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市文学的再度被关注，与新世纪中国城市化的神奇进程有直接关系。“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18世纪的英国诗人库伯如是说。而今，上帝“创造”的乡村正在大面积萎缩，取而代之的是城市水泥森林的大批量扩张和“复制”。时下世界各国政府都已设定了各自的“全球化”纲要，其重大标志之一就是不计代价的城市化，围绕这一宏大目标，各种竞争也在逐年加剧和升级，以至于天下大变，状若沧海桑田。近几年，全球范围内每星期就有100万人迁入城市，势若摧枯拉朽，且速率保持稳定。而中国的城乡变化尤其惊人，根据国家公布的城镇化率计算，2011年城镇人口已经历史性地超过了农村人口。在城乡快速转型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一些专家产生了乐观的文学想象，认定既然城市化发展已是大势所趋，而当代作家又多生活在城市，顺理成章的便是，随着乡村文明不可逆转的衰落以至终结，新世纪中国城市文学必将成为一个巨大隐喻，而被寄予极大期待。问题恐怕不会这么简单。

　　就文学书写而言，长期以来，中国作家的写作资源多与乡村有关，他们有足够的经验书写乡村，却匮乏把握都市的文学能力，更没有绘制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城市文学图志。上海或许是个特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的殖民地色彩和商业气味堪称中国之最，时称“十里洋场”，在此城市背景下，上海曾有过以穆时英、施蛰存、刘呐鸥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和以包天笑、周瘦鹃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以及1930年代的茅盾、1940年代的张爱玲等作家的一些作品，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旧上海的世态百相。建国后，周而复陆续出版了多卷本《上海的早晨》，在状写城市生活方面虽有企图，也有些实绩，但注定不会形成太大气候，其重要原因，就是过去年代我们在政治上曾拒绝过“城市的现代性”，进而毫不手软地抵制资产阶级生活的“香风臭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界一方面严肃批判萧也牧小说　《我们夫妇之间》，一方面大力宣扬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电影《千万不要忘记》的主题精神，都沿袭了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思路，中国的城市文学难以正常发育的命运，几乎就是注定。新时期以来，北京的邓友梅、张洁、刘心武、赵大年、王朔，上海的王安忆、程乃珊、陈丹燕、王小鹰、金宇澄，天津的林希，苏州的陆文夫、范小青和广州的张欣、张梅等几代作家都曾身体力行，各显身手，不同程度地描摹出新旧北京、上海、天津、苏州、广州等城市中人的种种生存境遇，风物世情，并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由于现代性意味的稀薄，其笔下的城市叙事尽管各有声色，或许更适合称之为“地域风俗文化小说”。

 

　　二

 

　　其实，我们今天所津津乐道的中国城市文学，与过去大家所理解的城市文学不可同日而语，或者说，我们过去定义的城市文学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经有了全新改变。正是看到了这种变化，一些新世纪中国城市文学倡扬者的方略也颇具创意，认为当下作家的主力阵容不仅集中在城市，而且身份也可划入中产阶级行列，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迅猛崛起和不断壮大，中产阶级阶层对于文学也会产生自己的需求和诉求，这是一种双向的需求。应该说，这确实道出了城市文学的写作真相。

　　厉以宁曾在《新财经》发表文章，认为中产阶级一旦成为国家的中坚力量，随着国家经济的繁荣和个人的物质需求不断满足，人的欲望在更替中不仅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还有助于追求个人精神生活品质。他谈到了源于托马斯·曼写的小说　《布登勃洛克一家》“布登勃洛克定律”，小说讲述了第一代老布登勃洛克一辈子辛辛苦苦做小本经营，到了晚年终于成为当地一个富翁，到了第二代布登勃洛克，不满足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仅仅是富商，通过奋斗最后被选为市长，而第三代小布登勃洛克虽生长于名门望族却没有坐享其成，而是通过自身不懈追求，圆了成为音乐家的梦，这个定律意在说明人的欲望是在不断更替的，一个人在满足了经济发展获得物质需求的同时，还会受到新的欲望的推动，而产生更高的精神需求。厉以宁借用这个故事，意在强调中产阶级不在推动经济发展、维持社会稳定和提升国家文化品位诸方面皆可起到积极作用。一些文艺学者大壮其声势，认准中产阶级的大规模扩容，不但有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还能使已被“边缘化”的中国文学柳暗花明，峰回路转。而在我看来，为拯救文学而将文学置于经济学的依附地位，并将文学繁荣的希望一味寄托于中产阶级的壮大，这样的文学想象固然美好，却属于一厢情愿。它缘于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有关中产阶级的理论支撑，而这样的理论支撑又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版本的复制与克隆。

　　1951年，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载在其《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第一次提出了作为中产阶级的白领阶级的概念，并详细研究了中产阶级的状况。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情况，似乎不宜与之一概而论。尽管在中国的一些经济指标已进入国际最先进行列，但在生活方式、消费理念和价值观方面等软指标还很滞后。所谓“全球化”，曾被鲍曼定性为“消费者社会”，其最大的特征就是使社会成员快意安享于消费者角色，卢卡契也认为“消费文化”可以为社会提供异化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一种自由和快乐的假象，中国城市中大量的经济“暴发户”还未摆脱“乡土”思维惯性，其“中产阶级趣味”只可能变形的，扭曲的，指望其文学叙事塑造出有多大价值的“中产阶级灵魂”，既不合理，也不现实。退一步说，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不断滋生着形形色色的利益主体和阶层群体的全球化消费主义背景下，哪怕中国作家的社会身份全都“中产”了，只要底层状态还是一个生存命运沉重的“沉默的大多数”，城市文学的人文价值立场就没有理由漠视和弃置。

 

　　三

 

　　当下中国的中产阶级确实有着某种适合于国情的特色，与其说是特殊性，不如说劣根性更加确切。在一些社会学者眼里，他们大体属于“灰色阶级”，他们往往既有对资本的依附性，又有对社会的功利性、冷漠、自私、缺乏社会价值的独立性和对普通民众的悲悯情怀。他们的理想境界还多停留在买几套房子、换几辆好车层面，为了实现物质“中产”，可以毫不迟疑地放弃精神“中产”。文学写作界，一些经济条件相当宽裕的著名作家，也像某些影视界大腕那样只为高额市场上镜，其写作目的和动力仅仅围绕着高版税、高获利转悠，而高版税、高获利正是维持其中产阶级身份的重要条件。中国中产阶级作家普遍存在“只赚钱不读书”的现象，因为读书耽误赚钱，性价比缺乏商业头脑。他们的文学书写以代言中产阶级需求，并彰显中产阶级审美趣味为本位，鲜有忧患苍生的人文理想。他们讲述的故事，也多是一些中产者的欲望化传奇，这个过程中，炫耀性消费是中产阶级最流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品位，似乎只有通过炫耀性消费，中产阶级才有可能找到自我身份的认同感和优越性，才能缓解因依附权力与资本而生成的压抑和焦虑。他们衣食住行的最大特色，就是借助名牌商品的符号价值来展示其优越的阶层地位，即放大名牌商品的符号意义、标榜品位和情调、过度关注细节，讴歌欲望、以及“厌贫意识”(与穷人的所谓“仇富心态”正好构成二元对立的相互冲突的阶层意识)，这种追求通过文学进入了公共视野，甚至还被某种文学批评提升为所谓“优雅”“高贵”的审美品位，并将“优雅”的趣味量身定做成中产阶级文学的主流美学范式。他们张扬的欲望主题和享乐主义理念，正在以特殊功能为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推波助澜，由于他们的物质追求与精神向度处于同一个平面，其身份、追求与他们的文化创造之间，就出现了一个令人忧虑的恶性循环，他们在语言打造的幸福幻觉中自娱、自乐、自慰。一部分的城市文学主体正在一步步被资本收购，而他们对自己的附庸地位和代言角色其乐融融。当下文坛，文学境界与作家主体之间的游离、断裂以至于脱钩，已非个案现象。这个城市化的时代属于资本、网络、高科技、品牌，只有部分作家特别是诗人，还在边缘处苦苦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更多的作家以“码字”为乐，以写手为荣，在务实逐利大潮中身手矫健，如鱼得水，与作家本应有的修为与境界渐行渐远，且义无反顾。在他们眼里，所谓精英意识太过古老、呆板，作品的物化价值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所谓作品境界，就像是远在天边、虚无飘渺的海市蜃楼，“中看不中用”。作品以没有人文深度，没有终极追问为时尚，沦落成“空心的”文学，也就不足为奇，有中产阶级拯救城市文学的浪漫传说和魅化想象，也只能是一个神话。由此，面对新世纪城市文学写作，重提文学拒绝成为资本的奴仆、市场的附庸，而要深切关注人类的生存际遇和心灵秘史，并非没有必要，文学批评不应熟视无睹，麻木不仁。

　　还应看到，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可逆的科技信息世界，大数据时代的互联网、自媒体正在改写我们预设的城市文学愿景。这个时代，我们面对的是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说的，“这是一群喜欢看而不是想的受众”，纸笔岁月，作家面对的读者是隐性的，阅读期待也是模糊的，网络则把读者赤裸裸地具象化了，他们对写手的要求直接且迅速，可以决定小说的生与死，存与亡，网络写手只有沦为出售文字的工具和商品市场的傀儡才更有“钱”途，小说只有在流水线的产业化道路上滚雪球一样越做越大，才可能赚得盆满钵满。当一种现象变得异于常态的时候，历史就会打出一个大大的问号，需要人们认真面对，并对其利弊得失加以辨析。我们知道，网络文学的主力军集中在“80后”、“90后”这两代人，他们一出道后即被资本劫持，被市场绑架，流水线包装运作，一夜成名，迅速发迹，形成神话般的产业化规模，他们欣欣然于自己的赚钱机器的角色，还俨然摆出中产阶级和小资文学写作的“精英”造型，其中的佼佼者郭敬明、韩寒更是各有自己的高效率企业团队和庞大粉丝群，其风光无限的身价和影响已不是一个“中产”者可以界定的。他们赶上了资本、市场、传媒与文学共存于一个利益集团的新世纪，似乎不当一把弄潮儿简直就是对不住自己。

　　若把种种现象当作全球化语境下的一种本土参照，我们再去考察被人们寄予期待的中国“城市文学”，一些问题就显得清晰些了。一段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走向与归宿，可以预见到的是，或变成畅行于泥沙俱下的大众通俗文化市场而金刚百变，或依附于资本魔力而异化为中产阶级奢侈生活方式的表征符号，或成为某种自娱自乐的小众艺术，而在我看来，成为前两者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