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身处惊雷激荡、狂风暴雨的时代，作为中国左翼电影音乐的奠基人之一，贺绿汀在此期间几乎以平均每年写6部电影音乐的速度，先后为《风云儿女》、《都市风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17部影片作曲，数量之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电影音乐作曲家。《都市风光》做为我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首次实现了以选用现成唱片配乐到由专人作曲这一历史性过渡，从此我国的电影音乐才真正被赋予了专业创作的性质。与此同时，他为话剧《复活》、《武则天》等配乐，并写了一批声乐作品。1936年初，他参加了进步音乐组织“歌曲作者协会”，并定期为该会成员讲授和声理论，先后发表了《音乐的时代性》及《中国音乐界现状及我们对音乐艺术所应有的认识》等文章，其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并重。贺绿汀在两年多的时间内，电影歌曲《西湖春晓》、《春天里》、《四季歌》、《天涯歌女》、《秋水伊人》，话剧插曲《恋歌》、《怨别离》，儿童歌曲《清流》、《孤儿》以及救亡歌曲《心头恨》、《谁说我们年纪小》等作品在群众中广泛传播，所灌唱片畅销一空。他的知名度在国内越来越高，在世界乐坛上独树一帜。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他放弃了优厚的待遇，与戏剧家宋之的等率先响应周恩来的号召，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第一队，同年11月，演剧一队来到当时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所在地——山西临汾的八路军办事处作短期休整。在那里，贺绿汀认识了朱德、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杨尚昆、彭雪枫、萧克等八路军领导人，学习了论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的文件，聆听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形势报告。他还经常到杨得志为团长的685团去辅导过战士唱歌。

　　1938年4月，他到武汉，在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任音乐科长兼该厂中国合唱团的总干事。1939年7月，又应邀兼任我国第一所从小培养音乐人材的教育机构——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音乐组主任。后来，他在重庆教书期间，积极参加进步的文化活动，担任过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理事和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文艺研究组委员，并一直保持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的联系。

　　这段日子里，他的创作基本上是紧扣“全民抗战，保家卫国”的主题进行的，以歌曲创作为对敌斗争的犀利武器。特别是他的《游击队歌》和《保家乡》，似号角、似战鼓，旋律经典而不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抗战歌曲的代表作。

　　《游击队歌》创作于1937年，那是上海“八一三事变”后，贺绿汀随上海文化界抗战救亡演剧一队，沿沪宁陇海同蒲线作抗日宣传工作，年底时到达山西临汾，住在城郊刘庄的八路军办事处。当时，演剧队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为他们演出。他从指战员那里汲取创作素材，翻阅了一些有关资料，又去八路军总部新成立的炮兵团采访，知道了不少游击健儿虏获敌人兵器再打击敌人的事迹，不禁触动灵感，终于挥笔创作了这首献给全体八路军将士的《游击队歌》。1938年元旦，当贺绿汀指挥歌队为临汾刘庄八路军高级干部会议举行首场演出时，立刻得到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徐向前等名将的热烈掌声。不久，这首歌就像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一样，不胫而走，很快就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流传开来，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