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梧刚(1934—2008)湖南浏阳人，著名作家。以通俗文学创作见长，有宋大侠之誉。主要著作有《武林奇杰传》、《东方大侠传》、《天国龙儿传》等。曾任湖南省文联党组成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副会长。

　　宋大侠其人其事

　　宋梧刚,湖南浏阳人,1934年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1949年9月,这个十五岁的少年卷入到滚滚的红色浪潮中。经过“湖南人民革命大学”短期培训后，次年3月，他被分配到湘西苗疆，从事群众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任中共吉首县第五区区委代理书记。1954年任中共吉首县委员会委员兼吉首镇第一任党委书记。第二年他被调入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学习。省委党校并准备选调他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深造。这时的宋梧刚只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小伙。

　　宋梧刚在工作上特别肯干的同时，想方设法阅读一切可以找到的书籍。借助于在苗族地区工作的方便，他认真搜集苗族民间文艺方面的素材。并开始练笔写作。1950年在《湘西日报》发表苗族歌谣体诗作《山沟山坳没太阳》，1952年在《湖南青年报》发表仡佬苗歌体诗作《姑娘年轻丫角依》，同年又在《湖南文艺》发表叙事长诗《玛郁拔与玛郁银》。

　　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湖南日报》看中了他。他被调入该报并任驻湘西苗族自治州记者和记者站站长。旋即被调任该报文教部第一副主任。不久,他又被调到湖南省文联,出任省级文艺刊物《新苗》副主编(执行主编)，二十多岁的他就是主管一个方面工作的县处级干部了；他的两部作品也在此时先后问世。一部是叙事长诗《为幸福而歌》，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一部是散文集《春到苗家》，由上海少儿出版社出版。宋梧刚呀，真可说是春风得意!

　　让他高兴的还不止此，1958年7月，他到北京出席全国民间文艺会议，期间，与会全体代表受到毛泽东主席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接见，并在中南海草坪合影留念。

　　同年8月，他从首都回到长沙，主持签发了《新苗》9月号文稿；10月，刚刚庆祝共和国成立九周年，忽然，晴天一声霹雳，他被划为“资产阶级文艺白旗”，遭到围攻批斗，并当作“顽固右派”处理，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没有工资，每月只给十五元生活费，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

　　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已于1957年冬天基本结束，对右派的处理也在1958年春天完毕。已经是1958年冬天了，在湖南长沙，居然还在进行。反右派斗争给宋梧刚定的罪行据说是“非常崇拜”艾青，说他曾经称赞艾青《只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这首诗“是爱国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1964年，他被遣送回浏阳老家与年迈的母亲一起生活。已划入“另册”，政治上倍受凌辱和歧视不用说，而此时他是完全靠拿劳动工分度日。那时湖南农村全劳力一个工作日十个工分的报酬只有一毛多两毛钱，曾是文弱书生的他，一天挣不到十个工分，生活的困苦程度可想而知。1968年5月，34岁的他与邱方敏女士结婚时，除了老家腾出一间房子外，可说是一无所有，新房里的床、被子、帐子和桌子、凳子等全是借来的。

　　即使在如此屈辱而又艰辛难耐的条件下，出于对文学的执著的爱，他仍然细心观察着眼前的一切，悄悄地整理各种生活素材，二十年下来，竟然达数百本之多。他想象着终会有那么一天的……

　　1979年1月16日，宋梧刚收到由中共湖南委宣传部盖章的一纸文件，宣布1958年冬对他的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那时称作改正)。并调他回湖南省文联所属《湘江文艺》(即原《新苗》)编辑部工作，要求他迅即前往报到。

　　早在1978年，一直关注着时局走向的宋梧刚，从《人民日报》的字里行间揣摩出一些新的苗头，他抑制不住心头的潮涌，写了两首诗，是赞颂共和国开国元勋陈毅元帅和贺龙元帅的，寄给北京诗刊社。想不到在该刊7月号上发表了。能够刊发他的作品了。他在心中暗想，春天也许不远了。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此时的宋梧刚满怀激情，在编发稿件的同时，还采写了多篇报告文学和散文，如抒写对越自卫反击战烈士的《殊死的对抗》，以及《韶山新貌》和《滴水洞》等。特别他还到刘少奇故乡宁乡花明楼采访，写作《衣绣夜行的七天——少奇同志1961年故乡行》(与人合作)。此时刘少奇问题还没有平反，写作和发表这样的文章是为刘少奇讨回公道进行舆论准备的。这在同类刊物中也是首开先河的。

　　1981年冬，宋梧刚开始写作武侠小说，第一部作品《自然大侠》是以我国自然门大武术家杜心武为原型的中篇小说。这年6月的一天，全国武术表演赛金质奖章获得者——湖南新宁岩鹰拳师刘烈红，为他的师父平反问题找到宋梧刚，由他的师父说到他师父的师父，进而说到他师父的师父的师父，这便是自然门大师杜心武慎槐先生。徒弟为师父的冤情而奔波，本身就是一种侠义之举。而他说到的武侠中人特别是杜心武，更是惊心动魄，这是多么好的创作素材啊!他回忆起少年时曾师从伯父学过几路少林派下巫家拳，武林中人可说都是义薄云天的人，应该去写他们!于是，他走访杜心武解放后所在单位和他的健在的亲友，如他的公子杜修嗣先生，他的高足万簌声教授等；同时他还到几家大图书馆，广泛阅读武侠方面的书籍。万事俱备，他开始写作了。

　　写着写着，当他写到杜心武童年“只因父亲早逝，寡母理家，常受欺凌”时，不由得想到了自己六岁丧父，也是寡母理家，也曾受到种种欺凌。他心潮起伏，像演员进入角色一般，他也进入角色了，他分不清杜心武是宋梧刚还是宋梧刚是杜心武了，他跟着杜心武“学艺”、“走镖”、“保镖”了，也和杜心武一道行侠仗义，为民除害，并且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了。

　　写完《自然大侠》后，他接着写了《昆仑千里行》等作品。前者有原型为依据，带有传记性质，他把这种创作法叫做原型创作法。后者的写作则是运用意向创作法。所谓意向创作法，就是原先并无原型，全凭作者自身的生活阅历、丰富的想象力和出奇的结构力来创作作品的方法。《昆仑千里行》写的是清末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殉难后，他的遗骸被运回故里浏阳的故事。宋梧刚根据谭嗣同《狱中题壁》中“去留肝胆两昆仑”诗句，以自己的领悟，推想出大刀王五和双锏胡七“两昆仑”；遗骸回归和王五是实有其事其人，但书中护灵的所有故事发展和所有细节都是虚构的。在由北而南的千里护灵线上，这两位侠义志士遇到种种艰难险阻：有平原上套马杆贼的追击，河南少林和尚的阻拦，豫鄂边界鸡公山七煞匪徒的挡道，长江夏口“九头乌”的刁难，云梦泽上“洞庭三鹰”的袭击等等，这一系列情节写得细腻生动，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这部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86年获全国首届传奇文学奖头奖。

　　他还写作了《武林奇杰传》、《东方大侠传》、《民国大侠》、《英杰壮歌行》、《千里护灵记》、《天国龙儿传》等作品，其中长篇3部，中篇35部，分别由北岳文艺出版社、三秦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宁夏人民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等出版发行。

　　1987年和1988年，宋梧刚先生写作了三篇传奇小说：《花匪》、《高山有好女》和《深山猎奇》。这三篇作品，无论故事结构、人物刻画的各种写作技法，在他广阔的笔下园地，纵情施展。故事展现的历史画面恢宏广阔，情节安排一环套一环，主要人物都是栩栩如生，悬念与巧合并重，诗情与画意同行，读来令人茅塞顿开。

　　需要特别说到的，他前期的作品主要取材于晚清民国时期，也就是建国之前的历史时期。当代通俗文学作家也大都如此，而这三部作品却是写共和国成立之后，涉及的生活都是人们所经历或者所知晓和比较知晓的。一下子把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拉到最小，让人感到亲切。人们之所以较少或不愿触及共和国建立之后的题材，这是由历史的积淀造成的，改变这种情势是需要勇气的。

　　宋梧刚前期作品的主题思想，着眼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抒写中华民族勇于进取、甘于吃苦、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讴歌行侠仗义、抑强扶弱、除暴安良的传统美德。他在回答“为什么走上了通俗文学之路”问题时写道：“我始终认为，中国武林杰士那种敢于为正义两肋插刀的侠烈性格，那种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苦学精神……无论如何，是医治时下某些不靠艰苦努力而靠走后门搞不正之风的人的一剂民间草药。”由于文学作品内在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他的许多作品的思想内涵往往超越了这个范畴。

　　1984年，宋梧刚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一篇题为《通俗小说创作初探》的论文，文章起首不凡：“一个文艺信息在冲击着文坛，使一些人惊诧、一些人发愁、一些人欢欣、一些人思考……这便是通俗文学创作的兴起。”

　　一位远在北京的学者读后拍案叫绝，给了八个字：“空谷足音，将成巨响。”

　　这位学者便是解放前就从事文学著述的薛汕教授，时任中国通俗文学研究会会长。

　　宋梧刚1981年开始通俗小说创作的同时，就广泛阅读一切能够找到的自汉唐以来的历代通俗文学作品，也更关注当代文坛和通俗小说创作现状，他要为通俗文学的兴起肩起历史的重任。在这篇论文中，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回应某些人对通俗文学的贬抑甚至打压，并且以主要的篇幅具体论证了通俗小说创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他说，通俗小说之所以“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欢悦”，除了它的题材，“几乎全是人民群众极为关注、极为爱好”之外，就是因为它“既能看，也能听，听后能传，传时老少皆欢，包括识字不多甚至不识字的翁姑”，因此应当继承它的优秀的、传统的艺术技巧。在创新方面，他强调了“开拓新的题材领域”和“引进新的艺术手法”。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宋梧刚花费数年时间精心写作的《中国小说传统技法》一书，于1989年正式出版。这部书是他“将阅读中的领悟与创作中的探索结合起来”的产物。宋梧刚在该书《前言》中说：“本书技法来源大致为三：一是由古代文论家评点家直接提出并论证、有比较明确涵义和运用准则的；二是评点家在评点中曾予提及但未明确总结的；三是撰写者根据阅读、创作体悟总结的。”可以说，这部书融进了作者的智慧与认知，在感性—知性—理性三个层次上进行梳理后而推介的中国小说的传统技法。

　　这部书稿的部分章节，曾在广西《红豆》、湖南《茶馆》、宁夏《通俗文艺家》等刊物发表，受到广泛的好评。书成后，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会长薛汕教授为之作序，积极评价，说“宋梧刚的劳绩，功不在一瞬之间”。民间文学界的老前辈贾芝研究员说它“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总结性意义”。

　　《中国小说传统技法》一书，于1992年获得中国通俗文学理论专著一等奖。

　　1988年，宋梧刚被推选为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副会长，他积极开展会务工作，多次主持或参与主持全国性通俗文学艺术研讨会。他在这个岗位上连任三届，长达十年。他以他在通俗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以及在通俗文学艺术事业的积极的组织者身份，确立他在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宋梧刚“大红大紫”直落为“贱民”，二十年逆境生活，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复出后，他经常是忘却一切地写作。在《东方大侠传》的《后记》中这样记载：“足不出户，夜以继日，25万字写完，我已累得心脏不好受了。”在《中国小说传统技法》一书的《后记》中他更说：“在人民与学者双重鼓励面前，我能不更加拼命向前么?”他终于累倒在一叠叠的手稿面前了。1993年体检，他被查出患有膀胱癌，随即住院治疗，他与医生积极配合，顽强抗击癌魔；之后，又是直疝斜疝齐来，几不能走；接着又发现冠状右主动脉阻塞十分之八，出现了严重的心衰。但他一次次逃过了劫难。

　　他曾经无限深情地说到他的妻子：“使小小的油灯不灭的，则是我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妻子，从沦落成泥到重整衣冠，到天磨难耐——我只做了一个男人外任一面，而几乎未任内勤。我实在愧莫如深!”

　　2004年2月，他在他的自选集的《校后补语》的结尾写道：“未来是可期的。我坚信这不是最后的成果。”

　　他对未来仍充满信心!

　　(原载《神州》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