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本贵(1947— )苗族，湖南沅陵人，著名作家。主要著作有《灾年》、《盘龙埠》、长篇小说《苍山如海》等。《苍山如海》获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现为湖南省文联副主席。

　　向本贵中篇小说漫评(节选)一

　　收在这本中篇小说集里的十篇小说，已经不能反映这位勤勉而有才能的作家在创作上的新的进展，但它们却足以在当代文坛上勾勒出向本贵的独特的风貌：这是一位和中国当代农民的生活与命运血肉相连的作家。他所描绘出来的湘西山乡人民生活的画卷，他所注视和刻画的乡、镇、村干部，农家妇女，农家子弟的群像，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所触及和提出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的农村的发展与农民的命运的问题，都带有一种生活的切实和丰饶，感情的真挚和深切，思想的执著和朴素，使我深受吸引，久久难忘。

　　生活在北方的读者和评论家，由于语言氛围和其他一些很难缕析的因素的影响，一般不太关注描绘南方乡村生活的作家的作品。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向本贵的小说虽然多次被全国性的选刊青睐，但还较少得到评论和研究。当北方作家何申、关仁山、谈歌以“三驾马车”的阵容驰骋文坛受到普遍瞩目的时候，已经写出了足以与之相埒的乡镇生活小说的向本贵，对于我这样孤陋寡闻的文坛观察者却还感到有些陌生。从读他的忧深思远、堂庑阔大、人物独特、笔势健举的长篇小说《苍山如海》开始，我才接触到向本贵的这些中篇小说。久置案头，再三研读之余，我想冒昧地作这样一个估量：就描绘当代中国农村生活、农民命运、刻画基层乡、镇、村干部形象而言，中国文坛上各擅胜场的两位作家，可以说北有何申，南有向本贵。“北何南向”，在题材选择、创作方法、主观意态等方面都有相通之处，但艺术风格却有鲜明的不同。如果说何申的乡镇生活小说更多一些机智幽默的喜剧性因素的话，那么，虽然也不乏幽默的向本贵的小说里，缓缓地沁出的，却是一种更深的悲剧性的凄苦而无奈的氛围。这位从农民中走出来的作家，似乎把农民生活的贫困和沉重，常常放在心头，慢慢地凝重地酝酿出一种同情的悲感，多量地注入他的笔端……

　　我一向缺乏对文坛上各种各样的作家作分类比较研究的勇气，因为那是要真正研读了这些作家的尽可能多的作品并进行深入研究才能说得确凿的，否则就像蜻蜓点水、跑马圈地，大胆放言却很难征信。但这一次我破了自己禁约自己的戒律，对向本贵的小说的独特的价值、地位、风貌作了这么一个比较性的估量，这完全是进行了较为仔细的阅读和认真的研究的结果。当然，向本贵小说的成就，本来也无待于与何申的小说作比较才能论定；我以“北何南向”并论，只是因为这是两个我喜欢的而且各有千秋的作家罢了。

　　下面，我就来稍微展开地谈谈我读向本贵这本颇有分量的集子时的感受和思索。

　　二

　　向本贵笔下的农村人物形象是形形色色的,其中描绘得最真实也最具社会认识价值的,是一群乡、镇、村干部形象。中国广大的乡、镇、村干部，是一个极为重要、极有特点的社会群体。一方面，他们是从农民中发展出来的，与农民和农村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简直可以认为他们就是农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各管一方水土的基层政权的代表，是组织生产和农村社会生活，促进、推动社会发展的领头人。他们的素质、识见、品格，攸关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在农村基层的实施。他们是我国干部队伍的一个庞大的部分。在这个群体上，凝聚着很多极富中国特色的，反映国人灵魂的因子，是产生文学典型的一个还很少被开掘的富矿。在这种情况下，向本贵，这个自己就当过生产队长，走上文学道路后又曾挂职任乡党委副书记的“乡村干部作家”动笔来写乡、镇、村干部，简直就有点像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那样，显得异常真实不隔，毫无旁观者的肤廓之感了。《这方水土》中刻画了三个乡领导干部和他们的三个婆娘的形象，集中起来便构成了一幅中国内地农村生活的沉滞穷困的真实画图。这也是当代活的中国的一角，并且是不无典型意义的一角。茅垭乡的贫穷是历史欠账层累堆积的结果，这种摧抑人的自信和尊严的贫穷，甚至无须展开对普通乡民生活的直接描绘，只从这三个领国家工资的乡干部的家庭生活状况，他们的行为方式、思维焦点、生活习惯就深透地表现出来了。乡长刘立柱是个纯孝的农家子，但他在老母生日时却买不起礼物，只好在一次乡干部改善生活吃狗肉的聚会中为母亲舀了一碗；而他那与婆婆不和，舍不得为婆婆杀鸡却舍得掏钱为特困户李驼子买水桶的婆娘邓金枚，自己连条渴盼已久的马海毛裤也穿不上。副乡长王有来主管计划生育，把“对象”们拢到乡政府住下，让自己的婆娘张爱华烧水伺候，自己掏钱为她们买卫生纸。在阳桃坡他被“挡水岩”赵二牛家的惊人的贫困所震动，赶快让婆娘送救急的旧衣服来。另一位副乡长丁大好分管乡镇企业，违规偷伐林木，又装贼弄鬼闯关，受了伤也舍不得住院吃药，也不许手下人买东西慰问。他那个苗条好看、聪明伶俐、善于察风色的婆娘孙小英，操心的是子女农转非，计较的是张爱华是不是多支了烧水的工钱……贫穷，像驱之不去的阴霾，笼罩在茅垭乡乡政府这三个家庭上面，使这三个家庭之间微妙的联系和矛盾也带上了令人难堪的卑琐性质，比鸡毛蒜皮还拎不起来。

　　在贫穷的压力下，三位乡干部，虽然都是那样善良，充满对农民的同情，具有既然“在镰刀斧头下举过手，就要准备多吃些苦”的政治觉悟，也不乏抓好工作的热忱、魄力，但是，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在艰难竭蹶之中维持乡政运转，剜肉补疮，补苴罅漏而已。刘立柱乡长的大公无私，不过表现在跪谢老母，献出棺材料子，满足锑矿环保科长的私欲，给乡里多弄来几千元赔偿费，好用来作计划生育补贴。丁大好副乡长的胆魄，则表现在掩护木材偷关时的果敢、奋不顾身上。而王有来副乡长的工作热忱和细微的工作作风，倒像是穷家的管家婆婆，做的是一桩桩尴尬事。……这一切描写，所有这些琐碎的生活真实，也许早就使“不怎么理解困难人的幸福的人”难以忍耐了；但它们汇拢在一起，却构成了文学上具有独特认识意义的典型环境。向本贵笔下的乡镇干部形象，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环境的产物。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是蒸蒸日上的，经济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就整个中国的历史飞跃而论。但是，对于以观察、体验、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为职志的有出息的作家来说，这种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理性的概括的把握而已。艺术对生活的掌握，是要深入到对具体社会层面、具体地缘特性、具体风习人情、具体人物命运中去的。具体而微地观照和感受才是艺术创作的肇始之基。这样一来，在真正有艺术才分的作家面前，中国社会生活便以其千差万别、千姿百态的“千层糕”的面貌呈现出来了。而从生活的底层，从湘西的山隅中走出来的向本贵，他看取的是较偏远、较下面的一层。他的喜怒哀乐，他的生活经验，他的创作激情，都是在这特定的中国社会生活层中形成的。他毫无讳饰、毫不闪避地把“这一层”的真实面貌写出来了，他就在“这一层”中寻找和描绘恩格斯老人所指示的文学上的“这一个”，于是他把茅垭乡的三个乡干部和他们的婆娘和盘托出了。就艺术的丰满、完整而论，这些人物也许还称不上文学典型，但它们已经具有了某些“这一个”的基质，是别的作家笔下所无的。这些乡干部的琐屑和无奈的奔忙，他们的善良、忠于职责的狭小眼界，使我们真切地感到改造中国的艰巨，消灭贫困的艰难，深化了人们对当代中国的认识。

　　一方水土一方人，万方多艰态不同。有出息有见解的中国当代作家的使命，便是就自己所熟稔的那一方水土，把自己看取的中国社会生活“千层糕”上那一层的“殊态”，忠实地写出来，为变动着的活的中国留一剪影、存一故实。向本贵便是这样尽了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使命。他和任何粉饰生活的艺术倾向是无缘的。在坚持生活的真实反映上，他是执拗的。这几乎是很多出身自农村的作家的一种天性。

　　《这方水土》在展示生活艰难竭蹶的一面的同时，也从这几乎无望的现实中发现了希望，并且相当隐蔽地让希望熔铸在王有来副乡长身上。这位最年轻的乡干部，这位在换届选举中已经被预定当“陪选”的副乡长，不是已经感觉到不能再这样无所作为、看摊守摊下去了么?他已经到阳桃坡去帮助办厂，到株洲拖设备去了。而即将投票选举新乡长的茅垭乡五十多名人大代表都“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乡政府前面的公路上，像是散步，一双双目光却不约而同地投向公路的那头。那头通向山外面的世界。”

　　这是含蓄的暗示。投票的结果会是怎样呢?作家没有写。他不必把生活课题的未来解决办法简单地塞给读者。但我们已知道了他的暗示：生活总会起变化的。不仅茅垭乡的经济生活会起变化，这个乡乡政府里的政治生活也会起变化。因为，读者在这篇小说中看到的不仅仅是它表面上提供的茅垭乡完成计划生育任务的故事，而是由这故事牵扯动的整个这一方水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现状和趋势。正是在这种看似平淡和松散，实则围绕着领导班子的变化而感觉得到的紧迫性和紧张感弥漫全篇的写法中，我看到了向本贵的艺术才能，也看到了见微知著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生命力。

　　三

　　向本贵笔下的乡、镇、村干部形象，不仅仅与贫穷滞后的经济发展程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与当前中国贫困山乡特有的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联系在一起。这些乡、镇、村干部形象，往往是社会矛盾的集结点。作家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命运、心理、性格的揭示，提出了不少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在这个方面，向本贵并不像有的评论者笼统地所说的那样对生活缺乏“形而上”的思考，而是显示出他揭示现实生活矛盾的胆识。他是一位对生活持有自己的见解的、并不乏思想的作家。只是他的思想见解，是从对生活矛盾的认识中升华出来的，是渗透在人生的血肉里的，是非常朴素而具体的，有时也是有着激动人心的深度的。它不是玄远难扪的“终级关怀”一类的东西，而是切近可触的社会关怀、人际关怀，呼吁着“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的人生关怀。

　　《灾年》里雷公坡乡乡长郝明生的形象，是向本贵笔下众多乡长、副乡长形象中笔墨最集中、刻画最细微的一个。如果说，乡干部“就好比一副磨的磨心，上头压，下头顶，还要千方百计让这副磨不停地转动”的话，那么，郝乡长便是这磨心上最吃劲、磨损最厉害的那一块。面对灾年的难关，他上顶立即封金洞的压力，作出了组织乡民抢挖金矿，提前下手征收提留款的决定，结果引起激变，差点收不了场。从个人品德上说，他真是公而忘私，摩顶放踵以利乡民，酿成了儿子受伤、几乎自杀的悲剧而无暇顾及，但还是差点被丁副乡长、吴村长等下级误伤。这个人物的命运中有浓重的悲剧色彩，与其说引人同情不如说发人深思。问题在于他的率众度灾年的紧急措施，带有短期行为不计后果的性质。他实际上置身于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冲突中又找不到正确的决策支点，只能在失控的社会矛盾漩涡中无可奈何地奔突。有一点悲壮，但更多的是无奈。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农村普遍存在的一些破坏可持续发展的短期行为(如偷伐林木、乱挖金矿等)背后的深层的社会原因。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不为农民救灾解困开辟一条长久可行的正路，那么，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觉醒起来的摆脱贫困的极其强烈的要求就会如狂流乱注，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置身于这种新的社会矛盾和历史挑战之前，郝乡长个人的无私恤民、忍辱负重等品质的重要性似乎变得轻了，而谋深虑远、审时度势的决策能力他又尚不具备，于是这个人物身上的悲剧性便带有了历史的必然性。

　　《一方平安》着力塑造的，是一个真抓敢管，智勇双全，作风深入的乡派出所所长形象。大坡乡的这位新来的李本仁所长和招聘尚未转正的治安员小邓的形象和他们抓赌、破案、制止械斗的故事的确是写得栩栩如生，曲折动人，幽默风趣的。但这篇小说中更引起我注意、也更觉得有意味的人物，却是那个着墨不多，时隐时现但又威慑一方的张副乡长形象。这是向本贵笔下另一种类型的乡领导干部形象。

　　张副乡长是连任两届的副乡长，他在县里有老朋友朱副县长做靠山，在大坡乡有相好的女人刘玉花做联系的“点”，名义上是扎根贫困山乡，实际上是龙不离渊、虎不离山怕失势。他好赌贪色，偏私霸道，大坡乡赌风刹不住，张家寨与刘家岭争山林酿械斗，根子都在他那里。最后事情闹大，小邓牺牲，刘玉花死于赌场，这位张副乡长才被勉强撬挪了地方，以“升半级，调到盘龙镇去做乡长”了事。张副乡长这个形象反映了乡镇干部这个群体又有掌握实权，决定一个地方的面貌的能量，是农村社会发展中不可轻忽的决定性的因素。他们的素质和作风，是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必须注意的重中之重。有了张副乡长这样一种类型的乡镇干部形象，向本贵笔下的乡、镇、村干部群像就更多样、更完整了。

　　《新年》和《栗坡纪事》这两篇小说所精心塑造的，则是更底层的农村干部形象。《新年》里的桂花坪村村长丁有壮，《栗坡纪事》里的栗坡村村支书吴进财，是两个在艺术的生气灌注程度和性格完整性上更具美学价值的人物形象。作家把这两个人物，置于相类似的农村社会矛盾的激烈对抗性状态中去刻画，但同时又把握住了他们不同的个性，写得是有声有色，回旋起伏，各有殊调的。

　　《新年》中的丁村长，不能忍受机砖厂老板王大头凭借不合理的合同独吞盈利的“大头”，而把“零头”扔给村里。他不动声色，伺机行事，精心设计，终于如愿以偿地赶走了王大头，把机砖厂收归村有。这个新年里发生的这些故事写得紧张有趣，交织着权力、欲望、小小的诡计、堂堂的正气等等的冲突，内涵丰富，别有意味。年富力强的丁村长的“驱王”妙计，可能有利用合同法尚未规范之机搞小动作之嫌，但因王大头为富不仁，贪色行贿，村人共愤，而丁有壮又不谋私利，唯公是谋，所以让人觉得理应如此，情亦相宜，不能不为他的胜利拊掌称快，而他与村妇女主任秀兰的那一份私恋，虽然已被狡黠的伍会计看在眼里，屡遭旁敲侧击，但倒也不太讨嫌。有此一笔，反而使丁有壮的性格更显丰富，更具活力。这篇小说充满了轻快的喜剧色彩，有着浓郁的地方风情(如舞板凳龙的描写)，一改向本贵有些小说生活情趣稍嫌寡淡和单一的缺点，读起来很能抓人。

　　《栗坡纪事》揭示的矛盾，提出的问题，比《新年》要严重、严肃得多。栗坡乡因承包、购置村里的板栗园而成百万富户的李冬生，其性格中，已经颇具农村新产生的资产者的贪酷无情了。他用火铳烧不懂事的宝儿，吴支书让他送宝儿上医院，他不干，拿两百元扔在地上说是扶贫，这种冷酷和傲慢激起了村人毁板栗园的过激行为，使吴支书差点因此入狱。这样的冷酷还是比较明显地摆在面子上的。更可怕的是他内心的冷酷和毒辣。他与丁丽媛相爱过，因丁的父母瞧不上他而未能结合。当他富起来后，就以金钱为诱饵勾搭上丁，以此报复丁的父母，让他们的女儿乖乖地拜倒在自己足下。同时也报复了吴支书，因为丁是吴非常信任和喜欢的青年干部。当发现丁在李冬生房里时，吴支书被气得吐血。这种温柔的报复，是比用火铳烧小孩更让人感到他内心的可怕的。就是这样一个善于在法律与政策的保护下行动而又逆情理伤人心的人，不满足于年年当模范个体户，而想方设法要挤进党内来。他赤裸裸地要拿钱买党票，公然说：“进了组织，我可以赚更多的钱，说不定也能当支书，钱和权我都要。”一旦在吴支书这儿受阻，他就准备找他买通了的乡党委龚书记，让他另外想办法，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像李冬生这样的人物在农村的出现及其经营规模的急剧扩大、经济实力的迅速飙升，这的确是吴支书很难理解和接受的新问题；而他咄咄逼人的要党票的口气，更是对我们党的宗旨和章程的一个挑战。

　　吴支书的形象，就是在与李冬生的矛盾、对峙、对抗中深化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因经济收入的巨大反差而导致的农村社会心理不平衡和农村生活秩序的不稳定了(这方面的矛盾已经有不少作家先于向本贵察觉到并反映出来了)；它已经侵入到人的理想、信念、灵魂的领域，显示出了最真诚地珍视着、坚持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准则的共产党人内心的困惑和痛苦。这种困惑和痛苦因为发生在一个文化不高、视野有限、性格刚烈执拗的村支书身上而更加让人受到震憾。当小说中的刘股长听到吴支书一字不拉地背党章，冷静地估量十年以后全村都会被李冬生雇去打工的前景，痛心地分析我们党的干部中滋长起来的嫌贫爱富的势利心态时，“只感到有一股凉气直透背脊”。这感受我想既是属于作家的，也属于我们大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实施的经济政策，其中的某些内容，与纯粹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确是相背反的，否则为什么党让它的成员要经受住改革开放的考验呢?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提出过共产党人要善于把共产主义的思想、信念、原则与正在实施的新民主主义的某些政策区别开来。这个指示现如今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从吴支书悲剧性的精神痛苦来看，我觉得这个指示没有过时，而是不妨重温一下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感到，《栗坡纪事》这篇小说，是向本贵小说中最具思想的重要性、表现也最深切的作品。吴支书阻挡李冬生入党的严峻的、正气凛然的努力，很可能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像吴支书这样已经退下来和即将退下来的几代老共产党人，在李冬生这类新富和潜在的新贵的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可能没有什么反击的实力；但吴支书独力进行的这种前景暗淡的悲剧性的灵魂的抗衡，却昭示着我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更辉煌、更长远的前景。现在已经很少有作家愿意和能够思索并反映这一类在有些人看来“有点脱离现实”的共产主义理想、原则的命运问题了。读《栗坡纪事》，我虽觉得压抑，但仍有空谷闻足音之喜，并由此想到，向本贵不是一般的现实主义作家，而是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现实主义作家。这也许也是他现在不那么花红闹热的原因之一吧?把同情倾注于吴支书这一边的作家，难免也要分有一些吴支书的寂寞的。写到这里，我这个评论者也有点浸淫在这种寂寞里了。

　　(该文原系向本贵中篇小说集《这方水土》序，刊于《芙蓉》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