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猛克(1911—1984)湖南长沙人。1930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5年东渡日本，1937年回国。1950年任教湖南大学，后兼中文系主任、省文联主席。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予以平反，并被任命为省文联顾问，当选为省人大常委。著有《魏猛克散文杂文集》等著作。

　　坎坷的人生，勇猛的战士

　　猛克是我的患难朋友，左联东京支盟的亲密战友。故人早逝，至今仍常使我感到哀痛，现在他的夫人周微林同志收集他生前文稿，编成《魏猛克散文杂文集》出版，要我为他写篇序言，这是我的责任。

　　30年代初，猛克在上海学习美术，又搞木刻，鲁迅对当时在上海的一班青年木刻家非常关心，在思想和艺术上都给他们以亲切的指导。

　　1933年2月，世界著名的英国大戏剧家肖伯纳访问中国，抵达上海。肖翁当时已年过80，是一位正义感非常强的开明进步作家，来华之前，他曾访问过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写过《苏联访问记》，为苏联讲好话。他访华，也是为了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抵达上海时，宋庆龄、蔡元培和鲁迅亲自到码头去迎接他。肖翁是身材很高大的人，宋庆龄、蔡元培的身材，在中国人来说属于中上，鲁迅则个子矮小。宋穿旗袍，蔡、鲁则穿长袍，他们三人同肖翁在码头上拍的照片，也在报纸上刊登出来了。鲁迅又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发表短文，赞扬肖翁，猛克就写文章对鲁迅说了一些片面的话，鲁迅并不以为冒犯，反而觉得猛克坦诚可爱，一老一少，从此成了朋友，猛克一生成了鲁迅的忠诚的崇拜者。

　　猛克天赋很高，又富于幽默感，这使他很容易接受鲁迅的教育和影响，逐渐走上写杂文的道路，并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是左联的导师，从此猛克和鲁迅保持较密切的来往。

　　1935年初，猛克去东京，行前，周扬同志要他到东京去找我。我于1933年9月赴日本留学，奉左联党组之命，恢复了左联东京支盟，并且遵照日本左翼人士的意见采取同人杂志的活动方式，已出版了《东流》和《诗歌》两个杂志，正在筹划创办第三个杂志《杂文》，这时，猛克就参加了《杂文》的筹办工作；同陈辛仁、陈子谷和我等几个人，形成了《杂文》杂志的核心。《杂文》在上海出至第三期，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了，改名为《质文》。

　　在对外联系上，左联东京支盟采取谨慎稳妥的分工方式。猛克与鲁迅较熟，就由他与鲁迅联系。郭沫若当时在邻近东京的千叶县，为了郭沫若和东京左联的安全，我们也决定由猛克去联系，我们一般不参加日本左翼文化人的公开活动，有人说这不只是语言问题，更是思想问题，其实这是外行话，不懂得地下工作的组织纪律。东京左联我任书记，同日本左翼文化人及上海左联党组的秘密联系，只由我一人负责。我们的工作之所以开展得比较好，应当说这是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日本的特高警察(便衣特务)还是注意我们的行动，收集了一些材料，如我们的文章。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猛克和我，还有其他几位同志被日本政府逮捕，分别被驱逐回国了。

　　《魏猛克散文杂文集》的文章，起于1933年至1939年，中间40、50、60、70年代凡40年都无文章，之后才又收入1980年至1983年他逝世之前的7篇文章。写作中断凡40年的原因有二：其一，无辜地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空耗了22年的宝贵时光；其二，他长期患病，呻吟卧榻，无法写作。

　　统观这本文集，有下述显著特点，也是它的价值之所在：

　　首先是纪念鲁迅的文章多。写于鲁迅病逝后的《写在烦躁里》是一篇较长的回忆文章。此外所收1980年至1983年的6篇文章都是回忆鲁迅的。《回忆左联》也是长文，名为“回忆左联”，实为“回忆鲁迅”，里面有不少珍贵的材料。

　　猛克回忆鲁迅的文字主要是记述以下的往事：

　　鲁迅对左联的关心和指导；

　　鲁迅十分关心文艺界的团结；

　　鲁迅对与郭沫若团结的愿望；

　　鲁迅对青年作家的培育，如对叶紫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

　　鲁迅提倡新木刻，介绍外国木刻及对青年木刻家的指导；

　　等等。

　　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从“五四”时期到1928年，同鲁迅都有些芥蒂。鲁迅却抱着同“创造社”，首先是同郭沫若团结的愿望。鲁迅生前，郭沫若没有同他见过面，正如郭老所说“创造社”同人还在日本时，鲁迅早已回国，郭老等回到上海时，鲁迅在北京。大革命开始后，鲁迅奔赴广东，郭沫若则已参加北伐去了(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于南昌起义后，经广东汕头潜逃回上海，当鲁迅从广东回到上海时，郭沫若又已逃亡日本了。郭沫若后来认为这是他一生的抱憾。鲁迅逝世后东京进步文艺界举行鲁迅追悼大会，郭老到会讲话以最沉痛的心情歌颂鲁迅，给他以最崇高的评价。

　　在鲁迅逝世前的两年间，由于东京左联的努力，鲁迅和郭沫若还有茅盾，这三大文豪同时写文章，在《杂文》和《东流》上发表，表示这三大文豪的携手合作，这是从“五四”到左联时期所没有过的。在“两个口号”论争时，郭沫若撰文，提出文艺界在“国防”的口号下团结起来，不必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团结起来，立即得到鲁迅的赞同和响应。于是，中国文艺界面临大敌当前形成了大团结。

　　其次从本文集大略可看出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我国的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概貌。30年代初与“第三种人”的论争，关于普通话、白话文、大众语的讨论，30年代中叶的“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抗日战争的爆发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形成等等，以及到80年代初的文化动态，都有所反映。

　　猛克早年就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对当时各种问题和事件，大体上是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去观察和分析的。例如性爱小说家张资平认为“第三种人”包括三部分人，其中的一部分是工农大众，猛克就斥其“荒谬”。又如在抗战爆发后，大敌当前，文艺界组成统一战线，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表示了积极赞扬的态度。这都是难能可贵的。这些历史资料，对研究当时的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都是有参考价值的。

　　猛克的文笔，继承鲁迅的遗风，深厚、曲折、锋利、尖刻、幽默、讽刺，鞭辟入里。这种文笔，有个人的性格特征，也有时代的印记。东京左联有三个杂志，猛克始终是《杂文》——《质文》的核心人物。顾名思义，这本杂志是专登杂文的，猛克的好些文章都是在这本杂志发表的。本文集中地收入了好几篇。他为这本杂志费了很多心血。专门发表杂文的杂志，在中国也不多见。因而可以说，猛克为中国现代杂文的发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由于周微林先生的辛劳，《魏猛克散文杂文集》得以问世，定可告慰于猛克的在天之灵。我为文集写这篇序言，也可以卸下缅怀故人的责任了。

　　猛克!你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