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15岁结婚，结婚前就离开了家乡，到益阳县城和长沙读书，1926年到上海，进入上海大夏大学读书。周扬读书勤奋是有名的。在上海翻译《安娜·卡列尼娜》时，几个月不出房门。

　　解放前周扬最后一次回益阳是1935年。周扬送元配夫人吴淑元及两个儿子周艾若(当时8岁)、周迈回老家。吴氏还怀着第三个儿子周岳。周艾若回忆说，父亲离开时，说好第二年暑假来接我们，但一年推一年，一直没有来。父亲到了延安，也有来信。他还寄书寄衣服。他那时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刚刚出版，也寄回来。但别的事情，一直瞒着母亲。后来，日寇占领江南，以后又是内战，父亲音讯全无。一直到1941年，母亲偶然知道父亲另有家。她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消息：父亲给郭沫若的一封信里，最后提到孩子在上幼儿园。母亲知情后，病了，从此一蹶不振。

　　解放后周扬两次回益阳。第一次是周立波陪同回益阳。具体情况没有记载，无从考证。第二次回故乡是1980年4月19日。那时，我已在文联工作，参加了接待，见到了周扬和夫人苏灵扬。事隔三十多年，记忆虽模糊。但周扬的那种“派”，那种目光以及苏灵扬的小巧身材和蛮端正的五官，让我记忆犹新。许多回忆文章说，周扬自小美姿容，翩翩如浊世佳公子。周扬当时给我的印象正是《晚年周扬》一书封面照片的模样——穿着中山装的一位慈祥老人。

　　那天，他到自己的出生地——新市渡乡田庄湾村看望乡亲，并提出要看一场花鼓戏。益阳县领导推荐了两出戏：一出是县剧团创作的现代戏《浪子吟》，另一出是古装戏《桃源洞》。周扬表示愿意看《桃源洞》。他对县委书记说：“姓古有什么可怕，古为今用嘛!古装戏中有好多优秀的传统剧目，为什么不可以演?花鼓戏是湖南的地方剧种，益阳是花鼓戏的窝子，记得我在家做孩子的时候，地方上一开锣就唱花鼓戏，这样的民族文化遗产为什么不可以继承?我看古装戏是可以的。”“书记同志，我告诉你一条原则，迷信不能搬上舞台，神话可以演；色情不能搬上舞台，爱情可以演，我看只要处理好这些关系，古装戏就可以演。”

　　当天晚上的演出不算成功，但周扬和他夫人苏灵扬仍兴趣勃勃地观看了这场戏，演出结束后，接见了剧组全体人员，和大家合了影。周扬不顾天已很晚，应邀为益阳县花鼓戏团题写了“推陈出新，创新改革，使花鼓戏成为盛开的鲜花，齐鸣的鼓”的题词，还参加了座谈会。周扬在座谈中指出：要分清爱情与色情，神话与迷信，道教与佛教。这三个区分是针对《桃源洞》的本子和演出出现的混乱而言的，对古装戏的改编与演出有普遍意义。题词也是有感而发。“推陈出新，创新改革”是周扬对戏剧一贯的思想，从建国开始，一直成为戏曲工作的指导方针。“盛开的鲜花，齐鸣的金鼓”，是周扬对戏曲功能的形象表述，戏曲既具有休闲审美的功能，又具有战斗武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