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20日吴奔星老先生走了，就像烛炬最终熬尽仅有的一点发热发光的能源，不在意料之外；由于耄耋老人，因病魔的摧残并与之打拼已好几个年头了。但噩耗传来，文艺界仍是一片悲痛。而此时，关于吴奔星老先生其人其事，也一一浮现在了他的亲人、同事、朋友和学生们的眼前。

　　1986年春天，南师大唐纪如先生的《敌乎友乎，岂无公论?——重评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致鲁迅信》，在《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这一年第一期发表，引起了吴奔星的关注。

　　一天，吴奔星通过洪桥约周正章去他家里谈论这篇文章。他先问周正章的观点，周说不敢苟同。于是，吴奔星说：“唐纪如这篇文章的观点，我是不赞同的。但我不便写文章，因为唐纪如是我学生。老周，你既然也不赞同，那这篇文章就由你来写。”周正章说：“恐怕写不好，这个现代文学史上的大问题，涉及的资料与纷争太多太复杂。”吴奔星说：“这是关系到鲁迅的一件大事，文章出在江苏，应该由江苏的同志出来争鸣。我了解你，你的文章大多注意充分占有资料。你下点功夫，能写好，写好拿来给我看看。”没有教训，只有启示。由于吴奔星的鼓励，周正章只得勉力为之。于是，他花费了二十多天的业余时间，挑灯夜战，写成了三万字的长文。

　　周正章写好后，吴奔星看了觉得满意，并说这是一篇很好的驳论。但认为原标题不够好，几经推敲，结果由吴奔星一锤定音为：“是乎非乎，岂容颠倒?——评唐纪如同志的〈敌乎友乎，岂无公论?〉》。他还解释说，“本来就是‘是与非’，为什么还把‘是非’说成‘敌我’呢?这样好，鲜明。”考较题目的对仗与工整，并与争鸣对方观点对照起来，这是吴奔星创作旧体诗的习惯。把这个文字技巧，运用到这里，确给拙作增色不少。

　　吴奔星主持每年的江苏鲁研会，都有可圈可点之处。1982年秋在南师大礼堂召开，吴奔星在主席台首先开讲，他说：“现在客人还未到，由我先讲，边讲边等。我的题目是‘试论鲁迅的前期与后期’。……”他还没有说上十来分钟，匡亚明与陶白作为江苏鲁研会的顾问已前来赴会。吴奔星发现后，即刻打住：“现在我就说到这里，下面请匡亚明同志和陶白同志分别给大家讲话，请鼓掌!”

　　虽然会议还有机会，但他把自己的论题早就抛到脑后，不再提起，尽可能让更多的同志发言。可是到了来年，吴奔星又主持会议的开场白时，谁都忘记了他那中断的论题，可他仍兴致勃勃旧话重提：“去年我说鲁迅的前期与后期，说到哪里了?”全场哄堂大笑!但吴奔星不笑，他依然认真地讲了起来……

　　最使人难忘的是，1986年秋天在南京武定门附近开的江苏省鲁研会年会。当时因在《青海湖》杂志上发表《论鲁迅的创作生涯》而被全国不少报刊批评得“声名狼藉”的邢孔荣，吴奔星动议请他来南京参加会议。会前，吴奔星还与邢孔荣单独谈过话。使邢颇受触动，也很感动，惟有江苏能这么平等地对待他。

　　吴奔星的观点很明确，虽然不赞同邢孔荣的观点，但并不妨碍他们与邢孔荣交流他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交流不是坏事。那天，唐纪如自动赴会，吴奔星也表示欢迎。会议观点交锋的激烈程度，当可想而知。一个人发言一停，常有十几个举手要求发言，个个争先恐后。而会议在吴奔星的主持下，并未发生混乱。

　　最后，吴先生总结道：“今天的大会，开得很好。气氛热烈而友好!贯彻双百方针，我的理解就是要提倡百家意识。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一家，在学术问题上每一家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与自由。观点不同就要开展平等的争鸣，只有在争鸣与交流中才能求同存异!今天的会议体现了这个精神!”

　　事隔快20年了，拿吴奔星的话，与当时有位大人先生对江苏邀请邢孔荣赴会也当作一个事件来讨伐，作一比较，认识之高低，真有天壤之别。

　　筹建南京鲁迅纪念馆，是吴奔星逢会必讲的永恒性话题。吴奔星的意见，是要把南京鲁迅纪念馆，设在鲁迅读书处——江南水师学堂原址，这座晚清建筑已列为南京文物保护单位，既可以对社会公开开放，又可以作为江苏鲁迅研究的一个基地。甚至谁来当馆长，谁来当资料员，他都考虑了。起初，大家都有劲头，但经一次次碰壁，就气馁了，渐渐地把吴奔星的呼吁当作不谙世事的老年幼稚话来对待了。报告照向上送，但谁也不再抱任何希望。而吴奔星痴心不改，逢会必说，年年必讲，一直呼吁到他年事已高，不担任会长当荣誉会长不参加理事会为止。

　　是啊，吴奔星老先生的那份执着与纯情，那份韧性与坚强，那份不屈不挠的信念与追求，让我们感动。吴奔星老先生滚热的语言：“如果继续活下去，诗与文还将写下去，心路历程是不会终止的。有生之年，都是写作之日，一息尚存，不说再见。”始终在我们的耳际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