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逸夫(1915— )江苏武进人。著名书法家。现任湖南省书法家协会顾问、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博学洽闻 文雄笔健

　　——记老书家虞逸夫先生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书法热兴起之初，在长沙的一次书法展览会上，几幅陌生人之作使我长久驻足，其中一幅就出于虞逸夫先生之手。其时，他刚自鄂来湘，年在六七十之间。我急切造访，颇有相见恨晚之感。不想二十年来竟成至交。他既是我益友，更是我良师。他的国学修养、书法艺术都造诣精深，深为湖湘学界所推崇与景仰。本文仅拟从书法的角度对其作粗略的介绍与认识。

　　虞先生1915年生，原籍江苏常州。蒙童期间从师于前清进士、江南名儒钱名山先生。钱于时有“江南三大儒”之一的美誉，授虞先生的文学与书法。数年后，虞先生考入江苏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受教于“同光体”创始人之一的陈衍(石遗)先生，指授诗法。少年时期的虞先生即以文才横溢而名噪乡梓。抗日战争爆发后执教于汉口、广西等地，嗣又至重庆，受任于国民党党政工作委员会，在此期间恒与马万里、谢稚柳等书画界名流交游。四年后辞官，潜心于学问，于是诗文、书法益进。所作为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所激赏。马曾著文赞道：“惠书文辞书法俱美，论诗甚有见地，虽未识面，如接清辉……见示尊稿，蔚然成家。”其时，虞先生年未及三十。后又工作于马一浮先生处，与大师朝夕相处时逾三年。耳濡目染，虞先生之学问书艺又获大进。后因时局变化，虞先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蜗居独处，罕有世交。十年浩劫以后，文化艺术出现勃起之新局势，虞先生与社会的交往始趋频繁，在文坛艺苑之影响与声望日趋高涨。

　　虞先生的学习工作经历，丰富的文学、哲学修养和碑版知识以及奋勉的书法实践，使虞先生成就为一个学者型书法家。书法要表达书写者的感情，书法的载体是文字，同样要表现感情。一件书法作品其文字内容及外在书写形式都能充分而恰当地表现作者感情，岂非两全其美，相映成趣，比之只擅抄写他人文字者有霄壤之别。且作品如要参加某一主题鲜明的展览或笔会，而书家不能自拟文词，往往会有难以应对、力不从心的尴尬。故文学之于书法至关重要，一旦降低对文字内容的要求，书法的价值就必然贬值。书法格调的高下，也与学问密切相关。书法以具书卷气为上，而书卷气又非与生俱来者，全因修养所致。书法以俗气、匠气、市气和江湖气为不可取，而诸多弊病又多源于文化修养之单薄。因此，书法强调字外功的修炼问题为众多人士所关注。

　　当前关于书家是否应学者化一事尚有争论，我以为此种争论似无多大必要，因为辩论的结果不会趋于统一。中国偌大一支数以万计的书法工作者队伍，其类型、其层次自然是千差万别，既不能强求一致，也不必要强求一致。主客观都有条件成为学者的，作此种设想与努力，实为一桩值得鼓励的大好事，中国书法的理想前途，正靠这类人才去为之奋斗。而无条件成为学者的，又愿意以书法为嗜好，也是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凡此都只能顺其自然。

　　虞先生于而立之年，其诗文已自成一家，且名震一方。又历数十年之深入研究，如今更趋炉火纯青，更臻高雅境界，个性也更强烈。其驾驭文字之能力在当今之世实罕有相匹者。虞先生应世之作，其内容以自拟为主，往往切人切事，而又宛若天成。如《贺长沙晚报成立四十周年》之七绝，“长剑为毫笔阵开，沙飞石走起风雷。晚间更有新消息，报向千家万户来。”把“长沙晚报”四字巧妙地分嵌于句首，读来亲切自然，而无丝毫拼凑痕迹。其咏盆景诗曰：“拟龙模凤因人活，娱客售金听主裁。应悔移根傍暖室，终难昂首展长枚。奇花自有山灵护，大木原非粪力培。我欲还君衡岳去，独当风雪自成材。”不赞盆景之美，而怜盆木之屈，虽是咏物，实喻人生，其立意之深刻，堪称慧心独运!去年我与虞先生同游长沙白鹭湖。休息时，主人呈上纸笔，求游览者即席挥毫。虞先生沉思片刻，一联便成，联曰：“白鹭导游云作伴，青山留客月催诗。”旁观者无不为其文思之敏捷，意境之幽美而拍案叫绝。数日前，我造谒虞府，先生正为一位装裱师书写楹联，联文为“妙手装潢，无非国宝；名人字画，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便成佳趣，非精于此道者，何能如此速来神笔!

　　虞先生既是学者型书家，且是各体皆能而又有专精的书家。他研习书法是按我国文字发展顺序而进行的。从学甲骨文始，到钟鼎、大篆、小篆、隶书至行草。其专攻则是分书与行草书。各体皆习，了解我国书法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有利于对字体书写的准确性的把握。专精则有益于突破一般，攀越高峰。虞先生个性豪放旷朗，不喜囿于规矩。他认为六朝前书极自由、极开张，因而饶富天趣，与其赋性甚为契合，故临习时最为投入。虞先生虽各体皆能，但平日罕作甲骨、篆籀及狂草，他认为此等书体群众难以辨认。他非常强调艺术以不远离群众为正则。

　　虞先生喜作分行，于《石门颂》、《杨淮表记》、《张迁》、《衡方》等碑最为用意。所临汉碑，每着意于其精神、意态，而不斤斤于点画。特别是他大胆地将极灵动、极随意的简帛书的笔意融于分书，使所作笔姿生动而气势雄健。其大字书更如黄钟大吕，声势夺人，风神焕发，最富艺术震撼力。其行草书先受钱名山先生影响，后又汇入马一浮先生之意趣及简帛书韵致，行笔虽疾，但点画沉着，笔姿清动，老辣而洒脱。虞先生于此两种书体今均已自成家法而为时所重。

　　虞先生还是一位艺术个性强烈的书家。书法艺术的根基在掌握传统，而书法艺术的生命在张扬个性。无传统功力，难入书法门径，信笔涂鸦，断不可言艺术。而徒具功力，无有个性，又只能成为书奴，无以自立门庭，其艺术价值也自然有限。做到传统功力与个性张扬的高度统一才是成功的书家，故黄庭坚有句云：“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虞先生为文作书都主张突现个性，其为诗强调异想天开，不死抱诗题；而遣词造句则力避陈言；并提出：若无新意不必勉强为诗。对于书法，虞先生强调必出以己意。苏东坡曾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虞先生则认为“书法必循规矩，不从规矩则乱，枯守规矩则死。”所论殊为相似，都是主张法度与创意的统一。虞先生对个性的追求归结为“纵逸灵动”四字，不管临何碑、何帖，不以毕肖为能事，但追风神、意态，以韵取胜。因此虞先生的字常有一种跃动的态势。书法用笔的高度在沉着厚实而灵动飘逸。前者多取决于功力；后者多源于才智。虞先生兼而得之，诚非易事。

　　书法之常新不老是虞先生书法之又一特征。虞先生今年八十九岁，但身体康健，思维敏捷，诗情勃郁，其书法亦朝气蓬勃。挥笔时，全神贯注，笔姿雄放，大有穿透纸背之势，且极富感情色彩。此种作书之神态甚似年轻体壮之青年书家，甚或过之，故所书往往虎虎有生气，而绝无半点老态。虞先生谈他总想使自己保持一种可塑性，一种不断发展的势头。他耽心的是艺术思维的僵化，艺术表现的落套。因此虽年臻耄耋，仍不断收集、观览、研究新资料，以丰富自己，并藉以获得新的启迪。前不久，我拜府时，见他近日临摹的铁山摩崖“如龙蟠雾，似凤腾霄”八个大字，临作比石刻生动而更具气势。活到老、学到老，绝不松懈，虞先生此种敬业精神，令人叹服与敬仰。虞先生的书法有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因此，我坚信他将不断出现新面貌，开拓新境界，我为他的年虽老而人书俱健而欢呼!

　　(原载《书画文献》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