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缺乏诗意的时代，知识分子何为?

　　——读阎真的《活着之上》

　　郭景华

　　引子

　　在当代作家中，阎真是一个很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为“写知识分子的作家”，而且坚持以创作长篇为主。阎真以前的长篇小说如《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因为女人》等反映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各个时代、境域中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尤其是后两部小说，在当代读者中都产生过强烈反响。正当评论界为阎真的写作“一步一步地将文本与私人生活的距离越拉越大”而感到欣喜的时候，[①]阎真的目光却瞄准了高校，带着强烈自我的生命体验和感受，为高校的知识分子群落做了一次集体写真，这就是获得2014年首届路遥文学奖的《活着之上》。[②]在这部近乎自然主义的作品里，阎真带着复杂的心态和感情，以一个带有古典士人情怀的人文知识分子视角，给我们集中展示了社会变革时代的高校知识分子各自不同的心路历程。

　　一

　　同阎真以前的长篇小说一样，作者在《活着之上》又集中笔力塑造了一个带有传统士人精神的人文知识分子。小说中的主人公的“我”——聂致远，从小聪慧顽皮，很早就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有着朦胧的认识，“我”对在人间存活了几十年的生命消失后迅速被人遗忘感到震惊，对爷爷离世时头枕着《石头记》印象刻骨铭心。“我”在读中学时便对历史很有感觉，“我觉得历史中藏着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秘密，关于时间，关于人生，关于价值和意义。”“我要的就是成为历史学家，把前人的事迹和思想整理得清清楚楚，告诉后来的人。这是我的使命。”怀着这样一种激情和理想，“我”不顾父亲反对，高考时毅然决然地填报了麓城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但“我”此后的大学求学和就职经历却一再生动地改变了自己对于现实和人生的理解，使我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变得日益悲情。“我”读大三的时候，一夜之间，市场进入了学校。“那段时间我简直失去对世界的理解。”“这一阵风让我看到了大家都在想什么，安安静静的校园下，其实潜藏着一座随时会喷发的火山。”让我懂得了知识分子不是功利世界的局外人。虽然我清醒如此，“我”还是不能接受同学蒙天舒“屁股中心论”，做个好人是“我”的人生准则，“既然学了历史，历史上又有那么多好人，那他们也是我的榜样。我不能整天挂在嘴上说给别人听，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知行合一。”在小说的叙述中，读者看到，“我”为这种理想信念的坚守付出了自己的代价：尽管“我”学业优秀，读研期间便发了数篇核心论文，但因“我”导师不在权力位置上，“我”硕士毕业没能留校，只能去麓城郊区的一所中学当了历史老师，由此“我”的恋爱也遭遇了危机。相反地，蒙天舒，一个我以前根本都不放在眼里的知识投机分子，灵活运用他那套“屁股中心论”，通过不断地变换导师，对导师大献殷勤，最终如愿以偿地留在了麓城师范大学。后来，在同蒙天舒考麓城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的竞争中，我再次败北。惨痛的生活现实让“我”感到，以前那些致良知、知行合一、君子喻于义等耳熟能详的理论，“那些从书上来的思想在生活中全部苍白，乏力，用不上。生活中讲的是另外一套道理，是钱，是权，是生存空间的寸土必争。”“大家都在利用自己的一切背景和关系在钻，在占位占坑，在钻和占的过程中实现利益最大化。”在生活和情感的重压下，“我只能改变自己，不能不改，生活比书本来得更加生动、鲜活、感性。”“既然生活中没有理想主义生根的土壤，那么在市场中争取好好活着，更好地活着，那实在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我接受了蒙天舒的建议和帮助，终于考上京华大学历史学博士生。“我”考上博后，女朋友失而复得。在读博之初，我尽量压抑着不想钱的事情。“说到底自己心中还有着一种景仰，那些让自己景仰的人，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王阳明、曹雪芹，中国文化史上的任何正面人物，每一个人都是反功利的，并在这一点上确立了自身的形象。”但我从京城回到麓城，面对女朋友的唠叨和买房的压力，我的坚守开始又动摇起来。“我”又接受了室友郁明的教育，让学问变成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为山东某印染厂老板写传记；但“我”却忍痛拒绝为孟老板写家族史，尽管他的报酬更高，但他的家族史写作严重违背了我的学术良心。博士毕业后，我回到了麓城师大。随着生存压力的缓解，生活日趋相对稳定，我心中的信念再次被激活，努力把职业和志业统一起来，成了我作为一名高校教师的追求，“我不应该设想一种道理比市场更厉害，比生活经验更有说服力。也许，我不能希望每个人都是司马迁、曹雪芹的追随者，包括我自己。也许，我不能追求这么高的目标。但是我也不会放弃，为了职业的自尊，我都不会放弃。我在讲台上讲的话，我自己得相信。不放弃也许不能征服那些学生，但至少还有一种文化记忆，这是复活的种子。如果放弃，那不但丧失了职业自尊，连记忆都没有。为了这点理由，我得做一个悲情的坚守者，在这个小小的阵地上坚守下去。”但一个功利主义时代，“我”在评职称中，在处理与领导、同事、学生的关系中，仍然做了许多身不由己的事。小说最后，我陪着蒙天舒赴京活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委。“坚守者没有能改变世界，时势比人强。这是放弃的理由，又不是放弃的理由。如果是理由就没有伟大和高洁了。也许，凡俗就是这一代人的宿命。我不是文化英雄。我景仰他们，可我没有力量走进他们。我只是不愿在活着的名义之下，把他们指为虚幻，而是在他们的感召之下，坚守那条做人的底线。就这么一点点坚守，又是多么的艰难啊!”

　　二

　　在《活着之上》里，作家借聂致远之口，表达着他对这个时代复杂而矛盾的心情：“好好活着，活在当下，一切与此无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不必上心。这是生活给我的启示。而我，作为一个凡俗的人，又怎么能够像圣人那样超越生活经验而活着?也许，知识分子应该与众不同，他那一肚子的学问不是拿来教导别人怎么生活的。毕竟，在自我的活着之上，还有着先行者用自己的血泪人生昭示的价值和意义。否定了这种意义，一个人就成为了弃儿，再也找不到心灵的家园。这是没有悲剧感的悲剧。曹雪芹们，这是真实而强大的存在，无论什么理由，我都不能说他是他，我是我，更不能把他们指为虚幻。”市场把钱和权的作用推到了社会最重要的位置，它们打破了知识分子原有的生活秩序，把那些不谙市场交换规则行事的知识分子置于现实生活窘迫的境地，让这些自以为知识在握的知识分子产生严重的“自我”失落感，对其自身的作用、力量产生了怀疑，小说中的“我”和杨教授、陶教授等人就属于这类人。与此相反，蒙天舒和他的导师童教授们，由于身处高校权力的中心，他们随时可以呼风唤雨，无处不在所在高校发生着影响力。例如，在童教授授意和指点下，蒙天舒通过暗中运作评审专家，博士毕业论文被评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不但经济上获得巨大收益，还娶了外语学院的院花，又把她保研读了在职研究生。同样地，为了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童教授等人未雨绸缪，以学术讲座名义，把评审专家周一凡请到麓城师大，除了支付他不菲的报酬，蒙天舒还专门陪同游了袁家界。不仅如此，在麓城师大历史学院行政领导的换届选举中，在教师的职称的评审中，甚至在学生助学金评选、班干部选举等方面，都有着童教授和蒙天舒等人的身影，这一切无外乎显示出行政权力的威力，而且这种威力又是通过像金书记等人的具体操作来显现的，“这次调整班子，来来回回多次征求了全院教职工的意见，可谁都知道结果是早就定好了的。”高校的各个专业、学科建设，也是和行政权力捆绑在一起的，“各个单位的重点学科，一般都在校长、院长所在的哪个专业，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是结合在一起的。”为了建设教育部重点学科，童教授们跟核心刊物合作，从历史学院支出十万块钱做版面费，而资助的对象就是科研方向带头人，普通老师是没有份的，哪怕你论文质量再高。蒙天舒大言不惭地说：“我们这一届领导班子的目标就是要进入良性循环，越有资源就越有学术，越有学术就越有资源。”种种社会现实和生活经历，让“我”不由得感叹：“钱和权，这是时代的巨型话语，它们不动声色，但都坚定地展示着自身那巨轮般的力量。我能螳臂当车吗?”“在市场之中，一个人的世俗化是多么合情合理啊。”“这是市场时代的思维方式，做什么事都要算一算投入和产出，算一算性价比。我理解了别人，就解放了自己。”学校九十周年校庆，同学聚会变成了小车攀比现场会，变成了权与钱的较量会。“钱是老虎，她能伤人，我觉得自己受了伤。”小说的许多细节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我的论文经吴教授推荐，《中国思想史研究》录用，但要交版面费七千元。而我论文的内容就是：做人不能屈从功利冲动和内心欲望，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即得清明。《历史研究》副主编周一凡被童校长邀请来麓城师大讲学，接待规格很高，讲座题目为《孔子的义利观》，“他把孔子的以利之辩解析得入骨入髓。我听得如痴如醉，觉得如果不做个君子，那简直就不配做个人。”但课后一声不响地接受了4万元的课酬金，还由蒙天舒陪着玩了袁家界。现实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在各种欲望的追逐中，日益变得知行不一，变得格外虚伪。像童教授、蒙天舒之流，其道德在堕落，人性在退化，人格在萎缩，但这些人偏偏又在高校的现行体制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这体现了作者对现代知识分子健全人格与精神的怀疑，体现了对目前现代教育的忧虑。

　　结语

　　《活着之上》发表之后，作为最后入围却被评为首届“路遥文学奖”的唯一作品，引起了文学界的极大注意。在记者的采访中，阎真指出，在他之前虽然也有些作家已专门写到高校知识分子，但总体上这些小说写得过于黑暗。“就我对高校生活的真实体验而言。他们的写作是有偏颇的。在我身边，在日常的生活中，我都能看到不少保持淡定和从容的高校老师，我有愿望，也有责任把这些更为真实的面貌写出来。”[③]但就我的阅读体验来说，小说显示出来的效果是有些违背其创作意图的。聂致远虽然在整个的人生路上始终保持着一种超越生存之上精神追求，但从小说的叙述中，我们看得出他的精神坚守显得多么的悲情。在“活着”的压力之下，他也曾有动摇、灰心，他也觉得分外的孤独、寂寞、无力。聂致远由于自身超常的学术禀赋和勤奋，也通过一些机缘，他的学术成果得到了学界的承认，他的职称也有惊无险地评上了，“活着”的压力暂时得到缓解，这也为他追求生存之外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提供了一种可能。但聂致远的生活疑惑远未完结，小说的结尾很有象征意味，在隆隆的现代城镇化进程面前，留给人文化记忆的老槐树已经消失，返程的路上“我”听见一种“奇异的声音”，但却透露出一丝尖厉和凄凉。《活着之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时代，是一个一个捉摸不住的时代，这是一个缺乏诗意的时代。它，应该隐含着作家对中国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文化批判和非常矛盾的情绪。小说中聂致远所坚守的理想和信念是不是知识分子解除精神危机的必由之路?那些还没有达到聂致远意识水平和生存能力的知识分子该如何消除“活着”的痛苦?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①] 余中华：《面对虚无的写作——阎真论》，《小说评论》2008年第4期。

　　[②] 阎真：《活着之上》，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12月版。

　　[③] 傅小平：《阎真：在生活源头探究“活着之上”的价值》，《文学报》，2015年1月15日第003版。

　　作者简介：郭景华(1971——)男，侗族，文学博士，怀化学院中文系老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沅水流域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