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沫(1914—1995) 女，湖南湘阴人，著名作家。曾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全国人大常委等职。主要著作有《青春之歌》、《东方欲晓》、《杨沫小说选》等。

　　

革命之火与文学之焰

　　---作家杨沫历程回顾

　　周志国 迅 歌

　　

        1995年12月11日凌晨1点03分，作家杨沫在北大医院去世，享年81岁。

　　杨沫，原名杨成业，湖南湘阴县(现为汩罗境)人，1914年8月生于北京书香门第之家。1928年考入西山女子温泉中学。1950年出版中篇小说《苇塘纪事》。1952年调至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任编剧。1958年出版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鲜明、生动地刻划了林道静等一系列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后由自己改编为电影《青春之歌》。1978年至今出版短篇小说集《红红的山丹花》、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以及《杨沫散文集》、《自白--我的日记》、《不是日记的日记》等11部作品。曾任申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北京市文联主席、八届人大代表。

　　(一)

　　书香之家，虽然没有给过杨沫温暖的感情，但却使她在孤寂的童年有可能躲到书籍、牌匾、对联以至昆曲中去寻找欢乐。杨沫还喜欢音乐。当时著名的昆曲家红豆馆主借杨沫父亲的学校教昆曲。小姑娘每每路过这里，那悠扬婉转的乐声、幽雅动人的演唱，就像磁石般把她吸住。她用全部心灵痴痴地谛听、欣赏，对“如泣如诉，饱含着万种柔情的昆腔曲调”非常喜爱。孩子的痴情感动了红豆馆主并收她作了徒弟。这是她最初的“美的陶冶，美的感受，美的挚爱。”

　　杨沫说：“幼小的我，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呀?!数九寒天，我穿着露着脚后跟的破鞋，脚后跟生着冻疮，流着浓血；浑身长满了虱子……”(《乡思的朝和暮》)五六岁时，母亲常常打牌看戏，半夜不归，家中只她一人孤苦伶仃。有时她害怕，拦住妈妈不让走，自私而暴躁的母亲，居然伸手打她几个耳光，扬长而去。后来，她被送到舅舅家，在那儿寄人篱下。表兄弟们随便欺负她，把她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八岁，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不得不把她接回家，但待遇依旧。这倒使杨沫这个生长在豪门的“大小姐”有了接触下层人民的机会。她同佣人睡一盘炕，放学后，和拾煤渣的穷孩子一起玩。她还常被母亲带到滦平乡下去收租。她回忆说：“在这里，我看到世界上最悲惨的事——看到了地主是怎样残酷地压榨农民，怎样吸干了农民最后一滴血汗的真实景象。他们常常把不肯——也是没钱交租的佃户吊到房梁上毒打。他们住在佃户家里，要鸡、要肉、要吃好的。他们把农民当做供他们压榨的牲畜……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还不懂什么是剥削、压迫。但是我看到了佃农的孩子在严寒的冬天，还光着身子没有衣穿，一个个瑟缩在炕角，用烧热了的土坑来温暖污脏瘦弱的身子。为了给我父母亲交租钱，他们没有钱买盐吃，吃着没有盐味的树叶子……”(《我的生平》)

　　(二)

　　十四岁那年，杨沫刚刚读完高小一年级，还差一年才能毕业，但为了躲避腐朽的家庭，她自作主张，跑到西郊，考进西山温泉女子中学，过起寄宿生活。

　　在风景如画的校园里，她除了应付必要的功课外，全身心倾注在读书之中，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五四”以后，我国反封建、争自由民主的小说、欧洲和日本十八、十九世纪的宣扬个性解放的文学作品深深吸引了她。她渴望新生活，渴望精神食粮。郭沫若的小说《落叶》是她读的第一本新小说。最初读的是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朱自清、冰心、庐隐的作品。接着是鲁迅、茅盾、丁玲、蒋光慈、萧军、萧红及日本的厨川白村、小林多喜二、芥川龙之介等人的作品。杨沫爱上了文学，从小学到中学，作文成绩一直很好。

　　1931年春，父亲破产，逃亡不知去向，这个家庭瓦解了。

　　母亲把十六岁的杨沫叫回家，强迫她嫁给一个国民党军官。杨沫正读初中三年级，对社会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对包办婚姻，她毅然反抗，又跑回西山的学校。女儿的行为激怒了母亲，她断绝了对杨沫的一切供给。

　　但是，生活也在给杨沫以希望。她眷恋美丽的大自然，憧憬青春的活力。

　　1931年9月初，经新结识的北大国文系学生玄(张中行)介绍，她终于在河北省香河县县立小学谋到一个教书的位置。

　　两三个月后，母亲患子宫癌病危，杨沫回到北京，带着两个年幼的妹妹守护垂危的病人。不久，母亲去世，哥哥不肯回来，大妹奔了东北长春，小妹杨成芸只有十一岁，投考联华电影公司，开始独自谋生，这个本来就不像个家的家完全解体了。

　　1932年，她与张中行相爱并同居，他们当时住在北京沙滩附近的一个小公寓里，靠张中行家里寄来少许的钱，艰难维持生活。

　　1932年夏，杨沫怀孕数月后，肚子一天天变大。她不好意思住在自己家里了，就悄悄住在张中行北大宿舍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作为安身之所，张中行也时常过来照看她。

　　波折的生活经历，进步的中外书籍，不断给杨沫注入自尊、自强的新鲜血液。她不甘于平庸、琐碎的小家庭生活，不甘于为穿衣吃饭而活着，由此精神经常陷入空虚和苦闷之中。

　　1933年，除夕夜晚，杨沫来到当了演员的小妹白杨的公寓。那里聚集着十几位东北流亡青年。他们都是大学生，共产党外围组织“剧联”成员，也有共产党员。杨沫与这么多的爱国青年相聚一堂，她的心第一次受到震动。“听到他们对于国内国际大事的精辟分析，使我这个正在寻求真理，徘徊歧途的青年猛醒过来--啊，人生并不都是黑暗的，生活并不都是死水一潭!原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拯救危亡的祖国，为了一个美好的社会的诞生正在浴血奋战!”(《青春是美好的》)那个除夕之夜是杨沫生活道路上新的里程碑。这里程碑式的一幕，在《青春之歌》第一部第十一章中艺术地再现了出来。

　　杨沫认识了宋之的等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他们宣传抗日，向她介绍马列主义书籍。杨沫读的第一本理论书是《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还读了高尔基的《母亲》等小说。她空虚的心灵逐渐充实起来。

　　在小家庭里，共产主义的崇拜者和胡适的崇拜者闹起了矛盾。杨沫为了摆脱束缚，四处奔波寻找工作。从1931年到1936年，她当过三次小学教员，当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她桀骛不驯，不会阿谀奉承，结果经常碰壁。哪儿也呆不长，工作时断时续，生活时饱时饥。但那几年，她多是住在沙滩低矮潮湿的小公寓里，为的是便于到北京大学旁听，坚持学习。此时的杨沫，一颗年轻的心全部被共产主义学说吸引去了。她寻找新的生活方向，甚至到狱中去看望被捕的同志，为他们做些事情。

　　这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开始拿起笔来参加斗争了。她的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在1934年3月15日东北救亡总会办的《黑白》半月刊上刊登出来，这是杨沫思想和感情升华的文字记录，是她创作生涯里第一个坚实的脚印。

　　这一时期她的创作热情很高。她说，我不知深浅，但勇气很足，得空就写，写散文、纪事、报道和短篇小说，用“小慧”的笔名，常向上海《中流》和《大晚报》副刊等报刊杂志投稿，杨沫发表于1937年的四个短篇小说都是这一时期的创作。

　　《怒涛》写的是女知识青年美真割舍小家庭的爱，为大众的幸福，牺牲个人感情投身火热斗争的故事。小说还集中描写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宣传抗日的场景。美真是一个热情、诚挚的女大学生。在她十九岁上大学的那年，与青年昭相爱同居。慢慢地她对于安逸的生活，丈夫和儿子的爱不能满足了，她想着千万个饥寒交迫的人，再也不能安静地生活下去。但昭与她相反，他认为女人不应该离开家、丈夫和孩子去为什么远不可及的理想牺牲自己的幸福。冲突的结果，他们只有分手。美真投入了火热的斗争。主人公美真有作者自己生活遭遇的影子，也是《青春之歌》的主角林道静的雏型。这篇小说，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

　　青少年时期读文学作品，很容易受影响，“包括那些作家的笔调和文风，也会像白纸染墨一样被吸收着。”杨沫承认：“鲁迅先生文字的简炼、凝重，无疑是会给我以影响的。”(《回忆我怎样发表第一篇作品》)她的四个短篇加起来不超过一万五千字，每篇都很短。她善于集中日常生活带典型意义的情节，从小处落笔渲染气氛，表现国家危亡的重大主题。前三篇情节较完整，后一篇只是一个生活断面，但都写出了人物性格、思想感情的变化。对这四篇作品，杨沫说：“为热爱文学，我就像唐·吉珂德那样，骑着瘦马，精神抖擞地闯荡起来了……

　　(三)

　　1936年，杨沫第二次到香河教书时，认识了逃避在这里的共产党员马建民。终于从马建民那里找到党，找到了亲人。她兴奋、激动，积极地按党的指示工作。五六年来，她与玄纠葛不和，两个青年人的思想格局相距愈来愈远，矛盾终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杨沫挣脱了爱情的羁绊，断绝了与玄的关系，用实际行动清算了自身的弱点，飞向广阔天地。就在这年的12月由马建民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沫与马建民结合，开始了新生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即将陷落，杨沫带着新生几个月的女儿匆匆南下，来到上海住在白杨那里。不到一个月，战火又向上海烧来，“八·一三”抗战爆发。杨沫和妹妹参加了学习战场救护的训练班。炮声隆隆，决定民族存亡的大战开始后，她又抱着孩子登上北去的火车，一路艰辛，回到河北。本想转道去延安，但是11月，保定失守，接着石家庄失守，到延安的路断绝。她放下吃奶的孩子，与爱人一起参加了冀中抗日游击战争。从此杨沫又开始了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

　　杨沫先是担任安国县妇救会主任，经常带领干部下乡宣传抗日。这年秋后，武汉、广州失守，日本侵略军回师敌后，向华北平原大“扫荡”，冀中硝烟弥漫，杨沫又丢下刚出生一个月的儿子，穿上八路军军装跟随贺龙的一二0师兼程行军，和敌人兜圈子，转战平原。第二年春天，由于产后虚弱，急行军中杨沫病倒，住在文安县王庄农民家里养病。5月来到大清河北的十分区，担任分区妇救会宣传部长。生活艰苦，战斗频繁，环境残酷，多病的女战士杨沫常常受到农民群众舍生忘死的掩护，精心的照料。1941年4—5月间，她曾到晋察冀边区的易县一带后方医院养病，并在从延安迁来的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过几个月。联合大学成立妇女文艺创作会，杨沫曾当过主任。1943年，杨沫又回到大清河北十分区，先是在分区抗联会担任宣传部长，还编过《黎明报》。以后又来到分区反攻建国同盟会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直到1945年。

　　艰难困苦的生活，你死我活的战斗，英勇顽强的战友，纯朴善良的民众深深教育了在城市学校里长大的杨沫。在战斗空隙，杨沫不顾疲劳，用蘸着鲜血的笔写过不少反映战争生活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可惜发表的作品、手稿都在恶劣的环境中遗失了。关于那段战斗生活杨沫说：“这些生活给了我对人生比较深刻的‘理解’，给了我改造小资产阶级灵魂的机会，也给了我丰富的创作源泉……”(《我的生平》)

　　杨沫这个时期的创作，除了写于1942年的《在后方医院》外，迄今没有找到几篇，在她的创作年谱上成了一个遗憾的空白。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杨沫离开了大清河来到张家口担任《晋察冀日报》的编辑，并主编过日报的文艺副刊。第三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大规模进攻，内战开始。杨沫在张家口晋察冀边区妇联工作，负责编《时代妇女》。1947年她参加了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斗争，担任过《人民日报》的编辑，直至1949年，才回到阔别十二年的北京，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杨沫曾有过创作长篇小说的冲动，但环境不允许。她利用战斗空隙，写过不少中短篇小说、散文、评论通讯等。在战乱中遗失不少，保留下来的作品分别收在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苇塘纪事》，197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红红的山丹花》，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沫小说选》，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沫散文选》、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河与浪花》等集子中。

　　杨沫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生活基础扎实多了，经验也丰富起来，她摆脱了“亭子间”文学空泛浮浅的局限，写出《接小八路》、《穷光棍结婚》、《苇塘纪事》和《七天》四篇小说，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前进了。

　　她1949年写的短篇小说《接小八路》和1948年写的《穷光棍结婚》表现贫苦农民经过伟大斗争，挺起腰杆，当家作主，精神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杨沫没有选择轰轰烈烈的斗争场面，却把镜头对准了日常生活场景。短短的不到两千字的《接小八路》，展现出老贫农刘贵对八路军的儿子“小八路”从怕到爱的转变。土改胜利了，整日耷拉眼皮不言语的刘贵豁然开朗了。这样一个变化，是土地改革深入人心的结果。

　　杨沫曾常年生活在农民之中，获得了农民的感情、思想和语言。比起她三十年代的作品，在表现农民这方面，更得心应手。

　　(四)

　　新的战斗开始了。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杨沫的心不能平静。沙滩红楼，就像一位历史老人，如今又看见它了，埋在杨沫心头多少激动人心的故事，一下子全蹦了出来。走进西山温泉的山光水色，钻入热闹起来的北京小胡同，又把杨沫带回悲苦奋进的少年时代。天地变了，生活变了，可那流逝了的岁月却在杨沫的心中永驻。最初杨沫在《人民日报》社担任编辑，不久转到北京市妇联担任宣传部长。1950年杨沫生病休养期间，多少年来要创作长篇小说的愿望又翻腾起来。闲暇时比激战中更怀念亲人，更流连往事。受玷污自杀的贫苦女儿秀妮，被军阀绞死的方伯务，1933年那照亮前程的除夕之夜，在北戴河徘徊海边的痛苦与绝望，与大学生玄的最后分手，“九·一八”之后群情激昂的学生运动，抗战八年在冀中平原的日日夜夜，解放战争中的土地改革运动，那些数不尽的牺牲了和活着的英雄们，都在杨沫的脑海中活跃起来。是时代塑造了杨沫的灵魂，是时代给了杨沫创作的命题。在思想、感情、生活艺术的准备都已完成之后，到了和平环境，杨沫才有条件实现她多年的宿愿。1951年杨沫提笔开始创作长篇，到1952年底写出20万字的初稿，这时她调到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担任编剧，从事专业创作。把头脑中的形象变成文字是个艰苦的过程。而杨沫又处在病的折磨中。她常常是躺在床上写作，写了改，改了写，满意的留下，不行的撕掉再写，经过六七次的修改、重写，艰难地熬过六年漫长的时日，终于完成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

　　这一年杨沫已经44岁了，是北影厂的一名编剧，《青春之歌》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却遭到北影厂的批评。在小说正式出版后的1958年3月，杨沫开始收到一些群众来信。4月1日，文化部电影局局长托人带信给杨沫，称写40万字的小说，并不比写剧本容易，也是对党的贡献，以此安抚她，不要介意北影厂的批评。4月23日，海默写信给杨沫称，周扬在几天前召开的文学评论工作会上说，最近有三部好作品出现，分别是《林海雪原》、《红旗谱》和《青春之歌》。初版的35万册《青春之歌》，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中获得巨大反响，人们争相传看、购买。第二年，杨沫一鼓作气，将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崔嵬、谢芳、秦怡、康泰、于洋等著名导演和演员参加了这部影片的制作。《青春之歌》为杨沫赢得了声望和荣誉。盛名之下的杨沫仍然是那样谦虚、热情、质朴。她吸收了读者的一些意见，用三个月时间，又进行了一次修改，增加了十一章，全书达四十多万字，于196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青春之歌》激荡了千百万人的心，前后销售达四五百万册，被翻译成日、英、法、越、朝、俄、希腊、阿拉伯、印尼、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十几国文字出版。在日本，从1960年翻译出版，到1965年，共印刷十二次，出版二十万册，这在日本也是惊人的数字。

　　这部小说描写北京的爱国青年学生在“九·一八”至“一二·九”的历史风暴里所进行的顽强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几位青年共产党人的形象，刻画了从苦闷彷徨到觉醒的成长中的知识分子，写出他们的痛苦、欢乐、爱情和战斗，也描写了几个动摇、沉沦以至叛变的社会渣滓。在民族危亡系于一发的历史年代，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走上舞台充分表演。书中描写了众多的人物，但各具特色，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环境，成长道路，有不同的政治态度和处世哲学，也有自己的感情世界以及爱情生活。

　　粉碎“四人帮”后，《青春之歌》于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发行。日本也在1960年日译版的基础上，参照原著新版再次改译出版。国内各报刊对于杨沫及其《青春之歌》的介绍与评论文章又多了起来。其中王永生的《小说〈青春之歌〉评析》一书(1980年，上海教育出版社)较系统地分析了小说的时代背景、人物形象、思想成就和艺术特色。张韧的《论杨沫的现实主义创作》(1981年第13辑《文艺论丛》)对杨沫的创作道路、创作个性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伴随着《青春之歌》一起流行起来的还有这样两句话：“人在痛苦的时候，是最容易回忆往事的。”以及“迷人的爱情幻成的绚丽虹彩，随着时间渐渐褪去了它美丽的颜色。”直到今天，很多人在写作时仍然喜欢引用之。

　　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杨沫身患较重的冠心病，这时她的创作不多，但没有断，仍然写她所熟悉的抗日斗争生活。1963年杨沫调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并担任了北京市作协副主席。

　　1978年1月，杨沫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1979年5月又随以周扬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1980年10月曾回过朝思暮想的故乡湖南。1981年4月参加了在美国波土顿威斯理大学举行的国际女作家讨论会……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中，杨沫挤时间、抢机会从事写作。短短几年时间，重写了《东方欲晓》第一部，写下数十篇散文。出版三本散文集，两本小说选，还出版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

　　杨沫于1983年第六期《花城》杂志上发表了她在“文革”十年中写的日记《风雨十年家国事》，详细地记叙了作家、艺术家老舍、白杨、萧军、骆宾基等人惨遭迫害的情节，也真实地记录了她的亲身经历、亲身感受及家庭变故的不幸以及那个年代中许多感人的事迹。这是一部具有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好作品。1982年末到1983年上半年，杨沫还整理修改了从1945年至1982年的约五十万字的日记，名为《自白——我的日记》(1985年，花城出版社出版)，这简直就是一部历史，是“既不美化，也不丑化，我就是我”的研究杨沫的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1989年，杨沫终于完成了《英华之歌》。1990年由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翻开《英华之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幅激越的历史画面。

　　1992年至1994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杨沫文集》七卷，这是她坚实的脚步留下的闪光的足迹。

　　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评价杨沫“是可以握着手谈‘心’的那种人。”这是因为杨沫很容易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她直率、平易、开朗、心直口快……

　　徐然说母亲“她一生就为两个目标奋斗，一个为党、一个为文学创作”。在杨沫的作品中都流露着对理想、对党的赤诚，她的遗嘱中把10万元稿费和一部分书籍捐献给中国当代文学馆。

　　杨沫曾说自己的历程是“革命加文学”，她的传奇生涯作为她创造的著名人物林道静的原型而为人熟知。尽管她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她对写作投入了许多热情，并因而一度使她的孩子失望，而她送给孩子的回答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她的信条。但后来人们发现她爱孩子、爱人们，她多情!

　　北京市文联曾与她共事的人的回忆是“平易、温和、通情达理、威望高、对新事物有着敏锐的捕捉力，与不同代的作家相处很好……”

　　而老鬼写《母亲杨沫》，旨在“尽可能大胆地再现出一个真实的，并非完美无缺的杨沫”。老鬼的《母亲杨沫》把杨沫人生旅程中非阳光的一面如实地袒露出来，让人看到她的苦恼、隐情和孤独，看到她的失败、矮小和世俗，记录了一个作家母亲的真实一生。

　　杨沫主要著作目录

　　苇塘纪事 (中篇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第1版

　　青春之歌 (长篇小说)作家出版社1958年第1版

　　红红的山丹花 (短篇小说集)北京出版社1978年第1版

　　东方欲晓 (第1部，长篇小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

　　不是日记的日记 (散文、报告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

　　杨沫散文选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

　　杨沫小说选 (短篇小说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

　　大河与浪花 (散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

　　自白——我的日记 (传记文学)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1版

　　芳菲之歌 (长篇小说)花城出版社1986年第1版

　　英华之歌 (长篇小说)花城出版社1990年第1版

　　杨沫文集 1992年—1994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