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沙(1927— )原名王振汉，湖南临澧人，著名诗人。有《于沙诗选》、《于沙小诗选》、《爱的备忘录》、《跋涉之歌》、《于沙说写诗》等12种著作行世。

　　东鳞西爪说于沙

　　一

　　于沙属于这样的诗人：他的诗和他的人生浑然一体，他的诗就是他的人生，他的人生就是他的诗。

　　于沙寻求着经过审美化、艺术化、诗化升华的人生。爱诗、爱酒、爱朋友、爱大自然的于沙，不但写抒情诗，写散文诗，写歌词，而且陶醉于音乐，潜心于书法，寄情于山水，他的生活抹上了艺术的诗的绚丽光彩。在文学各体中，诗是内视艺术，是心灵现象，主观性是诗美的基本特征。主观性对诗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诗人要拥有一个富于诗意的人生。诗人自己有美的情怀，深刻的悟性，他才能成功地化世界为诗，才能成功地与时代进步的美学理想、与读者新的审美精神实现内在的和谐。

　　于沙的诗行正是从诗意的人生流淌出来的。从1956年迄今，他的一千余首诗词，是一条流动的河，而不是沉滞的水潭，它们不停地走向艺术的远方。但是，30多年的作品，始终有一个共同的品格：它们默契着时代的主旋律，呼唤着爱与真诚，它们是有人生真味的诗。

　　惟其是有人生真味的诗，所以，它不需雕琢装饰，不屑故作深奥，而有朴实无华的风度。

　　朴实无华是对读者的爱与尊重。一首诗就是一个有待于读者完成的具有某种未定性的开放式结构。优秀读者都算得上是半个诗人。读者介入诗美创造的过程，就是诗实现自己价值的过程。好诗正是在读者的不同介入中，而获得永无终结的美学效应的。而初感是读者介入诗美创造过程的起点。由初感出发，在周而复始的吟咏与玩味中，读者的感知与理解，建立着彼此促进的心理联系。朴实无华的诗，给予读者明确、明朗、明亮的初感，读者便“不隔”。

　　有人说，诗只是他的生存方式；他是不需要读者的。这种说法其实是虚伪的。我今年在日本遇到韩国汉城大学教授李炳汉，谈起中国诗坛一些情况时，这位汉学权威提出一个问题：“那么这些人发表诗是为什么呀?”请看，在外国学者心中，也有相同的疑问呢!

　　朴实无华是一种很高的艺术境界。于沙在快乐的折磨中走向这种境界，走向艰辛的愉快。雕绘满眼是学诗幼稚病，“落其纷华”是诗人成熟的标志。一部《于沙诗选》，都在向人们诉说着这个艺术真理。近十年来，中国诗坛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年轻诗人。他们的成名作，无一例外地都发散着浓厚的生活气息，都在亲切而真情地与读者作心与心的呼唤。但是，据说他们后来“成熟”了，于是一改自己风貌，写得艰涩古奥，甚至热心于把玩远离人生的文字游戏。对这样的成熟恐怕未必是好事。

　　近年的中国诗坛上，一些人热衷于在表现上玩花样。其实，在我看来，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诗坛真正缺少的是发现：对时代、人生的诗的发现。相反，表现技巧倒是“过剩”了。就一些诗人而言，诗人气淡化，而匠人气浓化了。

　　“成如容易却艰辛”。于沙的朴实无华的诗篇，是真正有发现的作品，它们是浓后之淡，巧后之拙，有大技巧，有丰厚的内容。《于沙诗选》共11辑，有强有弱，但每一辑都在于沙的艺术水平线之上，这样的质朴的诗，读者易读，但诗人决不易写。比如第一辑的《网》：

　　网，是残缺的完整，完整的残缺：

　　撒开去，水因网的残缺而回归原处；

　　拖上来，鱼因网的完整而在劫难逃。

　　不要害怕残缺，也不要固守完整，

　　网，是一部张收有致的辩证法。

　　五个诗行，明白如话。但是这首小诗的瞬时性、哲理性的亮光，多么迷人。诗人以全部人生经验，发酵出一时的景观。从这一时的景观，读者走向哲理意蕴，走向自己的人生经验。一首小诗，景不盈尺却游目无穷。这不是随便就可以得到的诗。比起那些和读者玩捉迷藏的诗，这样的朴实无华的诗，显得多么厚实。言近旨远者，才称得上是善言者；词平意深者，才称得上是诗人。

　　二

　　《于沙诗选》最有魅力的地方之一，是它的理趣。

　　和散文相比，诗有自己从审美上把握世界的方式。和流行的某些见解相悖，我以为，一方面，诗最耻于说理，它是“不讲理”的艺术；另一方面，诗的深层是哲学。从这个角度讲，诗是最富哲理的文体。理趣是不可或缺的诗趣。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诗人的崇高地位，也许和诗人是时代的智者与哲人分不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诗坛上，轻化成了越来越居主要地位的审美取向。可以说，轻化是中国新诗的深化与艺术化：它顺应读者变化了的审美意识，走向当代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它多样化了和圆熟了诗的艺术技法。但是，也要看到，轻化又是中国新诗的肤浅与平庸化。诗坛上多的是心绪的流云，爱情的折光，艺术的玲珑与精美，自怜自爱的明星。近年出现的“汪国真热”，正是这种审美取向的必然发展。中国新诗在轻化中，疏离了强烈的时代感和纵深的历史感。读者翘首期待着时代的大手笔。

　　轻诗是诗坛百花之一。但是从诗坛的理论导向而言，恐怕应当倡导“写百家的诗，走大家的路”，这样诗坛才不致于失重。

　　因此，《于沙诗选》的理趣值得珍视。

　　思想浅薄或平庸，是诗人的致命伤。于沙是一位沉思者。他的诗大多闪耀着哲理的灵光。他的诗并不总是和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直接联系，或者对政治生活进行直接的诗的开拓。《于沙诗选》的理趣，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沉思。诗人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他的诗的格局就不狭窄，而是十分宽阔。诗人自称第二辑《年轻人语》是“政治抒情诗”，其实，就是收入这一辑的作品，也并不全是致力于捕捉重大政治事件在人民的感情世界里的音符，不少作品，仍是对人生的审美静观。当然，收入本辑的政治抒情诗，如《成熟》、《色的告别》、《在贫困面前》，更突出地显示了诗人的智者的敏锐与深沉。例如《成熟》：“禾苗已经成熟/再不轻飘飘迎风摇晃/而是沉甸甸弯腰低头/虽然褪去了油绿的肤色/通体却是黄金的结构/啊，成熟就是谦恭/呵，成熟就是富有//葡萄已经成熟/再不是纽扣似的青果/恰似满天透明的星斗/鼓着眼儿等待采撷/不愿在藤架上滞留/呵，成熟就是完善/呵，成熟就是谢酬//思想已经成熟/确信：鹿非马，马非牛/醉人的不都是美酒/甜蜜里常有泪的苦涩/花不尽只恋向阳枝头/呵，成熟就是睿智/呵，成熟就是深厚//祖国已经成熟/体温：不再时升时降/步履：不再忽左忽右/推窗：摄取天下奇观/低头：构筑心上重楼/呵，成熟就是稳健/呵，成熟就是风流//成熟吧，快快成熟/禾苗在分蘖中成熟/葡萄在汗渍中成熟/思想在阵痛中成熟/祖国在改革中成熟//呵，成熟了的不会衰老/呵，成熟之后更有追求”。这首写于1984年的歌，是大时代之歌，它与新时期的祖国是那样的谐和与默契。扩而言之，应该说，一切优秀诗歌的美学基础，都是对人、对世界、对人和世界关系的艺术把握，诗人正是在这基础上获得表现人们内心生活的无限可能性。于沙的诗篇正是以它的美学评价的准确性，使人反复玩味和处于共振性、响应性状态的。

　　三

　　于沙是有自己的美学追求的诗人。他力图从多方面给读者造成美感，他希望让读者享受美观、美听、美想、美味，或者说，眼前景、铿锵音、广阔联想和味外之味。

　　于沙的美学追求是中国气派的。

　　中国新诗当然要不断寻求新变。不论如何变，它总得有中国气派。传统诗歌与诗歌传统，是互相有联系又互相有区别的艺术概念。传统诗歌是指作品，是物态化的；诗歌传统是指传统诗歌中的某些艺术元素，是外在于作品的，精神化的。我这里讲的中国气派，当然不是指今人去写仿古诗，而是指的对民族优秀诗歌传统的批判性继承。

　　民族优秀诗歌传统，首先是一种文化精神，一种道德审美理想。《于沙诗选》中，那种以国家和整个社会为本位和匡时济世的人生取向，就是道地的中国气派。比之那些背对国家、民族兴衰的个人命运的咏叹之作，中国读者更习惯、更喜爱、更欣赏于沙这样的作品。

　　民族优秀诗歌传统，也是诗歌审美成就的历史继承性和艺术形式发展的连续性。马克思主义诗美学，从来不看轻诗的形式，马克思主义诗美学和形式主义诗美学的分野，在于：前者总是将诗看成是一种特殊意识形态，拒绝将诗仅仅归结为形式。那种所谓“诗到语言为止”之类的怪论，是对诗美本质的隔膜和降低。

　　于沙的美观说，其实就是中国诗歌的意象和意境理论的现代版。意象和意境说，是中国诗歌的富有。所谓“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所谓“境到意随”。中国画家作画，总是寻求画中有诗。台湾现代诗人和画家王禄松说得明白：“我不是画画，而是画诗”，“我用色彩来写诗……我画的是诗，且也是梦。”中国诗人写诗，总是寻求诗中有画，有“佳境”、“妙境”，寻求诗在情景交融中，寓含“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于沙的诗寻求美观，使意含于象或意含于境，这真是懂得了我国诗歌的高明之处。情感状态最不宜于直接说破，破则无味；情感状态也往往难以说破，让意含于象或境，读者从美观中，获得的情感体验，就是原生态的、鲜活的、丰富的。

　　试读《难忘记》：

　　走过芳草地，

　　漫步柳荫堤，

　　我们的笑声，

　　撒在脚窝里。

　　半空飘来雨丝丝，

　　打湿了头发和新衣。

　　呵，丝丝雨，

　　雨丝丝，

　　打湿了的生活难忘记!

　　和春在一起，

　　和美在一起，

　　我们的祝愿，

　　洒在笑声里。

　　半空飘来雨滴滴，

　　打湿了一页新日历，

　　呵，滴滴雨，

　　雨滴滴，

　　打湿了的友谊难忘记!

　　眼前景中有难忘记的心中情。《于沙诗选》第十辑《看戏杂记》尤是创造意象和意境的妙篇。一首诗，寥寥几十字就是一出戏，一个意象，字字在小戏台，字字不只在小戏台。诗人看熟了戏，看懂了戏，看透了戏。而这“熟”，这“懂”，这“透”，尽在意象或意境中。从意象或意境中，聪明的读者，会悟出人生大戏台，会由此而增添慧眼，在人生大戏台上作一个好演员。

　　于沙的美听说，其实就是中国诗歌音乐精神的一种发扬。音乐性是中国古诗最强的一环，也是中国新诗最薄弱的一环。

　　新诗强调内在音乐性，这无可厚非，西方现代派，将内在音乐性和外在音乐性对立起来，扬前者而抑后者，这是一种偏激。中国新诗坛上的一些诗人，完全接受西方现代派这种观点，实在是诗坛的悲哀。只讲求外在音乐性，诗篇可能变得矫揉造作，珠光宝气，庸俗粗陋；不过，内在音乐性，总得要有外在音乐性相呼应。中国诗歌，千百年来造就了看重外在音乐性的读者，甚至可以说，造就了喜爱格律美的读者。于沙诗歌的这种中国气派，适应了中国读者的审美需要。

　　于沙的诗，着重从中国民歌与古诗中吸取音乐性营养，节奏明快，琅琅上口，宜于朗诵，许多作品还讲求对仗。不少诗篇，实际上是现代格律诗。第九辑《爱情新绝句》的艺术实验，值得注意。诗人以顿数的均齐代替五、七言，一、二、四句押韵，读起来很美，而且易记易诵。第十一辑《华夏风景线》的十行诗，也在音乐性上有新的拓展。

　　诗之纯，在内涵上，是对主观体验因素的排除；在表现上，是对散文式叙述的排除。《于沙诗选》注意这两个排除，虽然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已获得了相当的纯度。

　　于沙的美想说和美味说，和中国诗歌的含蓄蕴藉传统一脉相通。他以口头语塑造笔下象和笔下境，寻求象外之言，境外之意。

　　含蓄蕴藉不是晦涩艰深。前者，是充实的沉默，是丰富的无言；后者，是空虚的喧哗，是苍白的做作。《于沙诗选》收入的小叙事诗，虽然在音乐性上，还有勉强为之的诗行，但，它将言推向象外、将意推于境外的努力，是值得首肯的。

　　《孙趣》是《于沙诗选》中较为成功的一辑。写童心的世界，写世界的童心，也是简约含隐，以一驭万。请看这一首《大红灯》：

　　两岁的小孙孙，

　　真好记性，

　　记住了一个不可侵犯；

　　绿灯：走!

　　红灯：停!

　　清早去逛公园，

　　他连蹦带跳地前行，

　　怎么突然止住了?

　　指着初升的太阳，

　　看，一盏大红灯!

　　诗人多么善于用儿童的心灵去感受，用儿童的语言去歌唱。一个长时期里，儿童诗的教育作用，被片面地理解了，这样一来，儿童诗就只能局促于一方小小的天井之中。其实，儿童诗的永恒主题，应该是童趣、童心。于沙这样的儿童诗，不仅对儿童有益，对昔日的儿童又何尝无益?鲁迅在《看图识字》中，有这样的话：“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却了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想到月亮怎么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孙趣》给予读者的，正是这样的净化。在今天商品经济发展中，净化心灵，永葆童心，对建设一个理想的文明社会，无疑是有益的。于沙儿童诗的价值在此。

　　诗的写法越多越好。“国无法则国乱，诗有法则诗亡”。但是，中国诗人写中国诗，这大概应当是共同的。孟子曰：“大匠诲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欲巧，欲神，欲妙，就要以心胜而不以法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至于“规矩”，恐怕民族气派是第一“规矩”。违规者，读者就会不“规矩”了——他不去读这种诗。

　　四

　　我不认为于沙的诗，篇篇都是精品。但是，于沙的确是一位属于时代、属于民族的真诗人。在一些人拿腔拿调地大喊“活得累”，肆无忌惮地玩女人，病态地自怜自爱，在最“出世”的言辞掩盖下，不择手段地寻求最“入世”的获取，并以此作自己诗人身份的证明的时候，我愿意将自己的敬重目光，投向于沙，和像于沙这样的真诗人。我想说，属于时代、属于民族的真诗人，是诗的财富与骄傲。一个时代，同时存在着许多流派，这是诗坛合理的生态平衡。但是，在诸多流派中，总是有一个代表了那个时代诗的主潮，显示着那个时代诗的最高水平。我以为，正是于沙这样的审美取向的诗人，组成了我们时代的主要的和最高水平的艺术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