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院子没有名字，它毗邻一个小小的菜市场。几乎每一个在红花机场工作过的人都到这里吃过饭，大家只要一说“到菜市场吃饭去”。便知道是说这个院子。 　　院子里都是水泥地，没有一寸泥土，也没有一棵树。五家饭店，一家挨着一家。店子都不大，小的能摆四五张桌子，最大的也不过能摆七八张桌子。因为毗邻民航住宿区，所以来吃饭的基本上都是机场的职工或家属，偶尔也会有个把迷了路的旅客转到这个院子里挨一刀宰，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大家基本都是做熟客生意，靠着价廉味美招徕生意。 　　头一家店叫福源酒家，老板姓赵。这家店原是他在安检站工作的表弟开的，请他过来帮忙。后来表弟工作太忙，便转让给他了。明话是这么说，但很多人怀疑幕后的老板还是他表弟。因为机场里规定：正式职工不得有第二职业。所以职工做生意，很多都是打着亲戚的牌子经营。 　　赵老板是个沙码子(老长沙人)，个子不高，干瘦，眯眯眼，一看就是江湖上飘了很多年的老口子。他只抽“希尔顿”牌的香烟。这种烟味道呛人，只有烟瘾极大的人才能消受。我有回问他烟瘾怎么这么重。他笑笑说：“不是我瘾大，实在是给客人开烟开不起，两包精白沙一中午就开完了。后来我开希尔顿，客人都不接。太燥了，冇人抽得惯。”说完了哈哈一笑，颇得意自己的小伎俩。 　　赵老板还有一个绝活，单手掂重。大东西如西瓜，他只要拿手一托，便报“九斤三两”，误差不会超过一两。小物件如鲫鱼，不用摔，食指扣住鱼下巴，往上一提，“一斤一两。”误差不超过五钱。他很乐于在人前表演这一手，柜台里自备了弹簧秤，供看客验算。所以院子里外的人都知道他这本事，菜市场的人卖东西给他也不敢玩什么花样。 　　小饭店里无非几类人：老板(管接客、结账)、大师傅(掌勺)、配菜师傅(给大师傅打下手，通常也是大师傅的徒弟)，洗碗妹(通常兼做传菜员)。除了老板，其他一概称为“做事的”，这是通例。而赵老板不这么喊，他称“做事的”为“员工”，并自称“大堂经理”，俨然大型酒店的编制。当时“员工”这个称呼刚刚兴起，运用在鸡屎大的小饭铺里，显得非常幽默。我蛮欣赏赵老板的口才，包括他几近下流的幽默。我甚至认为，只有下流的语言才是最贴近人民生活的。比如他最喜欢念几句稀下的顺口溜，什么“生意淡薄，不如赌博；赌博不赢，不如卖淫”。还有“赌一赌，博一博，单车变摩托，摩托变奥拓……”都是为院子里的老板和“员工们”喜闻乐见的。 　　隔壁的钱老板饭量极大，嫌小碗装饭麻烦，平素喜欢用大碗装饭。赵老板一看见钱老板端个大菜碗，就要笑话他：“我讲你是筒卵，你吃饭背菜碗。我喊你放哒，你讲你背惯哒!” 　　店里做事的听了都笑，钱老板也边吃边笑，反驳道：“你才是一筒卵呢!” 　　钱老板的店叫长禄酒家，他是本地红花镇上的人。钱老板在社会上颇有名声，远近都要给他几分面子。他的客人大都是红花镇的名流和一些混江湖的人士，民航职工来吃饭的也有，少。长沙人管精明能干的人叫做“厉害下家”，钱老板就是典型的这号人物。他做过各种生意，据说做一行就能赚到一行的钱，令人不得不佩服。院子里数他开饭店时间最长，经验也最丰富。他有不少省钱的怪招，有些招在我看来是闻所未闻。 　　饭店里打工都包吃。院子里其他饭店员工用餐，菜的样数很少，通常是一荤一素一个汤。但每个菜的分量很足，大盆菜，管饱。长禄酒家的员工餐却内容丰富得多，因为他们吃的大部分是顾客的剩菜。客人剩得较多的荤菜，留在厨房里。等客人全部走完，荤菜加点青椒回锅，水煮鱼加几片豆腐烧开，又重新端上桌子。当然，钱老板自己也带头吃，还跟员工们介绍：“客人才动了几筷子，高温消毒，干净得很。” 　　长禄酒家的客人喝剩下贵重的汤菜，比如墨鱼炖排骨、寒菌炖肉、红枣肚条汤之类，即便剩下了，也不会出现在员工餐桌上，而会倒回到大锅里，叫“回笼”。下一批客人若是点了这个汤，又可以从大锅里舀出烧热了上桌。这里面有个窍门，第一次上桌时不能放葱。放了葱的汤就不能“回笼”了。否则，一锅汤全变味。 　　长禄酒家还有一个秘密是我无意中发现的。有一回一个顾客到我的店里炒盒饭，一进门就吆喝：“莫炒鳝鱼啊!不爱吃腥的。”我愣了，问道：“五块钱的场合，还会有人给你炒鳝鱼?”那人回答说：“是啊!隔壁长禄酒家炒盒饭就有黄瓜炒鳝鱼，好几片呢!”我顿时无语，心里透亮：钱老板，你真行。 　　第三家得胜酒家是夫妻店，堂客抡勺掌厨，老公坐堂收账。老板孙得胜，人如其名。肚皮大，喉咙粗，嗓门响，招呼客人也是吆五喝六咋咋呼呼的。“嘿呀!王总大驾光临，难得难得。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给王总摆起，摆起。”“嘿呀，张总亲自来哒!张总今天气色不错啊!张总是，快乐天天有，气象日日新。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里面请。”无论是民航最底层的小角色，还是红花镇不起眼的小混混，到了得胜饭店都成了“老总”，宾至如归。热闹归热闹，但孙老板结账从不给客人打折，最把面子的方式是去掉一个小零头。据说这是孙夫人规定的铁律，号称“货真价实”。孙老板接客送客的喜庆话变化多端，但永远离不开“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八个字。我们笑孙老板是假客气，给他起了个绰号：“孙海山”。 　　孙海山爱喝两口，他的酒量不大，但有点贪杯。 　　生意不好的时候，孙老板心中惆怅，便开一瓶啤酒，盛一碟子花生米，一个人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呷起来。不一会功夫，一瓶啤酒便见了底，便又开一瓶。四五瓶酒喝完了，一晚上就过去了。来了客人，他也陪着呷几杯。客人桌上有酒，但孙老板不好意思蹭，便喝自己的。虽然酒量不大，但养成习惯了，喝慢酒每天总要喝个四五瓶。一个月下来，成本也要好几百块。日子长了，老板娘觉得不划算，看见老倌子寻啤酒起子就开骂。于是孙老板想了个办法，呷热酒。在大瓷缸里倒入半杯开水，啤酒瓶子放在里面温一阵。常言道：“冷酒伤胃，热酒伤肝，无酒伤心。”酒一热，劲就大。平时冰啤酒能喝四五瓶，热酒喝起来量就减半。既节省了成本，又过了酒瘾。孙老板说：“呷酒嘛!不就图那一晕吗?” 　　第四家双喜店主李老板也是红花镇的人，他和孙老板简直就是一对反义词。他不爱说话，来了客人只会点头，哈腰，憨憨地笑，问：“来啦?坐咯。吃点什么?”整天蓬着头，胡子拉碴。在店里穿进穿出，埋头做事。李老板跟其他几个老板不太往来，闲了的时候，我们几个坐在一起晒太阳扯闲谈，他也不参与。 　　李老板虽然木讷，不善交际，但是店里生意还不错。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有个不错的大师傅。这个大师傅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堂客们，红花机场爱下馆子的人无人不晓，都叫她“姑妈”。“姑妈”不是科班出身，曾在好几个小饭店帮过厨，因为手艺好，久而久之成了大师傅。她落脚在双喜饭店之后，很多饭店老板都打过她的主意，想挖墙脚，但“姑妈”认定了李老板，不愿挪窝。 　　我是老板里面最年轻的一个。第一次做生意，没什么经验，非常不懂得节省开支，也不知管束员工。徐师傅说，按规矩，大师傅除了工资之外，每天要配一包烟。我便每天买一包白沙烟给他配起。后来我问了别的老板，才知道院子里根本没有这一套。这个规矩是长沙市个别大饭店里的，也绝非家家如此。但开了头，我也不好意思撤销，只好每日给他配起。 　　到了“三月三”，配菜的师傅小齐说要随时令吃地菜子煮鸡蛋，我说，想吃就煮吧。小齐问煮几个蛋。我回答能吃几个煮几个。心想吃几个鸡蛋算什么?谁知他一下子煮了六十个鸡蛋，我莫名其妙，问煮这么多做什么?小齐淡然地说，你说的，能吃几个煮几个。我能吃二十个，大师傅能吃二十个，洗碗的堂客和端菜的妹子每人吃五个，还给老板你留了十个。我吓了一跳，问，你能吃二十个鸡蛋?他笑了笑说，二十个算什么?如果敞开搞，三十个都不成问题，那意思仿佛是手下还留了点情。徐师傅也在一旁点头称是，表示自己确有这个能力。接着，两人一齐表演吃鸡蛋给我看，一个接一个，生生吃下二十个煮鸡蛋，还喝了一碗地菜子汤，让我着实长了一回见识。 　　还有一回，店里推洋鸭火锅，三只大洋鸭炖了一大锅，预备做十份火锅。翌日早上，大师傅问我早上吃面要得啵?我说好。店里连我一起五个人，每人一碗面，都是洋鸭汤面，味道特鲜。钱老板去买菜，路过我的店门口打了个招呼：“伙食不错啊?”我正啃一只鸭腿，随口答应：“嗯，你买菜啊?”钱老板微微一笑，答道：“嗯，买点排骨去。”说完便走了。旋即赵老板到我们店里串门，看到了我们店里连老板带员工一人一碗黄澄澄的鸭汤面，吓了一跳，把我拉到一边：“兄弟，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这些都是成本，要换来利润的啊!”我这才觉得不太妥，也忽然明白了钱老板微笑的含义。但五碗鸭汤面都下了肚，总不能吐出来吧?老赵拍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道：“做生意对员工不能太好，你这样会把整个院子里的风气带坏的。”我点头称是，承认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后来，那锅洋鸭照样卖出了十份，但大师傅在里面掺了几瓢水我就不晓得了。 　　通过这件事，我认定老赵为人不错。此后，只要我店里客满，我就会把熟客介绍到他店里去。作为回报，老赵也会介绍一些业务到我店里来。有一回，他接下一宗一百二十个盒饭的业务。他们店子小，做不过来。便匀了五十个盒饭交给我做。炒单个的盒饭，利润十分有限。但是大宗的盒饭单，调料的消耗，人工、火工都会节省不少，利润非常可观。还可趁机把滞销的菜周转出去，以便及时更换新菜，所以院子里的饭店老板都愿意接大宗的盒饭单。 　　院子里的客人分两种：一是铁客。因为人情关系或认定了某一家的口味，轻易不会换。这种客怎么抢也白搭；另一种是流水客，今天进了这家店，明天就进那家店换口味。铁客和流水客，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因为铁客有时也会因为别人请客而进别家饭店吃一顿。 　　聊天，是饭店老板们跟客人建立友好关系的有效方式。客人们大都是熟客，基本上每家店都试过几回味，对各家口味会有所评价。老板们也通过客人的好恶，悄悄改进自家的菜式。比如我店徐师傅做的米豆腐肉泥，一度受到大众欢迎。没多久，各店都陆续推出这个菜肴。得胜酒家的干锅鲶鱼也曾经风靡整个院子。各家饭店存在激烈的竞争，但暗斗的多，明争的少，委婉地透露一些信息给客人：某店的用油有点问题，我店的用油进货渠道更正规一些。某店的青菜只洗一道，我店的工序是必须洗三道。某店的灶台不如我店干净，我店的大师傅连工作服都是杏白的。这些言论通过客人的口舌流遍院子里的每家店子，不免添油加醋以讹传讹。老板们尽管彼此心存芥蒂，但公开翻脸的不多，碰面照样互相递烟打哈哈。 　　经营小饭店，既担心顾客不上门，也怕顾客一窝蜂。拢共也就几张桌面、二三十把椅子。生意稍微好一点就客满了，生意再好一点就要借桌椅板凳。找谁借啊?你只能找别的饭店借啊。这种借，透着几分炫耀和奚落。所以从心理来讲，老板们都不愿意借。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借，为什么呢?因为他图下一回自己爆棚的时候也有人能借给他。 　　借桌椅板凳是一样，也有借饭的。饭不够了。临时煮饭来不及，只好去借。还有借菜的。特别是晚上借菜的情况比较多，因为菜市场晚上就没人卖菜了。客人非吃某种菜，老板央不过，只好去借。 　　借东西，看人缘。人缘好的老板，到几家都能随到随拿。也有人缘不好的，家家碰壁。不借给你，绝不会说“不借”使你难堪，而是说“用完了”或是“待会我自己要用”。你借五把椅子?我这里订了四桌，客人马上就到，借不了。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好说好说。这位回来就在门口死死盯着，如果真如所言，一下来了四桌客人。好，罢了。如果你所说的四桌人并未到来，那就说明你是有意搪塞。行，这一笔先记下，下回看我的! 　　双喜酒家的李老板从来不找别家店借东西，别人也休想从他这里借到东西。 　　小本生意，不厉行节约是很难赚到钱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餐巾纸、牙签、点菜单样样都需算计。饭店老板最怕月底。因为月底要结账，要发工资。每结一次账，好似剜却一块心头肉。工资且不提了，单说其他开支。饭店用的食盐、味精等调料都是到路口的批发商店论箱买，炒菜的油叫“棕脂油”，论桶买，一桶就是一千多元。小菜是有当天买当天结，也有天天买，月底结。猪肉、鱼这些都是记账，比如猪肉，就在小魏那里进货。比如鱼，就在何娭毑池里捞，月底一起结算。 　　所以，很多饭店不到月底根本不清楚自己赚没赚钱，只在心里大概有个数。实际结账的情况和预想的合不合得上，难说。 　　院子里常来些乞丐，围着饭桌讨要，客人们不胜其扰。为了应付这帮讨嫌人，老板们总要备些两毛五毛的角票。给了钱，就理直气壮地轰走。乞丐大都是老弱病残，只有一个例外的。此人年纪不到二十岁，矮矮的个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挺文秀的样子。衣服虽然有点脏，但还算齐整，秋天里穿秋衣秋裤，冬天穿棉袄，夏天穿单衣。不像其他乞丐，一年四季乱穿衣。他最引人注目的是，能说一口流利的带卷舌的普通话。 　　湖南人对讲“标普”的人是很崇敬的，认为讲这个话的人水平都很高，我怀疑是解放初期湖南来了很多讲“标普”的南下干部的缘故。大家只觉得这个年轻人很奇怪，便问他：“你是哪里来的?”他都会答：“我，来自北京儿。”问他：“为什么到这里来?”便回答：“混口饭吃呗!”再问别的，比如：“家里几口人?”“为什么不去做事?”统统不答。因为他是乞丐里唯一一个戴眼镜的，所以大家都管他叫“眼镜瘪”。有喜欢开玩笑的便学着他的北京腔，叫他“眼镜儿”。 　　“眼镜儿”爱好广泛，爱看报，爱抽点儿烟，喝点儿酒。看报很容易，垃圾桶里经常有，而且大都是当天的。喝酒麻烦些，要有点耐心，等客人起身离桌，猫在一旁的他一窜而起，趁服务员没来得及清理前，拿起瓶子咕咚咕咚几口喝尽。这一点他很聪明，从来不把酒瓶子带走，因为他知道酒瓶子老板是要收集起来卖钱的。抽烟则靠捡烟**，他还号称只抽“带圈儿的”(精品白沙)。偶尔也向老板们讨整根的烟抽(讨整瓶的酒绝对没戏)。他向人讨烟的惯常姿态是：笼着两手，慢慢凑过来，满脸堆笑套近乎，拿肘子虚顶一下：“嘿，哥们儿，来一根儿。”老板们心情若好，便递一根给他，有时还帮他点上。老板若是心情不好，便瞪他一眼，吼道：“滚!”他吐吐舌头，便识趣地走开。 　　我从不对“眼镜儿”说滚字，开烟给他时还开玩笑：“我这烟可没圈。”他大度地一笑：“没关系，我自个儿画个圈儿。” 　　我问他冬天睡哪里?他说，汽修厂边上有很多水泥管子，把一头堵上，不过风，挺好。 　　“你有被子吗?” 　　“没有。但我有绝招啊!我用绳子把报纸捆在身子，可暖和啦!” 　　我想象了一下他浑身铅字和图片的样子，觉得有趣，又问：“我看到很多人都是用塑料袋包着睡的。” 　　“那不行。塑料不透气啊!容易得风湿，对身体不好。”他一副很懂养生的样子。 　　因为“眼镜儿”经常看报，我跟他聊起过经济形势。总体上他对国家的前途比较乐观，对当局的执政水平基本满意。我再问：“听人说，你是高考落榜才离家出走的?”他便环顾左右而言它了。 　　“眼镜儿”还干过几件让人刮目相看的事情。有一天中午，赵老板给客人找钱，手上零钱不够，找我们几个老板兑换。大家都到了结账的点上，没有多余的零钱。赵老板很着急，跑去买烟，小超市也没零钱。“眼镜儿”问了句：你是要兑零钱吧?我这儿有。说完从兜里拿出十张十元的新票子换走了老赵的百元大钞。过了不久，院子里开始传说“眼镜儿”在银行里有个户头，里面有笔数目不小的钱，长禄酒家的洗碗妹小张还声称亲眼见过那本存折。 　　搞“创建全国文明机场”活动的时候，红花机场附近所有的乞丐都被公安围捕，集体用车子送到了很远很远的乡里。“眼镜儿”也没能逃脱被送走的命运。但没过几天，他又回到了院子里。他是坐公交车回来的。我问他为什么要回来?他说，我喜欢这地儿! 　　我内心是欢迎“眼镜儿”回来的，听到他被公安送走的消息，我一度还替他担心着呢!但是我没跟别人说，因为如果别人知道我担忧一个叫化子的安危，总是有点……骇人听闻。我蛮喜欢跟“眼镜儿”聊天，觉得“有点意思”。但是我店里的员工们不这么看，配菜的伙计小齐就对此颇有意见：“叫化子就是叫化子，他是什么档次，你是什么档次?……”我不以为意。后来有一回，大师傅老徐也跟我说过：“眼镜瘪老蹲在我们店门口，对生意有影响。”这话我往心里去了，也开始渐渐地厌恶“眼镜儿”。 　　有一回，“眼镜儿”又跟我套近乎，让我赏他一瓶“小二”。那天生意不好，我还收到一张假钞，正憋着气，火头一冒，对他白了一眼：“滚。”“眼镜儿”一愣，明白我是来真的，转身走了。我也有点后悔，但心想唯有如此，才能让他晓得我的厉害。接着好几天，“眼镜儿”没跟我说话。再过几天又恢复常态，不过再也不敢像以前那般“造次”了。大概他明白了，我和其他老板都是一样的人。 　　那张假钞令我非常不爽，因为之前一天刚剃了一个光头(全天没做一单生意)。开饭店剃了光头是非常郁闷的，不但煮好的两锅饭浪费了大半，择好的菜也要处理掉一部分。第二天好不容易进了两小桌，却不小心收了假钞，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假钞我本来打算扯掉，但徐大师傅建议我试着把它用掉，“别人可以骗你，你当然也可以骗别人啊!”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但是我胆子小，脸皮薄，不敢用。老徐便自告奋勇陪我去批发商店结账。正巧老板娘在里屋喂小孩，柜台里负责算账的是个老倌子，七八十岁了，一看就是不蛮清白的样子。老徐便跟老倌子结账，拿着钞票：“你囡家看清楚啊!一、二、三、四、五、六……一共一千二。”点完票子，冲里屋喊了一声：“老板娘，结完了啊!”“好。多谢，好走啊!” 　　第二天老板娘找上门来，我有些慌。但看到老徐镇定的表情，我也镇定了下来，推卸责任：“结账的不是我，是我的大师傅。”老徐显然比我有经验得多，拍着胸脯信誓旦旦，“我们店里不可能有假钞。再说这个事，钱货两讫，离柜不管。谁知道你这张票子哪里来的?”老板娘只好悻悻地走了。 　　尽管结果圆满，但我心里总是惴惴不安。一百元，她要批多少盐和味精才能赚回这笔钱?可以想象得到，老板娘回店里肯定要训斥老倌子一顿，老倌子肯定无言以对唉声叹气。这老倌子应该是老板娘的公公或者亲爹吧? 　　那晚请徐师傅喝啤酒庆功，他的一句话，让我坚信这样做是绝对正确的，他说：“你想想看，一百元。要做多少个五元的盒饭才能赚出一百元纯利?”日子长了，心里的不安就淡忘了，我继续做我的生意。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菜市场像往常一样，卖菜的自卖自夸，买菜的挑三拣四。突然马路对面围了一圈人，跑去一看，原来是卖猪肉的小魏伢子骑摩托送肉的时候，被过路的卡车轧死了。看热闹的围了三层。 消息迅速传遍了院子，赵老板跑去看了现场，回来把手上的报纸朝天一扔，欢呼起来，“喔，水账喔!喔，不买单喔!” 　　旁边坐着的孙老板问：“你在小魏那里挂了好多账咯?” 　　“八百多。你呢?” 　　“我只怕有一千哦。” 　　“咦呀!那你得路了(走运)!”赵老板眼睛里露出羡慕的眼神，只恨自己没有先见之明，不曾多囤点不要钱的猪肉。 　　孙老板说：“水账(赖账)不太好吧!人家手里有单子的。” 　　赵老板眼睛一横道：“冇什么不好的，人死账烂，就是这个道理。何况单子上我又没签字，拿我有什么办法?” 　　徐师傅回来的时候，把两位老板的对话跟我学了一遍。徐师傅判断：“估计院子里的老板们都会水账，我们也随大流吧。我们昨天刚在小魏那里进了两腿猪肉，加上上个礼拜的欠账，怕莫有一千五百多哦。”说完，冲我诡秘的一笑。 　　“眼镜儿”靠着墙角懒洋洋地晒太阳，抽着烟**。院子门口，飘然走来一队空姐，个个高昂着头，挺着胸，目不斜视，从众老板们的注视下走过。“眼镜儿”朝地上啐了一口，用刚学会的一句湖南话愤然骂道：“一群蚌壳。” 　　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哭喊。院子后门进来一个披麻戴孝的瘦小堂客，她一手牵着个七八岁的小孩，一手拿着油渍斑斑的账本。她最先来到了双喜酒家。显然，这几笔肉帐能否顺利收到，她心里大约也没底。她一看见李老板，立马跪倒在地，号哭起来。 　　徐师傅朝福缘酒家指了指，我往他指的方向看去，赵老板正忙不迭地跨上摩托，对店里择菜的细妹子说：“跟她们说，我去进货去了。”说完，一溜烟开走了。 　　孙老板从店门口探出一个头，张望了一下，又缩了回去。 　　李老板什么也没说，把钱递给小魏的遗孀。遗孀拉着孩子向他磕头，李老板赶紧扶起。徐师傅向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要我赶快躲起来。我没理他，径直走过去，把钱交给她手里。看着满脸泪水的小孩，我实在不知说些什么好，有些悲伤是无法用语言来抚慰的。 　　得胜酒家的老板娘接过账本，拿出计算器敲打一阵，“你看这个数目对不对?”孙海山这回没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而是摸着孩子的脑袋，不断地说：“节哀顺变，节哀顺变。” 　　钱老板闻声过来了，遗孀又跪了下去…… 　　“眼镜儿”依旧靠着墙角晒太阳。我路过他身边时，听到一句，“来一根儿。”我掏出烟准备抛一根给他，回头时却见他手里拿着一包精白沙，笑吟吟地递了一支过来。我接过烟点上，转身就回了店里。 　　这个事使我一整天情绪低落，没心思跟人闲扯。其实我跟小魏没什么太深的交道。拿货的时候他总会开一根烟，顺便问道：“周老板，生意好啵?今天的猪脚不错，冇抽筋的，来点?”“今早的六副腰花都被长禄拿走了，你要的话明天我给你留两副。”“带皮的五花一般要贵五毛钱，但你是熟客就算了。”每到礼拜六的晚上，小魏都会拿着油渍斑斑的账本到店里来结肉账，搓着手，满怀歉意地朝我笑：“生意好啵?”接过钱，点完数，朝我微一点头：“不耽误周老板发财!”便往下一家走去。我对小魏的印象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卖猪肉为生的人，多赚钱，少吃亏，养细伢子，养堂客。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今天早上死于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这个人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这个院子里了。或许明天就会有人替代小魏来送肉，或许…… 　　我正在胡思乱想时，赵老板颠颠地跑进我店里，劈头就问：“有热饭吗?他妈的，今天生意炸锅了，这帮鬼崽子太能吃了。” 　　我头都没抬，说：“不借。” 　　赵老板正兜头往厨房里冲，闻言一愣，以为我是开玩笑，道：“没饭啦?今天怎么回事?怎么家家都没饭了?” 　　我放下手里的书，看着空荡荡的店堂，道：“饭没用完，但是不借。” 　　赵老板似乎看出我是认真的，脸上堆起的笑容里隐藏着刀锋：“周总，连我都不借啊?” 　　我转过头来，盯着他的眼睛，说道：“不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