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太瑞(1937— )苗族，湖南永顺人，著名诗人。主要著作有《恋歌四重唱》、《木叶之歌》、《白色的刺果花》等十余部。曾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友情，一条深长的河

　　——我和石太瑞

　　石太瑞是诗人。我不是。我读过太瑞的许多诗，喜欢太瑞的诗。太瑞的诗朴实、自然，字里行间藏着许多美和爱。可惜我不会评论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讲不出子丑寅卯。然而，太瑞说，不要评论，评论并不重要；你可以说说我们多年的交往，我们的友情。我想，太瑞说得对。真正的好诗有如天籁，原是不需评论，不可评论的；弄不好，评论往往会成为一种误导。至于友情呢，则好比一条深长的河，流水汤汤，倒是有许多话可说的。于是我拿起了笔。

　　在湖南众多的朋友中，我和太瑞相识较晚。1972年之前，我读过太瑞的诗，并从中汲取创作养分。因为当时我在湖南省民间歌舞团专事歌词写作。我需要学习。太瑞的诗简练，明晰，音调和谐，琅琅上口，富于民间、民族气息，与歌词很接近，所以首先引起我的注目。我一直想见到太瑞，想象他该是什么模样。可是那时太瑞还在湘西工作。期间太瑞肯定到长沙来过的，可惜我们缘悭一面。后来太瑞写过一部长篇叙事诗《玛汝江嘎》，是写一位山村“赤脚医生”的。开头我并不懂玛汝江嘎是什么意思，但觉得这几个字十分亮丽动听。于是我便写了一首歌词：你从山缝中走出来，玛汝江嘎!你从溪水中蹚过来，玛汝江嘎……歌词谱曲后，曾正式演出过。

　　与太瑞第一次会面，是在1972年夏天。那时他已经从湘西上调到“省工农兵文艺工作室”(原省群众艺术馆)搞专业创作，而我仍然下放在江华山区劳动。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两种身份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太瑞不像某些“革命同志”那样，并无丝毫优越感。相见之下，太瑞很高兴地和我握手，立即帮我安排床铺，神态朴实而谦逊。这令我有点感动。太瑞的俊美令我惊喜，他一点也不像湘西“土著”。太瑞当时35岁，身材适中，宽肩细腰，一头秀发，前额开朗，眼睛明亮，面色红润。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个人如果当电影演员，外形决不逊于王心刚或庞学勤。太瑞的神形与他的诗完全吻合。短短一瞬，第六感觉告诉我：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

　　我们几个人(还有音乐作者)被召集到长沙，临时组成一个“歌曲征集小组”，任务是加工修改大量从全省各地送上来的歌曲作品，完成《战地新歌》的征集工作。所谓《战地新歌》，是当时“四人帮”统治的文化部，为粉饰现实，张扬他们的“革命性”，面向全国征集出版的歌曲集。内容严格限于“三颂”(领袖、党、祖国)。《战地新歌》大概出版了三集或四集。所以我们这个征集小组时聚时散，前后拖了两、三年。关于当时的工作情况及“业绩”，我已经记忆模糊，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几个人的融洽相处。关起门来，便肆无忌惮，笑话和戏谑层出不穷。比如哪个睡着打鼾，便用录音机将鼾声录下，然后加以播放欣赏。太瑞富于幽默，善于调侃。他有满肚子的小故事，不动声色地抖出一个个“包袱”，让人忍俊不禁或笑不可抑。无疑太瑞成了我们这个小集体的欢乐中心。太瑞当然也有湘西人的豪爽。我们住招待所，免费供应一顿夜餐(一碗肉丝面条)。夜间，搞得太晚了，我们觉得不便打扰大师傅。太瑞不管，总是雄赳赳带头闯食堂，喊来大师傅煮面，不客气地让大师傅多舀猪油和肉丝。太瑞吃东西特快，一碗面条三几下便拨进口里，连汤都不剩。嘴巴一抹说：分内的东西，不吃白不吃。太瑞是乐于助人予人方便的。那时他在“工农兵文艺工作室”拥有一间小房。他回湘西时便把房门钥匙留给我，于是浪迹长沙的我便有了安身之所。我使用他的铺盖睡觉，使用他的碗筷吃饭。就在这间小屋里，我完成了七十年代之初的一批小说创作。现在看来，这一切也许很琐屑，不值一提。然而，别忘记那是正处于冷酷无情，人心叵测的时空环境。这种情谊多么难得；点点滴滴，正如沙漠上的几棵绿树，寒夜中的一盆红火，对我来说，是永远弥足珍贵的。

　　最难忘，1977年春夏之交，我和太瑞的湘西之行。那时“四人帮”已经垮台，我们都有解脱的自由感，个性支张开来，我们几乎是无目的地漫游于湘西山水之间。我们在永顺不二门的露天温泉中，一起赤条条地洗澡；我们的足迹遍及大庸、保靖、花垣、凤凰、桑植，到过矮寨和十万坪，在猛洞河上游看顺流如箭的“搬搬船”。一路上，太瑞更是故事不断，关于湘西，关于故乡，关于童年、少年生活。无论是欢乐的或痛苦的，太瑞讲来都一往情深，浓浓的爱意溢于言表。正是蒿菜花黄时节，在吉首老街一幢古旧的木屋里，我见到了太瑞的母亲，老妈妈亲切地接待我。但却没有对我说一句话，只是不断翻动烤在炭火铁篦上的蒿菜粑粑。烤焦一只就递给太瑞，太瑞再递给我，让我吃。屋里弥漫静静的温馨，太瑞也不说话，默默地凝视母亲的手，一双为劳苦长期磨砺而粗糙不堪的手。我深深感受到，这就是诗；诗人全部情感都浓缩在这一凝视中了。多年后，太瑞对我讲起他母亲去世后，他如何披麻带孝，手捧灵牌，几步一跪送母亲灵柩上山安葬的情景：天上飘着细雨，寒气逼人，山路嶙峋，幸好他挽了草垫，不然必磨破双膝。太瑞解释说，乡里人很看重这个，只能随俗。我完全明白，这是托辞。从内心深处，太瑞是愿意这样做的，否则谁能强迫他。唯其如此，才能表达他对母亲的爱，以最后的虔诚报答母亲劬劳之恩。我很羡慕太瑞。我母亲去年逝世后，我没有这样做，我很遗憾。

　　1977年夏天，我终于从下放地调回长沙。虽然和太瑞不在一起工作，但通过省作协联系，我们时常见面。他去湘西回来总给我带包茶叶。1983年夏天，由中国作协组织安排，我和太瑞，还有胡英和李岸，结伴去大连海滨度假，住在黑石礁一家招待所。招待所条件并不好，四人共居一间阁楼式的房间，又当西晒，暑气逼人。太瑞首先安排体弱多病的李岸睡在当门避荫的地方，而把日照的铺位留给自己。这个细节，太瑞自己恐怕忘记了，我却记得清楚。那是一次不尽人意的度假，住房不佳，蚊子又多，而且粮食定量，吃不饱饭。好在那时大家要求不高，并无怨言。我们每晚饭后，便到星海海滨浴场散步，欣赏碧水斜阳，红男绿女。有了太瑞，自然少不了笑话和调侃，于是兴致盎然。记得太瑞曾赠给李岸一首打油诗：邵阳李大哥，腰弯背又驼，又讲冒得劲……(末句精彩，却不宜写出)结果引起哄堂大笑。如今李岸早已作古。但他当时的忘形畅笑，犹历历在目。我相信，在李岸多蹇的一生中，是难得这样一笑的。大连一周相处，充分展示了太瑞克己让人，乐观豁达，随遇而安的天性。

　　诗人石太瑞却没有诗人们所惯有的某些毛病；诸如不修边幅，不讲条理，不分场合，不守规则，不通庶务之类。太瑞永远衣衫整饬，面容清爽，动静得宜，作息有序。太瑞爱开玩笑，但不耍贫过火，善于因人因时因地掌握分寸。1985年之后，太瑞担任省作协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这是一个既无什么级别待遇，费时费力而不讨好的职务。太瑞却愉快胜任，天天坚持上班坐办公室，事无巨细，办得有条有理，包括大家的私人邮件也妥善收管，未有过混杂丢失现象。这时我已调入省作协搞专业。每次外出请太瑞代办车票，或外出归来请太瑞派车接站，也从未有过失塌。莫应丰生前对我说过：太瑞办事是三只手指捡田螺——稳当。诗人的浪漫和行政人员的严谨细致，在太瑞身上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了。

　　1988年，我移居海南，隔山隔水，我和太瑞有了疏离。唯其疏离，越发生出思念。我们时有书信往来。我偶去长沙，必约太瑞见面一叙。有一段时间，我模糊知道因一些人事纠葛，太瑞心情不畅。但我不问，太瑞也少说，顶多淡淡两句带过。我相信，以太瑞的豁达、爽朗，烦恼很快会抛向九霄。果不其然，在以后的两三年中，我陆续收到太瑞寄赠的几本诗集：《白色的刺果花》、《黎明鸟》、《恋歌四重唱》等。太瑞是诗人，诗人的主体精神是强劲的，不会被浮躁的纷纭世事所干扰。

　　我一直想邀太瑞来海南一游。1993年末，我策划组织了一次笔会，把太瑞首先列入名单。然而，两次去函联系，均不见复。长沙的电话又恰逢增号改号，消息不通。笔会在即，我有点不解且着急。经过辗转问讯，终于拨通太瑞家里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太瑞的夫人王老师。王老师带着哭泣声告诉我：太瑞口腔部位发现疣状癌，正在住院进行手术，恐怕还有第二次手术。听罢，我的心下坠得厉害。几年前，癌症已夺走我的好友莫应丰，太瑞若再有个好歹，教我如何承受!然而，我远在天涯，无能为力，只有托健忠转达我的问候：暗暗祈求上苍有眼，保佑好人平安。

　　可庆幸的是，太瑞终于挺过来了，把死神拒于门外。太瑞第三次手术出院后，我和他通了电话，听着他含糊不清的声音，甚为难过。我不知道太瑞被揭开左面颊，又切去一块颚骨，他那俊美的面容受到怎样残酷的破坏。1995年春节期间，我和太瑞在深圳不期而遇。太瑞去看望他的二姑娘，我则看望老母。临黑接到太瑞电话，真教我喜出望外，立即驱车前往。相见之下，我放心了，一切都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太瑞自然消瘦了许多，上嘴唇也有点歪缩，但精神状态极佳。我建议他不妨再做一次手术，将缺损的上唇加以修补。太瑞笑说，何必再挨一刀，老了，又不打算“泡妞”。瞧，玩笑又来了。第二天，太瑞携夫人带着水果、礼盒到我家回访，慰问我卧病在床的老母。大病初愈的太瑞，依旧办事周到。

　　近两年，我卸去一切职务，常回湖南，或者说是现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的太瑞常创造条件让我回湖南。除了长沙聚首，我和太瑞又两次结伴重游湘西。太瑞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依然乐观豁达、幽默有趣、生气勃勃。如果说，劫后的太瑞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变得更自由、更超脱了；以恬淡的心境看待纷纭世事，以仁爱的情怀拥抱生活。我们常常忆旧，回首当年，二十几年时光有如白驹过隙，不觉我们都老了。于是便有许多喟叹和感悟，关于世事，关于人生。在张家界，在永顺老司城，每逢见到山幽水绕的一隅，太瑞就说，在这里建幢小屋住下来多好啊。我深以为然。那么太瑞是消极出世的吗?当然不是，穿过死神阴影的诗人石太瑞，思想、生命都获得了升华。太瑞病后写出的一系列诗作：《这一刀》、《死神》以及《南方之恋》、《故乡之恋》、《湘西之恋》，便是明证。

　　无疑太瑞是一位优秀的诗人。然而我始终认为：诗决不是诗人的全部，只不过是诗人生命的一种文字外延。种种外延就生命的本体来说，统统微不足道。重要的是生命过程，活得充实、彻底，无愧而无憾。不知太瑞以为然否?

　　(原载《芙蓉》丛刊1997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