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予倩传略

　　苏关鑫

　　欧阳予倩，著名艺术家、戏剧教育家，我国话剧的开拓者和戏剧运动创始人之一。原名立袁，号南杰，湖南浏阳人。自1907年在日本参加“春柳社”起，一直到1962年在北京逝世，他不间断地从事戏剧事业长达半个世纪，在话剧京剧表演、剧本创作、电影编导、戏剧理论研究、旧剧改革、戏剧教育诸方面辛勤耕耘，硕果累累，作出来巨大的贡献。

　　1889年5月1日，他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的一个仕宦之家。祖父欧阳中鹄，是清末的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著名学者，曾出任过广西桂林的知府。谭嗣同、唐才常皆是他祖父的学生。他自幼在家塾读书，唐才常是他的启蒙老师。读书之余，酷爱旧戏，常舞刀弄杖，扮演戏中角色。1902年，入长沙经正中学，同年冬，赴日本东京，在成城中学学习。一心想读陆军士官学校，故注意锻炼身体，次年毕业，终因眼睛近视未果。1906年返国，与刘韵秋结婚，三个月后，重返日本，入明治大学学校商科，旋即转入早稻大学学习文科。1907年，加入话剧团体“春柳社”并参与演出中国第一个完整的话剧《黑奴吁天录》。1909年，又演出了另一个大戏《热血》，扮演女主人公杜司克。演出在留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得到同盟会会员的高度评价，但同时却遭到清政府驻日公使馆的阻扰和反对。1910年，其父欧阳自耘因病赴东京就医，不幸去世，即扶灵回国，后在桂林祖父的府衙内阅读古籍。1911年秋，祖父去世，即返回湖南。

　　1912年应邀赴上海参加陆镜若发起组织的“新剧同志会”，在上海、苏州、无锡一带演出。欧阳予倩出身仕宦之家，又是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却不顾家庭和社会的反对和鄙视，甘愿做为世俗所歧视的“戏子”，其精神十分难能可贵。他决心已下，即使“挨一百个炸弹也不灰心”，以戏剧作为自己的志向，开始了长达16年的职业演员的生活道路。

　　1913年，他在湖南组织“文社”，写下了他的揭露和讽刺贿选议员丑行的第一个话剧剧本《运动力》，并演出了大量新剧，在长沙播下了新剧的种子。不久，“文社”被袁世凯的走狗汤芗铭封闭。1914年，返回上海与陆镜若等组织“春柳剧场”，演出并创作新剧，内容多是暴露封建礼教、洋奴买办、军阀政客的罪行，同情劳动人民、宣传民主革命、歌颂纯洁爱情和革命志士，对中国的话剧起了启蒙和促进作用，成为我国话剧运动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与此同时，他刻苦学习京剧，并正式登台演出。1915年，成为职业京剧演员。他大力创作剧本，仅编写的“红楼梦”就有九本之多，可惜多半未能保存下来。他演京剧虽是半路出家，但由于苦练基本功，博采众长，演艺日精，并在京剧的表演、布景、唱腔等方面作了多种改良的尝试，创造了独特的舞台表演风格，蜚声剧坛，曾与梅兰芳齐名，得到“南欧北梅”的赞誉。

　　由于痛感旧剧界的腐败和新型演员培养的艰难，1919年应张謇之邀，创办南通伶工学社，主持社务，任社主任。该社是我国最早的以科学方法培养戏剧人才的场所之一。他制定了学社的办社方针，其中有：“伶工学社是为社会效力之艺术团体，不是私家歌童养习所”；“伶工学社是要造就改革戏剧的演员，不是科班”。他亲自授课，并在课余登台演出，以作示范。他还创建了新型的更俗剧场，制定剧场规则，革除旧时剧场的陈规陋习。他十分重视教学与实践的结合，经常组织学生在本地以至汉口演出。三年间，学社培养了不少戏剧人才，终因与南通士绅意见不合，加之有人攻击他为“乱党”，使他的理想得不到实现而愤然离去。

　　1921年5月，与沈雁冰、熊佛西、郑振铎、陈大悲等组织“民众戏剧社”。1922年，又加入“戏剧协社”，作独幕剧《泼妇》和《回家以后》。他支持洪深男女合演的主张，《泼妇》即是我国话剧男女合演的第一个尝试。1925年冬，他对登台卖艺产生厌倦，步入影坛，在民新影片公司任编导。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先后编导了《玉洁冰清》、《三年以后》和《天涯歌女》三部影片，并自任其中两片中的角色。1927年，加入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并在田汉主持的上海艺术大学的 “鱼龙会”上自编自演了最后一出京剧《潘金莲》。1928年初，在田汉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任戏剧系主任。

　　1928年冬，应李济深之邀，赴广州筹建广东戏剧研究所，任所长。所内附设戏剧学校、音乐学校和大、小剧场各一所。他用先进的方法培养了大批新型的戏剧、音乐人才。在繁重的教学、行政之余，他写下了反映下层人民苦难生活、讽刺国民党腐败凶横、揭露封建伪道学丑态的《车夫之家》、《买卖》、《屏风后》、《国粹》、《小英姑娘》等剧本，还写了大量的戏剧理论文章(后结集为《予倩论剧》)。1931年秋，广东戏剧研究所停办，他在10月离穗抵沪，与应云卫等组织“现代剧团”。

　　1932年“一· 二八”事变爆发，他目睹19路军在上海各界人民的支持下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壮烈场面，也目睹蒋介石扼杀上海抗战的罪行，思想有了“显著地转变”。这可从他此时奋笔写下的19景的大型活报剧《不要忘了》和《同住的三家人》中清楚看出。

　　1932年冬，他到欧洲考察戏剧。到过法国，参加过法共所组织的工人晚会；到过德国，参观了乌发公司的摄影场；在英国时曾到莎士比亚故乡看过纪念演出；两次去苏联，参加了苏联第一届戏剧节，看了许多名著的演出，会见了普多夫金等著名导演，参观列宁格勒的冬宫。1933年冬回国，适逢19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的“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欧阳予倩十分欣喜，积极投入19路军的反蒋活动。不久，事败，遭蒋介石通缉，即去日本避难半年多。在东京时参观了不少摄影场，激起他“也颇想尝试一下拍声片的滋味”的强烈愿望。

　　1934年秋，回到上海，重新步入影坛。先后在新华、明星、联华等公司编导了一系列的影片，如反对封建军阀的《桃花扇》、暴露封建家族制度黑暗的《清明时节》、揭露资产阶级罪恶的《小玲子》、描写旧社会女艺人悲惨命运的《海棠红》和抨击旧中国上层人物种种丑行的《如此繁华》。抗战前夕，他是“上海电影界救国会”主要发起人之一，“中国文艺界协会”宣言的签名者，“电影工作人协会”常务委员。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他与郭沫若、田汉等组织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并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理事。同年11月，上海沦陷，他在日寇势力尚未控制的租界内组织“中华京剧团”，配合抗战救亡运动，演出了由他编导的的《梁红玉》、《渔夫恨》、《桃花扇》等京剧，表达他反对阶级压迫、反抗异族统治、歌颂民族气节的思想，曲折而巧妙地为抗战救亡服务，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此外还创作了《青纱帐里》、《曙光》等直接配合抗战宣传的话剧。欧阳予倩抗战救亡的艺术活动，招来了敌伪汉奸的注意。随着迫害的加重，1938年4月12日，他不得不离开上海，应马君武之邀，取道香港，辗转到达桂林。

　　这是他第二次入桂了。他同桂林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桂林，他着手进行桂剧改革，把京剧《梁红玉》移植为桂戏，也应国防艺术社之邀，帮排话剧。此外作文演讲，足足忙了4个月。终因与马君武在戏曲改革方面存有原则分歧，于1938年9月1日离桂抵港。在香港，他协助“中国旅行剧团”和由该团分化另行组建的“中华艺术剧团”排演话剧。单是为“中艺”就义务导演长剧11个，短剧3个，此外还写了2个电影剧本：《木兰从军》、《开天辟地》。1939年9月28日，他举家三度入桂，主持广西戏剧改进会，担任广西艺术馆馆长兼戏剧部主任、桂剧实验剧团团长，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历届常务理事。这次入桂，时间长达7年之久。在桂期间，他利用桂系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进行抗日宣传，创作了《忠王李秀成》、《越打越肥》、《战地鸳鸯》、《一刻千金》、《旧家》等话剧剧本，并大力进行桂剧改革，先后把《桃花扇》、《木兰从军》改编为桂剧，还创作了桂剧剧本《搜庙反正》、《广西娘子军》、《胜利年》等，此外还写了大量的文章，导演了20个左右的话剧，表现了充沛的精力和可贵的政治热情。1944年2月15日，西南戏剧展览会在桂林开幕。这是中国戏剧史上的空前盛会，历时3个月，与会者有来自8省团队戏剧工作者千余人，是国民党统治区抗日进步演剧运动的大检阅。欧阳予倩作为剧展的筹委会主任，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与田汉、熊佛西等一起为剧展的成功举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4年6月下旬，由于日寇铁蹄的步步逼近，桂林文化团体开始疏散。但欧阳予倩一直坚持到9月上旬才率领广西艺术馆的部分工作人员离开桂林，撤往桂东南的昭平县。在昭平，他和张锡昌、千家驹、胡仲持等创办了《广西日报》昭平版，继续从事抗日宣传。作为该报的社务委员，他积极撰稿，在报纸创办的11个月中，他发表了创作、专论、时事述评、回忆录、文艺杂谈等大小文章，共40余篇之多。

　　抗战胜利后，他于1945年10月20日返回桂林。经过日寇的浩劫，昔日文化城已成了一片废墟。他所苦心经营的艺术馆和广西剧场，也已荡然无存。“为引春风入芜城，再把锄头种新柳”，他慨然之余，重建了广西艺术馆，恢复文协桂林分会的活动，组织救灾义演。针对蒋介石反动面目的日益暴露、对人民实行严酷的思想控制，他写下了《保障作家创作自由的建议》和短剧《桂林夜话》、《言论自由》。1946年7月11日和15日，著名的民主斗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更激起他一腔热血，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讲。这些都触怒了广西国民党反动当局。他们指使特务造谣污蔑，并在《中央日报》桂林版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性的文章。欧阳予倩愤而辞去广西艺术馆馆长之职，于1946年秋离开了生活、战斗达7年之久的桂林。

　　1946年10月间经广州抵达上海，无以为生，只得卖稿度日，写下了电影剧本《关不住的春光》和京剧《孔雀东南飞》。1946年12月应台湾省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之邀，与“新中国剧社”共同赴台，协助该社排演了《郑成功》、《日出》、《桃花扇》。1947年2月28日，台湾各族人民爆发了反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二·二八起义”。不久，起义被镇压，经过不少周折，他与剧社才得以返回上海。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加剧，他于10月下旬抵达香港。在香港，再次步入影坛，编导了电影《野火春风》和《恋爱之道》。

　　1949年4月初，在党的协助下，他秘密离港，经海路进入解放区，抵达北平，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和第一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他是大会常务主席团成员，后被选为中华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委会主任。9月21—27日，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典。

　　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命筹建中央戏剧学院，1950年4月2日该院正式成立时担任第一任院长。在旧中国，他在南通、广州、桂林曾几次办过戏剧学校，但限于条件，多方受制，收效甚微。人民政权为他创造了发挥自己才能的良好条件，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一心扑在戏剧教育事业上，不顾自己花甲之年和有病之躯，辛勤劳作。他制定了科学的教学计划，并亲自授课。他强调演员要练好基本功，话剧演员要进行形体训练，尤其要念好台词。为此，他专门走访语言学家罗常培，学院也开设了台词课，他还兼任台词教研组组长。他提倡要用科学的方法总结和继承我国戏曲的优良传统，使话剧能从传统戏曲中吸取营养，故除了亲身实践以作示范外，还邀请各剧种优秀演员来校传授经验。他主张戏剧教育要和创作、演出、研究结合起来，故在学院创办了一所对教学和研究起示范和推动作用的实验话剧院。他平易近人，扶掖后进，工作深入，任劳任怨，处处以身作则，为培养我国新型的戏剧人才呕心沥血，作出了巨大贡献，全院师生员工都亲热地尊称他为“我们的老院长”。

　　欧阳予倩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之外，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他一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在新中国成立后，思想上更是发生了质的飞跃，终于从一个民主主义的爱国者发展成为共产主义战士。1955年12月5日，他以67岁的高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誓言中这样说：“我前半生算是糊里糊涂地过了，45岁以后是多少有些进步。只有最近的6年才觉得活得真有意义，尽管我已经60多岁，还患着难治的关节炎症，我有信心愉快地活下去。我深深地感觉到中国共产党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最可爱的党。只有依靠党才有真正的生命，依靠党才能够对事业有信心，有勇气，有成就，对祖国有所贡献。从我40余年的经验证明个人奋斗是有很大的局限的。参加党的组织便可使渺小之躯发挥无限的力量。”

　　事实确是这样。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入党以后，他方向更明，干劲更足。在繁忙的教学行政工作之余，他争分夺秒、甚至抱病从事创作与著述，其中创作的有：《和平鸽》(舞剧，1950年)，《矿工的女儿》(电影剧本，1958年)，《黑奴恨》(大型话剧，1959年)，《我怎么学习演京剧》(自传，1959年)等，著述成集出版的有《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主编，1956年)，《话剧、新歌剧与中国戏剧艺术传统》(理论，1959年)，《我怎么学习演京剧》(自传，1959年)，《自我演戏以来》(回忆录，重新整理修订，1959年)，《一得余抄》(艺术论文集，1959年)，《电影半路出家记》(回忆录，1962年)，《唐代舞蹈》(主编，1980年)等，此外，尚有散见于报刊的大量文章。关于他的创作，新中国成立后结集出版的有：《欧阳予倩剧作选》(1956年)，《欧阳予倩选集》(1959年)，《欧阳予倩文集》(1、2卷，1980年)，《欧阳予倩戏曲选》(1982年)；出版的单行本有：《人面桃花》(话剧，1954年)，《孔雀东南飞》(京剧，1959年)，《桃花扇》(话剧，1957年)，《桃花扇》(京剧，1959年)，《黑奴恨》(话剧，1962年)等。

　　1962年9月21日，欧阳予倩因患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心肌梗塞症，经长期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终年74岁。临终前，他口授了如下一段话：“我是一个什么人呢?我是一个戏剧运动的积极分子。尽管犯过错误，走过弯路，但我是彻头彻尾的积极分子。我自己肯定我一直为此奋斗了一生。我当过演员，当过导演，写过剧本，搞过研究工作，搞过话剧、歌剧、地方戏，这一切都是为了运动。有错误那是水平所限，但我一生为戏剧运动没有退缩过。”这是他临终前诚挚而谦虚的自我鉴定。为了戏剧事业，欧阳予倩确实奋斗了一生。党和人民给予他崇高的评价，他的名字和业绩将永垂史册，活在人们的心中。

　　欧阳予倩主要艺术成就及特点

　　欧阳予倩一生创作话剧21部，戏曲27部。创作改编和修改过的戏曲剧本不下50部，他的剧作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具有与时代脉搏相通的进步倾向，如1913年创作的《运动力》，是他在辛亥革命后对“革命新贵”的嘲弄。“五四”运动时期，他的《回家以后》、《泼妇》和《屏风后》，都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主题，它们或揭露旧道德的伪善，或宣扬妇女解放和个性解放，艺术构思也是多姿多彩的。《同住的三家人》和《不要忘了》可作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左联时期的代表作。抗日战争时期，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他的所有艺术作品中都有反映，代表作是多幕话剧《忠王李秀成》和《越打越肥》等独幕讽刺小品。欧阳予倩最成熟的话剧创作是1947年由京剧改写的《桃花扇》，这出戏至今仍是中国话剧舞台的保留剧目。1959年发表的《黑奴恨》(根据《黑奴吁天录》重新改写)一剧，则可称他的压卷之作。

　　《桃花扇》原是清代孔尚任编写的传奇剧本。1937年冬上海沦陷后，欧阳予倩和他的剧团排练演出了京剧《桃花扇》的改编本，借古喻今，流露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1939年在桂林，他又将京剧《桃花扇》改编成桂剧演出。话剧《桃花扇》是1947年初欧阳予倩和新中国剧社到台湾演出时，由于这时已是抗战胜利之后，话剧本删去了抗战时期过分影射时局的部分，突出了正义与邪恶，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思想斗争。话剧《桃花扇》塑造了一位富有反抗性格，具有坚贞爱国情操的风尘女子李香君的形象，1947年由新中国剧社首演，由欧阳予倩执导。1957年，欧阳予倩为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再次导演《桃花扇》，以他精湛娴熟的导演手法，和演员、舞台美术工作者共同创造了和谐统一完整的演出，体现了他将话剧和民族传统戏曲的精华融为一体的思想，体现了他特别强调的民族感情及其表达方式，以独特的民族格为话剧民族化的探索作出重大贡献。

　　欧阳予倩导演过很多话剧，由于他对中国民族戏曲有很深的造诣，故他导演的话剧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他导演的戏曲，又吸收了话剧的某些特点，丰富了表现力。田汉曾称赞说：“欧阳予倩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戏曲和现代话剧之间的一座典型的金桥”，他的导演风格细腻，严谨。欧阳予倩一生重视改革，注意汲取外来经验，他较早地介绍西方和苏联的各种导演流派及不同的艺术见解，善于吸取古今中外一切精华，为创造中国民族的演剧艺术体系奋斗了一生。

　　欧阳予倩主要著作目录

　　话剧

　　潘金莲 新东方书店1928年第1版

　　青纱帐里 大时代出版社1937年第1版

　　欲魔 据俄国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改编，现代戏剧出版社1939年第1版

　　忠王李秀成 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年第1版

　　回家以后 重庆中周出版社1944年第1版

　　桃花扇 重庆中周出版社1947年第1版

　　黑奴恨 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第1版

　　京剧

　　人面桃花 宝文堂出版社1955年第1版

　　桃花扇 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版

　　歌剧

　　梁红玉 上杂出版社1938年第1版

　　散文集

　　闲事闲谈 中国文化服务社广西分社1942年第1版

　　怎样学会了演京剧 宝文堂出版社1959年第1版

　　童话集

　　欧阳予倩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版

　　论文集

　　予倩论剧 广东戏剧研究所1931年第1版

　　话剧、新歌剧与中国戏剧艺术传统 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第1版

　　欧阳予倩戏剧论文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版

　　文化理论

　　中国戏剧研究资料初辑(文艺理论) 文化艺术出版社1956年第1版

　　一得余抄(理论集) 作家出版社1959年第1版

　　剧选、文集、回忆录

　　自我演戏以来(回忆录) 神州出版社1933年第1版，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版

　　战时戏剧选 战时出版社1938年第1版

　　近代戏剧选编选 一流书店1942年第1版

　　欧阳予倩剧作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1版

　　电影半路出家记(回忆录) 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第1版

　　欧阳予倩文集(1、2卷)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第1版

　　欧阳予倩戏剧选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

　　其他

　　谭嗣同书简(书信集) 桂林文化供应社1942年第1版

　　唐代舞蹈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1版