福自得，因为它有“很小的一块天空”。诗歌将存在的本真状态推出：藏身之穴，存在于悬崖与悬崖之间，无处不在的灾难和逼迫将生命打压，磨薄，成为浩大世界中卑微到近于“虚拟的尘”。这种逼仄的生存焦虑和通透的虚无领悟是杨林诗歌的重要主题，也是《忧伤》写成的情感基调。或许最好的解脱就是转身，然而诗人将读者带入了这一思维的对面，从而彰显深过转身的忧伤，背影也无法“为我解绑”，这真是嵌入灵魂和骨髓深处的伤。“将忧伤还给我，我就是幸福的”，结尾将忧伤转化为幸福，尽管无法越过时间的墙，然而记忆是甜蜜的痛，永远的光，是生命活过爱过的见证。这种力量在《屏蔽》中也有表达。然而诗歌的真正亮点不是情感而是其悖论式思维，它使质感的生命在逆向敞开中得以呈现。在俗世中，当谎言代替承诺，炎凉当作脚步，甚至逃避也成为追踪，那么，“他”只能沉沦于喧嚣之中，屏蔽是唯一的退路和驻守。只有主动屏蔽和忽略外在，才能退回自身，拨亮体内的灯，“经过村庄，溪流，与荒原中摇曳的树”，捡起被阳光(即外在之光)遗落的孤独，这份孤独才是灵魂生长的养分。因此只有屏蔽才能敞开内在的我，取出属于自己的光和温暖，才能获得颤栗和真正的幸福。

　　悖论和隐喻是诗歌的基本话语方式。但很多诗人和评论家都将之理解为修辞表达。事实上，这是深层的审美机制，让思维带动修辞，带动诗意呈现。杨林甚至写下《思维还是语言》的诗歌，触目惊心地展示了思维裂变造成的精神和审美风暴。舌头指代的语言并不能证明什么，只有头颅代表的思维和精神才能证明世界的秩序；一切都可以颠覆和重建，只要转换思维转换视角，世界会以崭新的面貌呈现被遮蔽的本真。或许世界本来就不具备“直立的秩序”，本来就“谎言盛行”，而你拥有的真实或许就是“黑夜”，人生在世本身就难逃“被抛”被遗弃的命运，没有广阔的天地，只有死寂的荒原。反传统的话语表达方式，呈现出劈啪作响的现代性与后现代焦虑。而后现代精神的核心就是颠覆传统，打破精神桎梏，在审美震惊中敞开被遮蔽的真实。显然，反常规的思维引导了反传统的话语，也呈现了反传统的诗意。这三者形成了完整的动态循环。

　　思维裂变还可以表现在诗歌话语表达风格的反常规上。《我爱你身上的森林》用新颖别致的标题打开了诗歌鲜活的画面，在人与自然物的同构中表达爱的艰难，诗语和情感都显得厚重、隐忍乃至无奈。杨林曾在论诗中反复强调诗歌写作要放松，要挣脱诗歌传统惯例的约束，实现轻松随意中的厚重悠远。组诗最后三首在这个方面越发到位，其标题让人诧异，忍俊不禁，甚至还用“屁股”触碰了唯美诗写的禁忌。《世界杯，突然嫉恨潘桂林》看似极为率性，却包含了深厚的存在哲思和当下关怀。诗歌从潘桂林说过的一句话“海德格尔的《林中路》值得一读”为起点展开，联想到现实的宴席、“世界杯”的盛筵，在凝视茶杯、凝望江水、体悟自我境遇与观望世界杯、沉浸虚拟狂欢的不同空间中自由穿行，最后以极具哲理意味的句子收尾。整首诗歌具有楼梯诗的外观结构，跳跃错落的文字形态和节律构成，推出向往和憋闷错杂的心理情绪。天空是理想，大地是现实，“这只巨大的杯子装满了天空，却无法盛下大地”，而“世界杯”虚妄的热情其实是“世界悲”情绪的隐性蔓延。生存和文化的隐忧汹涌而来，这应该是嫉恨潘桂林的缘由，她引发了诗人对存在之严酷和穿越之艰难的思考。“嫉恨”由调侃出发，却落入了深度反思。“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说话的方式与生存的方式具有同构性。《学说四川话》一反常规思维直接表达生活理想的诗写方式，从说话方式的选择去表达生活理想，巧妙而有效。“四川话”事实上是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安逸舒缓的生活方式和宁静淡然的心理追求。学说四川话表达了渴望诗意栖居的人生态度，“我去往哪里，哪里就是乡音”，原乡之音即贴近灵魂的声音。诗中缓缓流淌着错过与留恋，怀念与柔软。

　　最具思维颠覆效果的是诗歌《屁股》。这个标题像一枚炸弹粉碎了人们对杨林的期待，谁也无法想到拥有文字洁癖和崇尚空灵之美的他，会去触摸这一暧昧的身体部位。事实上，身体是天赐的生命构成，高贵或低贱、暧昧或光明等分别完全是文化观念的强加。诗人思维的独特之处在于，利用好奇心、窥视欲吸引不同读者的眼睛，但他没有沿着身体抚摸和欲望沉醉的路径行走，而是转换角度，以惊雷之声写出了“囚禁”与“异化”的主题。在我看来，写出“屁股”这个命题是一次思维的爆炸，是对文化霸权的挑战，是还原事物本质的回归，也是深思社会人复杂内心状态和现实境遇的审美行为。思维和胸襟引导语言和诗意，读者不仅没有读到下半身眷念，反而读到了对现实人生的洞察、文化偏见的反思，甚至品出形而上意味：被凳子囚禁，被现实囚禁，被文化思维囚禁，这就是现代人的境遇。杨林虽然善于撕裂光和平静对生活本真的遮蔽，抖出生活暗里，但他始终强调诗歌要在结尾处上扬，“如果生命还可以延续，天空就是爬行的反面”，这是呼吁生命挣脱被囚禁被约束的匍匐状态，去寻找自由的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