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周志国 迅歌 时间 : 2014-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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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沫(1914—1995) 女,湖南湘阴人,著名作家。曾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全国人大常委等职。主要著作有《青春之歌》、《东方欲晓》、《杨沫小说选》等。
革命之火与文学之焰
---作家杨沫历程回顾
周志国 迅 歌
1995年12月11日凌晨1点03分,作家杨沫在北大医院去世,享年81岁。
杨沫,原名杨成业,湖南湘阴县(现为汩罗境)人,1914年8月生于北京书香门第之家。1928年考入西山女子温泉中学。1950年出版中篇小说《苇塘纪事》。1952年调至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任编剧。1958年出版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鲜明、生动地刻划了林道静等一系列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后由自己改编为电影《青春之歌》。1978年至今出版短篇小说集《红红的山丹花》、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以及《杨沫散文集》、《自白--我的日记》、《不是日记的日记》等11部作品。曾任申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北京市文联主席、八届人大代表。
(一)
书香之家,虽然没有给过杨沫温暖的感情,但却使她在孤寂的童年有可能躲到书籍、牌匾、对联以至昆曲中去寻找欢乐。杨沫还喜欢音乐。当时著名的昆曲家红豆馆主借杨沫父亲的学校教昆曲。小姑娘每每路过这里,那悠扬婉转的乐声、幽雅动人的演唱,就像磁石般把她吸住。她用全部心灵痴痴地谛听、欣赏,对“如泣如诉,饱含着万种柔情的昆腔曲调”非常喜爱。孩子的痴情感动了红豆馆主并收她作了徒弟。这是她最初的“美的陶冶,美的感受,美的挚爱。”
杨沫说:“幼小的我,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呀?!数九寒天,我穿着露着脚后跟的破鞋,脚后跟生着冻疮,流着浓血;浑身长满了虱子……”(《乡思的朝和暮》)五六岁时,母亲常常打牌看戏,半夜不归,家中只她一人孤苦伶仃。有时她害怕,拦住妈妈不让走,自私而暴躁的母亲,居然伸手打她几个耳光,扬长而去。后来,她被送到舅舅家,在那儿寄人篱下。表兄弟们随便欺负她,把她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八岁,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不得不把她接回家,但待遇依旧。这倒使杨沫这个生长在豪门的“大小姐”有了接触下层人民的机会。她同佣人睡一盘炕,放学后,和拾煤渣的穷孩子一起玩。她还常被母亲带到滦平乡下去收租。她回忆说:“在这里,我看到世界上最悲惨的事——看到了地主是怎样残酷地压榨农民,怎样吸干了农民最后一滴血汗的真实景象。他们常常把不肯——也是没钱交租的佃户吊到房梁上毒打。他们住在佃户家里,要鸡、要肉、要吃好的。他们把农民当做供他们压榨的牲畜……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还不懂什么是剥削、压迫。但是我看到了佃农的孩子在严寒的冬天,还光着身子没有衣穿,一个个瑟缩在炕角,用烧热了的土坑来温暖污脏瘦弱的身子。为了给我父母亲交租钱,他们没有钱买盐吃,吃着没有盐味的树叶子……”(《我的生平》)
(二)
十四岁那年,杨沫刚刚读完高小一年级,还差一年才能毕业,但为了躲避腐朽的家庭,她自作主张,跑到西郊,考进西山温泉女子中学,过起寄宿生活。
在风景如画的校园里,她除了应付必要的功课外,全身心倾注在读书之中,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五四”以后,我国反封建、争自由民主的小说、欧洲和日本十八、十九世纪的宣扬个性解放的文学作品深深吸引了她。她渴望新生活,渴望精神食粮。郭沫若的小说《落叶》是她读的第一本新小说。最初读的是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朱自清、冰心、庐隐的作品。接着是鲁迅、茅盾、丁玲、蒋光慈、萧军、萧红及日本的厨川白村、小林多喜二、芥川龙之介等人的作品。杨沫爱上了文学,从小学到中学,作文成绩一直很好。
1931年春,父亲破产,逃亡不知去向,这个家庭瓦解了。
母亲把十六岁的杨沫叫回家,强迫她嫁给一个国民党军官。杨沫正读初中三年级,对社会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对包办婚姻,她毅然反抗,又跑回西山的学校。女儿的行为激怒了母亲,她断绝了对杨沫的一切供给。
但是,生活也在给杨沫以希望。她眷恋美丽的大自然,憧憬青春的活力。
1931年9月初,经新结识的北大国文系学生玄(张中行)介绍,她终于在河北省香河县县立小学谋到一个教书的位置。
两三个月后,母亲患子宫癌病危,杨沫回到北京,带着两个年幼的妹妹守护垂危的病人。不久,母亲去世,哥哥不肯回来,大妹奔了东北长春,小妹杨成芸只有十一岁,投考联华电影公司,开始独自谋生,这个本来就不像个家的家完全解体了。
1932年,她与张中行相爱并同居,他们当时住在北京沙滩附近的一个小公寓里,靠张中行家里寄来少许的钱,艰难维持生活。
1932年夏,杨沫怀孕数月后,肚子一天天变大。她不好意思住在自己家里了,就悄悄住在张中行北大宿舍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作为安身之所,张中行也时常过来照看她。
波折的生活经历,进步的中外书籍,不断给杨沫注入自尊、自强的新鲜血液。她不甘于平庸、琐碎的小家庭生活,不甘于为穿衣吃饭而活着,由此精神经常陷入空虚和苦闷之中。
1933年,除夕夜晚,杨沫来到当了演员的小妹白杨的公寓。那里聚集着十几位东北流亡青年。他们都是大学生,共产党外围组织“剧联”成员,也有共产党员。杨沫与这么多的爱国青年相聚一堂,她的心第一次受到震动。“听到他们对于国内国际大事的精辟分析,使我这个正在寻求真理,徘徊歧途的青年猛醒过来--啊,人生并不都是黑暗的,生活并不都是死水一潭!原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拯救危亡的祖国,为了一个美好的社会的诞生正在浴血奋战!”(《青春是美好的》)那个除夕之夜是杨沫生活道路上新的里程碑。这里程碑式的一幕,在《青春之歌》第一部第十一章中艺术地再现了出来。
杨沫认识了宋之的等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他们宣传抗日,向她介绍马列主义书籍。杨沫读的第一本理论书是《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还读了高尔基的《母亲》等小说。她空虚的心灵逐渐充实起来。
在小家庭里,共产主义的崇拜者和胡适的崇拜者闹起了矛盾。杨沫为了摆脱束缚,四处奔波寻找工作。从1931年到1936年,她当过三次小学教员,当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她桀骛不驯,不会阿谀奉承,结果经常碰壁。哪儿也呆不长,工作时断时续,生活时饱时饥。但那几年,她多是住在沙滩低矮潮湿的小公寓里,为的是便于到北京大学旁听,坚持学习。此时的杨沫,一颗年轻的心全部被共产主义学说吸引去了。她寻找新的生活方向,甚至到狱中去看望被捕的同志,为他们做些事情。
这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开始拿起笔来参加斗争了。她的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在1934年3月15日东北救亡总会办的《黑白》半月刊上刊登出来,这是杨沫思想和感情升华的文字记录,是她创作生涯里第一个坚实的脚印。
这一时期她的创作热情很高。她说,我不知深浅,但勇气很足,得空就写,写散文、纪事、报道和短篇小说,用“小慧”的笔名,常向上海《中流》和《大晚报》副刊等报刊杂志投稿,杨沫发表于1937年的四个短篇小说都是这一时期的创作。
《怒涛》写的是女知识青年美真割舍小家庭的爱,为大众的幸福,牺牲个人感情投身火热斗争的故事。小说还集中描写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宣传抗日的场景。美真是一个热情、诚挚的女大学生。在她十九岁上大学的那年,与青年昭相爱同居。慢慢地她对于安逸的生活,丈夫和儿子的爱不能满足了,她想着千万个饥寒交迫的人,再也不能安静地生活下去。但昭与她相反,他认为女人不应该离开家、丈夫和孩子去为什么远不可及的理想牺牲自己的幸福。冲突的结果,他们只有分手。美真投入了火热的斗争。主人公美真有作者自己生活遭遇的影子,也是《青春之歌》的主角林道静的雏型。这篇小说,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
青少年时期读文学作品,很容易受影响,“包括那些作家的笔调和文风,也会像白纸染墨一样被吸收着。”杨沫承认:“鲁迅先生文字的简炼、凝重,无疑是会给我以影响的。”(《回忆我怎样发表第一篇作品》)她的四个短篇加起来不超过一万五千字,每篇都很短。她善于集中日常生活带典型意义的情节,从小处落笔渲染气氛,表现国家危亡的重大主题。前三篇情节较完整,后一篇只是一个生活断面,但都写出了人物性格、思想感情的变化。对这四篇作品,杨沫说:“为热爱文学,我就像唐·吉珂德那样,骑着瘦马,精神抖擞地闯荡起来了……
(三)
1936年,杨沫第二次到香河教书时,认识了逃避在这里的共产党员马建民。终于从马建民那里找到党,找到了亲人。她兴奋、激动,积极地按党的指示工作。五六年来,她与玄纠葛不和,两个青年人的思想格局相距愈来愈远,矛盾终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杨沫挣脱了爱情的羁绊,断绝了与玄的关系,用实际行动清算了自身的弱点,飞向广阔天地。就在这年的12月由马建民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沫与马建民结合,开始了新生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即将陷落,杨沫带着新生几个月的女儿匆匆南下,来到上海住在白杨那里。不到一个月,战火又向上海烧来,“八·一三”抗战爆发。杨沫和妹妹参加了学习战场救护的训练班。炮声隆隆,决定民族存亡的大战开始后,她又抱着孩子登上北去的火车,一路艰辛,回到河北。本想转道去延安,但是11月,保定失守,接着石家庄失守,到延安的路断绝。她放下吃奶的孩子,与爱人一起参加了冀中抗日游击战争。从此杨沫又开始了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
杨沫先是担任安国县妇救会主任,经常带领干部下乡宣传抗日。这年秋后,武汉、广州失守,日本侵略军回师敌后,向华北平原大“扫荡”,冀中硝烟弥漫,杨沫又丢下刚出生一个月的儿子,穿上八路军军装跟随贺龙的一二0师兼程行军,和敌人兜圈子,转战平原。第二年春天,由于产后虚弱,急行军中杨沫病倒,住在文安县王庄农民家里养病。5月来到大清河北的十分区,担任分区妇救会宣传部长。生活艰苦,战斗频繁,环境残酷,多病的女战士杨沫常常受到农民群众舍生忘死的掩护,精心的照料。1941年4—5月间,她曾到晋察冀边区的易县一带后方医院养病,并在从延安迁来的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过几个月。联合大学成立妇女文艺创作会,杨沫曾当过主任。1943年,杨沫又回到大清河北十分区,先是在分区抗联会担任宣传部长,还编过《黎明报》。以后又来到分区反攻建国同盟会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直到1945年。
艰难困苦的生活,你死我活的战斗,英勇顽强的战友,纯朴善良的民众深深教育了在城市学校里长大的杨沫。在战斗空隙,杨沫不顾疲劳,用蘸着鲜血的笔写过不少反映战争生活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可惜发表的作品、手稿都在恶劣的环境中遗失了。关于那段战斗生活杨沫说:“这些生活给了我对人生比较深刻的‘理解’,给了我改造小资产阶级灵魂的机会,也给了我丰富的创作源泉……”(《我的生平》)
杨沫这个时期的创作,除了写于1942年的《在后方医院》外,迄今没有找到几篇,在她的创作年谱上成了一个遗憾的空白。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杨沫离开了大清河来到张家口担任《晋察冀日报》的编辑,并主编过日报的文艺副刊。第三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大规模进攻,内战开始。杨沫在张家口晋察冀边区妇联工作,负责编《时代妇女》。1947年她参加了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斗争,担任过《人民日报》的编辑,直至1949年,才回到阔别十二年的北京,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杨沫曾有过创作长篇小说的冲动,但环境不允许。她利用战斗空隙,写过不少中短篇小说、散文、评论通讯等。在战乱中遗失不少,保留下来的作品分别收在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苇塘纪事》,197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红红的山丹花》,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沫小说选》,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沫散文选》、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河与浪花》等集子中。
杨沫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生活基础扎实多了,经验也丰富起来,她摆脱了“亭子间”文学空泛浮浅的局限,写出《接小八路》、《穷光棍结婚》、《苇塘纪事》和《七天》四篇小说,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前进了。
她1949年写的短篇小说《接小八路》和1948年写的《穷光棍结婚》表现贫苦农民经过伟大斗争,挺起腰杆,当家作主,精神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杨沫没有选择轰轰烈烈的斗争场面,却把镜头对准了日常生活场景。短短的不到两千字的《接小八路》,展现出老贫农刘贵对八路军的儿子“小八路”从怕到爱的转变。土改胜利了,整日耷拉眼皮不言语的刘贵豁然开朗了。这样一个变化,是土地改革深入人心的结果。
杨沫曾常年生活在农民之中,获得了农民的感情、思想和语言。比起她三十年代的作品,在表现农民这方面,更得心应手。
(四)
新的战斗开始了。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杨沫的心不能平静。沙滩红楼,就像一位历史老人,如今又看见它了,埋在杨沫心头多少激动人心的故事,一下子全蹦了出来。走进西山温泉的山光水色,钻入热闹起来的北京小胡同,又把杨沫带回悲苦奋进的少年时代。天地变了,生活变了,可那流逝了的岁月却在杨沫的心中永驻。最初杨沫在《人民日报》社担任编辑,不久转到北京市妇联担任宣传部长。1950年杨沫生病休养期间,多少年来要创作长篇小说的愿望又翻腾起来。闲暇时比激战中更怀念亲人,更流连往事。受玷污自杀的贫苦女儿秀妮,被军阀绞死的方伯务,1933年那照亮前程的除夕之夜,在北戴河徘徊海边的痛苦与绝望,与大学生玄的最后分手,“九·一八”之后群情激昂的学生运动,抗战八年在冀中平原的日日夜夜,解放战争中的土地改革运动,那些数不尽的牺牲了和活着的英雄们,都在杨沫的脑海中活跃起来。是时代塑造了杨沫的灵魂,是时代给了杨沫创作的命题。在思想、感情、生活艺术的准备都已完成之后,到了和平环境,杨沫才有条件实现她多年的宿愿。1951年杨沫提笔开始创作长篇,到1952年底写出20万字的初稿,这时她调到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担任编剧,从事专业创作。把头脑中的形象变成文字是个艰苦的过程。而杨沫又处在病的折磨中。她常常是躺在床上写作,写了改,改了写,满意的留下,不行的撕掉再写,经过六七次的修改、重写,艰难地熬过六年漫长的时日,终于完成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
这一年杨沫已经44岁了,是北影厂的一名编剧,《青春之歌》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却遭到北影厂的批评。在小说正式出版后的1958年3月,杨沫开始收到一些群众来信。4月1日,文化部电影局局长托人带信给杨沫,称写40万字的小说,并不比写剧本容易,也是对党的贡献,以此安抚她,不要介意北影厂的批评。4月23日,海默写信给杨沫称,周扬在几天前召开的文学评论工作会上说,最近有三部好作品出现,分别是《林海雪原》、《红旗谱》和《青春之歌》。初版的35万册《青春之歌》,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中获得巨大反响,人们争相传看、购买。第二年,杨沫一鼓作气,将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崔嵬、谢芳、秦怡、康泰、于洋等著名导演和演员参加了这部影片的制作。《青春之歌》为杨沫赢得了声望和荣誉。盛名之下的杨沫仍然是那样谦虚、热情、质朴。她吸收了读者的一些意见,用三个月时间,又进行了一次修改,增加了十一章,全书达四十多万字,于196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青春之歌》激荡了千百万人的心,前后销售达四五百万册,被翻译成日、英、法、越、朝、俄、希腊、阿拉伯、印尼、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十几国文字出版。在日本,从1960年翻译出版,到1965年,共印刷十二次,出版二十万册,这在日本也是惊人的数字。
这部小说描写北京的爱国青年学生在“九·一八”至“一二·九”的历史风暴里所进行的顽强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几位青年共产党人的形象,刻画了从苦闷彷徨到觉醒的成长中的知识分子,写出他们的痛苦、欢乐、爱情和战斗,也描写了几个动摇、沉沦以至叛变的社会渣滓。在民族危亡系于一发的历史年代,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走上舞台充分表演。书中描写了众多的人物,但各具特色,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环境,成长道路,有不同的政治态度和处世哲学,也有自己的感情世界以及爱情生活。
粉碎“四人帮”后,《青春之歌》于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发行。日本也在1960年日译版的基础上,参照原著新版再次改译出版。国内各报刊对于杨沫及其《青春之歌》的介绍与评论文章又多了起来。其中王永生的《小说〈青春之歌〉评析》一书(1980年,上海教育出版社)较系统地分析了小说的时代背景、人物形象、思想成就和艺术特色。张韧的《论杨沫的现实主义创作》(1981年第13辑《文艺论丛》)对杨沫的创作道路、创作个性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伴随着《青春之歌》一起流行起来的还有这样两句话:“人在痛苦的时候,是最容易回忆往事的。”以及“迷人的爱情幻成的绚丽虹彩,随着时间渐渐褪去了它美丽的颜色。”直到今天,很多人在写作时仍然喜欢引用之。
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杨沫身患较重的冠心病,这时她的创作不多,但没有断,仍然写她所熟悉的抗日斗争生活。1963年杨沫调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并担任了北京市作协副主席。
1978年1月,杨沫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1979年5月又随以周扬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1980年10月曾回过朝思暮想的故乡湖南。1981年4月参加了在美国波土顿威斯理大学举行的国际女作家讨论会……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中,杨沫挤时间、抢机会从事写作。短短几年时间,重写了《东方欲晓》第一部,写下数十篇散文。出版三本散文集,两本小说选,还出版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
杨沫于1983年第六期《花城》杂志上发表了她在“文革”十年中写的日记《风雨十年家国事》,详细地记叙了作家、艺术家老舍、白杨、萧军、骆宾基等人惨遭迫害的情节,也真实地记录了她的亲身经历、亲身感受及家庭变故的不幸以及那个年代中许多感人的事迹。这是一部具有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好作品。1982年末到1983年上半年,杨沫还整理修改了从1945年至1982年的约五十万字的日记,名为《自白——我的日记》(1985年,花城出版社出版),这简直就是一部历史,是“既不美化,也不丑化,我就是我”的研究杨沫的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1989年,杨沫终于完成了《英华之歌》。1990年由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翻开《英华之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幅激越的历史画面。
1992年至1994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杨沫文集》七卷,这是她坚实的脚步留下的闪光的足迹。
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评价杨沫“是可以握着手谈‘心’的那种人。”这是因为杨沫很容易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她直率、平易、开朗、心直口快……
徐然说母亲“她一生就为两个目标奋斗,一个为党、一个为文学创作”。在杨沫的作品中都流露着对理想、对党的赤诚,她的遗嘱中把10万元稿费和一部分书籍捐献给中国当代文学馆。
杨沫曾说自己的历程是“革命加文学”,她的传奇生涯作为她创造的著名人物林道静的原型而为人熟知。尽管她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她对写作投入了许多热情,并因而一度使她的孩子失望,而她送给孩子的回答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她的信条。但后来人们发现她爱孩子、爱人们,她多情!
北京市文联曾与她共事的人的回忆是“平易、温和、通情达理、威望高、对新事物有着敏锐的捕捉力,与不同代的作家相处很好……”
而老鬼写《母亲杨沫》,旨在“尽可能大胆地再现出一个真实的,并非完美无缺的杨沫”。老鬼的《母亲杨沫》把杨沫人生旅程中非阳光的一面如实地袒露出来,让人看到她的苦恼、隐情和孤独,看到她的失败、矮小和世俗,记录了一个作家母亲的真实一生。
杨沫主要著作目录
苇塘纪事 (中篇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第1版
青春之歌 (长篇小说)作家出版社1958年第1版
红红的山丹花 (短篇小说集)北京出版社1978年第1版
东方欲晓 (第1部,长篇小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
不是日记的日记 (散文、报告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
杨沫散文选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
杨沫小说选 (短篇小说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
大河与浪花 (散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
自白——我的日记 (传记文学)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1版
芳菲之歌 (长篇小说)花城出版社1986年第1版
英华之歌 (长篇小说)花城出版社1990年第1版
杨沫文集 1992年—1994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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