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健忠(1938— )湖南吉首人，土家族，著名作家。曾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醉乡》、《死街》，中短篇小说集《猖鬼》、《倾斜的湘西》等。《甜甜的刺莓》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守望着湘西那方热土

　　湘西山清水秀，孕育了沈从文一代文学名流。这里，地灵人杰，陶冶着著名作家孙健忠的情怀。

　　迎着抗日战争的风烟，孙健忠来到了人间，降生在湘西吉首，1951年小学毕业后考入茶洞师范简师部。毕业后，被分配到溆浦县思蒙完小教书。在教学之余，他创作了处女作《小皮球》(刊于《湖南文艺》1956年第1期)，并出席了湖南省首次青年文学创作会议，此后不久，被调至《溆浦报》报社当记者。接着，他又写出了《铁山儿女》(刊于《湖南文学》1959年第10期)。这一作品的问世，引起省文联省作协关注。1960年5月他便从《溆浦报》报社调至湖南省作协工作。次年，他去湘西自治州保靖县阳朝公社、龙溪公社深入生活，创作了《从农记》、《春水长流》、《木哈达的狗》、《映山花》等作品，这些作品热情歌颂了土家儿女高尚纯朴的品德，开始显示出小说的民族风格。接着，他赴湘西龙山县洛塔公社深入生活，以洛塔生活为背景，创作出了他宣称为自己的“第一篇现实主义小说”《五台山传奇》(见1963年《长江文艺》第11期)和《 “老粮秣”新事》(见《人民文学》1963年第3期)，意在拷问人性。这本来是孙健忠创作道路上一块较为坚实的基石，然而却很快就引起了一场争论，遭到某些权威们的指责：“丑化劳动人民”，宣扬“修正主义的人情味和人性论”等等。在如此压力之下，孙健忠不得不在各种场合承认错误。“文革”中，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并接受审查。1972年，《湖南日报》领导顶着压力和风险将他从“五·七”干校“借”了出来，参加《湖南日报》副刊的编稿组稿和省革命委员文化组的有关编辑工作，他应命搞集体创作《从韶山到井冈山》，个人写了散文《洛塔的河流》，先由《湖南日报》副刊摘要发表，后全文被收入《韶山的路》，又被翻译成英文和法文，在海外发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给祖国大地带来蓬勃的生机，也给孙健忠带来了创作的春天。他饱含激情深入生活，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并确立“忠实于生活”的创作原则。自1970年末到1980年初，他创作了《乡愁》、《甜甜的刺莓》、《留在记忆里的故事》、《我的老师和她的爱人》、《!和?》、《啊，月亮》、《水碾》、《醉乡》、《云里，雾里》等，以自己的辛勤劳动迎来创作的丰收，其中篇小说《乡愁》(刊于《湘江文艺》1979年第9期)，不久为《新华文摘》1979年第11期全文转载，引起轰动。《乡愁》讲述的是“文革”武斗中，乡下少妇“她”将一个在武斗中受伤的城市青年，从死亡威胁中救了回来，而自己的青年丈夫归来，两人因属不同派系但为同一个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而相互射杀，双双倒在血泊之中，以此控诉了“文革”对人性的严重扭曲，揭露其人的理性的缺失，否定了“文革”这个噩梦般的时代。这年秋天，《留在记忆里的故事》(刊于《人民文学》1980年第7期)，获得全国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奖，其描写的是在大跃进时期，孤苦零丁的瞎老头来顺阿公，以及同他相依为命的孙女儿幺姑，为了一个朴实而崇高的愿望，他们献出了全部美好的感情乃至宝贵的生命。

　　中篇小说《甜甜的刺莓》(刊于1980年《芙蓉》创刊号)问世，标志着孙健忠创作的成熟。《甜甜的刺莓》通过描写在高寒山区推广双季稻，热情歌颂了从实际情况出发，始终维护农民利益，极富人情人性美的党支部书记毕兰大婶，诚恳批评了盲目推行极“左”路线，漠视农村现实和农民利益的县委袁书记，深刻揭露与有力批判了借极“左”之机为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向塔山之流的卑劣行径和龌龊灵魂，这是在拨乱反正之前，重大的路线之争在湘西社会的表现，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小说还描写了三牛、竹妹、向塔山之间的爱情婚姻纠葛，广泛地展示了湘西民族在“文革”后期的社会生活，用细致的笔触，写出了向塔山在那个时代取胜的必然性，揭示了毕兰大婶所遭受事业的挫折和三牛所遭受的爱情失败的必然。《甜甜的刺莓》艺术风格整体上给人一种真切感人、清新朴素的泥土气息。这部中篇小说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77-1980)，并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的唯一一项中篇小说荣誉奖。孙健忠在《彭老三趣事》里，描写了一个巧妙与极“左”路线作斗争，“阴奉阳违”的彭老三这个基层干部。毕兰大婶、彭老三等基层干部在那个多灾多难的年月里，用他们的勇气和智慧，使群众免受灾难的侵蚀。

　　如果说前一阶段孙健忠是由反思极“左”路线带给人民的灾难和泪水，那么后一阶段则歌颂改革开放的春风细雨带给乡村的生机与欢乐。小说《醉乡》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醉乡》描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湘西土家族人民在生活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出现的新变化，广大农民重新获得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实现农村经济的大解放和人的精神的大解放。《醉乡》描写了农村先富起来三类人，其中以矮子贵二的发家史作为贯串线索，组织全篇。值得注意的是，雀儿寨出现的竞争，超出了经济竞赛范围，体现了不同的人生价值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的对立，而人的经济上的自立和发展，必然导致人的精神的觉醒，在《醉乡》里，孙健忠还用大量的篇幅描写雀儿寨爱情婚姻结构在新经济条件下的重组与变化。心醉神迷的土家山寨的民俗风情的描写，大大扩展了社会历史内容。由于《醉乡》的突出的艺术成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民族文学研究》、《读书》等报刊杂志纷纷发表评论文章，赞扬《醉乡》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电视台改编为同名电视连续剧，《醉乡》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长篇小说奖，1986年5月获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界》第二届作品奖，1988年10月获全国第二届“骏马奖”。孙健忠的改革小说尚有《云里，雾里》，描写一对土家族父女的人生选择的矛盾，阿爸老晃是农耕文明的代表和守护神，婵妹则是市场经济文明的羡慕者和追求者，选择居住在以农耕文明为代表的锦鸡岭，还是以市场经济文明为代表的龙尾街，体现出湘西民族不同的人生选择和价值追求。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孙健忠创作内容和艺术手法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对湘西历史文化及其变迁作纵深的“寻根”描写，对湘西民族的劣根性进行批判，艺术上力求创新，借鉴魔幻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对描写对象作艺术变形化处理，广泛吸收湘西民间神话传说，构筑湘西神魔系统。

　　中篇小说《舍巴日》(刊于《芙蓉》1986年第1期)，标志着孙健忠创作的转向，他开始有意摆脱纯粹的政治视角，转而从文化的层面探索其小说发展的新路径。《舍巴日》描写了土家原始文明的承载体掐普在现代社会遭遇到尴尬和不适，以及独眼老惹在市场经济已有了初步发展，却固守传统农耕生活方式所必然遭受的挫折与失败。孙健忠以自己深切的民族情怀去审视和观照湘西土家族的历史和现实，思考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从而思考人类整体的存在和未来远景。

　　如果说《舍巴日》是湘西土家族进化的千年史诗，那么孙健忠的《死街》则当之无愧为湘西民族的百年史诗。《死街》通过窝坨街街民原始的生命感知和生命意识来认识和把握湘西民族近百年来的社会变迁，小说内容涉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湘西剿匪、土地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仅如此，小说还深入地展开了对湘西民族劣根性的批判。窝坨街街民理性蒙昧，他们原始愚昧，丑恶封闭，充满了原欲，没有人的感觉。《死街》还批判了宗教的虚伪本质和极“左”路线带给人们的灾难和痛苦。孙健忠以他无所不包的批判精神，来审判这个民族!

　　《死街》所描写的窝坨街，是以孙健忠家乡的那条小街为原型的，里面所描写的人物事件，也大多确有其事实依据，但是孙健忠对创作对象作了变形化处理，他往往抓住其特征，通过一言一语，一须一眉来展现，其中不乏夸张，变形，还常常使用荒诞怪异的魔幻手法，大量吸收湘西民间传说和神话，构筑了一幅湘西神魔系统。《死街》的结构，充分地运用自由联想，意识流等手法，对故事进行分切，联结与组合，将“物理时空”转化为“心理时空”，组织和镶拼一小块一小块的生活零碎，“尽可能让他有序，尽可能完整”，突破了传统小说叙述模式中恪守时空顺序的艺术常规。

　　《死街》无论从思想内容上还是艺术形式上，都达到了孙健忠创作的高峰。这一时期孙健忠创作中还有几篇小说是以湘西社会历史变动作为背景的，它们是《回光》、《哦，罂粟花》、《城角》、《烧龙》等小说。《回光》反映的是父子两代去溪州的不同遭遇，表现出父子两代对现代文明的陌生和隔膜。《哦，罂粟花》讲述的是小镇上二等残疾军人老革命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小说具有鲜明的新历史主义创作色彩。《城角》以湘西乾州近现代社会历史变迁为背景，比较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童年的成长经历，小时候家庭变故及人事变迁，抒发对亲人的思念之情，感慨历史的沧桑。同样是一篇自传色彩很浓的小说《我是黑鲵》，不同于《城角》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借鉴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烧龙》是对一个从山洞里诞生的民族的历史进行演绎，反映的是阿乡人三个家族的兴衰变迁。《烧龙》在艺术上有意继承《死街》的手法并有所变化。

　　孙健忠有几篇对爱情理想执著追求的作品，如《猖鬼》、《乡村的黑白之恋》。《猖鬼》(刊于《芙蓉》1991年第5期)获“芙蓉文学奖”短篇小说一等奖。小说具有诡异的浪漫色彩，无论是人物形象的描写，环境的设置，动听又迷人的船歌的穿插，民俗风情的展现，都显现出一种奇丽的色彩。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颇有道理。

　　孙健忠为人热情、豪爽、耿直。他喜欢广交朋友，在朋友面前又坦荡无余。在朋友面前他是个极健谈的人，讲到高兴处，他会发出高声朗笑，那笑声格外响亮，有时禁不住站起来手舞足蹈，讲到懊恼处，他会蹲下来，两手搁在膝上，轻言慢语地述说。这时候，你会发现他额头上刻着几条深深的皱纹，满头的银丝格外光亮，这就是近五十年笔耕生活所留下的痕迹……但是孙健忠却不习惯于在大会上作报告，有时为了逃避各种烦琐复杂的机关事务，他只好“失踪”。机关里有人问他哪里去了，他夫人秘而不宣，即便是在家里，他也闭门不出，喊人喊不应，敲门敲不开，十天半月不露脸，真够沉得住气。他不会打球，不会玩牌，连个自行车也不会骑。退休以后，他越来越迷上了古董的收藏和研究。

　　孙健忠永远有一颗童心，喜爱生活里一切美好有趣的东西，包括小动物。特别是永远热爱着那块生他养他的湘西热土。他说：“我爱我的故乡，我爱故乡的高山、溪河、丛林以及天上的云朵，我更爱生活在它怀抱中的勤劳、悍勇、质朴、善良的人民。”正是这种与故乡人民的血肉情感，这种与湘西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使命感，才促使他写下了深具湘西民族特色的作品。他永远守望着那方热土，也守望着那份浪漫与真情。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