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仿吾(1897—1984) 湖南新化人，无产阶级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文学家、翻译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山东省文联主席等职。著有《长征回忆录》，译作《德国诗选》等。

　　1921年6月，成仿吾为主要发起者之一的创造社成立了，一直到1929年的将近十年期间，创造社坚持在文学艺术和思想文化两条战线同时作战，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独特而巨大的作用，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评价说：“‘五四’时期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可以说双峰对峙，各有千秋，共同为新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这个团体中，成仿吾起到的作用非常重大，可说是创造社的顶梁柱。他与郭沫若、郁达夫合称“创造社三驾马车”，有人也说他们是创造社的三大品牌。郭沫若曾说:“达夫、仿吾和我，在撑持初期创造社的时候，本如象一尊圆鼎的三只脚。”还说过成仿吾是“创造社的心脏”，应当说，这是当之无愧的。在创造社早期和中期，因成仿吾的实干精神，他主持了大部分创造社的社务工作及《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刊物的编务工作，为之呕心沥血，让郭沫若十分感动，在其《创造十年》一书中有过慨叹。

　　成仿吾对新文学建设的贡献，不仅是因为他在创造社这个革命文学社团中所表现出来的非凡的组织才能和实干精神，更多的是由他那新颖的文学创作、犀利的文学批评和强调要写真实、有独创的文艺理论所决定的。

　　成仿吾在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被创造社社务及刊物编务工作挤占的同时，还创作了散文《东京》、《太湖纪游》、《江南的春讯》等及小说《森林的月夜》、《灰色的鸟》、《牧夫》及一些诗歌。郭沫若说过，成仿吾的诗歌幽婉，散文劲峭，确为的语。他的几篇小说则从不同角度对社会人生加以表现，并在作品中蕴涵着作者对人生问题的独特关注与深刻思考，从时间顺序上见证了他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相对于文学创作，作为创造社的理论发言人，他更是一位犀利的文艺批评家和理论家，先后曾与胡适、周作人、鲁迅、徐志摩等一批名家论战，与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礼拜六派等一批文艺社团论战，在当时的文坛，留下“黑旋风”的绰号。应当注意的是，成仿吾当年对《呐喊》的评论失之偏颇，其观点并不符合作品实际，程度不同地存有早期新文学批评 “左”的倾向。在抡着“板斧”大杀四方的同时，他也建立了自己的文艺理论。如果按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其代表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对文艺理论的分类，成仿吾这段时期的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浪漫主义基础上的 “表现说”，他认为：一部作品如果不是作者内心情感的忠实的反映，而只是客观地甚至肤浅地描写生活的表象，那便是失败的；在文学价值论上,他力倡文学活动对社会人生的责任感。在文学批评的原则与方法上，他强调“同情”与“公正”，据此还提出了“超越的而兼建设的”文艺批评理论，这是他最值得关注的观点，所谓超越即“我们为文艺批评的时候, 对于一切既成的思想与见解要能超然脱出, 至少我们当用批评的眼光在它们适用的范围内利用它们, 而不为它们所迷惘”，要“承认作品的世界之独立性”，“决不把外界的事物去比拟作品”。而建设的，就是“对于我们所确定的标准要加意拥护”，这样，“我们的批评愈盛，我们的标准亦愈坚稳，我们的文艺乃有所归趣”。在但他在当时不时流露出的宗派意识，使得他的“同情”基本只是针对创造社同仁及能迎合他艺术观念的作品，在这之外，他的“板斧”挥得又急又猛，因此降低了他的批判价值。

　　总的说来，他的评论和理论研究成果，不仅在当时发挥过实际作用，引起过重大的反响，在今天仍具有参考价值。作为新文坛最早自觉地从事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作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这样评论道：“以成就而言，成仿吾算不上第一流的批评家，却是现代批评史不能忽略的重要而有特色的批评家。他对初期新文学的实际批评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周海波著)说：“他那独具特色的批评文字和批评文体，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26年，成仿吾同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成员聚集在当时革命的中心广州。他在广东大学任物理、德语、中文等科教授，兼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教官，并主持广州创造社分部工作。就是在这里，他结识了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人。大革命失败后，成仿吾于1928年赴欧，于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人生由此开始第二个重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