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山尊(1914—2009) 湖南浏阳人。著名戏剧艺术家、戏剧教育家。原名欧阳寿。欧阳山尊在解放前开始从事演艺事业，解放后参加组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并担任副院长、副总导演。与焦菊隐、夏淳、梅阡三人公称“北京人艺四大导演”，代表作有《白毛女》《春华秋实》《日出》《带枪的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等。

　　

中国话剧的“山尊”

　　刘 文

　　“中国话剧诞生于1907年，我出生于1914年，可以说是中国话剧的同龄人。我这一辈子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风雨雨，却从来不曾离开过话剧。我的生命是属于话剧的，我愿做中国话剧最忠实的守望者。”这位比中国话剧年轻7岁的老人，是北京人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导演艺术家，与焦菊隐、夏淳、梅阡并称人艺四大导演，被誉为中国话剧界的“活化石”。

　　欧阳山尊见证并参与了中国话剧百年变迁中许多里程碑式的重要时刻。追忆这位老艺术家的一生，如同翻开中国话剧的百年历史。

　　欧阳山尊1914年生于湖南浏阳，原名欧阳寿。从小就过继给身为话剧艺术家的伯父欧阳予倩先生为子，生活在欧阳予倩先生身边，深受中国戏剧艺术的熏陶，并对话剧艺术产生浓厚兴趣。早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话剧创作演出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一腔热血的欧阳山尊毅然离开学校，和几位同学一道参与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他先是辗转到杭州，参加“五月花”剧社的话剧演出活动，几个月后回到上海，考入浙江大学。此时，他已经完全痴迷于对戏剧的追求之中，他与金山等人组织剧社，在极其简陋和困难的情况下，演出了《都市之角》、《雷电》、《油漆未干》等剧目。“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救亡协会等文艺组织有十多个演剧队，欧阳山尊在演剧一队，组织并参与演出了许多抗战剧目，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

　　像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一样，远在中国西北的小城延安无时无刻不在召唤着他。为了心中的梦想，欧阳山尊从上海出发，辗转到达西安前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后经多方努力，从八路军办事处争取到一百元钱，购买了一辆旧自行车，正是这辆在当时来说算是很“先进”的交通工具，陪伴着他风餐露宿地奔波了800多里，于1938年到达延安。在这里，欧阳山尊被一种全新的生活深深吸引，他以高昂的热情，投身到解放区的文艺工作。1939年，欧阳山尊结束了自己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生活，毅然奔赴抗日前线，先是在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工作，后参加游击剧团到敌战区开展文艺宣传。那时他们一共11个宣传员和7个侦察员，每人一条枪30发子弹，带着一架油印机和简单的化妆品，每到一个村庄，就找个庙宇或土台子，把军被当幕布挂起来，然后派人到村子里动员群众出来看戏，群众来了他们就开始演出，演出结束就赶紧收拾摊子赶往下一个村庄。在几十年之后他回忆往事时无限感慨：“那时真是年轻啊，心里总像是燃烧着一团火，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每次演出结束，老百姓给递上一缸子白开水，往手里塞把花生或红枣，心里就很满足了。”

　　1942年5月，欧阳山尊参与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这引发了他关于中国文艺发展前途的许多思考。欧阳山尊是个心里有事不吐不快的人，经过一番思索，他和几个同事一道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感想，不久，毛泽东同志就给他们回了信。直到晚年，欧阳山尊依然清楚地记得这封信的内容，他回忆说：“毛主席在信中说，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这封回信无疑给了欧阳山尊莫大的鼓舞和鞭策，更加坚定了他从事抗战话剧创作的热情。

　　在延安，欧阳山尊先后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文工团副团长、战斗剧社社长等职。1943年12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成立，贺龙点名将欧阳山尊调入。这期间，他导演了十余出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剧目。60多年后，欧阳山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心中还隐隐有些激动，他说：“我常常带着剧团到村子演出，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出当时的条件有多么简陋，我们演出的时候，没有灯光就往喝水用的缸子里倒点儿菜籽油，放上一根棉花捻子点燃照明，即使这样，我们演出得也特别卖力，老百姓很喜欢看。有时候突然下起雨来，我们不停，老百姓就站在雨中看戏，一直到演出结束还不肯离去。”

　　195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欧阳山尊是四位奠基者和创始人(曹禺、焦菊隐、赵起扬)之一，他们被称为剧院的“四巨头”，为剧院的建立、发展规划了宏伟的目标。欧阳山尊特别强调未来的剧院应是一座“文化剧院”，要多方面充实提高全院人员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他说：我们的演出应当是有文化的，雅俗共赏，又给观众文化的享受。我们要选择幅度宽广、概括性强的剧本，而不搞廉价的东西，我们的导演要踏踏实实搞艺术，要有深厚的生活基础，言之有物，不耍噱头，不搞歪门邪道和表面上的花里胡哨，我们的治艺之道概括为两个字：“严正”。他又主张：我们是首都的剧院，首先要为首都人民服务，同时，为全国人民服务，代表全国的话剧水平，我们还要在世界剧坛上占有地位，也就是现代化的国家话剧院。

　　从195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到1978年，欧阳山尊一直任副院长兼副总导演，导演了《春华秋实》、《日出》、《带枪的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关汉卿》、《李国瑞》等20余部戏。离休后，又担任了《巴黎人》和《末班车上的黄昏恋》的总导演，担任《油漆未干》的艺术顾问、《北京人》的艺术指导。此外，欧阳山尊还为其他剧团导演了10余部剧目，其中包括给西藏话剧团导演的《松赞干布》，在首都剧场上演，引起极大轰动；给大连话剧团排演的《饥饿的海峡》连续演出400多场，盛况不衰；给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的《曙光》使话剧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贺龙的形象；还有表现皖南事变的《江南一叶》和文革后期影响很大的话剧《于无声处》等，都在中国话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有评论形容，欧阳山尊导演的戏宛如一条奔腾的河流，热情奔放，明快流畅，厚重大气。严正，是他在导演艺术上所追寻的治艺之道：老老实实，言之有物，舞台上有机和谐，生活浓郁深厚，体现出人的精神价值。

　　欧阳山尊在中国戏剧界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头衔很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他笑着宣读这样的“遗言”：别称我这个“家”、那个“家”，称我“中国文艺工作者”就知足了。欧阳山尊曾为北京人艺和中央戏剧学院培养了众多的表演和导演人才。他提携后人的许多事迹至今刻在许多人心里。

　　有一年夏季，北京雨水多得反常，正值欧阳山尊要为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59班)检查作业的那天，连着一天一夜大雨滂沱，见不着个人影的胡同里一片白雾，有点恐怖。有同学估计老师来不了了，因为，他从不让汽车接送，骑辆自行车奔波在大街小巷……这样的大雨天怎么骑车?有的同学说老师“准来”，说不出理由，凭感觉。中央戏剧学院大门旁边有个小理发馆，平时欧阳山尊提前到达就到理发馆里坐坐，与人们聊聊，听听胡同里的声音，上课铃声一响，大跨几步就进了教室。这一天，班长撑着伞冲到大门口，当把额头贴着窗玻璃往理发馆里张望时，发现老师坐在里面刮胡子呢，他是坐三轮车来的。三轮车夫也在理发馆坐着，雨披滴下的水湿了一地，他说：“欧阳同志让我歇着，上完了课他蹬我回去。”

　　欧阳山尊对无故缺席和迟到深恶痛绝。一次在剧院排戏，有一个年轻的女演员迟到了，她是第一个上场的人，大家等了她10分钟。欧阳山尊克制地说：“请您明天准时到排练场——开始排戏!”他声音不高，却是威严的命令。第二天，那位年轻的女演员又姗姗来迟，而且超过了10分钟。坐在导演席里的欧阳山尊呼吸急促、脸涨得通红，他走向女演员，“扑通”跪在她面前：“请您明天准时到场!”导演如咆哮般的声音把全剧组的人都镇住了。

　　做表现暑期生活的“画面小品”练习时，由于小礼堂的温度太低，有学员穿着毛衣上场。欧阳山尊问：为什么不按画面规定着装?学生回答：太冷了!山尊老师非常不高兴，说：你们既然选择了戏剧作为终身职业，就要吃得起演戏的苦，戏曲演员三伏天扎大靠，三九天穿薄披，难道他们不知道冷热吗?你们将来是要当导演的，自己如此，怎么去要求演员，演几分钟的小品怕冻着，到更艰苦的环境中怎么办!说着说着，他把自己的衣服一件件脱下来，只剩汗背心，怎么劝都不穿上，坚持到把整个小品看完。抗战时期，他们战斗剧社在敌人后方为八路军和群众演出，寒冬腊月露天舞台，演员们穿着单衣，甚至光着膀子，捧在碗里的水都结了冰。

　　30岁的任鸣第一次获得导演戏的机会，那是一部前苏联的剧本。刚从学院毕业不久，他满脑子的新概念、新形式，苦思冥想着标新立异，认为只有这样才够得上是探索。欧阳山尊把他请到家里谈了3个小时，详尽地介绍前苏联社会和戏剧，将自己导演多部前苏联戏剧的经验告诉年轻人，并帮助他分析即将开排的剧本《回归》，对他说：“任何导演只要是排戏，都是在探索，现实主义也是需要探索的。”这句话端正了年轻人对“探索”概念的认识。以后每排一部戏，任鸣都经历一次探索过程，当排戏走弯路的时候，就以这句话来检验、纠正自己的思维。任鸣说：“山尊老师给我受益终身的教诲。”李六乙也是一位勇于探索的导演，因为导演小剧场《原野》的失误，受到圈里圈外的谴责。2006年，他导演《北京人》时聘请欧阳山尊担任艺术指导。演出后，李六乙上门来听骂：“您很宽容，给我留面子，在剧场没有当众骂我。现在，我到您家来，您骂吧。”欧阳山尊和颜悦色地说：“你导演的戏是象征主义风格，我能理解。运用多种流派原则的创作，提倡艺术的多样化，使艺术创作更丰富、更复杂。虽然我一向推崇现实主义原则，但是，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是可以相融合的，现实主义也是在发展的。况且《北京人》剧本本身就有象征主义的元素，我尊重你的导演创作。”接着，老人指出剧中主要人物愫芳最后出走的处理出现偏差。经他一点拨，舞台上呈现的人物关系就符合剧作者曹禺先生的初衷了。借此，老人引申说：“不论导演什么风格的剧本，都需要把握好主题、把握主题思想、把握演出的最高任务。”《巴黎人》是表现巴黎公社的戏剧，需要全体演员的表演有极度的激情，濮存昕在剧组第一次跟着欧阳山尊排戏，也是他第一次扮演主要角色。在排演厅，他感慨地说：山尊老师指出我表演缺乏激情，就此，我演戏开窍了。我最难忘的是他为人为艺的“真”，对艺术的“圣洁”情感。

　　欧阳山尊在晚年时仍谆谆告诫后辈：“戏剧应该回到生活中，回到大众中去，不能站在大众头上指手画脚，自命不凡。如今有些戏观众看不懂，只是一些人的孤芳自赏，不是大众化，而是‘化大众’，这样的戏剧脱离了群众。话剧需要打开局面，要靠文艺人的精神和追求。”

　　中国话剧百年之时，93岁的欧阳山尊留下了他在舞台上的最后身影：坐在轮椅上的他朗诵完鲁迅的《过客》后，竟然从轮椅上起身，昂首向前走去……他笑言：“朋友们要我多休息，少干活。可我歇不下来，正像鲁迅在他写的剧本《过客》中所说，‘有声音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歇不下。’我自命为一匹不知疲倦的老马，如今这匹老马更老了，筋骨不如从前，赶路喘气，腿还有点瘸，但是我仍息不下，因为‘有声音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我仅是一株矮小的树，不开花，不结果，只长一些绿色的叶子，秋风起来了便逐渐变黄，一片片飘落下来；腐烂了，作为肥料滋养着母树，使她春天再长新叶。”这是老艺术家生前的话。2009年7月2日， 欧阳山尊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作品却永远的留在了人们心中。

　　欧阳山尊主要艺术成就

　　“九·一八”事变后，欧阳山尊参加左翼演戏运动，抗战开始后，他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一队，翌年到延安，以后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文工团副团长，战斗剧社社长，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在转战晋察冀过程中，他曾导演过10余部反映敌后斗争的戏，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书信表扬。新中国成立后，欧阳山尊参与了创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工作，他与焦菊隐、夏淳、梅阡等人一起开创了北京人艺现实主义话剧风格，这期间尽管经历了无数的政治风浪，但欧阳山尊始终没有放弃对话剧艺术的追求与探索，他曾先后导演了《春华秋实》、《日出》、《带枪的人》、《三姐妹》、《杨开慧》、《末班车上的黄昏恋》等50多部话剧，没有人知道这些作品倾注了他多少心血，从而成为一代人心中无法抹去的深刻记忆，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不朽的经典作品。除了话剧之外，他还导演了《关汉卿》、《松赞干布》、《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红色宣传员》、《于无声处》等数十部舞台剧和影片《透过云层的霞光》、电视剧《燃烧的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