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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小记

来源:梁瑞郴   时间 : 2015-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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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谈(1944— )湖南涟源人,著名作家。有《谭谈文集》(12卷)等数十种著作行世。中篇小说《山道弯弯》等多种著作获全国重要文学奖项。曾任湖南省文联主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文联名誉主席。

  “三借”小记

  一、借权记

  1994年底,中国作协在京召开部分省市作协负责人会议。我代表湖南省作协去参加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刚刚上任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有一个非常好的倡议,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定数量的青年作家培训基地(后来改称创作中心)。会上当即有上海的叶辛、山西的焦祖尧、山东的吴茂泉、河北的刘小放等响应。我当时代表湖南作了发言,大意是,湖南是一个文学大省,湖南省委、省政府对文学事业极为重视,文学湘军重新崛起指日可待,希望中国作协给湖南以高度关注,“将阳光洒向三湘大地”。

  会后,我匆匆返湘,向时任省作协党组书记的谭谈汇报。

  谭谈听完汇报后,眼睛一亮。他说,这是一次很好的文学发展契机。早在几年前,李铁映和熊清泉就在关注筹建文学院的事情,可惜未能遂愿。他决定马上向新任省委书记王茂林写一封信,争取得到他的支持,将创作中心和文学院合为一体。

  旋即,他致信王茂林,谈到在湖南建文学院和创作中心的事情,请省委给予支持。不久,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专题研究“文学与戏曲改革”,谭谈代表省作协汇报。他详细阐明在湖南建设文学院的方案,并建议省委将文学院的名称定名为毛泽东文学院,与中国作协将在湖南创建的文学创作中心合二为一,实行两块牌子,一个实体。谭谈的建议,得到了省委的充分肯定。毛泽东文学院的筹建由此拉开序幕。

  许多人认为谭谈是个粗人,其实他做事十分细致。1995年春节过后,他去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的工作会议,为了保证毛泽东文学院的筹建真正走上议事日程,行前,他专门找到省委书记王茂林,请他致函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表达湖南省委愿意与中国作协一起,创建毛泽东文学院和中国作协湖南文学创作中心的坚定决心。

  带着王茂林的信,谭谈在北京开展了一系列“借权”活动。他与翟泰丰长谈湖南省委对创建工作的支持;他在中国作协大会上作长篇发言,一时语惊四座。听说湖南要举全省之力创建毛泽东文学院,首都媒体纷纷前来采访谭谈。一时间,北京媒体刮起一股湖南文学风。数十家媒体大篇幅报道湖南省委高度重视文学,创建毛泽东文学院的消息。中国作协也以会议简报的形式,全文刊载王茂林的信、翟泰丰的批示和谭谈的发言。翟泰丰还指示中国作协书记处,要借湖南创建毛泽东文学院的东风,推动全国文学创作中心的建立。这年的7月份,中国作协在湖南召开全国文学工作会议,批准成立包括湖南在内的六个创作中心。

  然而,要建成耗资数千万的毛泽东文学院,谈何容易。谭谈却以他的机敏,抓住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1995年3月23日,谭谈在省计委一位朋友处,听说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已到湖南视察工作来了。谭谈灵光一闪,当即用便笺给王茂林写了一个报告,请江泽民为毛泽东文学院题写院名。王茂林对此非常重视,及时转达了谭谈的请示,敬请江泽民题字。当天晚上,江泽民就题写了横竖两个式样的院名。他的题字,引起了各级领导和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长沙市委、市政府无偿拨地皮,设计部门无偿设计,电业部门无偿架电……国家计委派专人考察后,拨专款2000万元。

  谭谈白手起家,通过“借”权,不仅把占地45亩,建筑面积16000平方米的毛泽东文学院建了起来,而且还节余下一大笔资金。这余下来的钱,就成为了毛泽东文学奖的奖励基金。

  二、借钱记

  若为私事,谭谈脸皮极薄,轻易不言“借”字。有一回,他从北京开完会乘机返湘,与他同行的某厅局两位厅长,是他的好朋友。由于天降大雪,飞机不能在长沙降落,改飞武汉。天寒地冻,民航安排的住宿条件又很差。两位厅长想另找一家条件好一点的宾馆,并力邀谭谈。谭谈一摸口袋,只有区区20元钱了。他便极力推辞。就算在机场呆上一晚,他也不愿开口求人,哪怕是求他的好朋友。

  若为公事,谭谈却能厚起脸皮。

  毛泽东文学院筹建初期,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没有一分钱,没有一台车,没有一位专业技术人员。其中,最缺的就是钱。万事开头难,为了获得全省各界对毛泽东文学院建设的支持,谭谈决定先找领头羊。

  当时的零陵卷烟厂厂长武俊瑶,是谭谈的老朋友。武俊瑶不仅办厂办得红红火火,还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对湖南文学界的支持,更是闻名全国。谭谈找到武俊瑶,开门见山,恳请他给予支持。

  为了湖南的文学事业,武俊瑶和零陵卷烟厂的同事从来都是慷慨解囊。可是这一次,数目实在太大。一百万啊,武俊瑶不得不掂量再三。为此,谭谈又找到时任省政协主席的刘正,要他给武俊瑶写信,请武俊瑶为毛泽东文学院的建设捐款。武俊瑶仍在犹豫。谭谈懂得什么是趁热打铁,他一次次地找上门去,一次次地与武俊瑶推心置腹。谭谈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他的执著终于打动了武俊瑶。武俊瑶迅速召开了党委会、职代会,提出向毛泽东文学院建设捐资100万元。

  不久,零陵卷烟厂的第一笔捐款就划到了湖南省作协的银行账号上。紧接着,谭谈参加全省的宣传部长会议,他将零陵卷烟厂向毛泽东文学院捐款100万元的消息告诉了省委书记王茂林,王茂林在会上表扬零陵卷烟厂,并再次发出号召,举全省之力建设毛泽东文学院。

  之后,全省许多单位和个人纷纷捐款。谭谈很感动。他说:“有这样一句话,‘今日借你一滴水,明天还你一桶油’。然而,你们‘借’给毛泽东文学院的钱,却是本息无归。如果说回报,那就是在毛泽东文学院的建设史上记下你们的名字。我在这里,向你们深深的鞠躬!”

  谭谈真诚地鞠着躬,一次又一次。

  每当这时候,我的心里,总是充满感动。

  这就是文人最不情愿的“折腰”啊。

  而谭谈,身为湖南省文联主席的名作家谭谈,身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谭谈,为了文学事业,一次又一次,深深弯下他的腰。

  三、借名记

  谭谈在贫困山区采访时,一本破得不能再破的旧杂志打动了他的心。他想搞图书扶贫,想把他所拥有的杂志和图书捐到农村去。可是,他的书再多,对于那些贫困山区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谭谈想出一个“点子”:去找全国各地的名作家们“借”。

  谭谈先后寄出10000多封求援信,凡有点名气的中国作家,他都寄。谭谈的求援信,打动了无数人的心。50000多册书从四面八方飞来。其中不乏文坛泰斗们亲笔签名的捐赠著作。

  巴金抱病为作家爱心书屋题名,并亲笔签名捐赠了他的巨著《家》、《春》、《秋》和一套《巴金随想录》,还有一些他和女儿李小林主编的书籍。

  年逾90的臧克家,在病榻上题写“作家爱心书屋”,并在《臧克家诗选》等四本著作上一一签名,交到冒雨前来拜访他的谭谈手中。

  最让人感动的是冰心。当谭谈的求助信寄达冰心家里时,老人因病重已处于长期昏迷状态。她的女婿陈恕教授在电话里说:“这完全符合老人的心愿。我们一定挑一些老人的著作,盖上老人的图章寄来。”然而,奇迹发生了,医生们断定很难再醒过来的冰心老人竟然醒过来了。听了女儿、女婿的陈述,老人在病床上艰难地坐起来,挣扎着为“作家爱心书屋”签名赠书……

  谭谈的求援信飞到中国作协机关时,作协的几位领导连称“好主意,好主意”,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除了自己率先捐书100多册外,还在信上批示,号召机关干部捐书,很快捐了1000多册。

  著名作家邓友梅在给谭谈的信中诙谐地说:“谭谈兄,来信收到,你的命令我坚决照办……”

  还有许多作家、教授、学者,他们纷纷寄来自己的著作甚至藏书。

  数百名领导干部为书屋签名赠书。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部长省长,有将军……

  许许多多的艺术家为书屋建设挥毫泼墨,为书屋筹集善款……

  许许多多的企业家为书屋建设慷慨解囊,添砖加瓦……

  作家爱心书屋建起来了,16个爱心书柜建起来了。

  在那段时间里,谭谈说,他每天都在收获着友谊,品尝着友情。

  其实,这一切,不单单是“友情”两字所能换来。作家爱心书屋是一种象征,我们的作家关注下层,支持爱心书屋的筹建,代表着中国作家的良知。正因为如此,才有那么多的作家为它鼓与呼,才有那么多的热心人伸出双手。那个坐落于偏远之地的小小书屋,就这样吸引着大半个中国的眼光。

  一晃数年。2002年冬天,谭谈约我和另几位朋友去作家爱心书屋看看。他为爱心书屋物色了更年轻的“屋主”,这次前往,就是要宣布这项决定。宣布完毕,他又召集书屋的几位管理者开会。这后面的会议,他没让我们参加。

  之后,我们驱车来到白马湖文艺家生活基地。谭谈一脸无法掩饰的疲惫神色。我们劝他爱惜身体量力而行。他感慨地说:“岁月不饶人啊。”

  第二天,我们离开爱心书屋返回长沙。汽车在弯弯的山道上盘桓。同车的一位记者突然对我说,谭主席这次来,是为作家爱心书屋的管理人员发工资。我很惊讶,向谭谈求证此事。谭谈点点头。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这些年来,为了给书屋的管理人员发工资,谭谈使出浑身解数,四处“借”钱。许多时候,他干脆就用自己的稿费,充当他们的工资。难怪当他召集书屋的管理人员开会时,却不让我们参加。

  我们在爱心书屋那天,正好是星期天。许多农家孩子兴高采烈地来到书屋借书读书。看到孩子们快乐天真的笑脸,看到孩子们读书时如痴如醉的神情,谭谈饱含沧桑的脸上,写满了欣慰与自豪。

  孩子们却不知道,为了他们,谭谈不知吃了多少苦。谭谈当过兵、下过井,原本身壮如牛。然而,自从当了“三借堂主”,他日夜奔波,长期操劳,身体便再也“牛”不起来。就在为筹办作家爱心书屋而四处求援时,由于胃出血,谭谈昏倒在洗手间,差点连命都“借”了出去……

  书屋建起来了,书屋还要一直办下去。为此,谭谈仍以“借主”的身份,四处游说,四处赔笑脸。古时有个武训,为办学而甘当乞丐。谭谈的能耐当然远胜于武训。可从他们骨子里透出来的不屈不挠,不正是我们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吗?

  (原载《文学界》2005年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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