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一个作家要是真想谈文学，还真得到湖南来谈。这样的场面，这样的规模，大家有这样的热情，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很严肃的，很认真的来谈我挑选的话题。

　　为什么要谈到精变呢?这个时代，我们面对的这个社会，我认为是追求成“精”，追求变化的时代。比如说在精神上，在精神上现在记者被尊为“无匾之王”，这是老称号了。在当今中国社会的精神层面上掌握话语权的是哪些人呢?引导社会潮流的是哪些人呢?都是带“精”字的：政治竞争、财富竞争、社会精英、商业精英、文化精英等等。在物质上带“精”字的，几乎是我们生活离不开的：香精、鸡精、味精、糖精、瘦肉精、人工授精、精子库，是不是?无穷无尽的这个“精”，那个“精”，令中国人一刻都离不开“精”，但是又谈“精”色变。一提到“精”既感到亲切，又感到离不开，又感觉毛骨悚然。

　　中央有一个口号叫“出精品”，所以在铺天盖地的，各种各样的“精”当中，作家那么多年来可曾制造过一个精篇?我是前年还是大前年退休的时候，中宣部的领导请几个退休的吃饭，我在饭桌上向领导同志请教一个问题。中央下令在建国60周年，建党70年推荐优秀图书书目，为什么在媒体报道的时候说这些书多么优秀，多么好，为什么不说它们是精品书?在领导的心目中我们这个口号说了那么多年中国可曾有一本精品?领导的高明在于当他不好回答的时候，他就反问你，他说以你看呢?我说中央推精品十几年了，但是中央自己不敢说，你既是推荐这部书也不敢说它是精品，那么就说明中国目前至少在文学上没有精品。我说照我的观点，我认为这个口号是不妥、不当，或者是错误。文学作品只有经典，没有精品，工艺品可以有精品。

　　比如鞍山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玉佛，它是60年代在岫原县发现的，是一个偷玉者在偷玉的时候发现一块翠玉非常好，当他拿榔头偷这块玉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手指砸掉了，砸掉之后，这个地方有种迷信，认为这不吉利，所以就放弃了。然后白天他去看，看到这个发绿的玉非常大，引起了轰动，经过测量之后，6个层厚，周总理下令，当时没有条件开采，等到有条件开采的时候再动这块玉，所以把玉又封起来了。等到改革开放之后，由岫原县开采出来，运到鞍山，雕成了一尊观音，为它建了一个玉佛院。赵朴初老先生亲自提的牌匾。当设计讨论之后一下刀，外皮一掉，设计的部位正好是观音脸的部位，哪块该明哪块该暗，裙带哪块该浅，哪块该白，一般都是自然天成，当雕成之后是精品，不能再动了。如果再动一下这个玉就被破坏了，这个叫精品。像《红楼梦》这是经典不是精品，不是说改一个字就如何，加一个字如何，减一个字又如何，不是。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狗尾续貂。如果是精品的话，那可以续。所以文学作品不能轻易的就定为经典。

　　这暴露了什么呢?我后面会谈一个问题，暴露了我们的文化“两层皮”，说是说，做是做。尽管没有精品，出不了精品，但是报纸、口头、文件，不停的在说我们要出精品，我们要怎样怎样。所以在这样一个追求成“精”的社会，就到处出现了“人精”，你既然鸡有鸡精，牛有牛精，政治有精英，为什么人就不可以成精呢?所以“人精”很多，人人渴望成“精”。现在你放眼看去，“人精”很多。

　　我有一个朋友是搞摄影的，20年前改革开放几年之后，他在天津最繁华的地段，如同北京的王府井，他扛着一个摄像机，镜头朝后，只管拉快门，洗出了几百张之后拿到我家。一看改革之初中国人的面孔，那种贼眉鼠眼，眼睛盯着地捡钱包的，嘴歪眼斜的，吵架的，腿瘸的，相貌猥琐，你一看到他就觉得心灵不舒展。但是前不久，我跟他说将近三十年过去了，你再做一次试试?他又这样到菜市场拍了几百张，洗出来，我们俩一看，中国人的面目大变。浓妆艳抹的，穿着暴露的，喜气洋洋的，接吻的，下小手的……整个形态，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了。他说你有什么感觉?我说“人精”多了，“妖精”多了。

　　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网—搜狐网，我经常上去搜索。现在狐狸少了，“狐狸精”多了。前不久有个新闻报道羊肉掺假，有的摊是用鸡肉，耗子肉，拿羊尿泡了以后拿来卖。

　　我刚在晚报发了一个短文《简单和复杂》，就谈去草原的事。我在部队的时候去过草原，那是跟着大列队去的，真的是风吹草地见牛羊，那个草太高了。当年开着车打黄羊的时候，黄羊跟着你的汽车跑，它追汽车，你不用瞄准。以后我不停的去草原，发现草越来越少了，光秃秃的。有的地露着土，像秃子的头顶似的，癞子遍布。去年雨水好，我又去草原，一下车，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不可以在马路上买羊肉串，那是用鸡肉泡在羊尿里弄的，因为羊肉80块钱一斤。可是前不久我们媒体报道，有一个摊用狐狸肉当羊肉卖，这个摊一下子就火了。因为现在狐狸肉比羊肉还新鲜。特别有些女士，好像一听是狐狸肉，大吃特吃，大概是想表达对狐狸精的愤怒，还是怎么回事。似乎想一口把狐狸精都吃光了似的。一说是狐狸肉居然买的人多，反而火了。在文化上也是，现在最火，全球最畅销的一本书《哈利波特》里面，有一个扫帚星，大家是否看到?白色土里炼成了190多种妖精。我想现在恐怕不止，光是“人精”就不知有多少。

　　《旧约》“出埃及记”里面说上帝耶和华最早是一位山臣(山神)，我联想到我们中国道家、佛家修炼的时候都要进山，都要在山里闭关，恐怕也有一定的联系。所以在这样一个渴望精变，渴望成精的这样一个社会，已经形成一种时尚的情况下，傻子就变得很少了。

　　我读书的时候码头，车站，甚至在上学的路上，经常会碰到一些傻子，小孩就追着他后面，扔石头子，玩啊，逗啊。去年北大不是有一个教授说大学培养的都是“人精”，特别势利，钻营，等等，所以为了配合那个大学教授的“高论”，中国青年报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大学应该培养一些“傻子”》。当这个社会“人精”特别多的时候，“傻子”就成了一种紧缺资源。紧缺到什么地步?

　　我认识一个铁路派出所的所长，派出所有管公路的，有管地铁的，有管铁道的。铁路派出所现在有些客车很恐慌，有人在铁道边上拿个小石子坎(此处应理解为北方方言，扔的意思)火车，如果他用的力气大，他胆子足够大，离着火车近，这个石子能把玻璃坎碎，坎碎之后会造成恐怖，整个车厢会乱。所以公安局长就下令，三天破案。在铁道上坎石子的人，坎完就走，这个案很难破。你一蹲，他就不再去了，不知什么时候他又坎一次。所以派出所的所长感到很为难，公安局长下了令三天破案，如果破不了案，派出所所长的地位、奖金，以及其他人员的福利，恐怕都麻烦了，得受影响。怎么办?所以跟搞户口的派出所联系，发现有一个傻子，20多岁，找来了，做笔录。“晚上在哪在干吗呢?干什么去了?”提前就交代好了，让他去了以后，就说“坎火车了，坎火车了”“为什么坎火车”“玩”，录完之后给个盒饭，给100块钱，买糖去吧!搁几个月，过一段时间，事件又发生了，又命令三天破案，把傻子又找来了，“又坎火车了?”“坎火车了”，一盒饭，100块钱。傻子很高兴。我跟那个所长讲，我说这个傻子是你们的贵人哪，是你们的保护神哪，你这个所长能当，将来能再升，你们能发奖金，完全靠这个傻子。而傻子不负法律责任，因为他是傻子，坎石头子就是因为好玩。所以我听这个所长给我讲这个故事，我就想，到底谁是傻子?谁是“人精”啊?傻子保护所长，保护派出所的警员们维持着自己福利。“精变”实际上是一种变态。有些演员很聪明，我有时候听他们的采访，非常地道，偶尔会说出一句话说让我动心，比如女演员赵薇。记者问她拍戏的动力，她这样说；“为了变态的观众必须煎熬自己”。所以从那起我不再看赵薇的电影，为什么?你看她的电影等于你变态。她就公开这样说，为了变态的观众才要煎熬自己。

　　还有一个挺年轻的演员，叫王珞丹。她回答拍戏动力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人人皆变态，别把我们逼成正常人”。因为许多年前，我们从苏俄文学引进一个概念叫“文学就是人学”，所以搞写作的目前为止，你必须关心一下，研究一下作为文学中的“人”已经变到什么地步了。《左传》里也有名言“妖有人心”，哪有妖精啊?妖精是人制造出来的，“地反物为妖，乱则妖灾生”。妖精的本质是什么?我说这些丝毫不是想贬妖精，妖精的本质是求胜，求强，求名，求利。“二奶”“三奶”她是为了要求正，要扶正，当大奶，她们都是这种的想法。如果她甘当“二奶”“三奶”，甘居人下，妖就会少得多。所以妖精她是追求成功的，想做一个强者，想做美人，享有足够的美艳，妖有的时候在一种职业上是不可或缺的。

　　我说一个演员叫做李玉刚，男孩子唱女声，他身上就有股“妖气”，他得益于这“妖气”。他扮上女相之后，比我们许多女性更妩媚。好多演员没有这股妖气。我喜欢京剧，从小就看戏，对戏剧界有些演员，特别是现在你看那些影视演员简直没法忍受，惨不忍睹。她(他)就是不该当演员，他没有妖气，他就该卖白菜，他就该去捡垃圾，或者他就该去挖土豆，可他偏偏当个演员。往台上一站，你怎么给他镜头，他都不适合。我当年看天津的厉慧莲良，天津京剧大演员。他在幕后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厉慧良。因为那时候我小，跑到后台去看。等到打上高灯，等到锣鼓一响，大家上场了，他往幕旁边一站，整个这人完全就变了，一出台，不管他扮演什么角色，到台上任何一个地方，他都是吸引眼球，这就叫演员的“妖气”，或者说叫精气神，这才是天才，演员就应该这样。我跟一位天津市的戏剧权威讨论李玉刚身上这股妖气的问题，他也同意。我说你们见到李玉刚，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他说我丝毫不是贬他，我对通俗歌曲不是十分感冒，偶尔一次我听到李玉刚跟石头合唱的《雨花石》，我突然改变了对李玉刚的印象，我觉得他俩唱得非常好，珠联璧合。

　　古代经典里我们有个典记，诗经总论里说，解剖妖，非妖何以惑人?迷惑人的那都是妖，故鬼之有才者才能成妖。那种小鬼，那种乱七八糟的饿鬼，穷鬼，那都成不了妖。鬼有才才可以成妖，目之有灵者才能成妖。所以说妖精，说精变，并不是完全的贬义，我只是提醒同行，在精变的状态下，我们如何应变，如何处理?文学当然不例外。

　　现在文学变成一种什么状态?写作变成一种聪明人的新闻。现在写点子靠聪明写作的，特别多。因此文学追求精变，就变成一种普遍的现象。比如这是一个全民书写的时代，大家承认吧?人人都是作家，除去几岁以下的孩子之外，或者80岁以上的老头，80岁还不行，得是90岁或者100多岁的老头。为什么?手机。去年中国移动评选出写作量最大的是一个37岁的妇女，每天平均写50段子，发50个短信。一个短信30个字算，几千字，天天这样写。所以现在段子上说，读书的人不如写书的人多，手机段子铺天盖地，微博、微信，构成一个社会。现在这个社会是两块，看网，看微博，看微信，是另外一个时代，另外一个世界。看官媒，听领导讲话，又是一个现实，又是一个世界。官和民，虚拟和现实，构成了我们当今社会的两层皮，文化的两层皮。官化不了民，民化不了官，造成一种什么文化现象?在上边说的人知道自己在说假话，他自己也不信；在下边听的人知道上边在说假话，他也不信，但是说的照说，听的照听，只有中国是如此，这是我们的一种文化现象。所以在湖南的文学院里，由唐先生主持，我竟然敢到这来谈文学，就因为有一点自信，我知道我说的是真话，大家听了也知道我在说真话，这就是我们文学还有希望的地方。文学是文化的核心，文学保留了这一点，我们这个国家还能指望着文学，因为文化的力量，在于“化”字。现在的文化就“文而不化”，到处都说一套做一套。有句流行的口头语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到处都是。

　　最令人作呕的是中国足球，请贝克汉姆做形象代言人。中国足球它是怎么回事，大家都知道，他以为请一个万人迷做形象代言人自己就可以混个千人迷，混个百人迷，怎么会这样想呢?殊不知，如果武大郎请西门庆代言，只会让人觉得武大郎更窝囊。大家没人会想武大郎被西门庆一代言，就会像西门庆。这就是中国文化上的两层皮带来的效果。所以现在文学能引起所有读者感兴趣的，让读者重视的，都是艺术品，都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它的细节，它的情感，它的故事，它的人物，一定是发自真心的，有意思的。什么叫文化?经典里有。《经纬天地韵文》，《易经》里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是什么，文化力量在“化”。现在的文化“文而不化”，官场文化不化民俗文化，民文化化不了官场文化，各说各的，装傻充愣。你好好当你的官，老百姓在下边，我骂我的街，我发我的牢骚。这就是这个精变时代的文化特点。所以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这个现象不光是中国，而是世界普遍的现象。

　　大家可能知道，我有时候爱上去浏览一下，美国有个洋葱网。洋葱网是专门恶搞的网站。它的恶搞比我们中国这些小打小闹还厉害。比如前一段时间，朝鲜搞得很热闹。美国洋葱网，我不知道它是真调查了还是假调查了“欧美民意调查，全世界的女性评选世界上最性感的男人是朝鲜的金正恩”，就是那留着杠头，一个母猪脸的男人。你说这可能吗?在奥巴马竞选最厉害的时候，它做民意调查，美国人认为骂美国最厉害的伊朗总统内贾德最适合当美国总统。它是大的恶搞，它恶搞之后，整个美国上下都哈哈一笑。它抓住了一个什么特点?抓住了一个网络时代所有人爱听坏消息，爱信，爱传负面新闻的心理。这是网络时代的一个特点。但是我们往深处想想，一个民族，它的民风、民气、文化如果老是向下的，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前途?你看我们那些娱乐经，看我们的影视，恶俗、低俗、俗不可耐，叫你没法忍受。我们这个民族，它的文化不是向上而是向下，怎么来挽救呢?真的很麻烦。所以给文学留出了巨大的空间。我觉得文学如果能给中国这个民族的精神提供一种支撑，提供一种精神，这个作品肯定会成为一个跨时代的，重要的好作品，或者是大作品。

　　由于是这样一个文化特点，社会特点，追求精变，所以对作家来讲，他的语言叙述方式和表达方式必然改变，不改变便难以生存。现在中国的文学开启了一个有话不好好说的时代，现在的小说，好多文章都有这毛病。你看到好多作品，除去花里胡哨之外，鸡零狗碎，看不到东西，就是有话不好好说，它不往题上点。

　　刚才在下面聊天的时候，我在飞机上带了一本唐浩明先生最近的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写曾国藩跟左宗棠的恩恩怨怨的，就几千字，说得非常之透彻。曾是什么特点，左是什么特点，曾扶左十之三次，左扶曾十之六七，而且之后，后代的来往，一针见血非常地道，省得我再翻好多著作了。这就是精华，就讲究语言的功力，一是一，二是二，话说得透彻，经典。但现在说话不是这样说，怎么绕，怎么胡来怎么说。

　　我到徐州去，有一个很大的广场，现在各地都有大广场，广场上狗屎特别多。他们市里的领导拍桌子说，想尽各种办法都没法制止。我写了一篇文章，好多报纸都转载了。就写这个胡说八道的时代，我就举这个徐州广场的例子，它立了好多牌子，比如说“亲爱的市民，亲爱的朋友，管好你们的宠物，不要随地大小便”，没有用。管理委员会有一个管垃圾的，是个高人，底层有高人，他给头头出主意，我出个词，你换一下。出什么词呢?“亲爱的狗朋友们，管好你们的主人，请他们不要随地大小便”，就是你不要把人当人，把人当狗，把狗当人，试试。就是你骂他试试，现在的人缺骂。他说为什么这样写呢?好多厕所旁写着“前进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根本不管用。然后人家一写，“你尿到外边分明是小”，“哩哩啦啦分明是软”，立刻没人敢在外头尿了。你一骂他就行。这个管理员骂了“亲爱的狗朋友”，果然，广场上的狗屎、狗尿少了。

　　你看我们文化正式的媒体，他们报道的新闻，标题是《官员正在学讲人话，政治才可以温暖》，这都是正式的媒体呀，国家正式的报纸。为什么呢?这不都是反问，难道我们的官员解放那么多年了，一直没说人话吗?他就是说官话、套话、空话、雷人的话。就像我们家乡沧州环卫局的，明明地下水污染，井水打上来是红的，他说红的不等于不合格，这是人话吗?今年我们中央发了个八号文件，要求官员不说空话、套话。王岐山4月12号开中纪委会议，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王岐山的原话“在我王某的会上请不要念发言稿”。中央领导同志开会，先得告诉大家怎么说话。那么我们作家该怎么说话呢?我得举例子。比如说用最通俗的“放屁”，看看现代的作家怎么写放屁。

　　传说北宋时期苏东坡跟佛印关系很好。苏东坡有一天觉得收获很大，回去之后感到自己成佛了，端坐莲花台，八风吹不动，立刻写了一首禅诗，派人送给佛印。佛印看完以后在上面批两字“放屁”。苏东坡恼了，那么好的诗，那么大的和尚说粗话?立刻过江，要找佛印理论。佛印听说苏东坡生气过江来了，哈哈一笑，写了两句话，派小和尚送给苏东坡，苏东坡没有进庙，火气一点没有了。说的什么话?佛印写两句话“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你不说自己成佛了吗?有定力了吗?八风吹不动吗?为什么我说你放屁，你就气冲冲的过江来了呢?这是关于屁的一段佳话，多好的佳话。

　　明代的陕西大家有个叫赵南星写过一篇《屁颂》。一个秀才被无常抓到阴曹地府，等着销户口，一销之后这秀才就成鬼了。正好这时候阎王爷出来了，阎王爷一出来放了个屁，秀才就是记者，说不定是中央台的记者，拍马特别快，立刻拍阎王爷的马屁，“高竦金臀，弘宣宝气，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麝兰之味，臣立下风，不胜馨香之至”，阎王爷一听，哇，真好，看来中央台的记者水平不一般，增寿十年，又放回去继续当人。这是我认为关于屁的两个经典典故。

　　现代作家精变，写作成为一种“人精”的行为。我经常会看到有“屁”这个字，我一开始没注意，我是翻得很潦草的，因为我了解这些人一天一万字，而且是一个月好几本书，几年的功夫几百本书。我一天写过一万字，写了大半生一天写一万字的几率加起来不会超过一周，都是写长篇到一定的，最满意的时候，到过一万字，就是那么有数的几天而已，他怎么可以天天一万字?原来他有好多是标准件，你比如他写女孩，3岁—17岁的女孩，鼻子是什么形状，耳朵是什么形状，头发是什么形状，就跟那个做暖壶一样，盖是都一样，拿来一装就行。写这个女孩也是这样，写那个女孩也是一样，一装一个。而且我老发现，自己身边怎么老有屁呢?怎么老写放屁呢?我举他们怎么在屁上做文章的例子。

　　第一次写屁只有十几个字，“沉积多时的气体烟消云散”，这有点小资味，忽悠少男少女也很好。第二次屁一下变成五十多字，“那困扰我多年的哀伤之气，却在此时此刻轻轻的飘散而去，不留一点痕迹。”这就是放屁，一下变成了五十多个字了。再后来我看到还是这个人，他把屁一下子变成了将近200个字，“这么多年来，我都不曾想到这些不分昼夜，令我郁结的，哀伤的气体却在这一瞬间，如此轻而易举的离我而去，我再也感觉不到它们所带来的焦虑和忧愁，这不易得的轻松简直令我飘飘欲仙，让我对这个世界再度充满了希望。”放屁!放个屁就对世界充满了希望?放个屁就飘飘欲仙，而且是昼夜，这是屁吗?所有的都是这样，我只是举一个屁的例子而已。拉屎、失眠、吃饭，都可以往里这样掺水，往里泡。

　　在这样一种语境下，社会文化的评判下，我心目中的文学分成了三个方面军，三大块。第一块就刚才一个记者问我的，网络文学。网络文学是当今人数最多的一支队伍。我去广东网络班谈过一次对网络文学的看法。网络作家，光一个网就有网络作家十几万人。网络作家对中国文坛的影响，最主要、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上一次连续两次换届，铁凝她们当主席，当这个那个的时候，总监票人是第一个网络作家，在中国号称网络第一人。他的笔名叫“赫连勃勃大王”，真名叫梅毅。他那个年代，最近刚出的《南北英雄志》，应该是网络文学的经典，非常好的。写南北朝时期，晋朝的末期，隋晋之后的一段历史，写得非常好。他就是网络文学。所以在网络文学的前十年，或者是前五年，出了网络文学的经典，如《明朝那些事》，《盗墓笔记》等等。这两年最火的是唐家三少爷。但是近几年来网络文学泥沙尽下，掺水太多。就像一个屁写到200字，这个小说里有屁，下个小说还有屁，原封不动，照搬，所以就这样放屁连篇，是掺水很多的一个标志。但是它有一种势不可挡的声势，网络文学主要追求点击率，对他们而言，流行就是生命，不可小瞧，不可忽视。目前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只是搁一段时间，把他们有代表性的东西拿来翻一翻，了解一下。所以我有些朋友是做编辑的，最怕，根本不愿意编辑网络作家的书。因为下功夫太大，文字太粗糙了。悬疑、惊怪、迷幻、穿越，等等，无奇不有。什么能够吸引眼球就写什么。其实鲁迅在小说史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谓中国传统的小说，无非两大，一曰志怪，一曰志人。就一道是志怪，就是网络这些稀奇古怪的。一道是志人，志怪者主虚，志人者求实。主虚的人就“身世八级，心怀世明”(音51：30)，求实的人们就要秉籍《春秋》，重感之极，追求逼真，追求深刻。所以与网络文学相对应的，就是传统文学，即我们平时所大多见的。

　　但是中间还有一批文学，现在占很大的力量，这批人最春风得意就是影视文学。影视文学最能体现“人精文学”，都是“人精”在干这种事。按我们天津作家的状态，现在中青年作家对影视文学几乎全军收编，完全成了影视文学的俘虏，完全成了导演、制片人的枪手。从一写小说就追求剧本效果，完全按照电视剧本和电影胶本来写，场景简短，献媚。有的时候那个大导演像到洗浴中心挑捏脚的一样挑作家。你像张艺谋拍《山楂树之恋》。《山楂树之恋》有一段写的是文革期间的爱情，原小说提供的他不满意，他要找一个五十多岁的作家能够懂文革时期爱情的来谈。张艺谋在那坐着，作家谈。拼命的表现，应该怎么写怎么写。我理解文革，要是我写我会怎么写，拿准了张艺谋的心思，“就是你了，给我写这一段”。这个作家如同中彩一样很高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作家的版税跟影视改编的版权差距太大，所以都追求版权。但这又是一个“人精”的产业，导演就是“人精”，制片都是“人精”，给他们写剧本的都是“人精”，糟蹋经典，我举个例子。

　　陈凯歌拍的《赵氏孤儿》，完全是糟蹋经典。他认为程婴为了救赵氏孤儿，舍自己的亲生，不可理解，现代人不会干，不相信他，这就是“人精”。但是恰恰那个可信，他绕了那么大弯子不可信。现在拍三国，让曹操等着小乔来泡茶。小乔裙裾飘飘，完全像个妖精，入那个曹操大帐之后如入无人之地，曹操等着她来沏茶，然后这时候火烧战船，全军覆灭。哪有这回事?曹操是没喝过茶，还是没见过美女呀?他是“人精”啊，导演是“人精”，演员是“人精”，编剧是“人精”，这都是作家给编的，而且都是很优秀的作家。一改成了写影视文学都是这样，不顾经典，他脑瓜里有个印象就是观众都是“人精”，为了讨好这样的“人精”，我必须就自己变成“人精”，也就是赵薇说的那句话。

　　第三块传统小说，我认为现在支撑中国文坛，中国文学还能给人以希望，还给人以力量，还是第三方面军。尽管这方面军力量不大，因为我是一个过时的人。一谈到中国文学，我会想到网络，想到影视文学，但是平常朋友们一聊天，我脑子里出现一个文学地理图，还是传统这一块，东北是谁，西北是谁，东南是谁，湖南是谁，湖北是谁，大概有那么几十个重要的作家在支撑着中国的文坛。所以有希望的，目前提供力量的还是这一块。因为我是属于这一块的，所以对这块偏爱，当然我在这块已经淘汰了，已经边缘化了，已经成老朽了。

　　对文化的精变，尽管中国作家里“人精”多了，但是在传统写作这一块，精变的程度还是比较轻，“人精”还是少。我要说明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是“人精”多了?“人精”们就怕碰上外国鬼子，你比如中国作家出访，接受外国记者访问的时候，老被问到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创作自由?中国作家无论怎么说，自己心里也不能够感到服气，外国记者也不服气，你怎么解释这个创作自由，老是说不明白。你说不自由吧?现在非常自由，哪还有人管你?你写什么都行。你看我们写性都写到什么地步了，再说作家写的那点性跟现实生活比，那没法比呀。你现实生活中的那种性，你看重庆一个不雅视频，“哗”有十几个高官落马了。小说哪有他们那么脏啊?那个校长带着自己的小学生去开房，这种性小说里也没有啊。你像那个中央编译局，我说这些例子不都是中央媒体报的吗?在我的心目中，中央编译局应该是个最严肃，最干净的地方，你甚至可以想象，他们是最枯燥，最认真，最古板，甚至他们是不会结婚，不会接吻的人，可是没想到编译局局长搞出那么花哨的性。这是任何文学都无法匹及的。这不是够自由的吗?可是不管你怎么说，人家还是不能服气。为什么呢?我认为现在中国每一个作家，特别是年轻的作家，每一个作家都是一种“小玄船夫”(59：37音)，一个个都是“人精”，“人浆”，他只写鬼、怪、性，乱七八糟，什么都可以写，怎么吸引眼球怎么写，但是他总有一个不触动的地方，总有一个不触及的地方，自由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一种灵魂的强大，是一种长时间的，从小养成的自然习惯。不是别人给你自由，你就有自由，不是没人管你，你就能够自由的。中国的作家，他在思想上，在想象力上，他是缺少这种深刻的自由，因为经过许多年的锤炼，教育，他已经形成，或已经被摧残，没有那个遗传基因，没有那个想象，所以不可能不缺乏想象力和思想。

　　我觉得有一些人很聪明，比如莫言。在莫言去斯德哥尔摩领奖的时候，好多人操心怎么发表领奖词。中国作协就操心，出主意，出什么主意呢?没事的人给他出主意，说怎么穿衣服，穿什么衣服，作家给他出主意讲什么。为什么呢?在以往的诺贝尔领奖台上，获奖作家都要有一番演说，这个演说都要提供一个思想，提供一种精神，要留存在诺贝尔奖历史的。这些演说都非常经典。每一个讲完之后都会成为经典，传遍全世界，思想非常深刻，而且不能跟前面的人重复。那么多年了，又要讲出深刻的思想，又要感到新颖，还得符合自己的个性，符合自己的身份，这太难了。你像美国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作家刘易斯，他演说的题目叫《美国还怕文学》，到现在还是经典。他当时对美国文学的预言，到现在，到今天都一一实现了。他说文学创作不依赖任何艺术规则，所有关于文学，关于其他的规则艺术规格在文学上都不适用。不能相信那些话，美国必须要产生一种足以满足全人类最强烈需求的文明。他说美国是一个有着无数的金钱及众多信念的国度，像俄罗斯一样欺客，像中国一样复杂。它必须产生一种与之相称的宏大的文学。所以他一开始骂美国还怕文学，为什么害怕文学呢?美国这样国家它不具备与它相称的文学，是从我开始，美国的文学必须适应这个。在美国如同中国的圣旨般学习。觉得刘易斯说的真是美国心里想的。

　　英国的诗人安略特在领奖词上提出了三种声音，到现在他写诗的三种声音仍然是世界诗人的经典。他说一种诗人为自己发声，第二种声音给听众发声，第三种声音，最重要的声音，一种是隐藏于诗行当中的声音，就是诗外之声。你这首诗之外还有一种声音，这才是好诗。厉害吧?

　　萧伯纳获奖的时候说“我关心的只是人与上帝的关系，我不关心人与人的关系”。所以每个作家都有一个思想，中国的作家为什么要替莫言操心呢?中国的作家都心里有数，谁能提出思想，能提出什么样新鲜的思想呢?到国际舞台上还受国际认可，还叫大家感到是那么回事，还能在世界如何如何，担心。所以莫言很智慧，不谈观点，不谈思想，讲故事，讲老娘的故事，人生都是父母养的，到那个场合一讲故事，非常得体。

　　我前面说到三种写作，尼采曾经说过，他说写作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灵魂写作，一种是俗事写作，即世俗写作。传统文学应该属于灵魂写作。但是我对世俗和灵魂怎么理解呢?每个人，作家也不例外，我们都生活于世俗之中，世俗是灵魂的庙宇，没有庙宇神灵何以安放?风吹雨打，观世音菩萨怎么办?佛陀怎么办?第二，俗世的、初始的欲望，其实人生就是一团欲望，一个欲望接一个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痛苦，痛苦容易激化艺术，激化创作，所以我理解尼采的灵魂跟世俗，我认为作家，文学不可能从灵魂到灵魂，只能从世俗到灵魂。通过世俗，穿过世俗，达到灵魂，这是好作品，就像拜神一样，你进庙再拜神，进教堂见上帝。通过世俗走向恶俗那是向下，那是俗世写作，通过世俗向上这是传统写作。所以巴尔扎克有一句妙言“写出一个人的灵魂史就写出了一个民族的灵魂史”。

　　我们现代文学作品缺什么?缺少一个人物的灵魂史能够概括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史。为什么现在一年四千多部长篇小说，四千多部长篇小说一个小说里有10个人物，也就是4万个人物，4万个人物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物的灵魂能够概括，能够影射，能够集中，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民族当下的灵魂?

　　还有一个美国诺贝尔奖得主叫索尔·贝娄，他说小说要复兴，或者繁荣，需要，极端需要有关人类的思想。也就是说小说要好，中国的小说要繁荣，缺灵魂，缺思想的力量，缺精神的力量。因为现在乌七八糟的，各种鬼怪，乱贯，所有新鲜事你都写过了，而且现实当中发生的新鲜事，比你任何想象力都更邪乎。你写事件是可以的，但是你通过什么事件能够写出，表达出一种灵魂。我今天必须得给出一个我的思考，我的答案，这太难了，我真的没有招，我只能求助于经典。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不管是什么文学，不管是网络，还是影视，都不管；不管现在是什么文化，不管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不管什么社会文化，还是经典是文化的灵魂。所有世俗的成功里都有经典的因素，包括莫言。莫言是把自己定位为讲故事的人，是个很聪明的人，他是靠讲故事成功的。讲故事就是经典手段，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手段，是历来小说传下来的圣典，现在好莱坞的成功也是讲故事。

　　好莱坞有一个金牌编剧叫曼迪，他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故事》，有中译本。他说一个作家70%的劳动应该下在结构故事上。所以为什么说世俗的成功往往也靠经典因素，我举一个世俗成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赵本山“小品王”，占据中国春晚20年，成为对中国语言的破坏，忽悠有巨大的影响力，助推力的典型人物。我看了一篇他的传记，我翻得很潦草。但是有些细节我看得很仔细。50多岁，头发花白，现在满肚子的心眼。他所有的小品，剧本至少要改30多稿；给他当编剧，连续编3个的，很少。大部分都编一个，有的编两个，或编一个半，就受不了了。晚上谈完，该怎么编怎么编，到夜里11点突然又有一个点子，又敲门，到重要的阶段都是跟编剧在一起了，赶紧改，怎么写怎么写，我想起来应该加个这个，加个那个。到早晨8点钟会准时敲编剧的房门，要看你夜里改的稿，天天这样，没有办法。他有几条定律，一般我们认为小品到关键时刻要抖一个包袱，大家哈哈一笑，而赵本山对编剧的要求，对下边的要求，坚决不要包袱。第一不要包袱，第二不要网络语言。这都是我想不到的，网络语言是大众语言，大家知道得很多，容易会意，容易会心，不要网络语言。赵本山有句名言“很多时候真话最有用，到关键的时候讲一句真话，哈哈大笑。我看完他的传之后，我再回想他的小品，确实。他讲一句真话，这句真话是大家心里有的，是社会生活当中有的，他是蹦出来，引起效果。所以这是成功的案例。

　　因为在这样一个变化的，眼花缭乱的，人人成精，人人精变的时代，谁有定力，谁定得住绳，谁定得住自己的魂，谁自然就沾光。中国围棋界这一两年刚好一点，20多年来怕韩国的棋手李昌镐。一个17岁的男孩，外号叫“石佛”，石头佛，多厉害。石头佛，石佛也有绝招。17岁当世界冠军，而且连续多年。他有什么绝招，他有什么妙言呢?我也是看了他的书才知道。“下围棋老幻想着出妙招，一招把人致死，往往容易出昏招，昏招一出满盘皆输。极品的妙手，就是看破妙手的诱惑，然后落下平凡的一子”。我看到他这话之后，我触动非常大。作家不都是人精吗?不都是追求精变吗?如果你能看破“人精”的精变招数，你不被那个精变所诱惑，你就踏踏实实的，认真的写自己独有的东西，写你能写的，写只有你能写的，反而是一条近道。

　　我看唐先生的巨著《曾国藩》的时候有一个感受，曾国藩的成功里面有两个字，叫“拙诚”，笨拙的“拙”，诚实的“诚”。他大概的意思是，因为原话我记不住了，“依旧是泛尾，有万般作为的技能不如一拙；你万般的巧妙不如诚实，不如一诚”，大意是如此。所以笨功夫创作上需要才华，但不排斥笨拙，笨也是一种天赋。有时下笨功夫是捷径，想走捷径，说不定是弯路。我举演艺界的例子，因为作家的例子不好举，举大家都知道的舞蹈家杨丽萍。

　　杨丽萍一个小姑娘跳舞跳得好，从州文工团一直到省文工团，国家民族歌舞剧院，叫草根升为庙堂，成为世界著名的舞蹈家。条件优秀，有演出机会，而且都是大的厅堂，粉丝很多。几年之后，一直在辞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重回云南。重回云南，重回老家，重回云滇，几年之后把房子都卖了，排了云南印象，一演，一戏成名。好多记者采访她，记者根本不能记录她的心灵，她根本就不管你，她说舞蹈家，艺术，我根本不是，她说我的生命就需要跳舞，就是为跳舞而生的，就是一个舞蹈的精灵，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生命不能不要，我就是生命的舞者，所以我活着就是跳舞。你说她是笨还是巧?尤其现在很多草根都想进入庙堂，而她到了庙堂宁愿进草根。我们中国作协有个副主席叫丹真，他说国家主席去访问拉美，是丹真带着杨丽萍到拉美开道。拉美那些国家，那个舞蹈，足球都是很好的，他那女士的臀部扭起来那么奔放，像个茶杯，但是当看到杨丽萍在台上一跳之后，整个台下都疯了，哎哟，能跳出这种舞蹈的人，这个民族不管知道不知道，都是亲切的民族。那个臀部舞起来，那个腰比拉美更厉害，更艺术了，出神入化。

　　现在文学作品为什么显得特别轻巧，思想苍白，智慧不足，想象力不够。但是一看文字花里胡哨，一开始看几行之后，你就觉得没多大意思，鸡零狗碎，不痛不痒，自以为有趣。他是凭着聪明，为什么“人精”聪明?过去你像我们这一代人写作，他都是由笨开始，我现在不是主张大家都笨，夸笨，现在笨人太少了，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我周围的人，发表作品很难，写了多少年还不能发表一篇文章。门槛太高了，要发表简直就是圣殿。但是一般发表，他那个基本功，那个基础还在那，现在相反，发表很容易，你不给我出，我自己出本书很容易；你不给我发，我在网上可以发，到处可以发。但是发完之后，觉着功力不够，能意识到功力不够的人还好，意识不到的人，就一直靠聪明写聪明，靠感觉写感觉。

　　去年第十届波轮(音)双展会上，有个中国雕塑家叫徐坦，他有一句惊人之语“艺术家只会跟着感觉走，现在将被视为白痴”。非常深刻，这个人在国内被压抑好多年，无名，突然一鸣惊人。跟着感觉走，曾经是中国文坛的一个口号，因为作家的才华有一种理论，就体现在感情的新颖上，写作的全部才华在于感觉的新颖，突然现在靠感觉变成了白痴，就痴感觉已经无效了。为什么呢?现在这个世界靠感觉太表面了，太取巧了。生活当中充满了问题和矛盾。你比如过去我们可以预见每个人，每个家庭，国家都可以很清楚，五年计划，三年计划，我明年干什么，后年干什么，哪年结婚，哪年生孩子，孩子将来上什么学校，都很清楚。现在谁敢预言三年以后怎么样?我看今年下半年你都难说，朝鲜会不会再放个导弹，钓鱼岛会不会打下来，菲律宾会出什么事。过去五年计划，十年计划，人人关心，一想到未来的前景大家都欢欣鼓舞，现在谁还对这个计划有一个轮廓啊?除去数字以外，没一个人会有一个形象的东西，五年以后生活变得无法预测，无法规划。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的感觉还靠得住吗?感觉不会肤浅吗?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何表达自己，首先得认识你面前的这个世界，在世界的现实中认识自己，才能表达一种多少有些意义的自己。

　　我谈到这的时候，要举几个作家的例子。作家的例子让我非常触动。前不久我主持中国报告文学的大奖，12万元的大奖，我力主，然后评委又一致给了《14家》，作者我们都不知道，何方神圣一概不知道。他就完全用史家的文笔写了14户农民，这60年的命运变化。没有任何观点，不触动任何敏感，但是他写得非常的干净，地道，非常让人动心、动情。改革开放30年农民没有跟着一起受益，有些农民转了一圈，像做梦一样又回到原地了，有些根本没有回到原地，一身病，有的死了，有的被抓了，非常有意思。所以我突然发现一个趋势，报告文学已经边缘了许多年了。从80年代，90年代初报告文学兴振之后，报告文学没人看，浮光掠影，都是麸皮潦草，写些个鸡毛蒜皮的，歌功颂德的事，没有好的报告文学作品，突然一大批好的作品出现。

　　还有一个作家到丹东的看守所过了6个春节，去那干什么?他写了14个看守所的故事，各种各样的犯人在看守所。所以我突然意识到不光是中国，在世界上有一股潮流，向生活，向现实的深处走，挖掘。比如台湾有个作家叫吴念真，好多年没看到他的作品了，突然今年我看了他一本书《台湾念真情》，这个人以前给我的感觉，写小说，写散文，文字很优雅，很悠闲，很闲适，小情小趣的，很优美，很好，看着很轻松，突然消失了。哎哟，看他的念真情，原来他下去好多年，就在台湾基层里走，寻找生活，寻找生活的灵魂，他说我活了。当今有一种怪谈“我活着就是生活，我喘气就是活着”，他不是。他认为我没有活在生活里面，我总觉得这个生活是虚假的，是表面的，它总不能触动我，我要寻找生活的灵魂。其中他讲到一个故事，我们大陆不是有一些老兵去了台湾吗?有些老兵死了之后就葬在龙民医院的墓地，一个庞大的墓地，现在这个龙民医院要搬迁，墓地就没人管了。有一个人，一个老头，募集了一批钱，想把大陆老兵的遗骸都给收拾起来，装到金斗瓮，台湾的骨灰盒里面，那个骨灰盒很大，然后给移到另外一个新的墓地去，就办这件事情。由于尸首都腐烂之后，会有尸臭，尸臭沾到身上之后是洗不掉的，用什么洗衣液都洗不掉。家里人都很反感，他一进去，满屋都是尸臭味。家里人很恼火，很讨厌，他说你们就是讨厌我，我自己到外面住，我也得把这件事办完。吴念真就写道“挖开土，如果是男尸，先挖男尸的左手，他不是在坟墓里吗?先摸男尸的左手，然后念念有词，双膝跪倒，把他扶起来，把他的脊椎给扶正，烧香、烧纸、念经，然后一套程序之后再把他放到骨灰盒里”，如果吴念真不是在现场，不是沾染一身尸臭，他不会写出那么感人的情节。

　　我最近读葛水平，她是一个很优秀的小说家，读她的一个小说。她写她农村的一个老绝户，去世之后，没人管。一个邻居突然发现好多天没有看到他，就到他屋子里去，一看，已经死了。在床上躺着，但是肚子上鼓起一个大包，这个邻居一摸那个包，那个包还会动，吓他一跳，然后“哇”这个包瘪了，从肚子下边跑出一个大耗子来，原来这个老绝户死了以后没人管，被耗子爬到肚子里给掏空了。你想这样的细节就非常难得。所以现在有些小说里面它没有像样的，动人的那种细节。你像一个短篇至少有一个细节，一个中篇要有两个，最好三个，开场一个，中间一个，结尾一个，这是起码的，有这个细节一下子就把故事，把人物撑起来。

　　她还写到一个山里的老农民，这个我一看就很亲切，我在老家也是这样。到过年的时候，到河堤上挖沙子，挖沙子到锅里边炒热，然后把棉袄脱下来。农村里穿棉袄是光心棉袄，里边不套衣服的。然后把沙子装在棉裤里面，装在棉袄里面，拿绳子把口封好，搁在锅里盖上锅盖，听到锅里“嘭嘭”乱响，然后再拿出棉袄，把沙子倒出来，那个棉袄里的虱子全都死光了，然后给洗过的棉花又干又蓬松。这样的细节，一下子就入木三分，生活气息有了现场感应，人就活了，血肉就有了。所以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2012年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两大报纸，畅销书榜的第一名都是一本书叫《永恒美丽的背后》。这个作家叫凯瑟琳，是美国一个著名的作家，纪实作家。她之前专写大人物，写戈尔，所有美国的普利策奖，美国的突出奖她都得过。她突然辞职，到了巴西里约热内卢郊外有一个7000吨的废弃物堆积场，号称是世界第一垃圾场，到那去寻找自己丢失的灵魂，寻找生活。然后写了一本书就是《永恒的美丽》，花了4年的时间。你看一个美国的成功人士，著名的，得奖无数的作家跑到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垃圾场去寻找丢失的灵魂。

　　我在日本的时候给我触动最大的就是日本作家的行走，他叫“行走作家”。从井上靖，从水上勉等等，最多的来中国57次。其中有一个陈舜臣，我到他家去，他那个房屋比较矮，但真是著作等身，一摞书已经顶到房顶，第二摞书又有半米高。有时他一年到中国来两趟。日本统称这种有行走习惯的作家为“行走作家”。所以我在他那书房里坐着，我有一点触动。中国作家太在乎家了，刻意有家，真正的大作家精神上是没有家的，永远在行走。以你们湖南最优秀作家，他不仅是湖南的骄傲，还应该是中国作家的骄傲，韩少功为例。哪里是他家?海口?长沙?还是现在那个农村?他有家吗?他有家，但是他的精神老在寻求，老在走，所以他每一篇作品都不会让人失望，你总可以等待他会写出新东西，他的新东西一定有新的味道，有新的进步，而且他的作品一定会给你提供一个思想，给你提供一种精神。所以我想到前面那些人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精神上不要求有家，不在乎成名成家，永远处于行走的状态，处于追寻的状态，处于搜索的状态，哪怕是搜索狐狸精。所以在这个同质时代，这是个大家很流行的词，我用的是网络语言，品质相同，吃得差不多，看得差不多，听的音乐差不多，全国人民都在看星光大道，都在看非常“6+1”，都是这一套，因此思维差不多，兴趣差不多。你作为作家一定要写出与人不同的地方，靠什么?你凭什么才能与人不同?所以同质时代经历就是财富，差异就是优势，有时候偏激就是深刻，或者深刻就是不凡。

　　西方心理学家有个命题，相同时我便愚蠢。我觉得这个命题对作家非常重要，相同是愚蠢。那么在这个同质时代，障眼的东西很多，吃的一样，看的一样，坐的汽车差不多就那几个牌子，烧的汽油差不多。那么你怎么样保持新颖?怎么擦试自己的感觉，擦试自己的心灵，擦试自己的感官呢?你怎么让自己的感官保持新颖呢?找到想用的东西呢?我们没有韩少功的智慧，那么多年他就下去了，就寻找去了，就找去了，就给自己的灵魂找一个安放的地方。我们也没有凯瑟琳的条件，到巴西，到哪去，也没有吴念真那样的条件，那怎么办呢?还是要寻找。哪怕在家里，在单位，也还是要经常洗心。现在医学上不是有洗肠子吗?作家洗洗肠也没关系，但至少把脑子经常洗一洗，洗脑，让脑保持纯洁，保持敏感度，有新颖的感觉。因为现在诱惑太多，信息太多，特别是上网。一上网打开一看，一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但是现在有个什么特点，新闻特别多，乌七八糟，负面新闻，段子，哈哈一笑，特别多，让你感动的很少，让你动心的很少。所以作家到真正处于写作状态的时候，是改变什么，不是改变社会，改变生活，不是改变故事，改变人物，我怎么结构故事，不是。在座的都是作家，是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心灵，完全变了，变得像蝇虻一样，非常单纯，非常敏感，然后这时候你看到什么都跟自己的故事，跟自己的小说挂钩，都会引起你的联想，这个境界是写小说的境界，是创作的境界。所以每一个作家，在这之前，他首先的是自己的感觉，是改变自己，是洗自己的心。

　　《罗丹传》写他在雕塑的时候，进入状态之后，罗丹他会深吸一口气，当他闭上眼睛，深吸这一口气之后，他突然两只手连空气都能感觉到，他能感觉到空气的光滑，感觉到空气那种没有皱纹。所以美国有个舞蹈家邓肯恩，邓肯恩去拜见罗丹的时候，她是从俄罗斯去的世界著名的舞蹈家。罗丹要摸她的身体，舞蹈家摸的那种奇特的感觉，但是罗丹对她那种身体的美妙，那种肌肉的组成，线条的组成，体现的性感，没有一点性，没有一点脏，他没有那种感觉。作家实际上也是这样，进入创作状态之后，他把自己的心洗干净了，然后非常的柔软，非常的敏感，所有的东西都跟他要写的东西发生联系，这时候创作力就进入一种状态，就开始活起来。

　　养生上有一种运动叫“反序运动”，比如倒立，等等。当今在这样一个同质时代，精变的时代，有的时候你反序一下会受益无穷。什么叫“反序”?就是他精变，你傻变；他成精，你别成精，你还是当普通人，我见过好多这样的成功例子。你像卖猪肉的北大高材生陆步轩，他是北大的天才。还有陈升，像我到那个毛乌素沙漠里去；石光银，石光银就是一个农民，一个生产队长，当过大队长，就是一个土皇上，多大的权力?当82年一承包土地的时候，坚决辞掉大队长，包了一万亩沙漠。然后把家里的羊卖了，所有的东西都卖了，买成树苗，去栽树。20年，他栽的树单行排可以围着地球一圈，08年北京奥运会得感谢石光银这样的人物，没有他，沙尘暴会多很多。他这个沙漠一种上树之后，固定之后，那块土地就是宝地，不用施肥，茄子，土豆，各种药材都有。那两天他给我吃了什么饭?茄子、土豆、辣椒，什么东西都有，没用任何油。他现在已经有40万亩森林了，应该发大财了，但是他非常穷，为什么呢?因为沙漠里的树是不能砍的，银行可以贷给他款，他只能靠在树林里种的那些土豆来卖些钱，所以仍然还是比较贫穷。锅是烧热的干锅，土豆、萝卜、茄子，“哗”开水一煮，非常之香，真的好吃。等到回到天津之后，怎么弄也弄不出那个味来，它不是那个土豆，它也不是那个茄子。联合国给过他两个大奖，我去了以后才知道，他也不知道那个奖的价值，我们的媒体也不宣传，所以我们的媒体也是整天跟着明星跑，天天是哪个明星又怎么样了，哪个明星又有私生子了，哪个明星又离婚了，哪个明星走光了，哪个明星泄火了，都是这个。你说媒体真是!像这样的人物没人知道，说到石光银好多人都眼睛发楞，他才是我们国家的栋梁。

　　所以在“反序时代”，在“人精”时代，有时候特别需要组合社会的条件，找到自己的优势，看看我有什么。我不能再去研究曾国藩，看了唐先生的《曾国藩》，我觉得我简直看他就行了，我看《曾国藩家书》还不如唐先生写的《曾国藩家书》，所以用不着。我必须找到我会什么，我有什么，我能够干什么。在规定的时间，结尾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年代每个人都有个特点，因为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相同的两个人，所以我们每个人肯定有一个优点，找到这个优点，不要管别人，谁爱成精，不成精，都不要管。

　　有一年中国体育报上发了两大版《谁关心体育》，因为我是喜欢体育的，所以会知道这件事。有一年老年马拉松在纽约举行。老年马拉松跟正式的马拉松赛不一样，它距离很短。就像美国那个玫瑰车游行似的，那是很随意的。涂脂抹粉，老妖婆，中年妇女，50岁以上的，老头，谁都可以参加，穿着高跟鞋的，半高跟鞋的，随便。扭秧歌的样子，都可以，跑。看的人挺多，因为出洋相的很多。可以搀扶，可以拉着走的，甚至残疾人都可以参加。

　　贵阳有一个中学的体育教员下乡扶贫，发现一个老头跑得很快，回到贵阳拉了一点赞助，找到乡政府给这个农民打了个招呼，然后带着这个农民又买了机票飞到纽约，因为他们不敢提前去。这个老头从山底下到贵阳，从贵阳又到机场，上了飞机之后拉肚子，对飞机上的饮食又不习惯，主要是拘束。有一个词叫“神经性拉肚”，我见过神经性拉肚。我一个很好的朋友，陕西的一个大作家，因为他毕竟是拉肚，所以我就不把他的姓名说出来了。突然拉肚子，拉得脸都绿了。从一报道，到北京我们一开会他就开始拉，最后送到协和医院，检查完了以后，什么毛病都没有，神经性拉肚，给弄到凌晨6点。我想实在止不住，得塞住。因为8点我们要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开幕式。所以这老头也是，飞机上也不吃，拉得直不起腰来，到了纽约就睡了半宿觉，因为他又不敢提前去。第二次早晨参加马拉松，那个老师跟他讲，无论如何你跑几步，跑几步，我给你照个像，回去好交代。要不然的话，我这老师就当不成了，人家给拉了赞助，你不跑不成。这个老头说没问题，跑几步又没关系，跑吧。越跑他越舒服，肚子就发热，虽然是没有食，但跑来跑去，他就发现其他人都往后跑，他就问那老师，老师在后面又累得够呛，他说怎么别人往后跑，老师说不是。“你肚子还疼吗?”“不疼了。”老师说你跑得快，显得那些人往后跑。跑来跑去，他跑到头一名。美国的老年人马拉松是招待非常好，得了第一名之后，人家就广播了，说这个人的教练是谁，家属是谁。又上了小汽车，旁边有医生，有护士，有水，“哗”两边看热闹的欢呼，这老头第一服装不像地球人，你想想贵州那山民；第二没穿鞋，光着两只脚，光着头，是黑社会吗?又看着不像；像外星人吗?又看着像地球人。等到他回到大操场之后，整个体育场都沸腾了，一看他都问，这是哪个星球来的人，跑了个第一，后面的人落下那么远?跑到头之后有人拦住，老师说行了，他还继续往前跑，为什么呢?他说美国人愿意看跑步，所以他又绕了一圈，绕了一圈之后跑不动了。围的人太多了，台上懂汉语的人就问他，首先得回答问题。管理人员问哪里人，如果是外星人不记成绩，你到底是哪的人?中国人，贵州的。怎么不穿鞋?有鞋，你们可以问老师，老师给我买了一双很好的鞋，舍不得穿，那鞋留着给孩子娶媳妇。为什么跑那么快?不快。这叫跑得快?如果有我们贵州的酸菜鱼跑得会更快。不对，你肯定练了，你怎么练的?他说我确实不练。不练怎么跑那么快?那个老师启发他你们乡长不在，说什么都行，你就说为什么跑这么快。他说我平常就这样，我们家里穷，打猎，有时候看到兔子，为了省这颗子弹，一直得把这兔子追死。所以什么教练也不如贫穷，他在山里头追兔子，能把兔子追死，到老年马拉松，正式的马拉松也不会喘，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祝福在座的诸位都找到自己的兔子，然后把它追死。

 

　　♦蒋子龙简介♦

　　蒋子龙，1941年生于沧州。1960年应征入伍，成为海军制图员。1965年复员回到天津重型机器厂，历任厂长秘书、生产工段长、车间主任。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席。

　　1960年发表处女作《西瓜熟了》，以后就经常发表一些故事、散文、随笔，到1965年才发表了第一篇像模像样的小说《新站长》。以后搁笔10年，到1976年，以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引起强烈社会反响。1979年以《乔厂长上任记》再次轰动社会，并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次年又以《一个工厂的秘书日记》再获此奖。蒋子龙一发而不可收，文学的责任承载着现实的严峻，追求沉凝、厚重，有时也难免锋芒直露，1982年又以《拜年》，第三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

　　同时，以1980年的《开拓者》、1981年的《赤橙黄绿青蓝紫》、1984年的《燕赵悲歌》，共获得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6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蛇神》，讲一个常年和毒蛇打交道的蛇医与一名女演员的爱情故事。1989年出版长篇小说《子午流注》，表现了在唐山大地震中致残的人的生活，和以《收审记》为代表的《饥饿综合症系列小说》。创作基调以沉静为主要特点，沉静中有反思和热望，更重视文学的现实品格。

　　1996年出版了八卷本的《蒋子龙文集》。此后，蒋子龙的写作转向散文、随笔，风格轻松自然，辛辣幽默，知识丰富。

　　2000年初，发表了45万字的长篇小说《人气》，被批评家称为：“遥接了他在八十年代的豪气，终究是小说强手，是善于通过复杂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把握生活的作家，传导和表现了蒸腾在大都市中的那股丰沛而复杂的人气。”

　　2001年又出版了长篇小说《空洞》、2008年出版长篇小说《农民帝国》。

　　至此，蒋子龙已经出版小说集和散文集90余种。

 

相关视频链接：

►作家蒋子龙长沙讲述《文学的精变》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cNKj7OZlANg/?tpa=dW5pb25faWQ9MTAyMjEzXzEwMDAwMl8wMV8wM/?union_id=100501_100500_01_01

►蒋子龙：改革开放与市民文化的发展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4ODMwMDc2.html

►聆听蒋子龙 http://www.56.com/u77/v_NTA1MzUyMT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