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文学道路与创作成就

　　章晓虹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丁玲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和卓越的文化战士，其创作道路是曲折的，创作风格是多变的，她的文艺观经历了从早期的人文主义、现实主义到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演变，因此，她在本世纪各个历史时期都创作出不同类型的优秀作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都做出过自己的贡献。

　　1.反映“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苦闷

　　丁玲初登文坛之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当时，新的思潮冲击着神州大地，新文学经过“文学革命”的提倡和“革命文学”的论证，从“为革命”的文学到“唯美的”文学等各种思潮都在涌动和推进。但大革命因蒋介石的叛变而失败，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工农遭到大批屠杀，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作为爱好文学并同情革命的青年女性，丁玲的内心充满了苦闷，她投身于文学的开始，不过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视角去抒发自己的苦闷情思。在其1927年《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处女作《梦珂》中，丁玲发出了女性对于男权社会的抗议；在随后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她又喊出女性对于男性极度失望的内心绝叫。显然，作为女作家，当时她对女性的生活境遇怀有感同身受的同情与不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人们反封建的个性解放意识高涨的年代里，女性解放思想的崛起并在文学中寻求自己的表现，是很自然的。而丁玲这时期的作品《梦珂》，就“集中凸现了主人翁在这个社会环境里对社会的卑视和个人孤独的灵魂的倔强挣扎”(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另外作品在艺术表现上也对生活场景和人物言行的描写具体入微，可感可触，尤其是对梦珂心理活动的刻画，既细腻深刻，又合情合理，显示了丁玲的创作才情。不过，《梦珂》只是丁玲的初试锋芒之作，她更令人惊喜的作品是接踵而来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茅盾曾在《女作家丁玲》一文中，把莎菲看作“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茅盾：《女作家丁玲》)。在此文的写作中“丁玲抓住莎菲理智与感情的冲突这条线，利用日记体裁和高度个性化的艺术语言，非常生动地让莎菲女士大胆的‘心理独白’真诚地、一泻无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既让人顿觉耳目一新，又能够长久地感受到心灵的启迪和艺术美的熏陶”(杨桂欣：《丁玲评传》)。这便让《莎菲女士的日记》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中国新文学史上一流作品的行列，从而奠定了她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独特的、无可取代的地位。1928年5月、7月丁玲又继续在《小说月报》头条发表《在暑假中》和《阿毛姑娘》，并把这半年内写的四篇小说结集成册出版，取名为《在黑暗中》。丁玲曾说她的小说是想“代替自己来给这社会一个分析(丁玲：《我的创作生活》)”，这便说明丁玲一踏上文学创作的征途，便是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让文学为社会、为人生服务的。小说集《在黑暗中》是通过梦珂、莎菲、阿毛和一群女教师的苦闷透漏出来的，它反映了一代青年女性的苦闷和挣扎，是有积极意义的；从艺术表现上看，《在黑暗中》的最大成就，是描写人物内心世界既真切细腻又形象逼真、生动非凡，显示了丁玲独特的创作才情。这本小说集的出版巩固了丁玲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并开始越出国界，获得国际文坛的认可。

　　丁玲在创作的初期把关注点放在妇女问题和妇女生活的体验上，是与那个时期的历史潮流和她本身的思想状态相关的。她那时虽然接触过一些革命者，但自己还不是个革命者，她仍然停留在小资产阶级女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观里，而当时的革命低潮，使她一时还看不见历史的光明前景。因此继《阿毛姑娘》之后，丁玲的创作出现了危机，虽然在1928年秋，她又写了《潜来了客的月夜》、《自杀日记》、《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1929年写了《过年》、《岁暮》、《小火轮上》等短篇，并结集为《自杀日记》，但这些作品感情低沉，色调灰暗，内容也较空，这都是与作者当时对社会对革命的悲观绝望的思想分不开的。因此丁玲急待克服自己的创作危机，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

　　2.从小资产阶级自由女性成长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中坚力量

　　丁玲应当怎样去克服自己创作中的危机呢?她的挚友冯雪峰曾指出：“这危机可以有三种出路，一是照旧发展下去，依然和社会的前进革命的力量隔离着，写些在恋爱圈子内的充满着伤感、虚无、绝望的种种所谓灰色的游戏的作品；二是不能再写了，就是说搁笔了；三是和青年的革命力量去接近，并从而追求真正的时代前进的热情和力量。这第三种是真正的出路，并且也和以往恋爱热情的追求联结得起来，所以这应当是一个转机(冯雪峰：《从<梦柯>到<夜>——<丁玲文集>后记》”。而《韦护》就是这一时期丁玲思想发展和创作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这部以瞿秋白和王剑虹的爱情悲剧为素材的中篇小说，不仅是最初一批表现革命和恋爱相矛盾的作品，而且是表现恋爱应该服从革命的作品。它的主题的积极性正标志着丁玲从自己思想苦闷的低谷走出，向革命靠拢和决心投身革命。而小说那异常真实细腻的笔触，更把这幕动人的爱情悲喜剧描写得淋漓尽致。小说主人翁丽嘉从失去爱人的悲痛中挺身而起，准备投入革命的浪潮，与原型王剑虹悒悒以终不同，这正说明作家本人思想的跃进(张炯：《<丁玲全集>序》”。

　　事实上从1929-1930年，丁玲在胡也频的影响下，世界观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很快都加入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胡也频还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了左联执行委员和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三十年代开始。丁玲的创作可谓面貌一新，她先是推出《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在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牺牲后，她不但毅然接受主编《北斗》的工作，加入了共产党，还陆续推出《在一个晚上》、《从夜晚到天亮》、《我的自由》、《死人的意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田家冲》、《一天》、《给我所爱的》《多事之秋》等一系列的小说与诗文。丁玲不但是“革命加恋爱”的时代性题材的开拓者之一，而且是最初描写工农并为此而亲身去体验工农生活的作家之一。为她带来巨大声誉的以十六省大水灾为背景的小说《水》以及《田家冲》、《奔》等作品就在相当广阔的背景上，反映了农村苦难境况，也表现了农民的觉醒与反抗。这在新文学史上被看作是作家在创作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与进展。《法网》、《消息》、《夜会》、《诗人亚洛夫》等，不但真实、有力地反映了当时工人的悲惨生活，而且巧妙地将我党领导下的地下革命斗争与工人运动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不但是较早反映工人生活的力作，也成为传递革命斗争发展形势的一束束冲天火炬。虽然自传体长篇小说《母亲》未能按计划完成，但第一部也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冲破封建宗法制度与观念的羁绊，走上民主革命道路，成为民主战士的妇女形象。另外在此期间，丁玲还写过一个短篇小说《一天》，虽不很为人注意，但这不但是丁玲本人，也是我国新文学史上较早写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结合道路的作品。这一切创作都表明丁玲的笔触已从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转向了工农劳动人民，尽管这种描写还欠深刻，但毕竟她已和当时的左翼作家一起，在鲁迅当年《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所开拓的道路上又迈出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即正面描写和歌颂了劳动人民的革命反抗与斗争。就丁玲个人来说，更标志她的视野从女性的性爱悲欢和不满的个人性题材转向了表现广阔的社会苦难和阶级矛盾；也可以说作为女作家，她从最初性别鲜明的写作转向了无性别写作。1932年底到1933年5月担任左联党团书记期间，她已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著名革命作家。

　　可以这么说，丁玲是在接受了“五四”文化革命的新思想，以新的时代意识，迎着时代的急风骤雨，投入到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革命阵营的。她的创作目的很明确，就是基于对那个黑暗社会不满，为找出路，为推动中国革命，改变人们命运而写作的。因此在她的创作出现危机时，没有像有些作家从别的方面开拓自己的创作领域，而是选择了冯雪峰为她指出的第三条路——“跨到革命上去”，这是与她的成长经历和个性特征分不开的。鲁迅曾这样评价左翼文学运动：“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之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的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包括左翼文学运动，当然也有它的缺点和局限。但它确实代表着中国前进的方向，代表着中国文艺和文学的未来。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因而，丁玲为左翼文学所做出的贡献，人们自然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评价。

　　3.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成为解放区文艺的开创者、组织者、领导者

　　解放区文艺，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工农群众翻身当家作主这一崭新的历史时期，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左联，以至“五四”后期。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与成长，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当时的解放区就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特殊地区。丁玲在开创、发展解放区文艺上是有其特殊贡献的。

　　丁玲1936年到达陕北保安后，就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并当选为文协主任。我国第一部反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艰苦、壮烈战斗生活的《红军长征记》，就是在她和徐梦秋主持下编辑出版的；与此同时丁玲又接受党的决定，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抗日战争爆发后，丁玲主动要求组织并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日前线，为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服务。她通过自己的工作跟当时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一起，不仅把左翼文艺运动的努力继续往前推进，而且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引领下，为中国人民革命文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十几年间，丁玲在从事革命工作的同时，还创作了大批作品，其中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速写和报告文学。在小说创作上，她虽然只写了9个短篇，但却从各方面反映了抗日战争和延安的战时生活，成为反映抗日战争和延安当时生活的斑斓画卷。《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表达了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强烈呼声；《压碎的心》通过一个小孩的眼睛和心理活动，从一个侧面描绘了太原失守时的惨乱情景；《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以极曲折，又极真实、细腻的笔法，揭露和抨击了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在最深层次上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与抗日的深厚力量；《入伍》写知识分子深入生活与工农兵结合，真实感人，妙趣横生；《夜》写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几千年来被封建思想所禁锢、所麻痹的农民的觉醒，这种对农民心理和品质的深层次的探掘与细腻刻画，是同时代、同题材的作品所未曾达到的；《在医院中》由于其思想之敏锐、深刻，描写之真实、大胆，当时即遭到一些非议，后来又被大肆歪曲，用作打击作者的棍棒和罪状。但历史已经证明，作品当时敏锐地揭示了存在于革命内部的病害，热情地塑造了一个青年改革者的形象——陆萍。它的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不仅在当时是重要的，在今天也是愈显其光辉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丁玲又组织作家徒步去东北开展工作，途中遇阻，旋即在晋绥地区参加土改，深入生活，并以极大的热情写出反映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小说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背景中展开了北方农村阶级矛盾和画面，广泛的描写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村的许多不同人物，真实、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着力刻画了蕴藏于农民身上的革命力量。这是作者小说创作的高峰，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又一高峰，因而获得了斯大林国际文学奖。

　　散文创作是丁玲到延安后的一大特色。这是因为她急于要用散文及时地歌颂解放区的新生活，描写新人物。《广暴纪念在定边》、《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到前线去》，这些散文就是她一到陕北便很快写出反映红军战斗的作品；而《彭德怀特写》不仅是较早地反映红军官兵生活的作品，也是最早写我军高级将领的作品；《河西途中》、《冀村之夜》、《西安杂谈》这些散文通过对西战团活动的叙写，更为广泛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时各方面的面貌。《秋收的一天》、《三日杂记》则是作家对陕北农村生活生动、优美的素描……。这些很有特色的散文，更丰富了她反映抗日战争的壮丽画卷。这一时期既是她散文创作上的丰收期，也形成了她散文创作上的高峰。另外在戏剧、诗和报告文学的创作上，丁玲的戏剧《重逢》、《河内一郎》虽然是为西战团的演出而创作的，但都受到了很高的评价；丁玲不是诗人，但她在延安时写的《七月的延安》以及《给我爱的》、《诗人应该歌颂您——献给病中的宋庆龄同志》也都是感人至深的精品；报告文学《田宝霖》、《袁广发》是作家更为具体地写工农红军的扎实之作，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誉。

　　丁玲到达延安以后，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成为了解放区文艺的开创者、组织者、领导者。从那时起，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期，她在自己的文艺理论中一贯强调现实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强调作家一定要深入生活。她完全赞成毛泽东所提出的作家一定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工农兵、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把立场转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这边来。应该说，她的理论批评文章跟她的文学创作一样，也是我国文学界的重要思想遗产，后人会从她的评论和理论论述中，得到有益的营养和智慧的启发。

　　4.建国以后的新文艺方向坚定、正确的代表者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大部分时间都被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所占。她不仅担任党的文艺领导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还创办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名为中央文学讲习所)，为国家培养青年创作人才。今天在新中国文坛上卓有成就的一些作家，如马峰、邓友梅、玛拉沁夫、徐光耀等都在这里学习过，亲自听过丁玲讲课，并得到她的辅导。她还主编《人民文学》和《文艺报》，发表过许多文艺理论和政策性言论，她的理论文章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基本原则，继承由鲁迅开创的、毛泽东确立并发展了的新文艺方向，这些文章都能实事求是地商讨问题、尊重作家、尊重艺术规律，很少盛气凌人的批判，很少左右摇摆，更不趋势奉承。在此期间，她还写了《欧行散记》和《粮秣主任》等作品，并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写出了部分成稿，发表了其中的八章。然而不幸竟悄然来临，1955年，她被作为“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遭到批判。1957年反右扩大化中，她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除了党籍。从1958-1979年，长达二十一年的漫长岁月，她都在北大荒以及长治的农村度过，其间还曾被“四人帮”关押到秦城监狱。

　　但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新的历史时期揭开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灿烂前景，也为丁玲的晚年开拓了文学创作的再度辉煌。

　　1979年丁玲获得平反，回到北京。她立即又充满当年的热情投入到文学事业中。她除了创办大型刊物《中国》，还常常出国到西欧北美访问，在这短短数年间，她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散文。其中《杜晚香》不仅以其清新、秀丽而又极为朴实的描写，给人以极强的魅力，而且成为作家一生探索妇女解放道路的一个艺术答案；而《访美散记》更是情溢于辞，美妙无比，既是作者散文创作上的又一高峰，又是中国新散文苑里的奇葩；《魍魉世界》回忆了自己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绑架并囚禁于南京的经过，人们从中既可以感受到一个特殊时代的腥风血雨，也能够聆听到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正气歌；《风雪人间》和《牛棚小品》都是“伤痕文学”,但它和一般的“伤痕文学”不同，不只是没有哭哭啼啼，悲悲切切，而且还塑造了一个倔强的灵魂。它们的谋篇布局、人物和场景的描写，还有语言的艺术光泽，都是文学创作中的珍品；另外作者缅怀瞿秋白、鲁迅、宋庆龄、贺龙、史沫特莱、茅盾、柯仲平、冯雪峰等人的系列散文，也是情真意切、感人极深，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除这些文章外，丁玲还写了不少评论和理论文章，并以此阐明自己复出后的文艺主张，对后进的青年作家勉励有加。她还出版了《丁玲散文集》、《丁玲近作》、《风雪人间》、《魍魉世界》、《生活·创作·时代灵魂》、《我的生平和创作》等作品集和理论批评集。她仿佛不死之鸟——火中再生的凤凰，在我国文坛销声匿迹多年之后，又焕发出耀眼的光彩，翩翩翱翔，令世人为之瞩目，1986年，美国文学艺术科学院曾授予她名誉院士。

　　新时期是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文学发展得最好、成绩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丁玲不但以自己辛苦的创作为文坛添光增彩，而且在改革开放、各种思潮的冲撞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坚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贺敬之曾这样评价丁玲：“在我看来，丁玲是继鲁迅、郭沫若、矛盾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不是广泛意义上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又一位杰出作家。她的作品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是从革命文学的社会作用或者从其自身发展的意义上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具体地在继承传统方面或者在开放、创新方面所取得的经验，所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给予足够的估价的”(贺敬之：《致丁玲作品讨论会》)。

　　然而由于受西方思潮的影响，我国文学评论界在新时期曾对革命文学的历史价值和历史地位发生过争论。有的评者认为革命文学缺乏文学价值，艺术性不高，认为丁玲的代表作是《莎菲女士日记》，而她参加革命后的作品的艺术水平就下降了，多属概念化、公式化云云。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丁玲研究会名誉会长张炯同志以为这种评论是不公正，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他在2001年12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丁玲全集》序言中说：“丁玲的时代无疑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艰难、最有戏剧性的伟大变革的时代。在不到一个世纪的岁月中，受尽欺压和蹂躏的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困苦卓绝、前仆后继的斗争，推翻了压在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翻身做了主人，胜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丁玲的全部创作正从方方面面反映了这样的历史过程，在她的作品中始终闪耀着不满现实，追求人类美好未来的理想精神，这正是丁玲作品的重要价值所在。”历史上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不仅以语言描绘的卓具创造性的色彩鲜明和形象生动，以及想象的丰富和构思的巧妙等形式因素取胜，更以作家所表现的时代风貌是否广袤和深刻，所传达思想情感是否具有时代的高度，是否有助于拓展人们丰富的心灵，陶冶人们崇高的人格，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优美而定高下。丁玲正是一个思想情感崇高的作家，她对于党、对于人民、对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忠诚和不管什么情况下都坚持自己信念的坚韧品格，以及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都足以成为后世文学艺术工作者的风范。

　　2010年7月25日

　　丁玲主要著作目录

　　在黑暗中 (短篇小说集，收入《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四篇)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10月初版

　　自杀日记 (短篇小说集，收入《自杀日记》等六篇)上海光华书局1929年5月初版

　　一个女人 (短篇小说集，收入《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等四篇，另收胡也频小说两篇)，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4月初版

　　韦护 (长篇小说)上海大江书铺1930年9月出版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长篇小说)1952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

　　丁玲文集 (五卷本)1984年6月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