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丕模 (1900～1958)笔名披朦。湖南祁阳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担任湖南大学国文系主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还当选为湖南省和长沙市的人大代表、文联主席及中南文联、作协的常务理事，并受邀担任两级政协委员。作为研究文学史的学者，他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也注意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去研究中国文学史且取得相当的成就。1932年，他的第一部著作《新兴文学概论》以及《文艺思潮之演进》出版。第二年又出版了《中国文学史纲》，这是一部较早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指导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58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修改、补充的《中国文学史稿》。

　　谭丕模与湖南省文联的诞生

　　汪华藻

　　谭丕模先生主持湖南大学中文系不久，即1949年12月，中共长沙市委派当时在长沙军管会工作的谷曼与谭先生联系，请他考虑筹建长沙市文联事宜。谭先生接受了这个任务。经过协商，市委决定由谭先生提出委员名单，由谷曼草拟筹委会文件。

　　12月12日，长沙市召开文艺界扩大座谈会，宣布长沙市文联筹委会成立。大会推选谭先生为首任主席，王西彦、宋扬先生为副主席，谷曼为秘书长，项飞为副秘书长。秘书由杨承禹担任。

　　1950年3月，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通知谭先生和谷曼到周小舟(省委宣传部部长)办公室商谈省文联筹建工作。经研究，省委宣传部决定以市文联(筹)为基础，过渡到省文联。6月，省文联筹委会正式挂牌。7月10日，召开湖南省文艺界联合会议，宣布省文联筹委会正式成立。大会选举谭先生为筹委会主任委员，谷曼为秘书长，周小舟、谭丕模、谷曼、项飞、彭燕郊等24人为常务委员。在此之前(1950年3月)，党组织通过深入调查，了解了谭先生中断组织关系后的全部表现，由周小舟介绍，重新吸收谭先生入党。故以后又任命他为省文联(筹)党组成员、湖南大学党组成员。

　　湖南省文联筹委会的成立，是湖南文艺界的一件大事。从此湖南文艺界有了群众性的领导机构，为今后开展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

　　创造条件，创办《湖南文艺》

　　解放初期，虽然有像周扬、丁玲、周立波、康濯等著名湖南籍作家，但他们都不在湖南工作。当时的湖南文坛还没有自己的作家队伍。为了培育这支队伍，谭先生决定创办一个刊物，开辟一块让新苗茁壮成长的园地。经过酝酿和准备，1951年7月，湖南解放后的第一个文艺刊物《湖南文艺》(此刊1954年改名为《新苗》，1959年改名为《湖南文学》，1974年改名为《湘江文艺》)与读者见面了。

　　为了创办这个刊物，谭先生于1950年夏天开始作准备。7月，他从湖南军政大学调来了文艺评论工作者冯放 (原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师)；从长沙市一中调来了文艺爱好者周乐和。1950年夏，左联成员魏猛克受聘来湖南大学中文系任教，他的夫人周微林也是一位文艺工作者，翻译过雨果的《悲惨世界》(第一分册)。1951年春，谭先生请她也参加筹办《湖南文艺》。

　　1951年5月，《湖南文艺》编委会成立，谭先生任主编。编委分驻会编委与兼职编委。驻会编委即执行编委有冯放、周微林等；兼职编委有彭燕郊、魏猛克、韩罕明等。周微林兼编辑部秘书，负责《湖南文艺》的日常工作。1951年7月1日，《湖南文艺》正式创刊。谭先生以编委会的名义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创刊的话》。文章说：“《湖南文艺》打着一面大旗，这面大旗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爱国主义内容；一方面是通俗化的形式。”又说：“我们的文艺工作，必须面向工农兵，目前仍然以普及为中心，而通俗化是达到普及的唯一道路。……《湖南文艺》要全力写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要使工农兵看得懂，并进一步争取工农兵自己来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普及。才能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事实证明：这一办刊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具体贯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示的方向，后来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和较高的评价。

　　《湖南文艺》创刊前夕，也是为创刊做准备工作，省文联举办了“红五月征文评奖”。创刊号发表了部分征文获奖作品，例如谷曼的诗《歌颂共产党》、周乐和的诗《工农红军在平江》、杨承禹的散文《谢九杀白军》、徐之的套色连环画《战斗中的中国共产党》等，同时还发表了编委会的短论《做好通俗化，让文艺下乡》。

　　然而，解放初期“左”的错误思潮泛滥，行政干预过多，1952年《湖南文艺》被迫停刊整风。在两个月的整风中，省文联(筹)内外对《湖南文艺》的前段工作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谭先生被迫做了检讨。

　　值得庆幸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湖南省委宣传部及时地发表了关于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反对粗制滥造、反对形式主义、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等一系列文章，才将这一“左”的错误思潮击退。1953年8月，省委宣传部组织省会文艺界先后召开了六次座谈会。《湖南文艺》发表了省委宣传部唐麟副部长在会上的报告摘要《关于文艺创作中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8月8日，谭先生在《新湖南报》发表了题为《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认真进行创作》一文。从此，《湖南文艺》出现了生机，面貌开始改观。湖南的文艺创作开始走上了比较健康的发展道路。

　　谭先生在主持省文联(筹)工作期间，还围绕着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文学艺术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

　　1950年1月，他在长沙《新文化》第1卷第1期上发表了《中国近代文化运动——由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发展》一文，这篇文章是他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体会。文章首先说：“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建筑在上层社会的文化，也跟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接着对太平天国运动、康梁维新运动的得失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然后总结说：“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上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体系——无产阶级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大众文化。”这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是经过相当艰难历程才建立起来的。我们文化工作者应当集合在文化战线上作理论的实践，完成新文化的建设，作为新中国建设的精神支柱。”

　　1950年5月4日，他在《新湖南报》上发表了《迎接“五四”，为新文化奋斗》一文。文章首先指出“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开端，接着叙写了解放前后纪念“五四”的不同心情，文章最后说：“在解放后第一次迎接‘五四’，我的心情非常愉快，我有把生命献给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决心，同时也希望文化工作者一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共同奋斗。”

　　在此时期他还先后发表了《用行动奔向鲁迅的方向》、《负起推动文艺工作的责任来》、《努力学习，改进我们的戏剧工作》、《要重视培养工农兵作者的工作》等等。其中心思想都是文艺要坚持从工农兵出发，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调动老作家的积极性，培植青年作家

　　谭先生善于做知识分子工作，处理问题实事求是，而且分寸掌握得很好。如1949年12月，长沙市文艺界讨论市文联筹委会委员名单时，不少人对向恺然、罗皑岚有意见，认为他俩不配当委员。向恺然是通俗小说家，笔名平江不肖生，写过《江湖奇侠传》等作品，影响范围较广。罗皑岚是现代小说家、大学教授，早年发表过长篇小说《苦果》等作品，影响也较大。提意见的人认为他们的这些作品按当时的政治要求来说内容不好，应该重新考虑。谭先生的态度很明确，认为向恺然、罗皑岚对迎接解放表现不错，应该可以当委员。他说：“作品内容是思想认识问题，迎解放(反对美蒋、拥护共产党)是政治态度问题；思想认识可以帮助提高。我们应该向前看，尽可能团结他们，共同繁荣湖南的文艺创作。”经过谭先生的这番说明，到会的同志最后表示赞同接纳他们。

　　又如1950年8月，省文联(筹)曾组织王西彦、项飞、冯放、周乐和、杨承禹、彭忠定等六人到省委土改试点平江参加土改。在土改工作告一段落时，省文联(筹)干部曾发生过一次关于“原地深入”和“异地比较”的争论。冯放是从革命根据地来的，他主张“原地深入”，认为完整地参加一个乡或一个村的土改，对改造思想，加强锻炼，能终身受益；王西彦是老作家，他主张“异地比较”，认为从创作上着眼，到处看看，多收集题材，从多种人物的比较中塑造人物形象，对创作有好处。当时省文联(筹)的干部也基本上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原地深入”，一派主张“异地比较”。谭先生进行总结时，没有站在某一方，而是主张由具体人员的具体条件而定，即认为：冯放根据他的条件，他的主张正确；王西彦根据他的条件，他的主张也正确。这种从具体人员具体条件出发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和稀泥、无原则和思想右倾，而是实事求是、全面地看问题，大家都能接受，因而充分调动了作家的积极性。

　　谭先生在领导湖南省文联(筹)的三年中，在团结老作家的同时，也十分关怀青年和重视培养青年。

　　曾任省文联副主席的周健明，就是谭先生最先发现和调到《湖南文艺》编辑部的。他在一次访谈中说： “谭先生当时不认识我，更不知道我是周立波的儿子。他作为省文联筹委会主任，当时正在创办《湖南文艺》，急需一批编辑，他读到我在《民主报》的《民主广场》上的文章，看中了我，委托他的秘书李青打听到我的下落，就通知我到《湖南文艺》工作。这样，就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据我所知，《湖南文艺》的编辑，多为《民主报》的重要作者，谭先生大多是看中了他们的文章，才将他们调来《湖南文艺》的。”

　　湖南作家王以平是1952年8月调到《湖南文艺》编辑部工作的。谭先生对他也是给予热情的关怀。据王以平回忆：“他为人厚道，从不大声说话，没有一点架子。晚饭后，他常邀我一起到五一路散步，并到水果店买梨子，送给我吃，他还关心我的进步，几次向有关方面反映我的入党问题。”后来王以平入了党，写作上也取得了成绩，谈及谭先生时，总是不忘他的帮助。

　　《湖南文艺》编辑部的周乐和，解放前是谭先生夫妇的学生。来到长沙后，周的妻子韦玉琴生了第一个孩子，谭先生夫妇像父母一样关怀他们，曾派自己的保姆到他们家照料一个月，又多次带着肉饼、水果、鸡蛋到他们家看望。1950年10月，谭先生还介绍韦玉琴到五里牌一所小学教书。现在周乐和已去世，他的妻子韦玉琴每当谈起谭先生夫妇时，无不感激涕零。

　　以上几个例子说明：谭先生热情关怀青年、培养青年是一贯的。他是一个“思贤若渴”、能识别人才、具有伯乐精神的领导者。他的热情关怀，使不少青年作者改变了命运，给湖南文坛增添了新生力量，壮大了队伍，促进了湖南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1953年8月以后，谭先生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离开了湖南。湖南文联的工作，以后由魏猛克、周立波、康濯等继续领导。从整体看，解放后的湖南文艺是取得了辉煌成绩的。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成绩更为突出。如20世纪50年代已经成名的作家未央、谢璞、周健明、孙健忠等，在这个时期又写出了更加成熟的新作品。新时期又出现了任光椿、叶蔚林、古华、莫应丰、韩少功、彭见明、谭谈、何立伟、王跃文等众多的在全国影响很大的作家，形成了文艺界的新“湘军”。谭先生作为湖南省文联(筹)的主任，湖南省文联首届领导人，在这支文艺湘军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奠基作用，其功劳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