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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柯蓝先生在一起的日子

来源:   时间 : 2014-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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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蓝(1920—2007)湖南长沙人,著名作家。曾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文联副主席、湖南省文化局副局长等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不死的王孝和》《暴动》《风满潇湘》等。短篇小说《三打铜锣》改编为花鼓戏《打铜锣》,影响甚大。

  我和柯蓝先生

  在一起的日子

  柯蓝先生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忘年交。我有近五年时间和他在一起工作。在上海,在北京或远去外地参加会议,参观访问,由于他平易近人、性格坦诚开朗,我们除了谈工作、文学之外,也涉及人生诸方面。我发现他兴趣极广,常有出奇妙想,仿佛是个永远生活在梦幻里的人。由于世事坎坷,困境中他少有朋友来往,但他和青年文学爱好者却交往甚密,有找上门来求教的,有不少是通讯多年而不曾谋面的,先生至今从文六十多年,一直被包围在青年朋友中。他幼年受他父亲唐贻承老先生的身教言传影响极深,唐老先生和当代著名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熊瑾玎(熊是大革命时期地下党中央总会计,重庆新华日报总经理)是莫逆之交,从小在家乡办教育,唐老先生古文造诣极深,他五岁即随父习文,在学校作文经常被老师表扬,贴在墙壁上示范。柯蓝先生和他同代人的作品相比有一个极显著的特色,当他出国,在美国、在欧洲、在日本,有外国同行或记者向他谈到他的创作道路,他总是一再说明,他是从中国长期战争和穷困社会中培育起来的作家,他的作品不能不关心人民和社会,所以有鲜明的倾向性,有极强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的话获得了外国同行们的理解。为此,柯蓝先生在周游了许多国家之后,他深感中国的文化和文学还不被外国了解,他决定从1996年起要尽全力进行一些国际文化交流的工作(包括在海外设立机构,在香港注册创办《中国散文诗》双月刊),为了这个总目标,虽然开展起来困难重重,但他愿为国际文化交流,铺上一块垫脚石,竭尽绵力。

  综观柯蓝先生的许多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的作品是先在读者群众中流传引起轰动,才被名家、学者承认接受的。柯蓝先生所创作的小说、散文、传记文学、散文诗,以及少量电影剧本和儿童文学作品,都产生了上述的效应。他的成名作长篇小说《洋铁桶的故事》,是先在群众中风行,才被临时请上边区文教大会主席台和一千多名文教代表见面,尔后被毛主席推荐,用军调部的飞机送香港出版,波及国外。又如他写的中篇小说《红旗呼啦啦飘》,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庆十周年的文学作品丛书出版。柯蓝先生同时又是一位信奉读者为上帝的作家,少儿读物异常缺乏,青少年一代没有读物,而趋时作家又不屑为此。先生却满腔热情,一连在上海少儿出版社出版了《雾海枪声》、《王孝和的故事》、《马戏团秘密》等少儿小说读物,在青少年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雾》和《王》的印数高达二十多万册,《马》则被苏联马戏团博物馆收藏。而三十年后的今天,《王孝和的故事》仍被山花出版社收入“青少年经典著作丛书”,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又同样,先生发表许多读者热爱的中国散文诗,而文坛前辈如刘半农、鲁迅、郑振铎、郭沫若、冰心等也都创作了许多优秀中国散文诗,这正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从外国引进来的文学成果。可是后来散文诗向新诗和散文方向发展中道而衰。于是有些诗人,竟然公开宣称中国没有散文诗,对这一文体予以排斥,并冷嘲为易碎品。柯蓝先生为此深感不平,近十五年来,他倡导成立中国散文诗学会,并亲任会长,为出作品出人才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在广州珠海创办对开《散文诗报》(可称是有史以来全世界唯一专门刊登散文诗的报纸),后又在北京创办《中国散文诗》丛刊,十多年的实践培养了一批作品和作家队伍。大家一致公认,中国散文诗是适应现代思潮的一种独立文体,不是新诗和散文二者简单结合,它有自身独特的结构、意境和形式的科学规律。柯蓝先生在这方面创造性的贡献(包括创作和理论研究)尤为突出,受人崇敬。

  《柯蓝文集》中还包括了他夫人王文秋女士的作品,文秋女士(1919.10-1993.2),他们夫妇相处近六十年,已属金婚之礼。革命老人王首道在庆祝他们金婚之时,曾题有“风雨同舟,文坛共步”,并在庆祝他二人金婚时铸成的铜像上刻有此题字,由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柯蓝、文秋文库”长期保存。中国作家中夫妻作家的为数极少,而像柯蓝、文秋获得如此成就的则无出其右者,中国作家辞典、华夏妇女名人辞典,以及苏联大百科中均收有其辞条。王文秋女士原攻美术,曾在杭州艺专攻读,十七岁去延安,后入鲁艺美术系,又转战参加贺龙将军120师政治部,在日寇扫荡通过敌人封锁线时,误传阵亡,大后方杭州艺专曾举行追悼会。全国解放后,他们夫妇同去上海,文秋女士曾任劳动报党支部书记、社长助理、上海总工会文教科长、上海美术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湖南电视台副台长等职。由于常陪同柯蓝先生下农村,扎根生活,在寻找爱情和事业同步中,她毅然随柯蓝先生改行从事写作,放弃了她二十多年对美术的追求,这是爱情的力量,当然也是爱情的力量使她写出了许多短篇小说和散文并获奖,特别是和柯蓝先生共同创作了六十万字的《风满潇湘》(后由她改编为电视剧)、《兰铁头红旗不倒》(长篇)和电视剧本《徐特立传》。文秋女士不幸于1993年初去世,享年75岁。文秋女士去世,柯蓝先生万分悲痛,他写了《走出死亡圈》及《风雨回首》(这是文秋女士去世后的三个月日记)的追悼文字,感情至深,催人泪下,实为当今罕见的心灵颤动的血泪文字。同时也是柯蓝先生宣布把爱妻失去的时间夺回,走出死亡之圈的檄文。我怀着敬佩的心情,看到柯蓝先生提灯夜行,战胜孤独,顽强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又重新焕发了他的第二个、第三个春天,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成就。《深圳晚报》于1997年4月27日(星期日)头版新闻,把柯蓝先生列入“今晚嘉宾专栏”,并刊登了他的照片。还有一位报社的女记者写了柯蓝先生的专访,在结尾宣称:看到柯蓝多年的人生光芒……我们不能不喜欢他!柯蓝先生已经超越了自我,超越了年龄,已经进入了一个青春多梦的世界,和许多年青人同步共舞,同向未来。

  柯蓝先生最近写的《柯蓝独白》,其中有“我的沉思是我的痛苦,我的微笑是我的孤独。”一看就震撼了我的心灵,我忽然感到先生又登上了一个时代高峰,先生在凝视着未来的21世纪,并叩响了这个新世纪的心弦。我不能不爱先生的才华和折服先生精辟的洞察,他又为我们昭示了物质与精神矛盾的未来欢乐时代的隐痛……荷、比、卢华人作家协会会长林湄女士从远洋来信说:“我喜欢这句话:‘我的沉思是我的痛苦,我的微笑是我的孤独。’沉思,痛苦,孤独是高境界有价值人生必伴的东西,接受它的人必是‘圣者’。”这是先生于1995-1996两年中出访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之后,于繁忙的讲学、著文之余,新写的散文诗。他此次出国访问时间较长,且如此集中时间进行国与国、东方和西方的比较、思考,所以当我和柯蓝先生于今年四月清明节,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散步时,满目山清水秀,苏堤上一株红桃,一株白李,花花相错,尽管当时他开怀大笑,但我已经感到先生比出国前已判若两人,那笑声,那眼神,我都会感到他处处显示一种哲人的温馨、豁达和庄重。

  柯蓝先生,祝你健康长寿,让我们遥望相守,在一起永远沉思,永远微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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