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涩的白薇

　　——记中国二十世纪初著名女作家白薇

　　曾广高

　　一

　　黄彰苦，一生下来就苦。那苦，起初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活苦，到后来却是一种没有自由、没有人格、被奴役的苦。

　　白薇，本名黄彰，小名碧珠，1894年2月5日出生在湖南资兴一个叫秀流的美丽山村里。黄彰的祖父是一名曾国藩手下的湘军小头目，亲祖母却是太平天国女将洪宣娇手下的一名亲兵。小黄彰三岁前一直跟着祖母，形影不离，于是受祖母影响，自幼向往自由平等。

　　可是事与愿违，小黄彰偏偏遇上个封建守旧，且有些霸道的母亲何姣灵。由于祖母是祖父纳的小妾，又是太平天国女兵，当地斥为“长毛”，在村里被人鄙视，受尽凌辱，在家中也没有地位，到父亲时家道中落，生活困窘。父亲十四岁时便结婚，娶了23岁的何姣灵。何姣灵本就高大健壮，且机灵能干。于是这个家基本上就是媳妇说了算。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黄彰的父亲黄达人因经济困难，提前由日本回国。一到家乡，他立即募集教育基金，联合当地热心的朋友，废书院，办新学，自任校长兼理科课程。同时，他把自己的大女儿碧珠、四女儿碧诫接到学校读书，并取名黄彰、黄显。这算是小黄彰最快乐的时期。然而，好景不长，黄达人染上重病，卧床不起，黄彰停学料理父亲。继之，辛亥革命失败，清庭到处追捕革命党人。黄达人只得辞职，带病逃离家乡，投靠了反清部队。白薇姐妹俩只读了一年多书就失学在家，重拾农事。

　　就在黄彰六七岁时，母亲有一次出门看戏，在一群婆婆妈妈的嘻闹声中，喝了人家两大碗鸡蛋汤，就将黄彰与四妹黄显两姐妹许给了人家做童养媳。家里人都觉得这两件事办得太草率，但母亲一向当家作主贯了，又是黄家兴家立业的功臣，谁也不敢多说什么。何姣灵很能干，也很专断，由不得他人插嘴。这事也就毫无商量余地，板上钉钉了。

　　可怜的小黄彰，当时什么也不知道。到她十四岁左右，男方时常前来催婚，她才知道她的男人就是她最不喜欢的一个姓李的同学。这桩婚姻，打黄彰一懂事起，就不断地反抗，坚决不同意出嫁。她向父亲黄达人求助，然而一向开明的他竟然屈服于封建思想之下，屈服于妻子的霸道，置女儿终生幸福于不顾。黄彰彻底地绝望了。

　　十六岁那年，黄彰在父母与婆家的精心策划、严密监督下，被迫出嫁了。从此，她跌入了一个奴才般生活的深渊。

　　由于黄彰的父亲给女儿嫁妆太少，与婆家的期望值相去甚远，婆婆对黄彰便似有了一种刻骨的仇恨，总想方设法对她施以磨难，奴役她。稍不如意，不是打就是骂。黄彰在婆家所受的苦，馨竹难书。她就像山间的一株小薇草，任烈日蒸烤，任野兽蹂躏，在风雨中摇曳……

　　二

　　后来，黄彰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在二舅的帮助下，用一把斧头砸了夫家的灶头逃走了。她在亲友的帮助下，逃到了衡阳第三女子师范，成为该校一名二年级的学生。

　　这大约是1915年初春的事。

　　黄彰在这里刻苦读书，每学期都考班上第一名。她获得了奖学金，被选为全校的“学友长”。黄彰品学兼优，人又亮丽，牵动好多人的视线。这一时期，黄彰快乐无比，有如出笼的鸟儿，自由幸福，充盈心间。然而，命运之神总是在不经意间拨转人的航向，让曙光中的前行者瞬间坠入黑暗的深渊。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当了83天皇帝，便一命呜呼。眼见天下襄襄，革命风起云涌，共和事业有望，不料，1917年7月，又来了个张勋复辟，弄得国不像国，天下纷乱。这时，湖南省教育界也漆黑一团，各种倒退现象接连发生。衡阳女三师竟然来了位七十岁的前清遗老当校长，学校取消英文课，不许发行任何新派报刊，而英美教会的女传教士，却公开闯进女三师，引诱女学生加入教会。身为学友长的黄彰，负责全校学生自治会的事，本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出面制止，却反遭讥笑，校长竟也怪她多事。她联络开明教员，联合男三师，开展驱除洋妖，反对洋教的学生运动，当局却拘捕进步学生和开明教师。黄彰义愤填膺，联合起衡州七个中学和男三师的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当局畏于民众的压力，释放了拘捕的师生，最后却拿黄彰出气，将她开除出校。在学生们的激烈反对下，当局将开除改为“除名”。将黄彰转学长沙女一师插班就读。而女一师当时封建意识浓厚，简直就像是尼姑庵。黄彰气闷不已，却又无可奈何。

　　不久，衡阳三女师撤消，黄彰的几个妹妹也转入长沙女一师学习，姐妹相聚一校，其乐融融，让黄彰心情刚好了一点，不料，封建的父亲又赶到长沙女一师，买通学校，要将黄彰姐妹“引渡”回资兴，履行卖身婚约。黄彰得知这一消息，悲愤不已。她宁愿以死相抗，绝不重回虎穴。1918年夏，在一个炎热的午后，黄彰在同学们和她的四妹黄显的帮助下，怀揣六块银元，她一人钻进腥臭难闻的下水道，逃出父亲用二百大洋织成的校园铁网，连夜奔向湘江，出洞庭，入长江，过上海，东渡日本。

　　黄彰途中得一好心的陈妈关照，接济了她两块银元，到达上海时，还余五块银元，又得音乐老师陈组威支助十二元，刚够买一张到东京的船票。到达日本，她已是身无分文、无国无家的难民。这株山野里的薇草，连根拔起，被无情的狂风，吹到了异国他乡，沿途的艰辛苦难，已非笔墨所能形容了。

　　三

　　1918年冬，黄彰逃到日本，孤身独影，贫病交加，有感于自己的悲苦，她给自己起了个“白薇”的别名。为生计她做过家庭女佣，咖啡厅下女，饭店杂工。在饥寒交迫时，她还曾卧轨自杀，只是铁轨的震荡才使她醒悟：“天无绝人之路”，而翻身下轨，死里逃生。通过勤工俭学，终于毕业于东京御茶水高等女子师范。

　　在这里，黄彰得遇湖南老乡、著名戏剧家田汉先生，并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以文学为武器，解剖封建资本社会的黑暗，同时表白被压迫的惨痛。由于黄彰文学创作的成功，笔名“白薇”享誉学界，此后，黄彰之名渐渐地被“白薇”笔名所取代，人们只知她叫白薇，黄彰之名反而无人知晓了。

　　1922年，白薇在日本创作了三幕剧《苏斐》，与留日学生一道演出，并自演主角，引起了轰动。当他1926年回国后，将此剧本交到鲁迅先生手里时，鲁迅仍然给了极高的评价。

　　1926年4月，《现代评论》上刊出了著名女作家陈西莹的一篇文章，该文对白薇的另一剧作推崇备至：“白薇女士的名字，在两个月前我们谁也没有听见过。一天有一个朋友送来一本她的诗剧《琳丽》，我们突然发现了新文坛的一个明星。她与冰心女士很不相同的，除了母亲和海，冰心女士好像表示世界就没有爱了。《琳丽》二百几十页，却从头至尾就是说男女的爱。它的结构也许太离奇，情节也许太复杂，文字也许有些毛病，可是这二百几十页藏着多大的力量!一个心的呼声，在恋爱的苦痛中的心的呼声，从第一页直喊到末一页，并不重复，并不疲乏，那是多么大的力量!”

　　白薇独自游荡在日本，经济的压力让她体弱多病以及精神抑郁。在她30岁这年，邂逅了一个心爱的男子——诗人杨骚。杨骚比她小六岁，被她称呼为弟弟。遇上了，爱上了，火花迸溅的激情里，杨骚却很快退缩了。因为他的心里还有一个女人，一个让他受伤的女人。白薇不愿意啊，怎么可以在两情缱绻时分手呢。1925年杨骚不辞而别，由日本回国。白薇相跟着他的足迹，从日本回到杭州，杨骚却又逃回漳州。在他逃到漳州老家时，白薇的信依旧追杀过去。她给他写了无数情书，爱得肆意坦荡。杨骚退缩的不是6岁的年龄之差，而是他无法忘记心底的另一个女人。失望的白薇只好孤身只影，返回日本。而杨骚为了躲避白薇，竟然远离中国，去了南洋。但他们的这段爱情生活，对白薇创作《苏斐》和《琳丽》，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1926年冬，白薇从日本经由香港回国。在香港，手提包被盗，失去了全部盘缠，她只好将行李手表抵押给香港亚洲旅馆，换了30块银元到达广州。在这里，她结识了成仿吾、郁达夫、王独清、郑伯奇等创造社的文友们。得他们的帮助，派人到香港替她还了债务，取回了行李。白薇回到家乡，父母了解了她的奋斗经历后，也深为感动，替她解除了婚约。父母希望她留在身边，留在家乡，但白薇为当时的火热革命所吸引，离开家乡，到武汉投身于国民政府，成为北伐军中的一名女兵，在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国际编译局当了一名日语翻译。同时又兼任了武昌中山大学讲师，教授日语。除了这些本职工作外，她与当时在武汉的一些热血青年一道，参加一些街头军民演剧活动，白薇自己编剧自己演。在这里，她亲身感受了火热的国民革命的激情，也感受到了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血腥。更让白薇刻骨铭心的是，她在这里创作的一部剧稿让人骗走，没有下落。为此她在武昌忧愤成疾，大病了一场。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后，白薇愤慨不已，9月，她毅然辞去国民政府国际编译局的工作，离开武汉这个感触良多，又伤心欲绝的地方，前往上海。

　　四

　　1928年6月，上海有个新文艺刊物出现，名曰《奔流》，是鲁迅主编的。他一向审稿甚严，所刊作品都极有分量，主要作者有林语堂、郁达夫、柔石、冯雪峰等。创刊就登了白薇的三幕话剧《打出幽灵塔》，连载创刊号及二、四期上面，作者写着“白薇”两字。《打出幽灵塔》是白薇回国参加大革命后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她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的最早成果之一。

　　1927年，当白薇由武汉到达上海不久，诗人杨骚也从南洋回到上海，两人又相聚在一起，且一同认识了鲁迅，成为鲁迅主持的《奔流》杂志的主要撰稿人。鲁迅对他们俩精心培育，据许广平回忆，在连载白薇的《打出幽灵塔》时，鲁迅曾说：“这样长的诗(剧)，是要编排得好，穿插得合适，才会有人看，所以每期的编排就很费斟酌。”因为他知道白薇与杨骚的关系，所以鲁迅总是刻意地将他俩的稿子排在一起，这期白薇的作品在前，下期便是杨骚的诗歌在前，这种排稿法，在《奔流》杂志上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这一段时期是白薇与杨骚重温旧梦的热烈时期，也是他们创作激情奔涌时期，两人都达到了文学创作上的高峰。但杨骚毕竟是风流才子，在爱情上的随意性一而再地伤害白薇，甚至让白薇染上了久治不愈的性病。火焰般的爱恋终于还是结束了,一本《昨夜》的情书集子成为他们感情的句号。白薇想过死，想过自杀，终于还是决定把全心付诸于写作。把自己写成了病西施，咳血也还在写。

　　在这一时期里，白薇陆续创作出剧本《革命神受难》、《蔷薇酒》、《天地之死》、《访雯》、《莺》，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悲剧生涯》，短篇小说《接江》，长诗《琴声泪影》……等百余万字的作品相继问世，成了当时文坛上一颗闪亮的明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病卧床的她，愤然提笔，投入反侵略战争的斗争洪流，是最早写抗日作品的作家之一。1937年，贫病交加的白薇得到文艺界诸多同仁的帮助，也得到众多读者的援助，筹集了六百多元钱，于6月19日赴北平治病，没想到7月7日就爆发了中日战争，史称“七·七事变”，她被困在沦陷的北平治病，汉奸多方威逼利诱，许以厚薪，要她当翻译，她始终不屈。她创作的好几个大型抗战剧本，因怕被日寇搜出，投入了医院的焚尸炉。这成为她一生的痛。

　　1938年，白薇的病治好后，逃出北平，一路辗转天津、武汉、广州、桂林，到1940年才到达当时的大后方重庆，在郭沫若领导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由于沿途生活艰辛，过着一种流浪的生活，原本就体弱多病的她健康状况更趋下降，各种疾病，不请自来：风湿病、绞肠痧、猩红热、疟疾、阿米巴痢疾……几乎和她结了不解之缘。但她仍写出了大量战斗力及强的作品。

　　自1926年白薇自日本回国以来，她把自己当作了药草“白薇”，当作一味“解毒疗疮”的猛药，洒向社会，她恨不能迅疾医治好长在祖国母亲身上的各种毒疮。

　　五

　　白薇到重庆后，由于贫病交加，无力在市区租住，只得住在乡下的一个农民家里。这样一来，她在郭沫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名存实无，根本就没法去上班。这时杨骚也在重庆，他洗心革面，真诚地想与白薇和好，并照顾她的生活。然而白薇拒绝了他的友好。

　　1945年秋，毛泽东主席从延安到重庆举行国共两党谈判，在周公馆招待妇女界，白薇喜出望外地被邀出席了。毛主席亲切地握住她的手说：“我常记起你，你和丁玲是我们湖南的女作家…。”她听着就流了眼泪，别人说她“倒了，算不得作家了”，所以一提她是作家，她就要哭。她吞咽了热泪，回答着毛主席：“唉这几年我已经倒下了……”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毛主席便亲切地握住她的手安慰和勉励她：“你没有倒下，你在政治上没有倒下，在思想上也没有倒下…。”

　　领袖的关怀和鼓励，给苦闷中的白薇，不啻打了一针复活的强心剂。她像干涸已久的土地，饱饮甘霖，陡然增强了生命。因此，白薇在重庆乡间，仍然奋力写作，写出了许多新诗：反映抗日的有《反攻》、《空室清野》、《旗号飘扬》、《新年曲》、《抢救祖国》、《光荣的信念》、《难民曲》、《心花怒放》、《心花跳荡》、《历史是一面镜子》、《樱花曲》、《血的鲜花》、《要凯旋》、《等不到天亮》、《反战词：一个日本士兵》，《祭诗圣》、《战地歌声》、《拉车歌》、《战士们，快回来哟》、《坚固的地基》等等，不下二千余行。还有短篇小说《北方女郎》、《女医生》，散文《抢救粤汉铁路》等。

　　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是白薇同期作品中的另一主要内容，主要有诗歌《乡曲》、《难民曲》、《农家苦》、《桐家谣》、《畸形》、《弹棉花》、《陪都轿夫歌》、《陪都石工歌》、《石匠》、《抬轿歌》、《摇渡歌》、《钓丝岩上石工歌》等。

　　争取妇女解放，是白薇身体力行一生为之奋斗的重大目标之一，这个时期反映这个主题的诗歌有：《广西女》、《新女性歌》、《新女性》《拉转时代》、《生命的锁》、《三八进行曲》、《歌颂新女性》、《两种新女性》、《战斗吧新女性》等，约六百余行，并且还写有散文《论三个姐妹自杀》等。可见这株苦涩的山间薇草，生命力是多么顽强。

　　六

　　大约在1946年的五月间，白薇这只孤独的病鸟，落在上海凡尔登花园三十一号董竹君的家里。没钱买青菜、买盐，墨水只有几滴，沾一下写两三个字又要沾。没有表，烧饭要靠着太阳，睡觉要听工厂半夜的汽笛声。房里只有一桌一椅一床及一张日本人留下的踏踏米。因为左腿风湿痛，架一块板子，坐在踏踏米上，写作、读书。桌上有一个小茶壶，一个小茶杯，一面破成三块的镜子和非常艺术的一双筷子，几把匙羹，一只白锅和洋油炉子。饭是坐在踏踏米上吃，吃的东西就放在旁边的锅子里。还有一盏美孚灯，一把破伞和一堆不三不四的破旧衣服。物质上缺乏必需的东西，精神上的饥荒更叫她难以忍受。没有参考书，没有车费，没有信封信纸，不能加强和外界的联系。更没有钱满足平生好看戏看电影的嗜好，有时“想得简直要哭，像一个要奶的孩子偏偏得不到奶!”想看新书，进了书店只能站在那儿看半天，看不完就得分手。“精神的饥饿，直饿得枯萎欲坠。”但白薇就是白薇，在如此境况下，她仍然坚持创作，这个时期的作品，目前已见到的还有诗歌《我们的歌——给中外的姐妹们》、《煤黑子》，《女代表，去吧!》、《面临三八前》、《战后的上海滩》、《敬礼，华莱士!》、《祭郭松龄夫人》、《学术的灵魂》等，发表在《文汇报》、《现代妇女》、《文潮》等报刊。还写有五幕剧《群女渡》和诗剧《谈和》，仍然是战斗的吼声，仍然是解放的号声。

　　1947年，白薇的父亲黄达人去逝了。正在苏州养病的白薇接信后万分悲痛，不顾一切地赶回资兴故乡。不到一年，母亲何姣灵也故去，这令白薇深深的痛惜。虽然他们带给她那么深的痛苦，但血缘亲情超越了一切，她原凉了他们。为父母写下了哀婉的悼诗和悼词。

　　办完二老的丧事，白薇本想回上海。但这时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上海一片混乱。著名妇女运动领袖何香凝女士从香港写给她一封信，告知她全国即将解放的信息，并希望她为人民的胜利多做些工作。这样，白薇便决定不回上海，在资兴当地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游击队。为了便于工作，她在资兴县立中学谋了一个教师的职业，夜里却为游击队写宣传品。她动员同父异母的弟弟黄干，把家藏的六支枪，捐献给了游击队，壮大了这支小小游击队的力量。她利用亲族关系，做过一些策反工作，分化瓦解了盘踞在资兴的敌人。她在游击队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帮助写出了《游击队宣言》、《告国民党军政人员书》、《告三湘父老兄弟书》等。

　　1950年，政务院从长沙把白薇接到新生的共和国首都北京，安排在廖承志领导下的青年剧院工作。北大荒急需人，她欣然报名前往。她想，自己是学过植物学的，知道那些草能吃，只要有一把盐，是不会饿死的。她决心在北大荒蹲下去。北大荒的冬天经常在零下四十度至四十八度，透过口罩，呼出的气能在眉毛上结成冰凌子；热手一扶门把，黏掉一层皮。北大荒的寒冷对于内地人是严峻的，白薇挺住了这种考验。带着脑病、喉鼻病、胃病、风湿痛、三叉神经痛，她从诺敏河以西的兴安岭山脚，东到佳木斯一带，从一个农场跑到另一个农场。北大荒时期，她的作品多是诗歌，还写有数十万字关于农场的散文、通讯报导及报告。创作条件虽然极差，写作热情却是高的。

　　七

　　白薇一生无儿无女，自从她与杨骚分手后，对爱情心恢意冷，尽管她美丽异常，光彩照人，仍拒绝了众多的追求者，再未开启爱情之门。她晚年生活清冷、文革又历经磨难，1987年8月27日逝世，亨年93岁。这株苦涩的、“含尽女性无穷尽的悲味”、“空寂又奇穷的薇草”，以顽强的生命力，走过近百年的坎坷历程后，终于枯萎在北京一个少为人知的小院落里……

　　白薇上世纪20年代开始写作，1975年搁笔，风风雨雨，经历了60年的创作生涯。人们感觉到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是她的创作高潮。但假如她那为数不少的作品，不是毁于战火和敌手，保存的作品又能基本上同读者见面，那么，这高峰就难说是在什么时代了。另一方面，解放以后，由于白薇一头扎进了北大荒，性格又有些孤傲和倔犟，且太耿直，在文艺界没有太多的朋友关注宣传她，因而人们只知有丁玲，却不知有白薇。

　　这位才华闪烁，艰苦卓绝的女作家，在事业和个人的生活上历尽坎坷。她像一头不为人注意的老黄牛，默默地不停歇地拉着使国家民族进步的犁，在文坛上苦苦耕耘；像一条不声不响吐丝的蚕，她将自己的血肉心肝捧着献给了人民的文艺事业。但自改革开放后，有关介绍白薇的创作成就和她生平事迹的书和资料逐渐多了起来。

　　我们相信：白薇，“一个以事业为生命，以理想为追求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一个为争取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苦苦奋斗了一生的女战士，一个热情、痛苦、坚强的受难者和献身者，她的名字，在革命文艺史和妇女运动史上是不可能抹掉的!”

　　白薇主要著作书目

　　琳丽 (三幕剧)商务书局1925年第1版

　　苏斐 (三幕剧)1926年在《语丝》、《小说月报》发表

　　打出幽灵塔 (多幕剧)商务书局1928年第1版

　　炸弹与征鸟 (长篇小说)北新书局1929年第1版

　　爱网 (长篇小说)北新书局1930年第1版

　　少女之春 (长篇小说)现代书局1931年第1版

　　悲剧生涯 (长篇自传)生活书店1931年第1版

　　打出幽灵塔 (戏剧集)上海春光书店1931年第1版

　　昨夜 (情书集，与杨骚合著)上海南强书局1933年第1版

　　街灯下 (独幕剧集)上海国风书店1940年第1版

　　白薇作品集 (小说、诗歌、话剧)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