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绍清先生浏阳石牛寨人，生于1907年3月30日(清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七日)。他父亲原在乡里务农，后到浏阳县城帮人做鞭炮，聚亲生子。徐绍清五岁入学，初小毕业后，考入了浏阳澄中高等学校，就是在读中学的时候，他看了当时“案堂班”(“案堂班”随所供之神，四处坐香火，神至某村某家，而戏班亦至某家。戏价最廉，角色极少，人呼“九老图”，无论高腔、乱弹及热闹武戏，随点随唱)的许多戏，进而迷上了湘剧，这促使徐绍清向往着唱戏。正在这时候，鞭炮生意萧条，帮工的父亲，无力承担他继续读书的学费，只得送到一家百货店当学徒，这与他的志趣相左，有时间他就溜去看戏，时常遭到老板的责骂，他便向父母正式提出：要到“老案堂”班里去学戏。遭到父亲反对，父亲有一种偏见，认为唱戏的人，不是赌就是吸鸦片烟，好吃懒做，一定会学坏。徐绍清向父亲保证：“我只学戏，决不学坏样子。”后来在母亲的劝说下，父亲才勉强同意，他终于实现愿望，走进“案堂班”，时为1919年。

　　徐绍清的师傅彭申贤，就是这个案堂班里一位经验丰富的主角。从此，他在彭老师指导下，苦练基本功，跑龙套。徐绍清的“开荒戏”是《雪里访谱》，一学就是半年，戏班里的人送他一个“访半年”的讽刺性绰号，气得他哭诉于师傅跟前，彭师开导他“你这是学开荒戏，要学扎实，底子不打好，会害你一辈子的。”遇上这样的良师，是徐绍清学戏的幸运，后又参师暨八(镇宝)先生，通过两位名师的教诲，徐绍清受益非浅。他在浏阳第一次亮相的主角戏是高腔《比干挖心》，家乡牛石寨来了许多乡亲，戏前戏后大放鞭炮，为徐绍清捧场、喝彩，给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艺人以莫大的鼓舞。

　　湘戏班有句行话：“要得饱，江西跑”。因为赣西一带的“钻乡班子”唱庙台戏是从早到晚的，青年学徒学了戏就能演，不晓得的戏就立即学，演出实践机会极多，徐绍清不仅从师傅那里，还从江西江湖班的“戏篓子”那里，学了不少的“大靠”、“二靠”和“唱工”戏，他成为青年演员中的“饱学秀才”。

　　徐绍清出师之后，在湘东、赣西一带，已是小有名气。但他想老是钻乡，技艺得不到提高，想去长沙搭班，以拓宽眼界。据长沙老郎庙“红簿”(即会员名册，凡进长沙演出的湘剧演员，必须到老郎庙登记，交纳会费，方许登台演出，否则视为非法。)记载，徐绍清是在1935年闯进省城的。演出剧目以高腔为主，如《比干挖心》、《扬纣十罪》、《斩三妖》、《回府祭台》、《潘葛思妻》、《描容上路》、《广才扫松》等等。他的戏虽受到不少观众的欢迎，然圈内人并不怎么看好，认为他的唱似乎是“哽”出来的，表演也较粗糙。徐绍清性格比较豁达，对于赞扬或批评，只是放在心里。因为他闯省城的目的，固然有成为名角的想法，但更重要的是想看省城生行“好佬”的戏，来充实提高自己。这时当红的“大靠”欧元霞、周圣希、朱仲儒，“唱工”陈绍益的戏，他都钻着去看，且反复地看。不止湘剧，京剧也同样热衷。1937年周信芳(麒麟童)率团来长沙献演，他几乎是每戏必看，甚至到了崇拜的程度。此时他对照自己，深感在钻乡班几年的实践，肚子虽然饱了，但戏的艺术水平不高，比起前辈名家，确有高低粗细之分。他决心取人之长，弥已之短，一点一滴地改进自己的表演。这位年轻艺人执着追求，几年下来，艺事大进，进入了“湘剧名艺人”的行列，1938年10月，著名戏剧家洪深在长沙召开“湘剧改良”座谈会，徐绍清就以湘剧界代表与会，其名见诸报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我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翌年，国共合作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从武汉退到长沙，该厅负责战时艺术宣传的处长、著名戏剧家田汉，深入湘剧班社，号召湘剧艺人起来抗日救亡，先后成立了七个湘剧抗日宣传队，徐绍清、罗裕庭被任命为第二队领队，旋即在粤汉路沿线，开展“戏剧下乡”、“戏剧入伍”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由于湘剧抗日宣传队是共产党员田汉领导的，国民党湖南当局视为“有色彩”的团体，时有刁难甚至迫害，二队常处于时聚时散之中。1940年，徐绍清应义华抗敌改良湘剧团之邀，西去邵阳演出。他被推选为剧团代表，决心让这个“抗敌剧团”名符其实起来，多做抗日救亡、唤起民众的工作。接着他发起排演了《骂汉奸》等抗战剧目。正当继续排演《湘北大捷》时，可能是田汉的召唤，徐绍清去了桂林，参加由四队更名的岳云湘剧团。1944年夏初长沙沦陷，徐绍清和妻子徐富词往桂林、柳州方向逃难，直到1945年8月，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流亡生涯。

　　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前夕，他和罗元德、贺华元、彭菊生、田华明、张福梅等艺人，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投身“迎解”工作。翌年，参加解放军领导的洞庭湘剧工作团。不久，他被省人民政府任命为省戏曲改进委员会常务委员。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会演在北京举行，他在高腔折子戏《琵琶上路》中扮演张广才，荣获演员一等奖。接着他参加中南区戏曲艺术团，在全国各大城市巡回展演，使湘剧艺术走向全国，他也因《琵琶上路》、《打猎回书》两戏的影响，成为全国知名演员。1956年，徐绍清任全国政协委员，在怀仁堂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他想到一个在旧社会“被侮辱，被损害”的艺人，今日能受如此殊荣，真是感慨系之。这时他虽年近半百，却意气风发，规划着自己的艺术工作，除了演好戏之外，他想到要改编剧本，要带好徒弟，要将自己掌握的三百多支高腔曲牌记录下来，传授下去，特别是要总结研究40年来演唱高腔的经验，使之上升到音乐理论的高度……正当他浮想联翩之时，不期“反右”风暴骤至，徐绍清受到严厉的批判，尽管如此，徐绍清对生活对湘剧事业，并未丧失信心，在南岳养鸡场“改造”回来，仍旧积极地投入工作，改编了传统折子戏《古城会》、《岳母刺字》，悉心教授徒弟王永光、喻常君的戏，进一步修改《湘剧高腔变化初探》一书。1962年，他去广州参加全国歌、话剧会议，听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陶铸同志的报告，心情得到抚慰和振奋，想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便向组织写了一封信，想去四川考察川剧高腔，与湘剧高腔进行比较研究，并请配备一名助手，给一部录音机，以便把自己数十年来所学的三百支高腔曲牌记录下来，予以整理研究。没想到这些合理要求，竟被指责为“向党伸手”，“是翘尾巴”，这不能不使这位名艺人感到深深的委屈、痛心。“文革”更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竟被“四人帮”迫害致死，时为1969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