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燕郊(1920—2008) 福建莆田人，著名诗人。曾任湖南大学、湘潭大学教授，全国人大代表。主要著作有《春天——大地的诱惑》、《第一次爱》、《妈妈、我和我唱的歌》等。

　　关爱·视点·印象

　　对于彭燕郊，发生了“第一次爱”的大力量是战争。但是战争不仅使他歌颂战争本身，而且化腐朽为神奇，使他对于战争以后的一切，都好像初次看见一样，有着无穷的惊异与兴奋。住在一个屋子里头，他的抽屉里有一个小孩子们玩的万花筒，似乎已经破烂得不能再玩了，他用各种颜色的纸片把它捆好，从黄金友和银河牌的烟盒上剪下它们的商标，贴在上头，使它美观。如果天晴，如果他又没有事，我们就会看见他坐在床上，闭着一只眼睛，睁开另外一只，两手捧着万花筒朝窗外瞧，一面瞧，一面转着拍着那玩具，口里不住地叫：“好看极了，美极了，这个更好，怎么这样好看呢!这个丑，丑，不要!妈的，滚开……”

　　这世界，在彭燕郊看来，也就是一个大万花筒。这里面许许多多的事事物物，我们大家都看见过，可是很少人觉得稀奇，很少人发生兴趣，甚至看惯了，虽然天天看见，也和没有看见一样。彭燕郊却不同，他看什么东西都是新奇的。

　　而且他不但对于我们常见而漠然了的东西发生兴趣，还能从大家共见的东西上看出我们所不能看见的东西。

　　——绀弩：《彭燕郊诗集《第一次爱》序》

　　彭燕郊，抗战时期的著名青年诗人。解放后在湖南湘潭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受胡案株连，十来年未能执笔写诗。平反后，他为了教育青年文艺工作者，也为了改变十多年来译诗的混乱和受冷遇的状况，而从事收集、挖掘、约请名译者译诗，编辑了“诗苑译林”数十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系统地介绍古典诗人和世界各国各种流派的有影响的诗作，使爱好新诗的读者对世界诗歌艺术的发展有个系统的认识。他为这套《诗苑译林》的出版，付出了多年宝贵的时光。

　　最近在湖南发行的大型文艺期刊《芙蓉》上发表了两首长篇散文诗《漂瓶》、《混沌初开》。不仅文字优美，且内容丰富，带有哲理性，读后令人沉思。

　　——梅志《路翎和彭燕郊》

　　彭燕郊显然有过更多的辗转反侧，更多的长夜不眠，因此他比我还要清醒，说白了，就是他把一切都看透了。此外，在结构方面也作了全神贯注的经营。否则，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可能达到如此汪洋恣肆又宁静澄澈的境界。 对燕郊的《混沌初开》，我却有一个固执的看法：它是一部真正的长诗，二万四千字的长诗，气势磅礴，光彩照人的长诗，记载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文学家心路历程的长诗。

　　这是完全非人间的X光，仿佛洞穿了燕郊的灵魂，赤裸裸的，透明的，纤毫毕露的。我之所以能“看”到这灵魂，其前提条件，自然是我也得剥光自己全部的茧壳，露出灵魂与之对应。

　　我的灵魂紧紧跟定他的灵魂走。

　　愈往前愈轻捷，但也愈有更强烈的痛感。这个痛感，包藏着不可分割的两重蕴涵，一重是痛苦，一重是痛快。

　　这是燕郊的灵魂的独白。

　　又岂仅是燕郊的灵魂的独白?

　　就诗论诗，我敢断言，《混沌初开》又会摆在什么位置上?总不至于成为第二个《饥饿的郭素娥》罢?!

　　——公刘：《混沌初开序》

　　对于那场炼狱以及它在知识分子精神心理中所留下的影响，也许迄今为止，一切理智的评论还显得相当的羸弱无力。但是，这个集子表明，至少当事人更有勇气正视它，更有资格用自己的方式来谈论这段历史。这种文本的抒写，既需要抒写者拥有与来自社会的种种喜欢避危趋安的世俗常相抗衡的道德力量，并且还得准备承受住旧事重提、重新掀动这段往日的情绪记忆之际，势所难免的心理乃至生理肉体上的阵阵搅痛，因而格外需要“抉心自食”式的“存在的勇气”在场。

　　尤其是，《夜行》中的不少文本，直接草成于事发的当时，是凭着抒写者一遍遍执拗的默写，得以幸存下来的断简残篇。如果说，在时光沙漠的掩埋中，历史往往已变得难辨真伪，那么这些文字，便天然地对时光沙漠构成了有力的抵御，它们在向世人出示其弥可珍贵的见证价值的同时，也向人们出示了抒写人对自己生命体验的忠贞、自信和坚持。

　　它们对人曾经有过的存在境遇的苍凉况味，对精神苦难的理解，以及如何使得苦难转化为人性智慧的资源，均有很深的体验和反省。其悬示来者以轨则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混沌初开》对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人性及自我反思精神趋于萎缩的历史痛下针砭；将完整的人格及凌厉的自我反思力，与精神的强健和阔大维系在了一起。在诗的理性境界上别开一面，使诗境生出一种近时不多见的巍然大气，成为有关人的精神深度和宽度的一个文化隐喻。

　　——李振声：《存在的勇气或拒绝遗忘》

　　《夜行》中的诗，有的好像是用质朴无文的俚言俗语粗率地记下的生活体验，有的却又像是用闪闪灼灼忽明忽暗迂回绞绕沉浮不定的UFO式的文字写出的《天问》或《伊索寓言》。这一时期，是彭燕郊“与真理一同受难”的时期，诗的语言向复杂化、微妙化、畸形化的变异，是由于他的心灵在压抑与抗争中遭到了扭伤。因而，诗的精神重心，主要趋向于对生活的质疑与对真理的追问。

　　正是他在苦难中特殊的生活体验，使他积贮了丰厚了心灵财富，为他诗歌艺术超常的变异与开拓性的发展，奠下了深固的基石。尤其是在语言的变革性实验方面，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很有些“金丹初炼”的意味。

　　(这种)由微妙的心灵感受所构成的诗境，是一种“超验的诗境”。用语言去表达这“难以言传”的“超验的诗境”，使诗的语言不得不成为独创的、艺术变异了的语言。这种变异了的语言，不可能是纯粹记叙、纯粹描绘或纯粹抒情性的，它杂合三者又超越于三者之外，形成了一种传达心灵信息的艺术化的语言。只有这种艺术化的语言，才能传达出“不能算是生命的生命”、“惟一知觉就是无知觉”和“抹掉时空、掏空时空”的“大空白”的那种状态。这种变革了的语言，在1978年以后彭燕郊后期的散文诗中，成了一个艺术的主特征。

　　他还写过一些洞察幽微与富于批判精神的诗篇，如《驯诗人》、《靶魂》、《铁腕》、《蜕皮》、《石膏固定》、《沉默》、《哑禽》、《说文解字》、《忍经》等。在这些诗里，我们似乎看到一种把怒火压缩成冷嘲，把嫉恨钝化为幽默的风格。

　　彭燕郊的《混沌初开》，更明显地具有“人曲”的精神特征。彭燕郊是从他数十年历劫经焚的心灵体验中，领会到人的生存，有时在无涯际的纷乱中茫茫然会失落人之为人的一切，要经受生与死、颠倒与畸变、异化与沉沦……种种最深重的苦难、戏侮与折磨，才能回归人性的本真并超越自我而成为新人——自由人。他把他的心灵体验，通过超验的艺术想象，扩展、升华为一代人的“精神史诗”。他所付出的辛劳是卓绝的，这部长诗，无论就其精神内涵的深邃或其艺术语言的新异来说，都达到了中国当代诗歌的第一高度。这险峰独步的彭燕郊，应该是我们当代诗坛的骄傲。所以，当有一个刊物的编辑向我提问“你认为中国文学界谁最适合于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时，我说：“彭燕郊!”

　　——石天河：《险峰独步的彭燕郊》

　　波特莱尔有言：无偏袒即无批评。燕郊晚近之作，我常有幸读到手稿、抄件。积年印象是：其间上品，精纯清新，楚楚落落，如秋水春山，明霞星光，以其独特风致，诱人遐想，启人远思，直欲与诗人携手结伴，进入他创造的那个足以清神洗心、净化灵魂的世界。尤其是那些写水、光、云、影、音、色、线、画的篇什，化无形为具象，状无声使有声，皆富醇厚的质感而可见可闻可触可亲。此种境界，虽不能说并世无两，然也鲜有人能。因此，友人聚晤，谈所见诗，我常放言无忌，说彭燕郊这些诗是最好的；且随年事积增而越写越好，已成“诗怪”。人们不是常吵吵嚷嚷地要“走向世界”吗?当仁不让，让些诗就是。

　　——朱健：《水光云影话燕郊》

　　1949年以后，整个中国文学话语系统包括其语调、风格等，都似乎陡然间便整齐划一地转移到一种与往完全不同的范式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真正顽强、忠实于自己内心真实感受与思考的艺术家心灵的荒漠化，潜写作、潜思想的价值与意义正在于它展示了艺术家们顽强反抗异化的真实历史场景。彭燕郊在因“胡风案”被囚中写下的散文诗，是这一时代中国文学潜写作与潜思想“在场”的重要见证。在这组奇异的文本中，曾经风行一时、笼罩一切的社会思想异化方式(“改造”、“专政”等等)不再是凝固僵硬的历史碎片或过去时态的语言符号，而是永远鲜活生动的现场实录。这一篇篇充满荒谬感与反讽意味的精神独白，与当时的“审讯交代”完全针锋相对，是对历史、对真实自我的“交代资料”和“思想汇报”，是诗人“应付”和抗拒审讯时心底深处的“活思想”，因此它们与诗中透露出的审讯场景构成了一种复调性的内蕴，令人颤栗地展示了：身处异化潮流与异化运动传送带上的“人”，若要坚持对“自我”的确认，坚持对人格尊严的守护，若要抵御“耻辱的窒息与剧痛”的折磨(当感觉不到耻辱时就意味着已经被异化)，进而学会“欺骗”自己(这也是抵御异化的一招，“当犯人的最大收获是学会装傻，学会真话只对自己说”)……需要承受多么巨大的由灵到肉又由肉到灵的拉锯式的剧烈绞轧——彭燕郊以不断默写这些诗歌等方式，抵御自我的消解与沦落，坚韧而执拗地抗拒着异化的全方位侵蚀——这样的潜写作、潜思想，是一位艺术家生命体验与艺术良心最纯粹的展现。这种深刻的生命体验与感悟在30年后孵化了彭燕郊最重要的自由体诗《罪泪》中的题记“耻辱多么美，耻辱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那个涵盖了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与心灵运动的“小丑”形象。

　　他认为现代诗是“用思考代替着抒情”，“由抒发转向内省”，在“描摹思维过程为主体的整个精神活动过程”(即“精神现实”)中发现“新的美”：“思考的美”。而在“抉心自含食，欲知本味”的酷烈的内心搏斗中，必须“正视灵魂的痛苦，展示灵魂的痛苦”。彭燕郊这样要求现代新诗，同时也更严格地这样要求60岁以后的自己及自己的创作。

　　他特别注意诗性语言方面的探索，例如在其散文诗双璧《德彪西“月光”语译》和《无色透明的下午》中，语言的诗性与美渗透到了整个作品的思绪流程、结构、意象组合、语句排列乃至语感之中，化成了一种肖邦夜曲与前奏曲式的通体充满灵性的精神意境，其诗性是由内而外地渗透在诗中的，达到了阅读或朗诵时即使不理会其意义也能从语言本身获得一种纯粹的诗意语调美和语感美的境地——它们证实了：现代语体诗歌也完全可以创造出古代格律诗(如杜甫《秋兴八首》那样从内容到形式都臻于完美的佳构。在他充满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独特的艺术想象力和执拗的艺术创造力的诗作中，常常出人意料地迸发出美得让人心痛的艺术与人性的闪电，直击读者心底深处最敏感的神经。彭燕郊诗学探索的先锋性毫不亚于青年诗人，却更浑厚、更大气。

　　彭燕郊和他的散文诗已成为当代中国诗歌中一个不可回避、无法绕过的现象，他使20世纪之初中国新诗源头处《野草》的伟大传统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在世纪之末重续起来并得到了发扬光大。我们完全可以借用雨果评说波德莱尔的话来评说彭燕郊：

　　——你在前进，在向前突进，你把未知的阴冷的光赐给艺术的天空，你创造出了新的颤栗!

　　——龚旭东：《他创造了“新的颤栗”——略谈彭燕郊的散文诗》

　　燕郊其实应该是没有年龄的，活到一千岁，还会保存着一颗年轻的心，永远逐无涯之“知”；外貌也许有改变，头发白了，皱纹多了，可是其他一切都不会改变，特别是对诗的热爱和忠心不会改变，我想，假如不让他写诗(写和发表是两件事)，他会活不下去。另一件必须补充的事是：他一直是热心帮助朋友，扶掖后进到了几乎奋不顾身程度的同一个彭燕郊。

　　人和作品在岁月推移中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形。翻开湖南文艺出版社一年多前出版的《彭燕郊卷》，从第一卷《画仙人掌》到最末的《混沌初开》，从单纯的情、物描写到多向性的思维，是非常大跨度的跳跃。一首一首地读，你会发现他较早期的作品已经具有丰富彩色的特点，后来更进而蕴含声音、光和影；我想这是得益于他在文学以外的多种艺术如绘画、雕塑、舞蹈、电影、音乐(包括西洋古典音乐和传统的民间音乐)等等的广泛兴趣。你几乎可以看见诗人怎样不断向自己挑战以及每一次新尝试的努力。结果，他较后期的作品表现为文学、绘画和音乐三位一体的结合，一如《混沌初开》中三位一体的“信”、“第二位”和“非我”的结合。他的自我挑战和尝试是不会停止的，我相信会继续到永远。

　　——陈实：《彭燕郊这个人》

　　彭燕郊早期的诗作，正是从乡土开始的，至少散文诗创作是这样。但是，在歌唱乡土的时候，彭燕郊着眼的并不是自然山水，他关注的是辗转在这土地上的生活，由各种不同的生活场景所构成的农人的命运，始终不曾改变的黯淡的命运。彭燕郊充分利用了散文的自然舒卷的特点，展开相关的情景。诗人最终是情感的、声音的，而不是画面的。他不但看到了黯淡的一面，而且听到了画面背后的呼叫、呻吟、心灵的最微末的震颤。

　　诗人的道路是内心流亡的道路。彭燕郊的诗没有“还乡”——近年流行的洋式说法是“寻找精神家园”——的意念，只有出发再出发，这是颇异于其他的中国诗人的。他的散文诗，有一个部分，明显地留下鲁迅《野草》的痕迹：阴郁，晦涩，冷峻，讥诮；但是，主要的影响还不是艺术的，技法的，而是精神上对自由的皈依。是流亡将诗人的乡土情感提升为一种精神。对自由的追求已然脱离了物质世界，逃离了传统世界；自由精神是现代精神，它既是个体的，自主的，但也是关于人类的，世界的，因此，诗人必要担负超出于感情之上的痛苦，智慧的痛苦，这种痛苦是更为深广的。精神上的流亡，使诗人得以保持恒在的状态。

　　1942年，彭燕郊写了一组山水诗。写的是境界，哲学，是一生中锲而不舍的追求，始终坚持的理念。令人奇异的是，彭燕郊从东方的政治生活出发，他的散文诗里完全没有现代城市的意象，但是显示的艺术效果，却又与世界被割裂的状况，与西方诗人是一致的。或许，他是通过鲁迅的《野草》而远溯波德莱尔的，也可能是直接到达波德莱尔那里。在现代诗歌传统中，他与波德莱尔最为接近；他做不成唯美的诗人，惟以非美为美，播种另一种“恶之花”。

　　在中国诗人中，彭燕郊是富于创造力的。他的散文诗，保留了来自乡土的秀美而又肆意加以破坏。他不倦地行走，探索，带着自由加于他的创作，努力找寻一种契合于现代中国和个人命运的艺术形式。在那里，有斑斓的意象和色彩，有音乐的韵律，跳跃与空灵，有寓言的情节，有散文的铺垫和描画的随意，有戏剧的对白和场景的转换，有杂文的闪电般的讽刺和檄文的直接打击。诗人在使艺术的形式适应于本质的形式时，他动用了可动用的手段，使散文诗到达相当的“密集度”。勃莱有一个譬喻很漂亮，说：“一首好的散文诗，如一只狼獾的爪子，以其始终如一的密集度使我们感到兴奋。”我们看到，在彭燕郊的散文诗中，布满了狼獾的爪子。

　　——林贤治：《彭燕郊：土地，道路，精神创作》

　　(原载《文学界》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