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杨沫第二次到香河教书时，认识了逃避在这里的共产党员马建民。终于从马建民那里找到党，找到了亲人。她兴奋、激动，积极地按党的指示工作。五六年来，她与玄纠葛不和，两个青年人的思想格局相距愈来愈远，矛盾终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杨沫挣脱了爱情的羁绊，断绝了与玄的关系，用实际行动清算了自身的弱点，飞向广阔天地。就在这年的12月由马建民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沫与马建民结合，开始了新生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即将陷落，杨沫带着新生几个月的女儿匆匆南下，来到上海住在白杨那里。不到一个月，战火又向上海烧来，“八·一三”抗战爆发。杨沫和妹妹参加了学习战场救护的训练班。炮声隆隆，决定民族存亡的大战开始后，她又抱着孩子登上北去的火车，一路艰辛，回到河北。本想转道去延安，但是11月，保定失守，接着石家庄失守，到延安的路断绝。她放下吃奶的孩子，与爱人一起参加了冀中抗日游击战争。从此杨沫又开始了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

　　杨沫先是担任安国县妇救会主任，经常带领干部下乡宣传抗日。这年秋后，武汉、广州失守，日本侵略军回师敌后，向华北平原大“扫荡”，冀中硝烟弥漫，杨沫又丢下刚出生一个月的儿子，穿上八路军军装跟随贺龙的一二0师兼程行军，和敌人兜圈子，转战平原。第二年春天，由于产后虚弱，急行军中杨沫病倒，住在文安县王庄农民家里养病。5月来到大清河北的十分区，担任分区妇救会宣传部长。生活艰苦，战斗频繁，环境残酷，多病的女战士杨沫常常受到农民群众舍生忘死的掩护，精心的照料。1941年4—5月间，她曾到晋察冀边区的易县一带后方医院养病，并在从延安迁来的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过几个月。联合大学成立妇女文艺创作会，杨沫曾当过主任。1943年，杨沫又回到大清河北十分区，先是在分区抗联会担任宣传部长，还编过《黎明报》。以后又来到分区反攻建国同盟会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直到1945年。

　　艰难困苦的生活，你死我活的战斗，英勇顽强的战友，纯朴善良的民众深深教育了在城市学校里长大的杨沫。在战斗空隙，杨沫不顾疲劳，用蘸着鲜血的笔写过不少反映战争生活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可惜发表的作品、手稿都在恶劣的环境中遗失了。关于那段战斗生活杨沫说：“这些生活给了我对人生比较深刻的‘理解’，给了我改造小资产阶级灵魂的机会，也给了我丰富的创作源泉……”(《我的生平》)

　　杨沫这个时期的创作，除了写于1942年的《在后方医院》外，迄今没有找到几篇，在她的创作年谱上成了一个遗憾的空白。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杨沫离开了大清河来到张家口担任《晋察冀日报》的编辑，并主编过日报的文艺副刊。第三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大规模进攻，内战开始。杨沫在张家口晋察冀边区妇联工作，负责编《时代妇女》。1947年她参加了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斗争，担任过《人民日报》的编辑，直至1949年，才回到阔别十二年的北京，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杨沫曾有过创作长篇小说的冲动，但环境不允许。她利用战斗空隙，写过不少中短篇小说、散文、评论通讯等。在战乱中遗失不少，保留下来的作品分别收在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苇塘纪事》，197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红红的山丹花》，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沫小说选》，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沫散文选》、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河与浪花》等集子中。

　　杨沫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生活基础扎实多了，经验也丰富起来，她摆脱了“亭子间”文学空泛浮浅的局限，写出《接小八路》、《穷光棍结婚》、《苇塘纪事》和《七天》四篇小说，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前进了。

　　她1949年写的短篇小说《接小八路》和1948年写的《穷光棍结婚》表现贫苦农民经过伟大斗争，挺起腰杆，当家作主，精神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杨沫没有选择轰轰烈烈的斗争场面，却把镜头对准了日常生活场景。短短的不到两千字的《接小八路》，展现出老贫农刘贵对八路军的儿子“小八路”从怕到爱的转变。土改胜利了，整日耷拉眼皮不言语的刘贵豁然开朗了。这样一个变化，是土地改革深入人心的结果。

　　杨沫曾常年生活在农民之中，获得了农民的感情、思想和语言。比起她三十年代的作品，在表现农民这方面，更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