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尘(1925— )湖南津市人。著名书法家。有《王超尘隶书》、《王超尘书法选集》等著作行世。曾任湖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文史馆馆员。

　　王超尘隶书艺术简论

　　王超尘，1925年8月出生于湘北重镇津市。这里为古楚腹地，北倚滚滚长江，南傍涛涛潇湘，西连巍巍武陵，东接浩浩洞庭。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这座古镇拥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孳乳着一代代儿女，成就了无数英杰才俊。王超尘先生自幼含咀荆湘楚文化之英华，浸润于中华古老的翰墨丹青，以其山川赋予的灵性与豁然气象，历经数十载含辛茹苦的琢磨，终于形成了深蕴中华民族博大精深之魂的隶书风貌，其“简古朴茂、端整雄强、浑穆深沉、真率拙稚”的审美特征为识者称颂。“同城风雨故人疏，想望三槐处士居，雪里青松云外鹤，独超尘俗八分书”、“书翰蜚声自绝伦，右军家学得传薪，独超尘俗多新意，笔力千钧韵有神”。 “观超尘先生书法，如观水中游鱼、云边朗月、风前劲草、山顶峭岩，自然淡雅之韵，苍劲挺拔之气，袅袅而来，若久久静观，既如抒情小诗，也似哲学大著，令你有所识，复有所感，遂悟出一些做人的道理来”。足见王超尘先生隶书所包容的美学内涵及人文思想至深至广。

　　就审美意境看，王超尘先生隶书所映现的是一种“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的“雄浑”。此是大美!是崇高之美、阳刚之美!是民族之魂熔铸于书家人格修养而凭借书法这一特定艺术表现形式所呈现的物化的形态。从已出版、发表、刊石的《唐洪子舆严陵祠》、《陋室铭》、《杜甫丹青引》、《李颀听董六弹胡笳兼寄语弄房给事》、《岳阳楼记》到即将出版的《桃花源记》等鸿篇巨制；从《隔岸·溪荷》对联到《鲁迅先生自题小像》、《杜牧江南春》条幅、中堂等普通之构，无不充盈着雄浑之气。

　　王超尘先生具有高超的凭借书法技能技巧而驾驭和整合书法艺术形式语言并以此抒写自我之胸臆、时代之精神的才能。他的隶书，笔圆体方、笔简意深、笔酣墨畅、结字奇特、章法多变、时代感强，全在乎此。他崇尚前清书道中兴尊碑的学术理念，于汉之《张迁碑》、《鲜于璜碑》、《西狭颂》、《阁颂》及东晋之《好太王碑》等名碑石碣致力尤深，而于三代金文和秦代刻石以及清人隶书大家何绍基、郑谷口、俞曲园等人的作品亦下过苦功。从他那老苍深秀，极富金石意味的线形，即可见其碑学之功；从其“温润典雅、古厚纯和”的线形，则可见其篆学之力。因此，他的隶书兼具“周金骨坚”、“秦碑力劲”、“汉碑气厚”、“清隶韵高”的美。“隶形与篆相反，隶意却要与篆相用。以峭激蕴纡徐，以倔强寓款婉，斯征品量。”王超尘先生用自己的艺术实践，为我们较好的诠释了刘熙载这段话语的精义，其“笔笔中锋”，蕴含古籀意味的线形语境，给人以圆浑的美感。

　　“简”作为王超尘先生隶书用笔的另一特点，为其作品增添了不少深意。中国传统书画，向来求繁易、求简难。因为简较之于繁,是一种提炼,一种升华。这种“提炼”与“升华”，虽以技法表现为表征,而实出自于书家之心性、修养，甚至人格。因此，非熟谙八法而又具有高尚艺术审美素养和完善人格的人不能很好地寓简于繁，以简达意，提升艺术作品审美品位。王超尘先生是“造简”的高手。其隶书的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 主横不波，掠磔不挑；2. 点代掠磔(如“水、东、流”等)；3. 点画连合。这种以虚运实的艺术手法，使字态顿生空灵，从而打破结字的“满盈”、“规整”带来的谨饬感，且饶有古隶韵致。这在中国隶书史上是一种突破。仅此而言，王超尘先生在隶书方面取得的成就就足已超越前代。

　　众所周知，书法艺术“以笔为质，以墨为文”，故从来“笔墨”并称。笔运而墨生，墨生而笔现。道理虽然浅显，而施之却尤难。清人邓完白明于用笔而昧于用墨，其字死漆一片，神采黯然。今人时髦“完墨”，虽“五彩”缤纷，却失于用笔，亦大伤神采。此皆不得用笔用墨之妙。“以笔运墨，以手运笔，以心运手，干非无墨，湿非多水，在神而明之耳。”华翼纶这一用笔用墨的“妙道”，王超尘先生理解得极为透彻，也把握得恰到好处。他的字，全出乎于心，“以心运手”，心手达意，既见其笔，又见其墨，笔实则墨沉，笔虚则墨苍，墨浓而不滞，墨淡而不薄，神明活便，使运由心。王超尘先生用墨浓重，搀水不多。作书时，笔毫全开，点入砚池，如篙之点水，使墨从笔尖入，因而笔酣墨饱；挥运之下，使墨从笔尖出，因而笔凝墨水。赏读他的作品，“笔力千钧”，墨气酣畅，生机郁勃，精气充盈，应该说全得益于其过人的笔墨功夫。

　　王超尘先生隶书的结构，就总体而言是以方造势，其外形高宽之比多在四比五左右。这一点可说是直承后汉刻石《阁颂》、《西狭颂》气息，因而给人以宽博伟岸美的享受。就其内部建构看，“奇特”则是其重要的审美特色。由奇而生拙，拙而生趣，趣而生情，情以感人。这一由奇而生情趣的情结链，是王超尘隶书艺术独特风貌的主要表征之一。它的形成，绝非一日之功。宋曹说：“书必以古人为法，而后能悟生于古法之外也。悟生于古法之外，而后能……立我法也。”王超尘先生正是穷毕生精力潜心揣摩和解读“古法”才得以于古法之外立己之法而突破传统隶书结字樊篱的。这是王超尘隶书超越前代的又一闪光点。试析“只、原、是、千、度、弄、风、去”及“晚、阳、清、映”之右旁诸字，上舒下敛，绝异于常理、常法、常形、常情。其意态或若耄耋长者，憨笨可敬；或若学步稚儿、舞拳醉僧，似欹却正，似正却欹，妙趣横生，令人顿生爱恋之情。王超尘先生这种以情释怀、以趣感心的美学观，使他的艺术臻于至境。孙过庭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宋曹说：“书必先生而后熟，既熟而后生。先‘生’者，学力未到，心手相违；后‘生’者，不落蹊径，变化无端。” 无论孙过庭“平正—险绝—平正”三境界说，还是宋曹“生—熟—生”的三境界说，都是强调要“通会”、“后生”，说到底，就是要返璞而归真，还法、理于天然。不臻此境，不足以为大家。而王超尘先生寓生于熟、寓拙于巧、天真烂漫、极尽情致意趣的字态，不正是其“归真”的正果吗?敢问在当下这样一个信息瞬变、观念混乱、市场经济躁动人心的时代，臻于此境者能有几人乎?

　　王超尘先生不仅在笔墨、结字上取得很高成就，于章法亦颇多深究。我们知道，用笔、结字是书法艺术最基本的造型因素和手段，而“章法则是书法艺术的创造者借以表达其思想意念之境界的一门技巧”。从艺术与审美的角度看，较之前者，后者似乎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通俗些说，前者是硬件，或谓硬功力；后者是软件，或谓软功力。硬功力是可以通过勤劬获得的，而软功力则更多的是靠书家的综合素养获取的。表象地看，章法似乎至为简单，以致我们仅用两个字就可概括其全部精神内核——“黑”、“白”。《老子》云：“知其白，守其黑。”客观地说，这具象的 “黑”易守，可要真正“知”其白，并借以表现书法家之思想意念与精神境界，却非易事。章法的艺术性与深意，全在乎一“白”字。王超尘先生上下求索，探赜索隐，遂有所得。他的章法富于变化，黑、白有准，在保留了作为静态书体的隶书惯用的“有行无列”的分行布白形式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拓展。《李太白诗》中堂立轴，其行距宽于常态，给人以疏朗空灵的美感。同时，也凸显出诗中明月升空、云苍苍、海茫茫、“长风万里”的阔远雄逸的意境。而《桃花源记》长卷，其行距则窄于常态，配之粗实沉苍的线条、憨厚雍容的字态，字里行间，洋溢着苍古的气息，仿佛时空倒驶，把我们带回那亦仙亦幻的桃源美境。不管现实如何，只要能随思绪云游，就是一种享有，一种愉悦，一种境界!至于《鲁迅先生自题小像》、《杜牧江南春》中堂立轴，又是另外一番气象。其近乎正方的字构，占据着常态的空间。这种以“黑”制“白”的布白形态，在营造“雄浑”意境的同时，还给我们营造出“吞吐大荒，……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的“豪放”之美，高韵深情，坚质浩气，跃然纸上。《曹孟德观沧海》条幅立轴，有列无行，列距宽绰，且墨色淡雅，变化丰富，字态活脱，饶有韵致。就布白言，这是对传统隶书章法的公然反叛，尽管它并不是王超尘先生个人的发明专利。我们知道，这种只有列距，没有行距，其字之形态或小或大，或窄或阔，天真率意的布白形式，在汗牛充栋的东汉碑版中是见不到的，只有在建国以来出土的大量秦汉简牍帛书中才得以赏目。这种原本是以快速、简捷为目的的纯实用性的“章法”形态，在书道复兴的廿十世纪八十年代，被人们挖掘出来，作为一种新型的隶书布白样式而风行一时。但那是一种简单、低俗的“现炒现卖”，即用排刷在宣纸上划上几道淡墨痕，以示为“简、牍”，再在上面写(或临)上“简牍书法”。而真正把这一实用的语言模式转换成艺术的形式语言，并赋予其新的语境内涵的人，当属王超尘先生。他的这种类于动态书体的布白形式，的确富于强烈的形式感。如果说前几种布白形式所映现的是一种若“风前劲草”、“山顶峭岩”的苍劲挺拔的美的话，那么，此种章法所映现的则是一种若“水中游鱼”、“云边朗月”的“自然淡雅”之美。

　　(原载《王超尘隶书桃花源记》长城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