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科同志是我市一位才华横溢的本土作家和青年诗人。《耒阳儿女上井冈》是他在中篇纪实文学《化作幽兰吐芬芳》的基础上改编的，作者不再拘泥于略显单薄的、以朱德和伍若兰的红色浪漫故事为主线的叙事方式，而改由齐头并进拓展历史主题，既展现耒阳英雄儿女不畏牺牲、视死如归的群体形象，又突出伍若兰与朱德、段子英与王展程、伍道清与杨至成三对革命眷侣的红色之恋，使这部长篇纪实小说的主题更加深刻，史料更加全面，情节更加生动，场面更加恢宏，也使得红色浪漫更具感染力和震撼力。

　　作为耒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我仔细阅读这部长篇纪实小说后，有一些特别深刻地感触。在地域上它侧重于描写湘南起义中的耒阳，描写上万耒阳儿女上井冈的场景，虽然没有对湘南起义的全景加以综述，但是在内容上足以展现湘南起义的恢宏场面，揭示了湘南起义的重大意义，也把革命与爱情之间的冲突表现得更加淋漓。在此，我想结合我市当前的党史工作，就这部作品的内容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还原耒阳在湘南起义中的地位，展示湘南起义的重大意义

　　湘南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三大武装起义之后，爆发的对我军创建产生具有深远影响的又一次武装起义。其中耒阳就有数十万之众的英雄儿女投身其中，上万人为此献出宝贵的生命，涌现出伍若兰、蒋啸青、伍中豪、李天柱、刘铁超、谢维俊、邓宗海、徐鹤、刘泰、邝鄘、周鲂等一大批著名烈士，孕育出谭冠三、王紫峰、郑效峰、刘显宜、资凤等一批耒阳籍开国将军。同时，耒阳是湘南起义指挥部的所在地，也是湘南起义中后期的主战场，朱德、陈毅、林彪、粟裕、杨至成、耿飚等都在这里战斗过。这部作品在收集大量地方史志和进行多次采访的基础上，再现了耒阳英雄儿女在朱德部队的配合和帮助下奋勇杀敌，建立和巩固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艰难历程，也以点带面展示出当时湘南起义的恢宏气势，其中提到的耒阳籍著名烈士和革命前辈多达百余名，堪称群星闪耀、气壮山河。

　　作者在展现耒阳儿女的英雄事迹的同时，充分肯定了耒阳在湘南起义和井冈山根据地建设中所起的历史作用，深刻地揭示了湘南起义的重大意义：

　　(一)耒阳是湘南起义的指挥中心。1928年 2月中旬，朱德部队进驻耒阳，就在水东江的梁家祠堂建立起湘南起义指挥部，这是朱德与伍若兰、王展程与段子英、杨至成与伍道清等人相识的客观背景，不容置疑。作品详细讲述了在朱德部队的帮助下，耒阳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实行全面的苏维埃化。在政治上，按苏维埃临时组织法规定，召开首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组建县工农兵苏维埃**，并改年号为“中华苏维埃元年”。37个区、265个乡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在县苏**的统一指挥下，开展镇压**和清剿民团的武装斗争。在经济上，各区乡实行插标分田，打击地主土地所有制。为解决县苏维埃**和朱德部队的供给，县苏维埃**专门设立石印局，自行设计、印制发行了全国最早的苏区红色货币——耒阳县工农兵苏维埃**劳动券。在军事上，朱德部队指导县苏维埃组建耒阳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各区乡相应组建独立团、独立连，形成了正规军、地方军和农军三位一体的军事体系。通览全书所提及的耒阳各项革命措施，可见湘南起义已具备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政权三大要素，与**提出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仅差一步之遥。

　　(二)耒阳是湘南起义的战略中心。耒阳纵扼湖广、横锁赣桂，加上朱德主力部队长驻耒阳，使耒阳成为湘南起义中后期敌我对垒的重心。正如作者所描绘的，在短短四十多天里，耒阳军民就经历了8次较大的战斗。两克耒阳、鷔山庙伏击战、三公庙歼敌战、新市街扫荡民团等著名战例无不形象地诠释了朱德早期游击战略思想。正因为朱德与**在战术思想上的不谋而合，而使这一战术在以后的红四军里得到进一步发扬和完善。

　　(三)耒阳为井冈山会师作出了重大贡献。作者提到毛泽覃身负使命，返回耒阳与朱德商谈两军会师等事宜，这是有史实依据的。为保卫红色政权和掩护朱德部队向井冈山转移，耒阳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全县集结数万农军，先后在春江铺、安仁和南门口菜园进行血战，以梭镖、大刀与敌对垒。湘南起义失败的沉痛教训，促使朱德果断采取战略转移，直奔江西与**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从而翻开了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新篇章。

　　(四)耒阳儿女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和重大牺牲。耒阳农军跟着朱德部队上井冈后，或编入建制团，或分配到后勤部门，其中伍中豪、李天柱、刘铁超、谢维俊、谢翰文、刘霞、伍云甫、王紫峰、谭冠三、徐鹤、刘显宜、郑效峰、伍若兰、徐林等耒阳革命骨干均在井冈山和湘赣苏区担任军政要职。在井冈山食物严重缺乏时，耒、永、郴、资四县农军坚决服从红四军军委决定，返回湘南开辟游击区，承担拱卫井冈山根据地的重大责任。耒阳农军连续冲垮3县 30 多个区乡挨户团，但在**当局重兵围剿下伤亡殆尽，上千名党员干部和苏维埃运动积极分子遭到当局捕杀和通缉。

　　从党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部活生生的耒阳土地革命斗争史，也饱含着作者对湘南起义的热情讴歌，生动全面地诠释了萧克上将所说的话：“历史已经证明，有了湘南起义，才有井冈山会师，才有巩固的井冈山根据地，甚至可以说，才有光辉的井冈山**。”

　　二、把爱情纳入革命历史的文学叙事当中，阐释红色浪漫本质

　　爱情是这部长篇纪实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在传统革命历史题材中，革命都是疾风暴雨式的激烈运动，革命者都是忘我地把人生投入革命，很少展现他们个人的感情生活。但是在这部长篇纪实小说中，作者打破常规，把伍若兰与朱德、伍道清与杨至成、段子英与王展程之间的爱情故事融入到波澜壮阔的湘南起义中去，融入到井冈山根据地艰辛历程中去，在展示他们崇高的革命形象的同时，也让我们走进了他们的感情世界，被他们为革命所作出的巨大的感情牺牲而感动。

　　在作者笔下，红色浪漫并没有臆造出的甜言蜜语、花前柳下，而是带着浓浓的革命气息，甚至沾着革命的血气：

　　(一)因革命而互生爱慕之情。朱德对伍若兰的关注源于一篇起义宣传文章，后来他在梁家祠堂看到伍若兰所写的那幅“赤化耒阳”的对联时，更对她产生了好感，想结识这位耒阳的才女。杨至成与伍道清、段子英与王展程的相识也是如此，革命的共同理想和信念把他们栓在了一起，形成了初步的默契。

　　(二)革命是他们感情的“催化剂”。在激烈对抗的革命运动中，个人的生死难以预料，因此大部分革命者都把精力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很少有时间考虑到自己的感情生活。但是，对他们来说，革命工作的需要提供了很多接触的机会，尤其是伍若兰智救朱德、王展程舍身救段子英等偶发事件更是增进了他们原有的感情。伍若兰嫌朱德年纪大，伍道清怕结婚早，段子清说王展程像老头，这些世俗的观念和看法，在一次次革命工作的接触中逐渐淡化。凶险的革命环境按理应是他们感情发展的障碍，事实却促成了他们的姻缘，虽有些出乎意料，但却在情理之中。

　　(三)为革命放弃浪漫。如果说浪漫是一种罗曼蒂克的情调，那么红色浪漫一点也不浪漫，在当时恶劣的革命环境中，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极其艰苦的。朱德结婚时，送给伍若兰唯一“浪漫”的礼物就是一个木制梳妆台，至今保留在耒阳党史陈列馆。伍道清与杨至成、段子英与王展程是在井冈山结婚的，结婚时什么都没准备，也没有什么定情信物，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志聚在一起闹闹洞房，就算是完婚了。在革命与爱情之间，他们宁愿选择前者，过着极其简朴的婚姻生活，正如朱德在新婚之夜对伍若兰耳语：“麻子配胡子,马马虎虎过日子。”

　　(四)革命是红色浪漫的试金石。革命和爱情是一对深刻的矛盾，红色浪漫更像是在“刀尖上跳舞”，随时会有破灭的厄运。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伍道清在井冈山被捕后，被白匪军卖给一个遂川县大汾镇任聚泰的布店老板做老婆。当时她怀有杨至成的遗腹子。段子英和王展程在湘赣边界遂川县戴家埔同时被捕，挨户团杀害了王展程，把段子英卖给遂川大汾圩“种德堂”药店徐祥春做老婆。段子英忍辱生下肚里的小孩，后来回到耒阳老家重新找到党组织，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伍若兰和朱德的婚姻也只持续了十三个月。部队转移到寻乌县圳下村时，敌人追兵尾随而来，红四军军部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为了摆脱敌人纠缠，朱德和伍若兰带领警卫排只好兵分两路，边打边退。朱德带着身边的几个警卫人员跑了十几公里才摆脱了敌人，但是伍若兰却再也没有回到朱德身边。

　　三个革命的爱情故事有着不同的结局：“三军不可无帅，红军不能没有你呀!”这是伍若兰对朱德说的最后一句话，她虽然牺牲了，但是占据了朱德的整个感情世界。晚年朱老总爱上了兰花，就连书桌前也放着盆兰花，据说这是因为伍若兰的名字里有个“兰”字。段子英虽失去了丈夫，但并没有失去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仍不失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新中国建立后，伍道清打听到杨至成还健在，并且已娶妻生子，想到自己将亲生儿子弄丢了，觉得无脸面对丈夫。她既失去了自己的信念，也葬送了自己的爱情。

　　什么是红色浪漫?作者并没有给出固定的答案，但是读者已经知道了答案。

　　三、贯彻“开门办史”指导思想，开创耒阳党史研究宣传新局面

　　“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党史工作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千头万绪。在中央10号文件里，中央具体提出了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这就是：深化党史研究，准确记录和反映党的历史；组织党史学习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素质和能力；扩大党史宣传，普及党史知识；搞好党史纪念活动，深化党史事件和人物研究；抓紧党史资料征编，妥善保存党的历史财富；加强党史保护工作，搞好纪念场馆建设。为此，我市今年又着手《**耒阳党史》(第二卷)的资料征集工作和《蒋啸青传》及《曾木斋传》两部大传的出版工作。著名烈士谢维俊故居的修缮工作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培兰斋的扩建工程，市**财政已投入数百万元之巨，正在抓紧施工。

　　**尽管对党史工作越来越重视，但是耒阳是一个革命老区，还有大批的红色革命遗址有待保护，还有大批著名的革命烈士有待宣传，还有大批的红色资源有待开发，单靠每年的财政拨款是杯水车薪，单靠党史部门的人力是孤木难支。要克服这些困难，就亟需我们党史部门创新思路，联合各种社会力量，共创“开门办史”的新局面：

　　(一)整合力量，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参与党史研究。在中央10号文件中，习近平同志已经指出：要采取措施，协调从事党史工作的各支队伍，把包括分布在文献、档案、党校、行政学院、干部院校系统、高等学校系统、社会科学系统、军队系统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的一些研究部门的党史教学科研人员和参与党史工作的老同志等几支队伍，都组织起来，发挥整体优势，共同做好党史工作。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为新时期的党史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开门办史”提供了理论依据，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可操作性。

　　就在今年5月，衡阳师院到我室查阅原省立第三师范学生的资料，翻阅到蒋啸青、陈芬、李天柱等烈士的档案后，该校武馆长感慨说：“你们的资料很全，这些烈士都很值得研究。”愿意与我室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耒阳各部门也有不少党史爱好者，他们陆陆续续发表过不少反映耒阳党史人物的作品，其中欧阳正平的《风展红旗如画》和朱文科的《化作幽兰吐芬芳》就是他们的代表之作。《耒阳儿女上井冈》的出版，更坚定了耒阳党史部门动员和组织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党史工作的决心，在此我代表全市的党史工作者向作者表示祝贺，同时也希望加强与耒阳作家群的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我市党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当然，党史部门也会尽义务为你们提供确凿的党史资料，进行适当的指导，以确保与党史相关的文学作品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二)拓宽思路，加强对党史研究成果的宣传力度。结合传统的宣传教育模式，整合社会各方力量，加强对党史研究成果的宣传，也是“开门办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可以借助朱文科这部新书研讨会的机会，借助众多名将之后、党史专家的名人效应，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等传播媒体的争相报道，为这部长篇力作做好宣传，也为耒阳党史做宣传，使它不仅是一次研讨会，也是一次新书发布会，更是一次党史宣传会。

　　在过去几年里，我室也编辑出版过不少党史人物力作，其中《谢维俊传》、《刘铁超传》和《王来苏传》都在全省获过奖，《谢维俊传》还被井冈山干部学院和军队指定为必读教材。但是，即使像这样好的作品，因为我们深信“好酒不怕巷子深”，而没有去进行强有力的宣传，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这里，我想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交流，并欢迎将帅之后、党史专家到耒阳做客，为宣传耒阳光荣的革命历史携手共进。

　　(三)加强监督，坚决抵制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开门办史”不是要党史部门当“甩手掌柜”，对其他社会团体和机构所做的党史工作不闻不问。党史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在“开门办史”的过程中，应按照**中央【2013】10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强化党史部门的监管责任。当前，在党史类和传记类作品中，公然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只是少数，但是没有经过考证、夸大某个地区或某些个人功绩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有损于党史工作的严肃性。就在前两年，我市有位党史爱好者绕过市委党史部门，直接将他的作品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今年省党史研究室领导到我室指导工作的时候，我室李运生副主任就向他们指出书中很多不符史实之处，并希望以后关于耒阳党史的作品应该经过基层党史部门审查，耒阳相关的党史资料毕竟是我们了解得更准确、更全面。

　　我们会把历史真实性和文学真实性区分开来。在文学作品中，对人物行为和历史事件的描述都是连贯的，而党史资料大多是关于某些事、某些人的点状描述，因此作者发挥适当的虚构想象和艺术加工，是完全应该的创作手法。我们不反对这类的加工，但是这种加工应是有限度的，决不允许捏造或歪曲历史，无限度的夸大和虚构某些人物和事件，更不能张冠李戴、黑白颠倒。朱文科打算邀请众多革命后代、党史专家和部门领导专题研讨这部长篇纪实小说，可见作者的写作态度是极其严谨的。这是对中央党史的尊重，也是对各级党史部门的最大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