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骥(1909-2002)  湖南湘潭人。著名音乐理论家、作曲家、音乐活动家。原名吕展青，曾就读于长沙长郡中学和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32年加入“左联”，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部副主任兼音乐系主任。1946年后任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鲁艺文工团、东北音工团团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和第四届名誉主席。主要作品有《中华民族不会亡》、《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等。

 

人民音乐家吕骥

 

欧阳伟

 

即使在众多的湘潭历史名人中间，吕骥仍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尤其是他与齐白石有许多相似之处。齐白石以画闻名于世，吕骥以音乐著称；齐白石画、印、诗、书造诣皆深，终成艺术巨匠；吕骥作曲、音乐教育、音乐活动都堪称楷模，是名符其实的音乐大师；齐白石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吕骥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如果说齐白石是因美术而成为世界文化名人，那么吕骥理应因音乐而成为世界文化名人。

吕骥，1909年4月23日出生于湖南湘潭（旧时通济门湘济街4号，今湘潭市雨湖区沿江东路224号），原名吕展青，祖籍湘潭县射埠镇杉仙村。当时，家境较为富裕。吕骥10岁初小毕业，考入县立第一小学。少年时自学笛、箫、扬琴、琵琶，后又自学钢琴、小提琴。1924年15岁时考入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7年离开湖南省第一中学后，先后当过中、小学教师和报馆校对员及杂志编译员。他于1931年冬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1932年在武汉与张庚等创建武汉左翼戏剧家联盟。1929年至1934年间，吕骥曾三次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钢琴、声乐和理论作曲，均因生活窘迫而中止学业。1933年在上海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当时，小组由聂耳负责。1935年5月，聂耳出国后音乐小组由吕骥负责，他与沙梅等人组织业余合唱团，开展群众抗日救亡歌咏活动。1936年初，左翼剧联决定解散时他除与孙师毅组织歌曲作者协会（原名词曲作者联谊会）外、还组织了歌曲研究会，并经常去女工夜校教歌，同时，他创作了许多群众歌曲，并参加了进步电影的音乐工作。1937年初，吕骥从上海到北平、绥远等地，在学生和抗日前线的士兵中开展救亡歌咏活动。“七七事变”后，吕骥到山西，在牺牲救国同盟会、决死纵队中从事宣传工作。

 1937年10月吕骥到达延安，他是第一个到达延安的专业音乐工作者，从而开始了他新的革命生涯和新的音乐生涯。他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工作，并参加筹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后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1938年至1945年，吕骥先后在延安鲁艺任音乐系主任、教务处主任，还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副院长。延安鲁艺培养出李凌、李焕之、安波、马可、郑律成、张鲁、刘炽、时乐濛、关鹤童、庄映、王久鸣等许多著名音乐家。1948年春，他筹建了东北音乐工作团，并担任团长。1949年7月中国文联成立，他当选为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成立，他当选为主席，进一步确立了他在中国音乐界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他还负责筹建中国音乐学院（后改名为中央音乐学院）。从1949年至1957年的八年中，他任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院长为马思聪），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建立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53年成立中国音乐家协会，他当选为主席，在1960年、1979年第二届、第三届中国音乐家协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都当选为主席；直到1985年第四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名誉主席。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担任中国音乐界的领导，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他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吕骥是一位成就卓著的作曲家，同时，他又是群众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他的作品流传了半个多世纪，影响了几代人。他的主要创作领域是在声乐体裁方面。1927年，他18岁时就写出了歌曲《五月之夜》。1929年吕骥发表歌曲《北方有佳人》，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这时他已读过一些革命书刊，确立了爱国主义思想，“北方的佳人”是暗指苏联。吕骥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教歌，在延安展开歌咏活动。1937年底以前吕骥创作了三首歌曲：《庆祝抗日军胜利》（朱光词）、《陕北公学校歌》（成仿吾词）、《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凯丰词）。抗日军政大学是延安最重要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党政军干部的教育基地，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输送了大批优秀干部，许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栋梁。党中央对这所学校极为重视，从毛泽东开始，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亲自到学校讲过课。因此，写好并传唱这首校歌，意义深远：“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的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牺牲，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抗日的先锋！”作曲者吃透了歌词的内涵、意韵、风格和它的时代精神，在此基础上所提炼的曲调，深刻地表现了这个特定的内容，因此，它既有一般进行曲和一般校歌的共性，又有“抗大校歌”的个性。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它具有艺术的典型性。让传唱者每唱一遍，热血就沸腾一次。这是《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长盛不衰流传至今的根本原因，也是从创作至今70多年，还被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确定为《军校之歌》而代代相传的根本原因。1942年是郭沫若50寿辰，根据周恩来曾提出过为郭沫若举办庆祝活动的建议，吕骥选了郭沫若诗集《女神》中的长诗《凤凰涅槃》，创作了大合唱。这部作品从文学到音乐，具有浓厚的浪漫气质，是一部八声部及四声部混合使用的五个乐章的大型音乐作品，是他对以戏剧性、叙事性为主导的一类音乐体裁，在曲调创作、结构形式、风格特点以及音乐内涵等方面进行的一次新的探索。《凤凰涅槃》的出现，标志着吕骥声乐创作技巧的成熟，在声乐创作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1948年，他写了优秀作品《攻大城》。新中国成立以后写了《反对武装日本》等许多歌曲。改革开放以后他也不曾放下手中的笔。吕骥一生创作了三百多首歌曲，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战斗性和群众性，在题材、形式、音调的构成上显示了他的创作个性，是革命音乐事业中的宝贵财富。

吕骥是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倡导者。吕骥和聂耳是战友，他们都从实践中认识到并提出要建立和发展新音乐、开展新音乐运动，是新音乐运动的开拓者和倡导者。早在1934年，吕骥就在女工夜校教唱聂耳的《大路歌》、《开路先锋》、《新女性》等歌曲，思想上明确了人民大众是音乐的主人，音乐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新音乐有别于“五四”以前的音乐，也有别于西欧等外国音乐。新音乐是以人民大众为主要服务对象、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音乐，它既是新内容、新形式，也是新观念。它的提出在中国当代音乐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后来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再后来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都与此有着历史的渊源。自从以群众歌曲为主体的新音乐运动开展之后，音乐创作的主题思想，音乐活动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大批优秀的群众歌曲，在工人、学生中广泛开展歌咏活动，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更具有烈火燎原之势，形成了“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抗日歌声”的大发展局面。

吕骥是民族音乐的开拓者。少年时代的吕骥，学习过多种民族乐器，受到民族民间音乐的熏陶。1937年到绥远工作期间，他还收集了一些绥远民歌，有6首发表在缪天瑞主编的《音乐教育》（1937年9月、10月合刊）上，其中的《城头上跑马》和《割莜麦》很受欢迎，后来马思聪创作小提琴独奏《思乡曲》时还使用了《城头上跑马》这首民歌，使之传遍全国。吕骥重视民歌、喜爱民歌。1939年春，他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创作的歌曲《开荒》就使用了陕北民歌《信天游》的曲调，同年3月他发起成立民歌研究会，创办刊物《民族音乐》。1940年，在吕骥的主持下，晋察冀边区也成立了民歌研究会。这都成为延安和全国研究民歌的初创组织与核心力量，推动了民歌研究的深入发展。1940年秋，吕骥开始撰写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开启一代音乐新风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在提倡学习研究民间音乐的新风气影响下，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1942年底，延安开展了新秧歌运动，产生了一大批新秧歌剧作品，尤以《兄妹开荒》中的《向劳动英雄们看 齐》和《减租会》里的《翻身道情》最具代表性，在对民间音乐的吸收、使用、创新上最为成功，后来创作的歌剧《白毛女》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这些都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

吕骥以音乐界的领导者和学者的宽广胸襟，一直关注着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理论研究和发展。1986年8月，经文化部批准、民政部注册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成立，吕骥欣然出任名誉会长。为了进一步推动广大少数民族音乐家和热心于少数民族音乐事业的汉族音乐家团结起来，共同促进少数民族音乐的繁荣，1990年他率先提出编写一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倡议。在吕骥的鼓舞下，先将22个民族的音乐史编成《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上册），1998年1月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这部200万字的三卷本《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至2007年9月由京华出版社出版。

吕骥十分重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在中国音协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编成一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参考资料》。此后，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都开设了这门课程。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吕骥主编、出版了三册《音乐建设文集》。这是一部内容既广泛，涉及音乐创作、音乐理论、古代音乐、民间音乐、戏曲音乐、声乐、器乐、音乐家研究、中外音乐交流等共130多篇计120多万字的文集，是由许多老音乐家和年轻新秀撰写的文章组成的，是新中国成立十年来音乐理论的成果，它反映了十年来音乐建设发展的面貌。

二十世纪中期在党内漫延的左倾思想对吕骥也产生了影响，吕骥执行过“左”的东西，也受到过“左”的迫害。1966年“文革”爆发，吕骥被戴上“文艺黑线头目”、“反共老手”、“走资派”几顶帽子，在中国文联“示众”，与田汉等人被关在文联地下室。后送到“五七”干校，一边被批斗，一边养猪，长达六年之久。1975年他作为“解放干部”回到北京不久，当时文化部派一位副部长三次请他出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都被他断然拒绝。“文革”结束后，受尽残酷迫害的吕骥，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把被“四人帮”摧毁殆尽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抢救起来。

吕骥非常重视中国古典音乐的研究。他积极支持北京古琴会的成立，倡导古琴打谱工作，促进《琴曲集成》的编辑出版，并写了《略论七弦琴音乐》的序言。吕骥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期间就对发掘古琴遗产十分重视，《琴曲集成》的出版是继承古琴遗产的成果之一。《略论七弦琴音乐遗产》回顾三千多年前殷代以来“琴”这类乐器的发展历史，对于《琴声十六法》《二十四况》中的古琴美学思想进行了有益的研究探讨。这也是吕骥坚定地建设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举措之一。1963年5月，全军第三次汇演，吕骥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文艺会演的辉煌胜利》一文。1977年3月，吕骥带领由黄翔鹏（音乐史家）、王湘（声学家）等4人组成的中国音乐研究所调查组，到陕西、甘肃、河南、山西4省考察先秦音乐文物，着重研究了陶埙与编钟，获得了对西周、春秋时代的编钟能够在一个钟上发出两个音的重要成果。这是过去典籍上没有记载过的中国劳动人民的重大创造。中国对五声音阶始于何时，一直没有定论，通过这次对陶埙的调查，获得了中国五声音阶形成于母系氏族社会后期的论证。他的《从原始社会到殷商的几种陶埙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的论文，填补了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吕骥一直很重视对民族音乐遗产的抢救、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早在1945年他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民间音乐研究会，就编印了《边区民歌选》、《河北民歌选》等十几本民间音乐资料。1948年在东北又编选出版了东北民歌选和《民间音乐论文集》。1979年，在他的主持下，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与文化部合作，恢复了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器乐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的编辑工作。他担任这“四大音乐集成”总主编。编纂“四大音乐集成”是一项巨大的民族音乐建设系统工程。1985年吕骥从中国音协主席的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担任名誉主席。

 吕骥是世纪音乐家，不仅是因为他经历了几乎整个二十世纪，而且他的创作、研究、教学、组织等音乐活动都直接影响着我国现代和当代的音乐事业，在我国现代、当代音乐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一页。在音乐创作方面，他与聂耳、冼星海等革命音乐家一样，形成了中国旗帜鲜明的革命音乐的优良传统；在音乐理论研究方面，他涉及音乐活动、创作、表演、民族音乐、美学、音乐史等多个领域，他为后人留下了400余篇理论、学术文章，留下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理论研究；在音乐教育方面，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初步建立了中西兼备、专业较全、教学、科研、实践相结合的新型音乐教育学府，为中国特色的现代音乐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石。1954年9月，吕骥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中共八大、十二大代表）；1985年他被选为国际音乐理事会名誉会员；1999年4月23日，为庆祝吕骥90华诞，中国文联和中国音协在北京音乐厅举行“吕骥作品音乐会”；2001年他获得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2002年1月5日清晨5时，吕骥病逝于北京，享年92岁。

吕骥为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和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的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用音乐发出时代的呼声，用音乐来教育人。吕骥说过：“我的观点，集中起来，中心就是为人民。”吕骥是一位杰出的伟大的人民音乐家，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2010年6月

 

吕骥主要音乐作品

 

1935年，《自由神》（电影《自由神》主题歌）

1935年，《新编九一八小调》（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插曲）

1936年，《保卫马德里》

1937年，《武装保卫山西》

1937年，《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1939年，《开荒》

1942年，《凤凰涅槃》（大合唱）

及《吕骥歌曲选》

 

吕骥主要理论著作

 

1936年4月，《论国防音乐》在《国防音乐》专刊上发表

1936年8月，《中国新音乐的展望》在《光明》杂志上发表

1948年，《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在东北出版的《民间音乐论文集》中正式发表

1977年，《从原始社会到殷商的几种陶埙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

1988年, 《吕骥文选》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1993年8月，《〈乐记〉理论探新》一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