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晖，字均荃，黎松安次子，生于1891年9月5日。四岁时，在黎松安办的家塾“杉溪学校”接受启蒙教育。1905年入湘潭昭潭高等小学堂，1906年春升入湘潭初级中学，1910年考入长沙铁道学堂、后转入长沙高等师范学校，1912年毕业于长沙高等师范学校。自幼学习古琴和弹拨乐器。家乡民间音乐和流行的湘剧、花鼓戏、汉剧等戏剧音乐对他影响至深。

　　1916年9月，黎锦晖应教育部聘请赴北京任教科书特约编纂委员、《中华民国日报》编辑。此时，北大校长为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在北大实行“有教无类”，允许非北大学生旁听。黎锦晖成了北大的一个旁听生。和黎锦晖一起参加北大旁听的有他的湖南老乡毛泽东、沈从文等人。

　　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有教无类”，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无法估量，但是，黎锦晖走上用音乐推广国语，最后献身音乐之路，与在北大的旁听生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使他走上这条道路的两个指路人，其中一个就是蔡元培。蔡元培到他创办的北平孔德学校视察，发现学校校歌竟然采用日本国歌曲调。他找到黎锦晖，鼓励黎锦晖创作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歌。黎锦晖的另一个指路人，即是黎锦晖的大哥黎锦熙。黎锦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致力于改革语言文字，创造新教育和新文化以及推广国语(即普通话)的普及等事业。黎锦熙动员黎锦晖投身到这场新文化运动之中，造福于民族。受上述二人影响，黎锦晖投身于国语运动，创造了用音乐来推广国语的独特方式。

　　黎锦晖认为学习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可以养成儿童优良的习性，锻炼他们思想清楚，处事敏捷的才能。”于是，短短几年里，写了《三个小宝贝》、《葡萄仙子》等24首儿童歌舞表演曲和11部儿童歌舞剧。这些曲调简练、生动明快的节目，通过歌舞团的演出很快风行全国，成为各地中小学校音乐教学的主要教材。

　　1922年，黎锦晖在上海供职于中华书局时，创办了著名少儿杂志《小朋友》。该杂志黎锦晖定位于“可以陶冶儿童的性情，增进儿童的智慧，使他们成为健全的国民，替社会服务，为民族增光”的儿童刊物。是年4月26日正式出刊。它印刷精美，内容包括诗歌、小说、谜语，还有小朋友自己的作品。《小朋友》开创了多项记录：中国第一本学龄前儿童杂志，第一本横排本杂志，刊登我国第一首白话文歌曲《可怜的秋香》(词曲作者均为黎锦晖)，发表黎锦晖本人创作的儿童歌舞剧12部，儿童歌舞表演曲24首，《小朋友》还是中国现存的最长寿的刊物----从创办至今，已近九十年。

　　黎锦晖亲自撰写的“小羊儿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老虎叫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摇啊摇》)等童谣脍炙人口，妇孺皆知。黎锦晖创作儿童题材作品时间之早，数量之多，受欢迎程度之高，迄今无人可比。《小朋友》杂志，黎锦晖说，“要用儿童自己的语言来办《小朋友》杂志”。他是这样号召《小朋友》杂志同仁的，并且他自己也首先积极地身体力行、以身作则。黎锦晖在1922年4月“《小朋友》创刊号”上写的《<小朋友>宣言》，用极朴实和稚气的语言写道： “小弟弟，小妹妹，我愿意和你们要好，我就是你们的小朋友，我的内容有唱歌有图画，有短篇小说，有长篇小说，有笑话，有谜语，有小剧本......材料很多，并且很有趣味。我每星期五出来一次，你们要看我，我在中华书局等着你们，若是你们要我每星期上你们的家里来，就请订一份。小朋友们呀，小朋友们呀，我爱你们，你们也爱我吗?”

　　可以说，《小朋友》杂志，为中国儿童打开了一块崭新的天空，这块天空里有着童稚的美好，有着人类彼此关怀的爱。它是中国儿歌和儿童文学的摇篮；黎锦晖当之无愧地为中国儿歌的鼻祖和中国儿童文学之父，同时，为国语的推广做出巨大的贡献。

　　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即将开始北伐的那个 中秋之夜，黎锦晖与诸多雅士聚会。黎锦晖的好友田汉致词说，北伐革命即将开始，黎先生为平民而歌的事业大有作为。众人因此建议，黎锦晖应该挂帅，成立中国第一家现代歌舞剧团。黎锦晖闻之大为兴奋，他说：“我们要高举平民音乐的旗帜，这犹如皓月当空，千里共婵娟。”“人人能欣赏，就叫‘明月歌舞社’吧。”

　　中国流行歌曲的摇篮，就这样在上海诞生了。

　　不久，黎锦晖的明月歌舞社里就传出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的优美、柔曼的旋律：

　　毛毛雨 下个不停

　　微微风 吹个不停

　　小亲亲 不要你的金

　　小亲亲 不要你的银

　　奴奴呀 只要你的心

　　……

　　几年下来，从“明月社”走出了聂耳、黎锦光、周璇、白虹、王人美等数十位文艺人才，成就了中国最早的歌舞“四大天王”黎莉莉、王人美、薛玲仙、胡笳。1934年，上海《大晚报》举办中国首届歌星大赛。比赛结果前三名——白虹、周璇、汪曼杰——全部来自“黎家班”，可谓“歌台尽是黎天下”。有趣的是，虽然黎锦晖正遭受着守旧派和左翼的夹击，但此次比赛，选手们所唱的歌，百分之九十出自黎锦晖的手----在这个时期，黎锦晖创作的“摩登歌曲”、“时代曲”构成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全新的走向。不论各家诗词、西洋诗歌、民间小调、土风舞曲，黎锦晖全部拿来“为我所用”。当时上海几家外商经营的大唱片公司，都以能约到黎锦晖的作品为骄傲，每个公司的大堂上都高悬黎锦晖的巨幅画像。就这样，黎锦晖开创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流行时代”。

　　抗战前夕，黎锦晖去看田汉。当时，田汉被当局软禁在南京，不能出门。田汉说，时局危急，日军将大肆侵华，上海必将沦陷，建议黎锦晖离开上海，以免被日寇所利用。黎锦晖亦有此意，表示将回湖南老家去教书。

　　不久，黎锦晖毅然离开上海，回到了故乡湖南，后又去了重庆，甚至想过前去延安。抗战期间，他出版《抗日三字经》；创作发表爱国歌曲数十首，其中如《中华民族战歌》、《十里送夫》等都在当时产生过不小影响。由于当时的红军队伍中也流行黎锦晖的歌，陈毅曾代表中共中央派人给黎锦晖送钱，希望他“能到延安看看”，后因故终未成行。他对革命充满同情，1927年“四一二”后，田汉把中共早期党员钱壮飞的女儿钱蓁蓁托付给黎锦晖，黎锦晖知道钱的特殊身份，表示一定会照顾好他女儿。后来，黎锦晖认其为义女，取名黎莉莉。在黎锦晖的悉心培养下，黎莉莉的歌舞表演潜质很快被发掘出来，成为了“四大天王”之一。

　　抗战期间，由于政治迫害、流派打压以及时代错觉，黎锦晖遭到“救亡派”和“学院派”的双重攻击。解放后，黎锦晖遭到“封杀”，写给成人的东西不能碰，只能做一些儿童文艺。后来文艺出版机构还接到内部文件，规定黎锦晖的东西不能用。面对如此局面，他自己说了一句话：“别人是盖棺论定，我是棺未盖，论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