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一样，远在中国西北的小城延安无时无刻不在召唤着他。为了心中的梦想，欧阳山尊从上海出发，辗转到达西安前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后经多方努力，从八路军办事处争取到一百元钱，购买了一辆旧自行车，正是这辆在当时来说算是很“先进”的交通工具，陪伴着他风餐露宿地奔波了800多里，于1938年到达延安。在这里，欧阳山尊被一种全新的生活深深吸引，他以高昂的热情，投身到解放区的文艺工作。1939年，欧阳山尊结束了自己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生活，毅然奔赴抗日前线，先是在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工作，后参加游击剧团到敌战区开展文艺宣传。那时他们一共11个宣传员和7个侦察员，每人一条枪30发子弹，带着一架油印机和简单的化妆品，每到一个村庄，就找个庙宇或土台子，把军被当幕布挂起来，然后派人到村子里动员群众出来看戏，群众来了他们就开始演出，演出结束就赶紧收拾摊子赶往下一个村庄。在几十年之后他回忆往事时无限感慨：“那时真是年轻啊，心里总像是燃烧着一团火，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每次演出结束，老百姓给递上一缸子白开水，往手里塞把花生或红枣，心里就很满足了。”

　　1942年5月，欧阳山尊参与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这引发了他关于中国文艺发展前途的许多思考。欧阳山尊是个心里有事不吐不快的人，经过一番思索，他和几个同事一道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感想，不久，毛泽东同志就给他们回了信。直到晚年，欧阳山尊依然清楚地记得这封信的内容，他回忆说：“毛主席在信中说，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这封回信无疑给了欧阳山尊莫大的鼓舞和鞭策，更加坚定了他从事抗战话剧创作的热情。

　　在延安，欧阳山尊先后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文工团副团长、战斗剧社社长等职。1943年12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成立，贺龙点名将欧阳山尊调入。这期间，他导演了十余出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剧目。60多年后，欧阳山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心中还隐隐有些激动，他说：“我常常带着剧团到村子演出，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出当时的条件有多么简陋，我们演出的时候，没有灯光就往喝水用的缸子里倒点儿菜籽油，放上一根棉花捻子点燃照明，即使这样，我们演出得也特别卖力，老百姓很喜欢看。有时候突然下起雨来，我们不停，老百姓就站在雨中看戏，一直到演出结束还不肯离去。”

　　195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欧阳山尊是四位奠基者和创始人(曹禺、焦菊隐、赵起扬)之一，他们被称为剧院的“四巨头”，为剧院的建立、发展规划了宏伟的目标。欧阳山尊特别强调未来的剧院应是一座“文化剧院”，要多方面充实提高全院人员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他说：我们的演出应当是有文化的，雅俗共赏，又给观众文化的享受。我们要选择幅度宽广、概括性强的剧本，而不搞廉价的东西，我们的导演要踏踏实实搞艺术，要有深厚的生活基础，言之有物，不耍噱头，不搞歪门邪道和表面上的花里胡哨，我们的治艺之道概括为两个字：“严正”。他又主张：我们是首都的剧院，首先要为首都人民服务，同时，为全国人民服务，代表全国的话剧水平，我们还要在世界剧坛上占有地位，也就是现代化的国家话剧院。

　　从195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到1978年，欧阳山尊一直任副院长兼副总导演，导演了《春华秋实》、《日出》、《带枪的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关汉卿》、《李国瑞》等20余部戏。离休后，又担任了《巴黎人》和《末班车上的黄昏恋》的总导演，担任《油漆未干》的艺术顾问、《北京人》的艺术指导。此外，欧阳山尊还为其他剧团导演了10余部剧目，其中包括给西藏话剧团导演的《松赞干布》，在首都剧场上演，引起极大轰动；给大连话剧团排演的《饥饿的海峡》连续演出400多场，盛况不衰；给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的《曙光》使话剧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贺龙的形象；还有表现皖南事变的《江南一叶》和文革后期影响很大的话剧《于无声处》等，都在中国话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有评论形容，欧阳山尊导演的戏宛如一条奔腾的河流，热情奔放，明快流畅，厚重大气。严正，是他在导演艺术上所追寻的治艺之道：老老实实，言之有物，舞台上有机和谐，生活浓郁深厚，体现出人的精神价值。

　　欧阳山尊在中国戏剧界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头衔很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他笑着宣读这样的“遗言”：别称我这个“家”、那个“家”，称我“中国文艺工作者”就知足了。欧阳山尊曾为北京人艺和中央戏剧学院培养了众多的表演和导演人才。他提携后人的许多事迹至今刻在许多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