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网络文学”是对纯文学的巨大冲击，他们仅仅把“网络文学”与“大众文学”等同起来。实际上，网络对“纯文学”作品的传播同样具有革命性意义。2010年年初，萧相风的散文《南方词典》在奥一论坛上贴出，2010年第10期《人民文学》以《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为题发表。多年前，王十月的长篇打工小说《烦躁不安》等，也先是在网上贴出，后来才公开出版。很多写“纯文学”作品的“打工作家”，在网上都非常活跃。十多年前，我对诗人辛酉的关注，最早也是在网上。当然，纯文学的受众，无论是纸上还是网上，都无法与“大众文学”相比。网络小说《我是一朵飘零的花———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　作者杨海燕的新浪博客访问量高达几百万人次，在纯文学写作领域影响力最大的“打工诗人”郑小琼，博客访问量也只有其四分之一。因此，我对“打工文学”的批评标准严格依照自己的文学价值观，而不依照网络点击量或其它市场数据。

　　二

　　网络对文学作品的传播，体现在它的互动性上。由于网络传播的特点，对具体作品的认同与反馈，几乎可在作品发布的同时即得到实现，这就使作品形成的过程———创作、发表、反馈、修正、再创作———周期缩短，作品一经问世，就立即可以得到反馈，立即可以得到评论。2003年，我在一个诗歌论坛上读到辛酉的《七月诗抄：打工者手记》，让我产生深刻的感应，立即把这组诗中的　《我们这些鸟人》《到南方去》《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引为“打工诗歌”批评文本。我对打工题材诗歌阅读甚多，总希望能从中发现哪怕一首好诗。我喜欢明晰、简洁但有独到品质的诗歌。辛酉的诗具有现代主义的特质，却没有隐秘、晦涩和故弄玄虚的毛病。我感觉到自己的打工体验在这组诗里存活了，在语言里苏醒了，这样的诗歌保持了语言与事物的一致性。辛酉的诗歌直接服从于语言的内在引力，展现语言显露为诗的过程，呈现了语言与内心的关系，在内心的向度上开掘得很深。对诗歌的审美判断依赖长期的素养和敏感，或者还有心灵的感应。无论是纸刊上的诗，还是网络上的诗，我只注重诗歌本身。辛酉的《我们这些鸟人》是打工时代最深刻感人、也最令人心酸的表达：

　　我们这些居无定所的人/我们这些四海为家的人/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我们这些漂泊的人/我们这些流浪的人//我们这些黄土地养大的人/又以生活的名义/背叛了黄土地的人/我们这些打拼在城市的人/奉献汗水，挥洒青春/却屡遭排斥的外来人//我们这些东游西荡的人/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却被称为农民的人/我们这些返回到家乡/像是走在异乡的人/我们这些两栖的人/我们这些两不栖的人/我们这些中间人/我们这些被抛弃了的人//腊月底的火车站台上/我们这些攥着一张北归车票的人/春意浓浓的正月里/我们这些纷纷奔赴南方的人//我们到底都是些什么人?!/我们到底都是些什么人?!//———我们这些打工的人/我们这些奔波在季节里的人/我们这些像候鸟一样的人/我们这些———“鸟”人

　　辛酉把“打工时代”的经验、感受、体验、视点书写出来，使它成为一种更广阔的时代经验，一种更具有文化备忘录意义的写作。这样的诗歌绝不只是打工场景和生态的一般性描述，而是日常生存中内在的心理体认，是诗人与打工生态的相互容纳中，一种身份化了的情感立场、艺术方式和审美趣味。辛酉在写这首诗的时候，还在浙江温岭钱江摩托集团下属的机械分公司开机床。《我们这些鸟人》　体现了生存状态与诗人的心灵叠合后，一种独立的精神文化生态单元。这首诗描述了“我们这些鸟人”的身份割裂状态，作为异乡人，他们的本质处于“在”与“不在”的游离之间，他们生活在城市，但并未与城市订立心灵之约，他们在时刻自问“我是谁”。诗人辛酉不回避现实，不掩饰现实，而是自觉地直面和揭示。《我们这些鸟人》　最感人的因素是因为它成功地传达出打工者身份未定的隐忍和焦虑，揭示了存在的荒谬，揭示了生存的内在矛盾性和复杂性。“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却被称为农民的人/我们这些返回到家乡/像是走在异乡的人/我们这些两栖的人/我们这些两不栖的人”。辛酉书写了打工者的无根性和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徒劳追寻，写出了他们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在现代化进程和穷困的乡土经验之间难以安顿的复杂处境。对不平等的城乡关系、壁垒森严的城乡等级秩序的揭示，表现出的是诗人的道义关怀。“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却被称为农民的人”，“农民工”这个词包含了两个特质：“农民”和“工”。农民是群体身份的代表，是对本体和地域的认同，表明这个群体来自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工”则是现代性话语附给这个群体的特殊身份，它代表着主体有意识地追求城市化、对主流社会物质生活的追求、离开农村融入城市等多重意象。“农民工”的流动，给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形态和面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动摇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的内在结构，从形式到本质上重新塑造了当下社会的空间分布和内在张力。“农民工”困惑于异乡故乡的“双重边缘”，他们身份的复杂意义在辛酉的诗歌中得以呈现出来，视角越界联系着他们身份感受的复杂性。诗人在“双重边缘”写作中试图通过自己的城乡体验，对城乡身份的追寻和思考，从而建立起新的身份认同。“我们这些鸟人”大多是游离于社会边缘的或社会底层、缺少职业或文化归属感的人群，换言之是缺少身份认同的“流浪的人”。正是由于缺少“身份”他们才需要不断地寻求某种身份认同，处于这种谋求身份认同的尴尬处境中，关于他者的言说既是努力确证自我身份的方式，又是有关自我身份缺失的言说。

　　三

　　《我们这些鸟人》这首诗因为对“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探询和质问一下子打动了我。只要一首诗能打动我或触动我，我就会先留下来再仔细琢磨。有人会说，打动人的诗并不一定是好诗，但是，从任何角度都不能撩拨人的诗歌又有什么意义呢?从《我们这些鸟人》的语言特征看，口语化的临屏书写，使这首诗在成功还原生活方面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也拉近了诗和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但是它并不是对生活口语的简单重复或者摹写，而是通过口语化的方式建立起某种特殊的语感，以达到对日常生命形态的体验性呈现。那些看似随意的句子，都是经过精心提炼后的产物。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徐敬亚等十多位评论家从我的评论中转引了辛酉的　《我们这些鸟人》，还被收入了　《中国当代文学50年》(修订本)，我认为这首诗歌将成为“打工诗歌”中的经典作品。辛酉2010年7月23日在他的博客上写道：

　　2003年7月，学会了上网，在论坛上瞎混，那时候诗人们普遍精力旺盛，发明了一个新词叫“临屏”，就是在一边上网一边写诗，写完了立马贴到网上，有点像古人的即兴诗，娱乐性比较强。《七月诗抄：打工者手记》便是这种产物。先在家里写了两三首，去网吧上网的时候觉得不过瘾，便一口气写了十几首，贴到网上。口语写作，直抒胸臆，叙事性很强，剔除了修辞，没有什么羁绊，写得很自由，仿佛吐出了一股恶气，浑身畅快。这类诗歌发表是很难的。有意思的是，长期关注打工诗歌的柳冬妩兄，最先将这一组诗引用为评论文本，发表在《文艺争鸣》等权威刊物上，后被收入花城出版社《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一书。之后，我在网上搜索，徐敬亚、吴义勤等著名评论家，在论文中转引了这些诗，后者还在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50年》(修订版)引用为评论文本。

　　与《我们这些鸟人》这首诗一样，辛酉的《到南方去》《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也具有临屏书写的特征，这些诗在语言上将口语和诗衔接得非常自然和谐，诗人是以在场的、具体的方式使自己的诗歌体现出生活的本真状态。自在随意的表达，在平淡中以求真味，表现了诗人较高的艺术探求和高度的诗歌智慧：

　　那年夏天我终于下定决心到南方去/至于具体到南方的什么地方/我并不清楚。南方/对我而言，仅仅是一个词语/仅仅是一个不确定的方位/和指向。我只需要/像一只深秋的候鸟一样/矢志不移义无反顾地/朝着南方飞翔/就行了。我还知道/像我这样到南方去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像细菌一样的多，像细菌一样/挤满了火车、汽车和轮船/等等交通工具的肠胃，到南方/去找寻一块自己的土壤/而我混在他们中间，仅仅是/一颗芝麻粒大的/一个黑点(辛酉《到南方去》)

　　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村口的梧桐树下/埋下我的口琴，盏子和镰刀/同时，也埋下/我二十年的热爱和仇恨/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那些黄褐色的泥土/那些青黛色的高墙大瓦/那些吹过村庄的粗粝的风/那些月光；　那些杂芜的草，树木/以及树木上硕大的鸟巢/我该如何打包/并装进我远行的行囊/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这半个下午的时间里/我还能干些什么/村庄里居住着我暗恋的女子/而她迟迟不来见我/我知道她此刻躲在闺房里/一个人，偷偷地哭泣/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夕光下，一只脚伸进田野/我要和这养人的泥水/做最后的一次亲近/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遵照父亲的嘱咐/到祖母的坟前/烧了三炷香，磕了三个头/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最后的几行是写给/父亲的。父亲/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假如我有钱/我一定回来看你/假如我没钱/我也一定，回来看你(辛酉《明天，我就要到南方去了》)

　　“嘤其鸣兮，寻其友声。”因为网络，我与辛酉的一组“打工诗歌”建立了一种特别的互动关系。2014年11月，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的谭畅女士约我给广东电台　《好听周末》　推荐一首诗，我立即想到辛酉的诗　《我们这些鸟人》。我与辛酉只见过一面，2009年他与妻子桑眉一起来过东莞，聊天时总离不开莫言，但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前一年，他却逐河而去。至今，他的死因还是一个谜。辛酉送我的诗集　《暮晚及其他》　与　《中国当代文学50年》　(修订版)一起放在我书柜的醒目位置上。辛酉生前很自豪他的诗被收入了　《中国当代文学50年》，将此写入自己的简历里，但他并没有亲眼看到这本书，也不知道入选的是哪首诗。辛酉去世后，我特地买了一本，发现收入的是《我们这些鸟人》。广东电台播出　《我们这些鸟人》　后，我在微信上转发了，陈歆耕在他的微信上推荐了这首诗，认为“是从作者血管里喷出来的”：“这是一首80后打工者写的诗。这是一首让人心酸滴血的诗。中国农民的身份，从来没有像当今如此分裂，如此尴尬。这位打工诗人已溺水身亡，让我们为这颗年轻的亡灵祈祷!”

　　无论面对网上的文学，还是纸上的文学，作为批评家和编辑家，都要对文本进行审美的甄别、臧否和分析，在垃圾中筛选金子，真正做到化腐朽为神奇。尽管网络写作是非常个性化的写作，但是出色者总是极少数，真正带着作者个人的精神信息和肉体气息的作品总是极少数，大多数文学写作者在我看来都是无效写作。无效写作在任何时代都是占主导地位的，在网络时代尤其如此。　　　如果没有当初的发现、认可和评价，辛酉的这组诗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围而出，它就会永久地被埋没。在这个意义上，这组诗能够被反复阅读、谈论是幸运的，这是它变成“经典”的必要洗礼和必然路径。经典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经典的产生包含了复杂的遴选、比较、评价、确认，是一个不断地建构过程。批评家是“经典”的“首选者”。从一般文学常识看，文学批评总是走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前面的，它担负着作品经典化的特殊任务。通过批评的“筛选”，《我们这些鸟人》作为“打工诗歌”的代表作品才得以确认。与其说文学史是由作家创造的，它更准确的表达不如说是，只有经过了批评家的参与和认可，这种文学史才会被看作是毫无疑问的文学史。没有批评的筛选，这个文学史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在网络时代，批评家更应立足于文学的审美立场和精神特性，建立起坚实明晰的艺术评价体系，主动介入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发掘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经得起不断重读、经得起反复诠释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